阿黄不知从哪里找到一张地图，要我给他们找风镇，他们都想知道风镇到底在什么地方。
我们找了半天没找到。
“这个地图太简略了呀！”我抱怨道。
雅克说：“你得接着说后来的事情啊。”
我就说。
我和爸爸离开风谷的时候，大概没有什么人知道。
汽车转过一座又一座山坡，爷爷的学校就不见了。
我坐在爸爸的腿上，这样他可以省下一张车票钱。汽车在乡间公路上颠来颠去，他格外小心地将我抱紧。
爸爸一直沉默，偶尔看看窗外。他的脸的两边，往里陷得很厉害，几乎可以容纳我的拳头。
他的脸像冬天的天空一样苍白，眉头皱着。我猜，他大概是胸口疼。
到达风镇那天，天气很好，风一吹，天空里的树叶就哗哗地响。肮脏的汽车终于离开数不清的盘山公路，摆脱大山和沟壑，开进两边有成排房子的街道。那些房子歪歪斜斜的，窗台伸出来，成为柜台，上面摆着出售的杂粮，或者塑料制品。一些屋檐下挂着菜干、辣椒，还有蓝底白花的蜡染布匹。
“爸爸，就是这里吗？”
“嗯，我们到了。”
“风镇，有很多人吧？” 想着以后看见的都是陌生人，我很不自在，很胆怯。
“有两三万吧，全城。”
“那是多少啊？他们都在什么地方？”
汽车一路进来，我看见的不过就那么几个人，那些小孩在马路上抽陀螺，司机拼命冲他们按喇叭。他们跑起来那么快，仿佛喇叭声是风铲，将他们“呼”全送到街边屋檐下。
爸爸说：“如果是赶集天，他们就都在街上，你会看见的，很多很多人！”
下车后，我因为晕车，站都站不稳，全身发抖。我恍恍惚惚地，在街边，守着两包东西，一包是我们的衣服和爷爷留下的书，一包是爸爸的收音机和CD机、许多音乐磁带和碟。还有一只像蛋糕那样黄澄澄的小提琴，弦和弓都坏了，但琴身很干净，亮闪闪的。
太阳将我全身晒得暖洋洋的，我渐渐镇定下来，站稳了。春风像刷子，软软的，呼呼地，刷过我的面颊，舒服极了。地上的玻璃渣子，在太阳底下折射出五颜六色的光芒，我看得入了迷。偶尔，一个扛扁担的农民从我面前经过，投过来善意又好奇的目光。
爸爸先带我去看小学，那宽阔洁净的大操场、成行成排的白杨树，让我很喜欢。
之后，我们来到一栋红色的小砖房前。它的顶上是水泥板，长了一些杂草。墙面上突出的砖都粉了，用手指就可以抠下渣来。
窗户小小的，好像它一直在很小心地呼吸。它拖着一条铰链，像小手，开窗的时候可以替它撑住。窗玻璃十分模糊，还有裂纹。
“儿子，喜欢吗？”
“爷爷小时候，就住这里？”
“嗯。”
我点点头：“我希望屋顶上歇满鸽子。”
“会的，儿子，鸽子会飞来的。”
我依然踟躇着。我突然明白，一钻进这小房子，我的童年生活就彻底宣告结束了。
小砖房的门框已经变形，大概刚被雨水浇过，发胀，突出来，开门关门，都得使劲，才合得上，还会发出很响的声音。从阳光地里跨进黑屋子，我什么都看不见，适应一会，才发现里面十分干净，有床，还有木头的桌子和椅子。
爸爸推开窗，用铰链固定住。从外面看，就像一扇小门开了一样。
他将耳机塞到我耳朵里，然后去生火煮饭。我在浩浩荡荡的音乐里，感觉到心脏怦怦跳。
很快，米饭的香味飘过来了。爸爸依然像过去那样，把半熟的米饭扒进甑子，将干净毛巾浸水，拧干，然后把锅底金黄的熟米饭捏成饭团，给我。
偶尔，会有一些老人来看我们。他们是爷爷的朋友，认识爸爸，叫着爸爸的小名，说一些爷爷和爸爸小时候的好笑事情。
爸爸从来都是笑笑，请他们喝茶。他沏的茶很香，他们赞不绝口。
爸爸在客运站里找了一份洗车的工作，我在小学里上学。
我们的早餐有面条，中午我吃烤土豆，晚上爸爸又回来给我做饭。晚饭后，我做功课，爸爸依然听音乐节目，还听收音机里教的“英语九百句”。睡觉前，他又放古典钢琴或神秘的电子音乐。等磁带的一面走完，发出轻微的咔嗒声，我完全沉入梦乡。
有一回，他弄回来一架电子琴。虽然他不止一次说过，这东西没意思，但许多时候，他还是把它拨来拨去。
我倒觉得电子琴很不错。它音质稳定，音量大小可以调节，又有节拍，还有许多混音。它几乎可以成为一个小乐队，比小提琴单调的独奏好多了。
周末爸爸仍然要上班。
我一个人在家，玩电子琴。它一开始奏乐，我就忍不住，合着它的节奏跺起脚来。音乐把李小根他们吸引来了，我们玩“十个印地安小孩”的游戏，玩“小蜘蛛”：有一只小蜘蛛爬进排水管道里。天下大雨，蜘蛛被冲出来，太阳出来，把雨水晒干，小蜘蛛又重新爬进排水管道里。在玫瑰花的周围，水桶已经倾斜，我们全都掉下来……
我们一边大声地唱，当唱到“五六，难受；七八，我们躺下”时，大家都得躺到地上去，直到有人唱“九十，又重新开始”，才可以起来。我们的歌声和哄闹，引得街上的人们纷纷探头张望。
那是多么美好的一段时光！
雅克说：“你是不是，得说说你妈妈？”
“我没有妈妈。不对，我只是没见过她。”
我五年级的第二个学期，有几天，爸爸心神不定，还不小心摔碎了他唯一的茶杯。他抽烟，把自己呛得咳嗽不停。我抢他手里的烟，用脚踩，彻底灭掉。我很生气，因为他的肺是不能够被烟熏的。
爸爸说：“超——”他哭了。他说，客运站洗车队已经被人承包，人家要年轻人，他没有活干了。
“我们再找一个工作呗！”
他找了，没找到。他想去广东找。看我疑惑的样子，他进一步说，也许还会找到我妈妈，她可能在那边呢。
我不相信：“她啥时去的啊？她长得什么样？为什么从没有人提起她？”
“这个……很多年了，对，很多年了。”
他的悲伤暂时消失了，目光躲闪起来。
我真伤心：“她离开家，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太小了啊！”
“她到底叫什么名字？记得你说，她叫林道静，有一次又叫卓娅什么的。”
“我还说过她叫王小丫呢。因为，我们都能肯定，她是王家寨人。”
“王家寨？”
“对，风谷中学附近有一个张家寨，还有一个王家寨。很奇怪，那张家寨尽生男孩，王家寨尽生姑娘，所以，以前那地方的婚嫁，都是姓张的娶姓王的。”
“你确定，她真叫王小丫？”
“不，不确定。”
我彻底生气了：“她到底叫什么，你是不是又想出了一个什么新名字啊？”
他目光躲闪：“对不起，爸爸记不得了。”
“我的天！”我大声叫起来。小时候，就听人说，我爸爸某些方面是天才，有些方面却一塌糊涂。我只好叹口气：“那你会不会也记错我的名字？”
“当然不会，儿子。”
爸爸说要去找妈妈，这事情就变得格外重要起来，我不能阻止爸爸。要是我的爷爷活着，哪怕远隔千山万水，我也一定会去找他。
爸爸说：“超，你大了，照顾好自己，爸爸去打工，说不定能赚很多钱回来，不只是给你买小提琴，说不定还可以买钢琴……你饿了，买馒头吃，东边王婶家的馒头不会有添加剂。晚上煮面条，好好学习……”
我的眼泪忍不住哗哗流，想吞回去都不行。“这没什么。”我用衣袖一把抹掉眼泪。我总不能和爸爸，两个大男人，哭成一团啊。我要是再哭，爸爸就动摇了。
“你爸爸我很内疚。”
“爸，你可千万别觉得我可怜！”
“嗯，你不可怜。”
“你去吧，别犹豫。”
“知道。”
“咱们还得说好，你几时回来。总得让我有个盼头，对不对？”
“对对对。”爸爸笑了。他喜欢我的这种态度，这是我们惯常对待困难的态度，既不当回事，又实实际际，还有一丝半点诙谐。
他说：“很快，几个月，或者一年。你知道，南方夏天很热的，爸爸不一定顶得住。”
“我是怕你挣不到钱，又找不到她，就不回了。”
“这不可能，儿子！”
“我们拉钩吧。”
“好的，拉钩。”
“你在客运站坐车吗？我送你。”
“不，我明早走得很早。儿子，你还是像平时那样吧，起床，吃早餐后上学。以后自己照顾好自己。”
第二天早晨，我醒来的时候，爸爸已经走了。蒸笼里有他蒸好的热馒头。
到学校里，我又发现书包里那只很旧的单音口琴不见了，换成了一只闪闪发光的新口琴——我一直想要的重音口琴。爸爸一定早就准备好了！我把新口琴横到嘴边，深吸一口气，吹进去，立刻听到一组和声，像突然起飞的鸟儿，从我的胸腔里直接翻腾出去……
阿黄说：“奥特曼，你看，爸爸们都是这样，说走就走了，我老爸老妈就是这样，为了赚钱，儿子也可以不要了！”
我想着这个问题：“这个……我爸爸很爱我。虽然他一直没有表达出来，但我知道，他很爱我！”
“何以见得？”
“他从来不会用粗暴的态度对待我。当我长大一点，就发现，他总是用一种商量的、鼓励的口吻和我说话，好像我是个最最重要的、了不起的人物。”
雅克哼哼起来，像是唱歌，像哭，又像是骂人，还像是生病发出呻吟。我不知道为什么别人爸爸的故事，会在他身上引起这么大的反应。
我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能感觉得到爸爸的目光。他望着我的时候，目光温和，好像他正在心里给我唱一支最最好听最最柔和的歌，好像他不止是一个父亲，也是我的母亲。他是我所有的亲人……他脸色苍白，面容有些淡淡的感伤。他唱起歌来，拉起琴来，那若有若无的忧伤，就沿着琴弦上那一丝丝光芒，飘飘然，进入透明的空气当中……
天蒙蒙亮的时候，金毛鼠拿来不少东西。
他说，最近火车站严查严打，得转移地方。他准备让我们做一件最最舒服的工作，一点不累的那种。
他说的最舒服的工作，就是上街乞讨。
这太丢人了。但是如果不服从，谁都知道后果会是什么。
他开始给我们装扮。
有个小孩的一只手被裹在衣服里，变成残疾人。阿黄和雅克拍档，金毛鼠说，他们演一对孤儿兄弟，挺配。
那些更小的孩子，去卖花。一辆小面包车，在我们脑子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就把大家拉到了市中心。
在中山四路和中山五路上，我们穿得破破烂烂，头上贴着膏药，每每相隔二三十米，一个个跪在街边上，低着头，面前摆着同样的一个不锈钢钵子，二元店里堆了一地的那种。
雅克和阿黄面前，报纸那么大的白纸，上面写：我们是一对从河南来的兄弟，来找打工的父母，可父母生病已经去世了，在殡仪馆里，没有钱，不能火化。求叔叔阿姨帮忙，给点费用，给点回河南的路费，等等。旁边还有医院和殡仪馆的证明。
为了让他们装得更像，我的书包给雅克背上。
金毛鼠的眼光，贼亮贼亮的，不时从对面的街上，那些骑楼的柱子后面，扫描过来，监视我们。
街上的人都挺慷慨，尤其是那些时髦的哥哥姐姐，特别心疼我们，有时会放下一大把零钱，钵子很快就装满。每隔几个小时，行人稀少的时候，金毛鼠就过来，把钵子里的钱收走。
阿黄得到一个蛋卷冰激凌，我们老远就闻到那香甜的味道，口水直流。有一个姐姐看我满头汗水，把她的伞放在我头上。那是一把紫色的阳伞，非常漂亮，阳光被它过滤后变得温和、凉快了很多，我脸上的皮肤不再发烫了。
这伞太漂亮了，我挪动一下自己，避免衣服擦脏它……金毛鼠等那姐姐走远，立刻过来把它收走了。
我向左边瞥一眼，看见雅克难受又滑稽的模样。他背着重书包，一动不动地跪着，不能动，不许和阿黄说话，不能抬头，得保持万分悲伤的、肃穆、可怜的样子。要做到那样的效果，他俩得一直在心里演奏哀乐吧？
最舒服的，是那些小小孩，他们手里拿着花，看见时髦的男女大学生，就上去兜售。花当然是不新鲜，可裹在花纸里，看不出来。关键是，哥哥姐姐们总是一男一女在一起，小孩说：“大哥哥，姐姐很漂亮，你买枝花给她吧。”哥哥和姐姐就互相看一眼，都不好意思地笑起来，哥哥立刻就掏钱了。一些买过多次的男学生，看见他们围上来，就对女伴大喝一声：“卖花小孩来了，炸开！”
也有不理睬的。
比如那些成年人，他们神色疲惫，匆匆忙忙，不容易相信别人。
当然，这也是有办法的。金毛鼠说过，不许放过从你旁边走过的任何人。要是遇到不买的，就直接扑上去，抱住他的大腿，往他的名牌衣服上吐口水，咬他，一边说：“求求你，我饿，求你买枝花吧。”
金毛鼠教的这招很灵，又爱面子又痛的男人，往往赶快扔下钱，花也顾不得要，大步逃走。
小孩们偏偏不完全照金毛鼠说的做，他们宁愿把口水和牙齿用到他身上——如果有机会的话。不过，金毛鼠已经是狐精了，小孩子一个眼神，一个表情，一句没有说出来的话，他全知道。他总有招治他们。他教他们分辨有钱人和穷人，从有钱人那里拿回更多的钱，给每个人规定了任务和份额，谁不努力，晚上就吃竹板子，把手心打得血红，肿得像马拉糕。
当脏小孩们扑上去，抱住那些成年人的大腿的时候，成年人总是被吓得不知如何是好。他们没想到，小孩子的力气挺大，一旦被抱住，就挪不动了。他们担心被小孩子弄脏衣服，瞧那急的，那样子！本来，他们不掏出口袋里的钱，是有冠冕堂皇的理由的：不能纵容小孩子从小不劳而获。而且，作为一个体面的成年人，不能随便改变自己的态度，不能因为小孩子抱腿就屈服。
结果就僵持着。
体面的成年人和肮脏的小孩一僵持，就有人回头看，甚至被围观。那成年人更加尴尬。没有人会指责小孩子，过路人只会说他孤寒。碰巧，说不定还会给熟人看见，那就更难堪了。结果，只好掏出一块钱来，想赶快了事。
僵持了这么久，只给一块钱，小孩子不干了：是大人哦，那些学生哥哥可以给一块，大人不行，得要十块，谁叫他一开始，就想把小孩子当垃圾扔开呢！
这小孩子也不说话，只是继续抱着大人的裤腿。
有些男人就会一块一块地继续把他的零钱清理出来，得以脱身。有些人不愿意，就骂小孩。小孩干脆哭起来，死死抓住，还往他衣服上蹭鼻涕，他更急了……
看这样的演出，挺过瘾，那真是，小孩子可以欺负大人，弱者可以让强者——特别是那些看起来很体面却又很抠门的家伙——尴尬、着急、无可奈何。但是，看多了，心里很难受，好像我们在和大人比赛，看谁更卑鄙更无赖，更能死硬到底。
这种疯狂的游戏每天都在上演，它让我感到深深的失望，感到沮丧。
太阳晃着我的眼睛，漫长白天的灼热和明亮无处躲藏。
我把头低下去，深深地埋下去，额头抵着地，或者搁在自己的膝盖上，睡觉。不断地，在一程又一程的时间里，做一个白日梦。
这，恐怕是我唯一的本事了。
我和雅克商量，让他在恰当的时候——金毛鼠吃饭或上洗手间，或者打盹的时候，把书包还给我，那样我就可以无牵挂地逃走。
他不愿意。他怕被惩罚。他撸起裤子，让我看腿上一个粉红的缎面疤，光滑，发亮，那是他刚落进老鼠窝时，被金毛鼠用烟头烫的。
他又说：“奥特曼，我不想你离开，自己去混。你是个人物，或者会成为一个人物，我不想没有好戏看。”
“你尽说些没用的话！”我气得说不出话。
不过，很快就有好戏看了，不是我，是他的。
一个穿戴讲究的中年妇女，用报纸上的话说，就是中产阶级，或叫师奶的那种，连续几天，天天来给雅克送钱，出手大方。有天，她又来了，是和一个男人，她丈夫，一起来的。他们蹲下来，拉着雅克和阿黄的手，眼圈红红的，问这问那，一口一个“好可怜的孩子……”
他们向大家宣布，要收养这俩孩子，引来很多人围观。男人耐心告诉大家，他是潮州人，在此地开制衣厂。本来，他们是有孩子的，可是有次在高速公路出车祸，俩孩子都没了。他太太一直很伤心，到现在都没有恢复过来。这俩孩子，跟他们的俩孩子真的很相像，他太太惦记得饭都吃不下了。正好，俩孩子没爹没妈，那么苦命……
可把金毛鼠急坏了。他不得不挺身站到人堆里去，伺机指挥雅克行动。
潮州人的演讲，和他太太的眼泪，非常恰当地搭配在一起，感动了所有路过的人。是啊，如果有人帮帮这两个可怜的孤儿，那多好啊！人们开始劝说两个可怜的孩子，接受好心人的帮助吧，给自己找一个新的家。
金毛鼠一遍又一遍地捋自己头上那一撮黄发。他现身出来，说：“大姐，收养要先去民政局办手续的，你们还是先去办手续吧。”一边推他们走。
那夫妻俩表示，要去，得带俩孩子一起去，一次就把手续办好。这一来，热情的人们帮忙着，给两个孩子收拾收拾，让他们一起去民政局。这一忙，就出问题了。有人喊：“不对，这医院的证明是假的！”
大家仔细看那些证明。
又有人喊：“殡仪馆的证明也是假的！”
“看看他们的学生证！”有人建议。
雅克窘的，两条瘦竹竿腿抖得都要跳霹雳舞了。
金毛鼠急忙给雅克和阿黄使眼色。我乘乱，去雅克背上拉我的书包。我的心怦怦跳起来，只要书包拿到手，我就跑掉。但我刚够着书包带子，手臂上就被金毛鼠狠狠打了一下，痛得我头上冒汗，手臂无力地垂下来，一点感觉都没有，好像断了一样。
雅克和阿黄分头钻出人群，逃跑了。大家开始批评俩孩子，俩孩子都不见了，他们还在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指责这恶劣的社会现象。
晚上，我把整个过程一遍又一遍地讲给大家听。
嫌不过瘾，我干脆指挥他们表演起来，我扮演师奶，另一个小孩扮潮州人，我们在雅克和阿黄面前一会儿蹲下去，一会儿又站起来，对他们说话、提问。我只要一憋着声音说“好可怜的孩子”，就会引来大家的哈哈大笑。我们问什么，他俩就得回答什么。可是，有些时候，我们并不问老一套，会换些新花样，结果他们的回答就牛头不对马嘴，把大家笑惨了。
我们打算每天晚上都表演一次，我把节目做些改进。比如说，当“潮州人”说：“老婆，这两个孩子的证明是假的啊。”我就跟着说：“这事可大了！”
“潮州人”又说：“哎，老婆，这俩孩子好像有一个也是假的，别是人手不够，老板亲自装的啊？”我就上去摸摸雅克的喉结，说：“果然是个老头啊，是金毛鼠那家伙啊！”阿黄就得喊一声 “妈呀”吓晕在地上。然后，大家一拥而上，揍雅克的尖屁股，一边骂：“打死你！打死你这个坑害小孩的臭老鼠！”
雅克很会演这个，他总是让背先着地，然后屁股翘起，来一个大翻转。小孩子们笑得流泪，在揍雅克一通之后，一个个都翻起筋斗来。
连续演了几个晚上之后，雅克就不太乐意了。
“我算是明白了，你们对付不了金毛鼠，就拿我当沙包。我这屁股都疼了，还真打呢。不行，这游戏规则得重新订，我可不能替那家伙挨打。”
雅克说的有道理。而且，雅克的确聪明，很快拿出了一个很棒的方案：大家动手，做一个象征金毛鼠的沙包。
做沙包得有许多材料，比如说包装皮，是布的好呢，还是——当然最好是皮子，但找到皮子的可能性不大。还有，沙子也不好弄。
在沙包做好之前，大家轮流当那个挨揍的金毛鼠，我们划剪刀锤子布，确定了每个人的排期。
有个晚上，我们正在演出，金毛鼠不吱声地开门进来。
他抱着手看一会，上前来拧我的耳朵：“我他妈的就知道是你搞的鬼！”
“老板，这不可能啊，难道你会以为，我跟潮州人是一伙的？”
他一脚将我踹倒：“没什么可解释，也不用解释，你他妈的一直想逃跑，以为我不知道？老子今天要杀一儆百，大家看好，想逃跑是个什么下场！”
他把我拖过去，按在地上狠揍，往我肚子上踢一脚，我立刻疼得半天喘不上一口气。紧跟着，他又给了我的脑袋一拳，打得我眼冒金星……他是真想往死里打了。
我想拼尽吃奶的力气哭喊，可是，我喊不出来了。我听不到自己的声音，我的呼吸几乎要停止了……脑子里嗡嗡的，好像有一万只金龟子在里面旋转……
我从天空里掉下来了，从树上摔下来了……
我猜，我大概已经成了一团泥土，成了一只不会说话的虫——春天的时候，你翻开那些树下的石头，就可以看见白色的虫，没有嘴巴，没有眼睛，但它会在失去黑暗和泥土的温暖之后，蜷曲起来……我就是那样的虫，叫不出声。
有些地方很疼，很多地方麻木，我的眼睛看不见东西，身体已经没有感觉……但我的心脏在跳，在疼痛中微弱地跳动……我气息微弱，已经没有呼吸的力气……
很久很久，我听见很多小孩子的哭声，是我的伙伴们，他们在哇哇大哭。
金毛鼠最后说：“你他妈的再不出力，我整死你！”
之后，四周安静下来了，我掉下去，掉进黑暗中，软绵绵地，像一团吸饱了墨水的棉花，掉下去……
很久很久，我才知道自己是躺在地上，还在喘息。
雅克把我拖到有光的地方。一点点微弱的光，也叫我的眼睛疼起来。
“奥特曼！奥特曼！你没死吧？”
我无力回答。
“全都瘀了啊。”他大声说。
小孩子们全围上来，他们的脸就在我跟前。我想哭，没力气，泪水不断地从眼角，流过太阳穴，流进头发里。
“把他放地上！”是阿黄的声音，“放地上，采地气，他就能活！”
他们听他的，把我在冰凉的地上摊开，把我的手掌按紧灰尘很厚的地面。
“看看明天，他能不能活过来。他们这种人打人都是往死里打的，外表一般看不出来，全是内伤，听说被打之后，躺两天就一命呜呼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能够说话了。我说：“渴……”声音很小，但他们都听见了。他们一直围着我，一张张苍白的小脸，有的还挂着没干的泪水。
阿黄抽着鼻子说：“奥特曼，我帮你的，你知道不？”
我声音微弱：“谢谢。”
“你咋帮奥特曼了？”
“我踢了金毛鼠一脚！”
“谢谢。”
雅克说：“太突然了，我们太窝囊了，否则，大家一齐上，我不相信打不过他！”
我的喉咙很痛。我费力地说：“对，我们要、一齐、行动……”
雅克又说：“以后出去，得想法弄一把小刀藏身上，如果他再打人，就杀死他!行不行，奥特曼？”
“我怕血。”
“如果他真要整死你呢？”
我突然产生了勇气，用尽力气说：“杀死他!”
“杀死他!”他们一齐喊。他们的声音，在我耳朵里留下模糊的回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