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我们就容易解释，安慰性的保证和严格的道德要求是如何与宇宙起源论结合起来的。儿童把自己的存在归之于与父亲具有相同特点的人，此人也在儿童弱小和无助的状态中向他们提供保护和监护。由于儿童面临着潜伏在外部世界的一切危险，所以他在父亲的保护下感到安全。当然，他知道，当一个人自己长大了，他就会拥有更大的力量，对生活中的危险的认识也变得更深了。他正确地断言，从根本上讲，他仍然像童年时一样无助和无法自我保护，面对世界，他还是一个孩子。因此，没有像在童年时代享受到的那种保护，他什么也干不成。不过他很早就认识到，父亲的能力极为有限，并不具备所有优秀特征。因此，他又返回到那个早在童年时给予甚高评价的状态，把记忆中的父亲形象抬高成一个神灵，并使之成为某种当代的和真实的东西。这种记忆中的父亲的强大力量和要求保护的执著性，一起支撑着他对神的信仰。
宗教纲领的第三个主要方面即道德要求，也很容易符合这种儿童状况。康德的著名论断，他一直把星空与我们的道德规则相提并论。这种并列听起来是多么的奇怪啊！因为，天体与关于人类生灵间是彼此热爱还是彼此残杀的问题，有着什么关系呢？然而，它到底还是触及到了一个重要的心理学真理。给予儿童生命和保证儿童避开危险的父亲（或父母亲职能），也教导他应该和不应该做什么，教导他必须习惯于限制自己的本能性欲望，并使他明白，如果想成为家庭中和更大的社交圈中可被接受和受欢迎的成员，他就应该更加关心自己的父母、兄弟和姐妹。通过爱的奖惩体系，儿童受到教育，并从而认识到自己的社会职责。他被告知，其生活中的安全感依赖于父母爱他以及他也爱他们。所有这些关系向来都被人原封不动地引入其宗教中。父母的告诫和要求作为一种道德意识，在他身上保留下来。借助于这种相同的奖惩体系，上帝统治着人的世界，分配给个人的保护及幸福的数量，取决于他满足道德需要的情形。他对上帝的爱和为上帝所爱的意识，是他的生活安全感的基石，他被这种爱及意识武装起来，得以抵御来自外部世界和人类环境的危险。最后，在祈祷中，他确信自己直接影响了神的意志，并在这种影响下分享着神的全能。
宗教的宇宙观取决于我们童年时的状况。如果是这样的话，有一点就更值得注意：尽管这个宇宙观仍具幼稚性，但它还是一个先驱。毫无疑问，人类历史上有过一个没有宗教、没有神灵的时期，它被称为泛灵论阶段。那时世界充斥着类似于人的精神存在物——我们称之为“魔鬼”。外部世界的所有物体都是它们的栖息之地，或者可以说等同于它们的住所。但并不存在某种更卓越的势力，创造了所有的魔鬼，随后又统率着它们，并不存在这种人类能够向其请求保护和帮助的势力。尽管泛灵论中的魔鬼大多对人类持敌对态度，但人类那时似乎比后来更自信。他们肯定常常处于一种对这些邪恶精灵的极度恐惧之中，但他们却以种种行动来对付它们，保护自己。即便撇开这点不谈，他们也并不认为自己没有抵御能力。如果要向大自然企求某些东西——如企求降雨——他们并不直接向天气之神做祈告，而是做些法术动作，以期直接影响大自然：他们自己完成与降雨相似的事情。在与周围环境的各种力量作斗争中，他们的第一个武器就是“法术”——现代技术的鼻祖。据猜测，我们对法术的仰赖来自于对自己的理智作用的高估，以及对“思想万能”的崇拜。我们可以猜想，当时的人类特别对他们在语言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而这种成就中肯定伴随着思维的重大发展。他们认为法术的力量产生于辞汇。这个特征后来被宗教所继承。“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而且他们的法术行动的事实表明，泛灵论时期的人并不仅仅相信他们的愿望的力量，他们更期望的是采取这一行动的结果，这个结果可促使大自然模仿该行动之力。如果他们企求降雨，他们就自己泼水；如果想让土地果实累累，他们就在田间对土地演示戏剧性的性交行为。
任何事物一旦在精神上得到了体现，就不易消失了，所以如果听说许多泛灵论的话语一直保留至今，人们也不会感到惊讶。更有甚者，几乎没法否认这样一种观点，即今天的哲学保留着泛灵时期的思维模式的一些本质特征——如过高地估价语词的神奇、相信世界上的真实事件都是按照我们的思维试图强加其上的方向前进的。因此，看起来的确存在着一个不具法术行动的泛灵论。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猜到，甚至在那时候就有了某种伦理，即调整人们的相互关系的戒律，但我们没有发现它们与泛灵论时期的信仰有任何密切的关系。它们可能是人们相对力量以及实际需要的直接表现。
值得去了解的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从泛灵论到宗教的转变？可以想象到，人类精神演化的这些远始的时期，至今仍是模糊不清的。宗教所表现的第一种形式似乎就是图腾崇拜，即动物崇拜这个奇怪现象，而最初的伦理戒律即“禁忌”都是这一现象的结果。在一本题为《图腾与禁忌》的书中，我曾详细论述了一种观点，该观点把上述转变的原因一直追溯到人类氏族环境的一次变革上。与泛灵论相比，宗教的主要成就在于从精神上控制了人们对魔鬼的恐惧。不过，这个史前时期的残余即邪恶精灵，在宗教体系中仍占一席之地。
上述即宗教的宇宙观的史前史，现在转向研究那以后所发生的和仍在眼前发生的事情。凭借着对自然过程的考察而强大起来的科学精神，终于开始把宗教当作一件人类的事，并使之接受批判性的考察。宗教不能经受起这种考察。首先被怀疑的是宗教关于各种奇迹的传说，因为这些神话与严肃的观察所指出的一切相矛盾着，而且也清晰地表现出人类想象活动的影响。随后，那些解释宇宙起源的宗教教义遭到了否定，它们表现出一种具有古代特征的无知。由于人们日益增加了对自然法则的了解，知道这些法则比教义更为优越。关于宇宙是通过类似于人类个体起源的交媾或发生行为而形成的看法，已不再是最明显且不证自明的假设了，因为具有心灵的生物与非生物，自然界之间的区别已经给人类思想留下了深刻印象——这种区别使人类不可能再保留原始泛灵论中的信仰。我们也不应忽视各种不同的宗教体系的比较研究的影响，以及它们彼此排斥和不相容的作用。
科学精神凭借这些初步的论战而强大起来，最终获得了足够的勇气，以至于敢对宗教宇宙观中最重要的、最具情感价值的成分进行考察。人们可能始终看到——尽管敢于公开讲出来是很久以后的事——宗教向人们承诺，只要他们能遵守某些道德要求，就向他们提供保护和幸福，但这种表态也已表明其自身是不值得信赖的。宇宙中似乎并不存在那种力量，它以父母般的关怀照顾着人们的安康，并给他们的所有活动带来团圆的结局。相反，人类的命运可能既不符合“宇宙行善”的假说，也不符合与此有些相冲的“宇宙公正赏罚”的假说。地震、海啸、大火，根本不分善良与邪恶，虔诚与不敬。更何况，我们谈论的不是非生物自然界，而是人，其命运依赖于他人的种种关系，所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绝不是规律。凶暴、狡猾或残忍的人往往占有令人羡慕的世间财富，而善良的人却一贫如洗。各种黑暗的、无情的和没有爱心的力量在支配着人们的命运：宗教赋予宇宙统治的奖惩体系似乎并不存在。这再次说明，我们有理由抛弃宗教从泛灵论那里获得的一部分理论。
通过证明宗教是如何起源于儿童的无助，通过在成人的愿望和需要中的童年残迹去探求宗教的内容，精神分析学对宗教的宇宙观提出了最新的批评。确切地说，这并不意味着否定宗教，但它仍然是认识宗教的一种必要的完善，而且至少在这方面，它是对宗教的一种否定，因为宗教自身表明宇宙起源于神。当然，假如我们对神的解释可以被宗教接受，那么它在这方面肯定就没有什么错了。
总之，这就是科学对宗教宇宙观的评价。种种不同派别的宗教在为谁占有真理而争论不休，而我们却认为关于宗教的真理性问题无法获得彻底的回答。宗教是一种控制感性世界的企图。由于生理上的和心理上的必然性，我们在内心中产生了一个渴望的王国。而借助于这一渴望的王国，我们置身于感性世界之中。但是，宗教并不能实现这一点，其教条留有它们所产生的那个时代（即人类童年的无知时代）的印迹。它的安慰不值得信任。经验告诉我们，世界并非保育室。相反，宗教努力强调的那些道德要求应该给予另外的基础。因为它们对于人类社会而言是不可缺少的，而且把对它们的服从与宗教信仰联合起来是危险的。如果我们试图确定宗教在人类发展中的地位，那么它看来并不是永恒的获取物，而是与个体文明者从童年到成人的发展中必须经历的神经症相似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