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故里蓬安有理有据
王培荀提出司马相如“实今之蓬州人”的观点见于他的《听雨楼随笔》，原文是这样说的：
人皆以相如为成都人，实今之蓬州人，后迁成都，又居临邛，三处皆有琴台。蓬州隋之相如县，以相（如）所居之地而名。
明初，乃省入蓬州。其故宅在州南，琴台在宅右，傍嘉陵江。《周地图记》：台高六尺，周四十四步，后人建祠。明学使卢雍诗云：“蜀中人物称豪杰，汉室文章擅大家。此地卜居犹故迹，当时名县岂虚夸。琴台积雨苍苔润，祠屋滨江草树嘉。（笔者按：“嘉”，另本作“斜”）莫问少年亲涤器，高风千载重词华。”江北有相如坪，传长卿治别业于此，墓在灌县东十二里。
王培荀不是一般的官员，他是明末清初大学者王渔洋之后，出身书香门第，“博学多识，勤于著述”（房锐文）。在四川四个地方，前后15年，当了五任知县，为政为文都很有成绩，著述甚丰。他在荣昌任知县时，广泛阅读蜀中典籍，广泛调查研究，撰写记录了有关四川历史文化的重要著作《听雨楼随笔》。该书收录于《续四库全书》中，原版现藏于中国社科院图书馆，现已分别由巴蜀书社、山东大学出版社点校出版。他是一个很有学养的人，学术界评价他“对巴蜀历史文化研究有着杰出的贡献”。他上面这段话观点鲜明，证据确凿。证据是什么呢？就是在古安汉县境内有相如故宅、相如别业，有长卿（相如）祠堂和后来设置的相如县。这三点，都是无可辩驳的史实，都是相如故里在蓬安的铁证。“人皆以相如为成都人，实今之蓬州人”的观点，既表现了他不凡的学术眼光和造诣，也表现了他思维的敏锐和明确。
因为《听雨楼随笔》是笔记性的文字，没作具体阐释，下面特就他提到的三点证据，分别加以分析说明。
1.相如故宅、相如别业
从《周地图记》以来，各书的记载都认定古安汉县、后相如县蓬州、今南充市蓬安县境内有故宅、有别业，尽管记叙的文字不完全一致，但有故宅有别业则是共同肯定的。故宅可以理解为故里，而别业，从字面讲是别墅，有人以此认定司马相如在安汉县是“流寓（侨寓）”，流寓的意思是“离开家乡旅居外地”。司马相如在安汉县既是“离开家乡旅居外地”，古安汉县自然就不是司马相如的故里了。其实故宅和别业都在古安汉县，正是司马相如故里在古安汉县的铁证。
据《张家山汉简·二年法令》的规定：汉初“‘欲益买宅，不比其宅者，不许。为吏及宦皇帝得买田舍。’（320号简）这就是说：想扩大住宅而欲买宅者，如果所买之宅与原有居宅不相连的，不许。反之，如果相连，则自然是允许买宅的。另外，作为官府的‘吏’和在皇帝身边办事的人，是允许买舍室的，可见买宅地及买住宅，是吏及宦皇帝者的一种特权。”（高敏文，转引自熊伟业《司马相如研究》）由此可知，司马相如在安汉县的别业，是他的父祖辈所置，而非他本人所置。因为在他第一次归蜀及以前，他无钱置；在他再入长安为“郎”之后，置了不便居住、无法管理，他不会置。他能去安汉县置别业的时间，只有他“与卓氏婚饶于财”之后、再入长安为“郎”之前，才有可能。但此时他已在成都有了田宅，不能在远离成都的安汉去置别业。司马相如在古安汉县、后相如县、蓬州、今南充市蓬安县，有故宅、别业，就充分证明他的祖居地、他的出生地，在古安汉县、今南充市蓬安县，这里是他的故里无疑。
《张家山汉简·二年法令》，早先本是一个法律常识，大家是知道的。年代久远，后人不了解这个常识，就生出一个“流寓（侨寓）”的说法来，再后的人就进一步变成司马相如不是古安汉县、后相如县人的“钢鞭”了。这是历史的笑话。
2.长卿（相如）祠堂
中国给个人建祠堂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给本地的先贤建祠堂，另一种是给对该地有贡献的外乡人建祠堂。古安汉县给司马相如建祠堂，明显不属于第二种情况；因为《史记》、南充和蓬安的志书以及野史传说，均未提到司马相如在此地有什么贡献，或其他的瓜葛。
“通西南夷”，与南充蓬安不沾边，进长安，也不往这边走。古安汉县给司马相如建祠堂，只能是第一种情况，即司马相如是古安汉县、后相如县、蓬州今蓬安的先贤，这里是他的故里。
查《三国志·秦宓传》得知，谯周的老师秦宓在与王商的书信中提出要给司马相如建祠堂。陈寿当做大事写入了《秦宓传》。但是成都一直没有建司马相如祠堂，只有安汉县建了司马相如祠堂，这个对比，本身很能说明问题。如果司马相如不是古安汉县、后相如县、蓬州今蓬安县出生的人，这里为什么如此青睐他呢？
祠堂建于何时，虽然已经弄不清楚了，但建修的时间肯定是很早的。唐初相如县令陈子良撰写的《祭司马长卿文》提到“厥迹犹存，余芳无泯”，祭必有祠，它说明唐之前早已有了祠堂，其后历代重修、重建。明正德《蓬州志》还明确记载着：“司马长卿祠：在州西十步许，元延祐四年驿丞苗成重建。”明代文学家冯梦龙《情史·卓文君》也说：“今之蓬州，唐谓之相如县，迄今有相如祠。”祠堂一直保护到清末民初，年久失修而被损毁。这是全国唯一一处司马相如的祠堂，如果司马相如故里不在古安汉县后相如县、蓬州今蓬安县，祠堂的建立就无法解释。
3.古相如县
南朝梁武帝萧衍于天监六年（507）分安汉县地设置新县，因这块地方有司马相如的故宅、别业以及其他文化遗存，新县取名相如县。这个相如县不能一般看待。
从古至今，一个县的建立，它必须由地方层层申报，由中央审查批准（封建社会由皇帝批准），它是地方的愿望和中央的意志相结合的产物。古安汉县当年分出这块地方以司马相如的名字作县名，这个名字绝对是一个重要而又敏感的问题，比如说，安汉县境内这块地方的相如故宅、别业以及有关的一切遗存、史实，准确与否，司马迁的“成都人也”如何解读等等，一定是审查的一个重点。萧衍父子都是一流的学者、诗人、作家，不是糊涂蛋。而且他们都是司马相如的“粉丝”，对司马相如的作品爱得如痴如醉。他们把司马相如当做萧梁王朝正统文化的旗帜、标杆，以夸耀于北朝政权。因此他们的审查更不可能马虎了事。如果下面呈报的是不实的史实，萧衍父子通过了，不仅贻笑南北朝野，而且影响到他们的政治统治。因此，相如县的建立，不仅是萧梁王朝对司马相如故里在安汉县后相如县的一个明确的肯定，同时也是向域内域外表明，汉赋的代表人物司马相如的出生地在萧梁管辖之下，萧梁就是大汉正统文化的代表。这样重大的事，萧梁王朝怎么会轻率从事？
从前面对王培荀提出的三点证据的分析，我们可以了解王培荀的观点，是在充分研究一系列的史实，总结了从陈子良、王俦、祝穆、王象之、曹学佺等人的观点和研究成果后，对司马相如的籍贯作出的一个科学的明确的结论。
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近些年来各地的专家学者多方向深入开展研究，又取得了不少新的成果。2004年，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王启涛教授发表了《相如赋与四川方言》这篇重要论文。他在文中指出：“根据司马相如赋中的用词情况进行考证，发现了其作品使用方言的现象，这些方言词语在今天的四川方言中依然使用。但是从历史语言学的角度进行考察，我们发现这些方言词可能来自楚方言。”
“而其赋中难以找到秦晋方言词”（成都当时的基础方言）。“楚方言可能是司马相如的母方言，这从侧面说明司马相如可能来自楚国或与楚国接壤的地区”（如古代巴国）。“需要指出的是，今天的蓬安县在四川省东北部，嘉陵江中游，古代正属巴地。”“司马相如赋中有一些方言词，至今为蓬安当地民众所使用。”例如《哀秦二世赋》中“岩岩深山之谾谾兮”，这“谾谾”与“弄弄”同音，“指山中的深处，或草木茂盛又深杳的地方”。现在南充、蓬安一带还随时随地可以听到，如：“刺芭谾谾”“树谾谾”。又如《难蜀父老》中“昔者洪水沸出，泛滥湓溢”，这“湓”字，“意为漫出”，“凡是水涌外溢，容器盛物过满外溢，均可言湓”。比如说“水湓了”，“东西装湓了”，“锅里饭煮湓了”，现在南充、蓬安一带同样是随时随地可以听到。
王教授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对司马相如赋文中的所有词语作了全面研究、分析，所取得的这个成果是很有说服力的。文章在《四川师范大学学报》发表以后，《新华文摘》选目，受到广泛重视。方言被人们称为语言中的活化石，因此在这里我们可以说：司马相如赋文中的川东北方言，是这些年来找到的司马相如故里在古安汉县、后相如县、蓬州今蓬安的新的可靠的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