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为什么要自酿美酒
人生变迁，聚散无常——这是1916年7月，经亨颐先生在浙江一师毕业生送别会上的开场白。
知了一声，又届暑假期矣，诸生将欣欣言归，得叙天伦之乐——这是1917年7月，经亨颐在学年终业式上的训辞。
光阴荏苒，经十年如一日——这是1918年5月，经亨颐在一师十周年纪念会上的开场白。
今年元旦，余自有一训；愿为社会作马牛——这是1918年7月，经校长在一师毕业式上的开场白。
经亨颐先生一生中一定作过无数的报告和讲话，或长或短，或非讲不可，或仅是应酬客套，现在仅从看到的文字，我是极喜欢他的开场白的，他的开门见山式的讲话，让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直白又很坚定的人，他不绕弯子直奔主题，虽说毕业式每年要搞，纪念会年年要开，这话讲来讲去也就是这么几句励志的内容，但经先生是个认真之人，他还是花样番新地每次都要讲出一个新的内容——这从他的日记中也可看出，为了这看上去拈手就来脱口而出的讲话，他还是在做功课的。
经亨颐的一句名言是：自有家酿，不食沽酒。这是他的自信和高傲，是他积几十底之功经营浙江一师的成果，也是他做事的底线，虽然他并不怎么禁止师生们自己沽来的酒，但内心里他只相信自己酿的酒，即浙江一师的家酿。而本文的主旨之一是，经先生在浙江一师，到底酿了些什么酒？这酒又醉了哪些人，哪些人是进入微醺状态。哪些人又是“酒后闹事”，又是哪些人因此发布了“禁酒令”？
是的，作为浙江绍兴上虞人氏，经先生的酒量是超好的，据说有五六斤黄酒的量，那个年代的文人和百姓，还是喝黄酒的多吧，至少在我们江浙一带，哪像现在荧屏上的民国戏，动辄就是喝红酒或威士忌，这假得都离谱了。而在1919年的中国，又要多少的粮食在发酵，又有多少的酒意在酝酿，又有多少名目繁多的酒在待价而沽？
1919年的中国，不仅是一坛打开坛子的醇郁的黄酒，当然如果从比较的层面上说，也可说是是一瓶打开甚至打碎了的威士忌和伏特加，空气中散发着浓烈的酒气。
正如那些传记所写的某明星的入行完全是误打误撞那样，经亨颐先生之于浙江一师，也是这么一种误打误撞的性质。当1905年浙江废科举兴学堂，在杭州贡院旧址兴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时，谁也不知这个学堂该怎么办？但是时代潮流滚滚向前，办新教育是大势所趋啊！那么好，所谓百废待兴，新生婴儿就要呱呱坠地了，谁来做这个接生婆呢？或者说谁来做这个奶妈呢？学校之难办绝不是从今日始，而杭州贡院前这个新学堂的难弄是大家都知道的，几个月就要换一个校监和教务长，想要当的没能力，有能力的最后也下课了。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学校教育总是扮演急先锋的角色。你看看1919年、1966年莫不如此。那个时候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师范学堂，没有经验可以借鉴呀。不过由此也看出晚清政府也有极开明的一面，那就说去日本找吧。可是留学生在日本都呆着好好的，谁也不愿意提前回国，没有人愿意当这个两级师范学堂的教务长，最后只好拜托在日本的绍兴同乡会来开会决定。当时的同乡会，权力很大，尤是对那些游子们来说，出门在外，异国他乡，靠什么来维系个人和祖国和家乡的关系，靠什么来维系留学生之间彼此的联系？那就是靠同乡会。那是一个国弱民贫的时代，一个中国游子还没有强大到可以离开组织的。绍兴一带的民风和学风，既有刻苦耕读的一面，同时还有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所以想方设法去留学的人数还是颇为可观的。可是就在绍兴同乡会开会讨论谁回国来做这个两级师范学堂的教务长时，聪明的许寿裳和钱家治（钱学森的父亲）都不来参加这个会，老实的经亨颐去参加了，于是大家一致决定派经亨颐回杭州来做这个教务长。没办法啊，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啊，这绍兴同乡会就是一组织啊。当然更重要的一点是，经亨颐也是为自己的经济着想，因为不管怎么说，回来就是可以拿官饷了，何况官府也开出了条件，等把学校办起来之后经亨颐还可回日本继续学业，这等于由自费生变为了官派生。所以在1908年的年底，经亨颐就再赴日本完成学业，这就是条件之一，这也是经亨颐的曲线求学之路吧，因为他的家境并不宽裕。
绍兴同乡会作出决定之后，经亨颐向学校休学一年，并且还带了两个日本老师回国，时为1908年1月。
仅凭此举，可见晚清末年一是人才难得，二是相当的开放，同时也说明当时的海归也非常吃香啊！所谓相当的开放，那也有点病急乱投医或者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味道。因为本土的乡绅们是办不好新型的学校的，那只能请海归来，于是便有了经亨颐的登台亮相。
要注意，经亨颐在日本是学理科的，其专业是物理和数学，此前也学过化学，不过他感兴趣的却是伦理，后来在校授的课也是修身方面的，在今天大概可算是“政治”课吧。这个理科生，后来诗书印画俱佳，学问之全简直不可思议。
一个在日本没有毕业的学生，一眨眼成了师范学校的教务长，是仅次于校长的角色，这个变化让一同前来的一个日本老师很受不了。这个老师叫中桐确太郎，经亨颐还是他的学生，可是现在一到杭州，这个学生的地位竟然在他上面了，所以他是有点看不懂的。不过当两年后经亨颐从日本再次回来时这个日籍老师还在，说明他也还是以饭碗为重的，用今天的流行语来说，就叫“你懂的”。
而当经亨颐回日本继续学业时，又是绍兴人许寿裳接了教务长的职务，这个时候包括鲁迅等都学成归来了，准确的说他们不得不回来了，因为这些百年前的70、80后，实际上谁都不能算是富二代或官二代，就拿今天的话来说，留过洋镀过金，那也得回来闪光了吧，至少有养家糊口之责任了。后来许寿裳在杭州发动了木瓜之役后又愤而走人，这是海归派和国粹派的第一次交锋，这所学校在两年时间里，走马灯似的换了6个教务长，大概把能找到的能人都找来过了，这无疑也为经亨颐的再续前缘铺下了道路。在许寿裳当教务长的时候，海归鲁迅因为没有正式文凭，一开始只能做日籍教师的助手，但这已经是鲁迅回国后的第一桶金。当时在两级师范学堂，海归的老师占整个教师的三分之一以上，且还有外籍教师。
就这样，经亨颐因为在日本参加了一次绍兴同乡会，便被同乡会派回杭州当教务长，这在今天看来是有点匪夷所思的。也就这样，经亨颐和杭州贡院前的这一所学校开始了一种生命中的缘份，这也就是他后来在《六十自述》中写的“杭州初执铎，明远定前缘”。这所初执铎的学校，无论它叫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还是叫浙江两级师范学校，或是后来更名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经亨颐从1908年开始为其服务，直到1920年辞职离开。
1912年，即辛亥革命后的第二年，那真是一个百废待兴的时代啊，革命结束了，这些都参加了民国革命的精英分子都认识到了教育的重要性，也就是在这一年，经亨颐顺理成章地正式做了校长。第二年学校就改名为浙江一师了。说实在的，在发生一师风潮之前，官府对经亨颐还是满意的，至少是默认他的吧，因为那个时候他不仅是浙一师的校长，还是省教育会的会长，且长期连任，后来又兼任浙江省青年团的团长，可以说数付担子一肩挑。完全可以这么说，经亨颐就是二十世纪十年代浙江教育界的第一块牌子，因为当时浙江还没有官办的综合性大学（有教会办的之江大学），那么论办学规模和影响，浙江一师自然是名列第一的。这也从另一侧面证明了一个道理——外来和尚好念经。海归的经亨颐之所以能够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知道世界教育的潮流是什么。
在浙江一师的元老中，大概只有他的乡党同是绍兴上虞人的夏丏尊的资格是跟他一样老的，因此到了1920年，经先生的这坛佳酿至少已经酿了13年，只不过在1920年因为一个“非孝”事件而让酒坛子突然被打开，一时酒香四溢，众人评说不已。
今天当我们回首一师风潮前后的历史，探究经亨颐酿的到底是什么酒时，我觉得有两个要点是必须抓住的，第一，经亨颐是一个注重人格教育的教育家；第二，经亨颐信奉与时俱进的理念，再加上他的人格魅力和管理运作能力，使得浙江一师以及后来的春晖中学成为了中国新文化新教育运动的重要基地。
当然，一个成功的教育家，还得是一个交际活动家，有一段时间里，经先生也活跃于政坛，后来有人在白马湖时期对他颇有微词，就是因为他太热衷于政治了，或者说政务占据了校务，使得著名的春晖中学也面临了危机。
这是后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