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从如下基本事实出发的：群体中的个体通过群体的影响而在他的心理活动方面发生常常是深刻的变化。他的情感倾向会变得格外强烈，而他的智力显著降低。这两个过程显然是接近于该群体其他成员的方向发展的，只是通过取消对每一个人特有本能的抑制，并且通过他放弃他自己特有倾向的表现，才能达到这种结果。我们得知，这些常常不受欢迎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至少通过群体的更高“组织化”而得以避免。但这与群体心理的基本事实相矛盾，即在原始群体中情感的强化和智力的抑制。现在我们的兴趣是指向为群体中的个体所体验到的这种心理变化做出心理学的解释。
虽然，理性的因素并没有包括可观察到的现象。在此之外，社会学和群体心理学权威给我们提供的解释总是同样的——虽然这些解释被赋予不同的名称，即魔力性的词“暗示”。塔尔德称它为“模仿”。
但我们不得不同意一位作者，他主张模仿是暗示概念的引申，事实上还是暗示的一个结果（布鲁格尔斯）。勒邦把社会现象所有令人困惑的特征都追溯到两个因素：个人的相互暗示和领袖的威信。但是威信只是通过它唤起暗示的能力才被承认的。麦孤独暂且给我们这样的印象：他的“情绪的原始诱导”原则可能使我们不需要暗示的假设。但进一步的考虑迫使我们感到：除去对情绪因素的决定性强调外，这种原则不过是我们所熟悉的关于“模仿”或“感染”的论点。毫无疑问，当意识到别人情绪的讯号时，身上所存在的东西往往使我们陷入同样的情绪。但是我们有多少次不成功地抵抗这一过程、抵制这种情绪并以完全相反的方式做出反应，当我们处于某一群体时，为什么总是屈服于这种感染。我们只好再次说，迫使服从这种倾向的东西是模仿，在我们身上诱发这种情绪的东西是群体的暗示性影响。而且，完全除开这些，麦孤独不能使我们避开暗示，我们从他那里以及其他作者那里得知，群体的独特性在于其特定的暗示感受性。
所以，我们接受这样的观点：暗示实际上是一种不可还原的原始现象，是人的心理生活的一个基本事实。这也是伯恩海姆的观点。我在1889年曾目睹过他的令人惊讶的技巧。但是我能记得那时就对这种粗暴的暗示感到一种压抑的敌视。当一个表现出不服从的病人遭到呵斥：“你在干嘛？你在反暗示！”我就自言自语说，这是明显的不公正，是一种暴力行为。如果人们试图用暗示使这个人就范，那么他肯定有反暗示的权利。后来，我的抵抗集中在反对这样的观点上：解释一切的暗示本身将用不着解释。想到这里，我复述过古老的谜语：
克利斯朵夫生出了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又生出了整个世界；
可是克利斯朵夫当时何处立足？
在大约三十年回避暗示问题之后，如今我又再次探讨暗示之谜了。我觉得在这方面的境况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我注意到，特别努力地系统阐述了暗示这一概念，即固定在该名词的因袭用法上（例如，麦孤独），这绝非是多余的。因为这个词获得了愈来愈广泛的用法，并且在德语中的涵义也越益模糊，不久将用来表示无论什么类型的影响，正像在英语中所表示的那样，“勤告”和“暗示”对应于我们德语【建议】和【鼓励、激发】。但是一直没有对暗示的性质做出解释，即没有对在无适当的逻辑基础情况下发生影响的条件做出解释。如果我没意识到即将进行以完成这个特定任务为目的详尽探究，我是不会回避通过分析近三十年的文献来支持这一陈述的任务的。
以简明群体心理学的目的作为替代，我试图使用力比多的概念，这一概念在研究精神神经症中给予我们极好的帮助。
力比多是取自情绪理论的一种表述。我们用这一名词称呼那些与包含在“爱”这一词之下的一切东西有关的本能能量——以量的大小来考虑这一能量。我们用爱一词所指的东西的核心，自然就是以性结合为目的的“性爱”。但是，我们并不把在“爱”这一名称中所共有的东西分离开来，例如“自爱”以及对父母和儿童的爱、友爱和对整个人的爱，还有对具体对象和抽象观念的奉献。我的根据在于这一事实：精神分析研究告诉我们，所有这些倾向是同样的本能冲动的表现：在两性之间的关系中，这些冲动迫切地趋向结合，但在其他场合中，它们离开了这一目标，或者避免实现这一目标，尽管它们总是保持着它们原初的本性，足以使得它们的身份成为可认识的（诸如在渴望亲近和自我牺牲那样的特性中）。
于是我们的意见是，语言在创造具有多种用法的“爱”一词的过程中，已经行使着完全合理的部分统一。我们顶多不过是把它也当做我们科学讨论和解释的基础。当精神分析做出这一决定时，它引起了一场轩然风波，似乎它是荒谬绝伦的发明活动的罪过。然而它在这种“宽泛”的意义上看待爱，并没有做出独创性的东西。在其起源、作用和与性爱的关系方面，哲学家柏拉图的“爱的本能”恰好与“爱力”即精神分析的力比多吻合。正如纳赫曼佐思和普菲斯特尔已详细表明的那样：当使徒保罗在他著名的《哥林多书》中赞美爱至高无上时，他肯定是在同样“宽泛”的意义上理解它。但这只是表明，人们不总是严肃地对待他们的伟大思想家，即使当他们极力声称尊祟伟大思想家的时候亦如此。
于是精神分析把这些“爱的本能”称做“性本能”，并根据它们的起源称做占有。大多数“有教养的”人把这一术语当做是一种侮辱，并用“泛性论”的责难作为报复来攻击精神分析。把性当做是对人性的抑制和耻辱的任何人，将随意地使用更文雅的词“爱的本能”和“爱欲的”。我自己本可以从一开始就这样做，这样会使自己免遭更多的敌对。但我不想这样做，因为我不愿意向怯懦屈服。人们决不能说清楚这种屈服可能把你引向何方，人们首先在用词上屈服，然后一点点地在实质上也屈服。我看不出羞于谈性有何好处。希腊语“爱的本能”——就是为了婉转地避免这种冒犯，最终不过是我们德语词“爱”的翻版。
于是，我仍用如下假定来试试我们的运气：爱的关系也构成群体心理的本质。让我们记着，权威们并没有论及任何这样的关系，与这种关系相一致的东西显然被隐藏在暗示的屏障后面。我们的假设一开始就从当下流行的两种思想那里得到支持。首先，一个群体显然被某种力量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的本质除了归之于把世界上的一切结合在一起的爱的本能外，还能更好地归之于什么别的力量吗？其次，如果个人在一个群体中放弃他的独特性，让群体的其他成员通过暗示影响他，那么给人的印象是：他的确是这样，因为他感到有必要与其他成员融洽而不是对立——以至于他也许毕竟是“为了爱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