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后期，在抗击蒙古（元）的战争中，同样涌现出了诸如孟珙、赵范、赵葵、余玠、王坚和张珏等名将。这些名将虽则战功卓著，但其个人的结局随着南宋朝廷命运的日渐衰落而大多变得悲惨起来。他们的事迹及传记大多散存于时人的笔记和文集之中，而官方为其编修的传记类史书则相对极少。如孟珙曾以联蒙（古）灭金、收复襄阳及处理蜀政等为世人称道。刘克庄在孟珙神道碑中指出：“（孟氏）用兵先计后战，故能必胜。乘碑见危致命，故能坚守。至于料敌虑患，瞭如蓍蔡，谓成都非制帅驻足之地，宜徙重庆；谓虏必由间道涉湖南、江西之境，先事而言，其后皆验。其镇上游也，沿流风寒之处，一一置屯，终公之身，边人按堵。去之十年，后人始有吝费神戍者。江防既撤，虏遂偷渡，荆楚之人，至今思之。”［221］可惜其后因卷入政争，抑郁以终，享年52岁。又如余玠守蜀十年，整顿军政，创建山城防御体系，有效抗击蒙（古）军，但其后亦因郁郁不乐而死，享年56岁，当时“蜀之人莫不悲慕如失父母”。［222］
与“名将传”相对应的是，南宋还有各种《战功录》和《守城录》。南宋时人在褒扬抗金事迹时，并不局限于“名将传”，他们还将作战经过和战争发生地作为褒扬的对象，从而便出现了诸多《战功录》和《守城录》。其中以作战经过为对象加以褒扬者就有：刘荀的《建炎德安守御录》3卷、费士戣的《蜀口用兵录》、赵万年的《襄阳守城录》1卷、郭乔年的《顺昌破敌录》1卷、杨汝翼的《顺昌破贼》1卷、员兴宗的《采石战胜录》1卷、蹇驹的《乾道采石毙亮记》、王致远的《开禧德安守城录》1卷、陈规、汤璹的《守城录》4卷和李心传的《西陲泰定录》90卷。
其中如《守城录》的作者陈规，字元则，密州安丘人。他本人为文臣，但兼有文韬武略。北宋末任安陆县令时，遇乱兵侵犯德安，陈规率军“九攻九拒，应敌无穷，十万百万，靡不退却。”［223］当时中原州郡全部陷落，唯德安一城独存。南宋初因功先后被任命为德安知府、顺昌知府等。其间曾与刘锜共守顺昌，击退金兀术数十万军队的围攻。时人评论说：“自绍兴以来，文臣镇抚使有威声者，惟规而已”。又“规功名与诸将等，而位不酬劳，时共惜之。”［224］汤璹字君宝，浏阳人。淳熙十四年进士，历任德安府学教授，大理少卿等职，在朝有“清风峻节”之称。［225］《守城录》的内容包含《靖康朝野佥言后序》、《守城机要》和《建炎德安守御录》三部分。其中前两篇由陈规作，主在论述城守问题；后一篇为汤璹作，以追记陈规率军坚守孤城，奋力杀退金兵的经过。该书最突出的是总结了火炮应用于攻城作战之后，如何增强城邑防御炮击能力等问题。陈规认为；火炮是攻城利器，也是守城利器，关键是看人能否巧妙地运用它。他主张以炮制炮，改明炮为暗炮于城脚，增设炮兵观察哨等。同时，在对攻守问题的看法上，陈规主张善守，反对死守，要求多开城门，扫平城外障碍，以便随时出城突袭敌人。他与刘锜守顺昌时，就用了夜袭敌营，诱敌入城至半路而加以邀击的战法，从而获得很大成功。不过，他强调指出，应当守中有攻，攻防结合。孝宗乾道八年，朝廷还下诏刊刻陈规《德安守城录》并颁降天下，以作为诸守将法。［226］我们知道；南宋抗金多采用的是防御战术，以上这些《守城录》类史书的出现，不仅可鼓动士气，而且使南宋军民有了城防方面的具体范例，故其现实指导作用相当大。
此外，李心传的《西陲泰定录》在阐明吴曦之叛时，不仅尽采时人记录，而且“并记国家大政令、边防大节目”，［227］从而将该事件同国家的施政方针以及时人对此事的论述紧密地联系了起来。这样的编排处理，使人们能够全面明晰该事件的前因后果，避免孤立地看待该事件。
以战争发生地作为叙述对象而褒扬诸将战功的史书，既有仅以一处战地为叙述对象者，如赵成（一作晟）的《京西战功录》之类，又有集中以多处为叙述对象者，如十三处战功之类。对此，早在孝宗乾道二年，为褒扬此前的抗金名将及其事迹，朝廷遂以“明州城下、和尚原、杀金坪、大仪镇、顺昌、皂角林、胥浦桥、唐岛、采石、蔡州、茨湖、确山、海州为十三处战功”。随后，李心传在其成书于宁宗嘉泰二年冬十月的《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9中，列专目加以论述。就在开禧北伐前夕，李壁还专门编有《中兴十三处战功录》1卷。［228］李壁编就此书，很显然是为鼓动士气，支持北伐。但该书并未超出官方钦定的十三处战功，即未能将已恢复平反的岳飞抗金战功加以著录，这实为一大缺憾。总之，这种以不易消失的战争痕迹作为叙述对象，褒扬其间诸将战功的做法，在一定条件及范围内，可以使事件能随战地的永久保存而不断流传。
三、详明兵制战备
完善的军事制度与正确的战术指导往往是战争期间不可或缺的取胜因素。由曾公亮、丁度等于仁宗庆历七年奉敕编修成的《经武总要》前、后集，凡40卷。其中“前集备一朝之制度，后集具历代之得失”，并且“宋一代朝廷修讲武备之书，存者惟此编而已，固宜存与史志相参也”［229］。可见该书对了解宋代乃至历代军备情况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更为宋人编修军事史著述提供了资料基础。到南宋时，朝廷仍多次组织力量编修《经武要略》，见于记载的就有《孝宗经武要略》、《嘉定中兴经武要略》和《宝祐七年经武要略》，可惜均已亡佚。
在兵制和战备方面，陈傅良有《历代兵制》和《备边十策》、钱文子有《补汉兵志》、李心传有《建炎边防记》、徐次铎有《中兴兵防事类》、程大昌有《北边备对》、李壁有《南北攻守录》58卷［230］，以及王铚有《枢庭备检》。其中陈傅良撰《历代兵制》，其目的正如清人所言：“盖傅良当南宋之时，目睹主弱兵骄之害，故著为是书，追言致弊之本，可谓切于时务者矣。”［231］具体而言，该书共8卷，记述西周至宋时的兵制发展状况，它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兵制通史。其内容除卷8“宋代兵制”来自于王铚的《枢庭备检》之外，其他部分均为陈傅良所作。其间，他对汉、唐兵制论述尤详。他极力推崇汉代的征兵制和唐代的府兵制。在该书卷2“西汉兵制”中，他指出：“汉制虽曰因秦，然多近古。盖民有常兵而无常征之劳，国有常备而无聚食之费”。这体现出他主张寓兵于农、兵农合一的思想，其目的是为现实提供借鉴。
钱文子撰《补汉兵志》1卷。钱文子字文季，自号白石山人，永嘉人，曾以吏部员外郎兼国史院编修官，官至宗正少卿。魏了翁称其“蚤以明经厉志，有声庠序。……学术行谊，为人士宗仰。”［232］其门人陈元粹在宁宗嘉定七年为《补汉兵志》所作《序》中指出；钱文子鉴于南宋兵制日渐废弛的现状，于是“有意于汉家之遗制”。陈元粹进而表明：“谨按汉制：调民有限，无常役之岁，则与今日老弱虚籍者异；有事檄召，事已罢归，无聚食之费，则与今日竭民力以养兵者异；衣赍自备，无供亿之劳，则与今日春秋衣赐不时给赏者异；近地调发，无远征之劳；不立素将，无拥兵专制之虞；都试课殿最，无骄蹇难用之患。故自文帝以来，与民休息，经常不耗则减田租，弛山泽，寻至太仓之粟，陈陈相因，都内之钱，贯朽而不可挍，皆不养兵之效也。诚使稍取汉制，斟酌剂量，忝而行于今日，以救其极敝，不十年间，国力可纾，民力可裕，其效犹指诸掌，夫亦何惮而不为”。由此可知，以汉为鉴，正是南宋时人关注汉代兵制的真正目的所在。清朱彝尊高度评价该书说：“钱文子见南渡兵食之冗滥也，以汉制不失寓兵于农遗意，而班史无志，因以补之。书仅一卷，言近而旨远，辞约而义该，此非低头拱手高谈性命之学者所能括也。”［233］四库馆臣亦明确指出；钱文子“盖为宋事立议，非为《汉书》补亡也。”［234］此外，在具体编排方面，钱文子先列“纲目”，再叙正文，无疑为其独特之处。
高宗建炎末，作为枢密院编修官的王铚，曾奉诏编修《祖宗兵制》，于是他“谨列自建国已来兵制沿革，与夫祖宗御戎备边，又诸军兴废所因，详著于篇者，凡二百卷”［235］。书成进呈高宗，赐名《枢庭备检》［236］，并且高宗认为该书“甚佳”［237］。王铚在书中极力推崇北宋兵制，他认为宋初实施的“内外相维，上下相制”措施和“更戍法”，收到了兵无专主的效果。对此，他具体指出，宋初“前后精兵不过二十余万。京师屯十万，足以制外变；外郡屯十万，足以制内患。京师天下无内外之患者，此也。京城之内，有亲卫诸兵；而京城之外，诸营列峙相望，此京城内外相制之兵也。府畿之营，云屯数十万众，其将副视三路者，以虞京城与天下之兵，此府畿内外之制也。非特此也，凡天下之兵，皆内外相制也”。同时，作为更戍之法，“使更出迭入，无顾恋家室之意，殊方异邦，不能萌其非心。仅及三年，已复更戍”。此外，北宋初还通过转员之制、剥夺地方财权，以及分散在职官员权力等措施，使得“将无重权”。不过，王铚亦指出，真宗和仁宗时，因用兵西北，兵员急增，从而出现了冗兵问题。神宗时，虽刺义勇，数阅保甲，但“盖兵虽可练而重扰也”。由此可见，在宋室南渡后，文献散佚殆尽，南宋朝廷又几乎是重起炉灶，而军事典制的重新整理尤为急切，王铚奉诏编成该书，其直接目的是追崇祖宗兵制之盛，以便为现实提供借鉴。
隆兴议和之后，当政的孝宗仍“锐意恢复”，他曾告诉辅臣说：“本朝家法远过汉、唐，惟用兵一事未及。朕以乱仇未复，日不皇暇，如宫中台殿，皆太上时为之，朕未尝敢增益。”［238］由此朝廷内外讲武谈兵之风甚盛。如乾道七年，赵粹中进呈《恢复机密》十论，“俾边帅招中原之人，用奇以俦燕山”［239］。
到宁宗开禧北伐前夕，华岳上书谏止韩侂胄北伐，结果被贬官放逐。在被放逐其间，他著有《翠微北征录》。华岳字子西，号翠微，贵池人，“为武学生，轻财好侠”［240］。他的《翠微北征录》由“平戎十策”和“治安药石”两部分组成。今存本12卷。其中“平戎十策”是针对南宋当时所存“十弊”，有针对性地在“取士、招军、御骑、陷骑、得地、守地、恩威、利害、财计和马政”十方面提出御敌策略。而“治安药石”则就“治国大计、边防要务、破敌长技、将帅小数、器用小节、采探之法、戎饬将帅之道、守边待敌之策和足兵便民之策”等方面作了详细的分析和阐述。其中对于“和议”问题，作者认为：“兵争之失，在于士大夫逞忿恃兵而讳言和议；和议之失，在于士大夫惩已往之咎而耻言用兵。”［241］他认为在用武力征伐的同时，不能放弃和议方式，并且认为用兵必须以强盛的国力作后盾。在当时他结合国力状况，是极力反对开禧北伐的。此外，书中还对纳贤、重视民心和选帅等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总之，该书备言战略战备，参考价值很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