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理学家中，以夏、商、周三代为界，将古代历史区分为三代之前与三代之后加以看待的，就有朱熹、叶适及黄震等人。其中朱熹把天理作为衡量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的标准，他认为三代天理流行，是王道政治；汉、唐人欲横流，是霸道政治。历史的发展在其伦理道德尺度的衡量之下，呈现退化之势。那么何以会如此？朱熹认为关键是与帝王的心术有关。他指出：“夫人只是这个人，道只是这个道，岂有三代、汉、唐之别？但以儒者之学不传，而尧、舜、禹、汤、文、武以来转相授受之心不明于天下，故汉、唐之君虽或不能无暗合之时，而其全体却只在利欲上。此其所以尧、舜、三代自尧、舜、三代，汉祖、唐宗自汉祖、唐宗，终不能合而为一也。”［110］也就是说，朱熹认为三代圣王以诚心行仁道，汉唐帝王好利欲讲霸道。对于朱熹这种极力推尊三代而鄙薄汉唐的看法，时人陈亮则提出不同看法。他指出：“本朝伊洛诸公，辩析天理人欲，而王霸义利之说于是大明。然谓三代以道治天下，汉唐以智力把持天下，其说固已不能使人心服。而近世诸儒遂谓三代专以天理行，汉唐专以人欲行，其间有与天理暗合者，是以亦能久长。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间，天地亦是架漏过时，而人心亦是牵补度日，万物何以阜蕃，而道何以常存乎？故亮以为汉唐之君本领非不洪大开廓，故能以其国与天地并立，而人物赖以生息。”［111］可见陈亮认为三代与汉唐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不可分割的统一性和连续性，道既存于三代圣王之中，亦存于汉唐帝王之中。不过，针对具体的社会历史问题，朱熹则采取因时变通的方法。以封建井田而论，他认为：“封建井田乃圣王之制，公天下之法，岂敢以为不然？但在今日恐难下手，设使强做得成，亦恐意外别生弊病，反不如前，则难收拾耳。”［112］亦即封建井田虽为古代圣人制定的良法，但随着后世社会条件的变化，就难以施行了。
同时，叶适则从人心和道德的角度来看待人类社会的发展。他认为：“论世有三道，皆以人心为本”。即：“三代以上，道德仁义，人心之所止也；春秋以来，人心渐失，然犹有义礼之余焉；至于战国，人心无复存矣”，“故其祸至于使天下尽亡而后已”。［113］此即典型的人心渐失论。与此相应，在义利王霸问题上，他认为三代行王道，后世倡霸道，而三代王道远胜于汉唐霸政。当然，叶适并未放弃功利之说。如在论述到宋代“积弱”由来问题时，他指出：“（唐）太宗攘除夷狄之盛，始于灭颉利，自夸以为古所无有，世论亦以为古所无有。……按自晋诸胡之乱，迭据北方，及拓跋丧败，高欢宇文本用夷狄起，至武帝胜齐，浸成中国之强势。隋文继之，出兵四克，当是时，既已能臣服突厥矣；故太宗因隋余力，而突厥又方再亡，是以立功最易，然则亦非其英威神武能独过于前世帝王而然也。大种既破，余国震裂，偏师暂出，或转令相攻，无不望风归命，而唐反应接不暇，盖二百余年，中国之强甚矣。天宝以后，奔播日削，犹未失羁縻封册之柄。然自是中国浸弱，独一周世宗欲稍自立，不幸即死。至本朝太祖经营天下，又不幸未尽集而崩。五百年间，积成弱势，亦自古未有；士大夫之论，终莫知其所以然。夫强者非无故而强，弱者非无故而弱，‘无怠无荒，四夷来王’；苟得起头处日新不懈，渐葺渐成，隋唐之功，虽非圣贤所愿得，然亦可以反今日之弱而为强矣。”［114］这说明虽然中国弱势局面的形成，是长期积淀的结果，但隋唐之功还是值得肯定。
与朱熹和叶适看法不同的是，吕祖谦则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变化的，他认为：“事极则须有人变之，无人变则其势自变。”［115］又说：“天下之事，向前则有功。不向前，百年亦只如此，盖往则有功也。”［116］如他在分析楚国何以由盛转衰时，指出：“（楚）灵王之亡，正缘楚最强盛之时。晋室既弱，诸侯皆在下风，边楚之国，如陈如蔡，皆已相继吞灭。当时天下大势，尽归于楚。唯其如志，所以侈必无厌，亦速其亡。”［117］可见楚国之所以迅速衰败，是由崇尚奢侈所造成的。对于一些逆时代潮流的说法，他往往加以批评。如他认为：“战国之时，指以为帝王之道者，类皆迂阔而难行者也。知王道之近且易者，惟孟子一人而已。”［118］即唯有孟子略知“帝王之道”，他人则为空谈。又如他指出：时人怀旧俗而不“达于事变”是极为荒唐的事。他说：“常人之情，以谓今之事皆不如古，怀其旧俗，而不达于消息盈虚之理，此所谓不达于事变者也。达于事变，则能得时措之宜，方可怀其旧俗。若唯知旧俗之是怀而不达于事变，则是王莽行井田之类也。”［119］由上可见，他的历史发展观具有一定的进步成分。
除以上理学家热衷于探究社会发展问题之外，南宋一些史家亦表达了他们对社会发展的看法。如郑樵明确反对天命论，强调“国不可以灾祥论兴衰”，“家不可以变怪论休咎”。［120］他认为历史是不断进步的，并且他曾用“古者”、“三代以前”、“三代以后”、“中古”、“近古”及“当今”等概念来区分历史阶段。但据吴怀祺先生仔细考证后认为；郑樵“对于社会发展阶段的看法没有集中的论述”，“《通志》各部分的提法不是很严密，但多少能看出郑樵对历史阶段的认识”。［121］这表明郑樵的历史观仅是一种模糊的进化论。他如马端临则强调古今宜异，在《文献通考自序》中，他在论述历代田赋问题时就指出：“三代井田之良法坏于鞅，唐租庸调之良法坏于炎。二人之事，君子所羞称。而后之为国者，莫不一遵其法。一或变之，则反至于烦扰无稽，而国与民俱受其病，则以古今异宜故也”。这表明他主张古今不同，宜有所变。
综上所述，南宋治史者对于人类社会历史产生及其发展变化的看法极为多样。虽则其间的一些观点在今天看来并不可信，亦不可取，但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由于人们的认识毕竟有限，这些观点及其看法则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这对我们现今研究其历史发展观的变动状况则极为有益。
二、南宋治史者的史学批评
史学批评作为史家对史学的一种认识活动，至宋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此正如瞿林东先生所指出的，无论是具有自觉批评意识的史家，还是在史学批评理论以及批评范围方面，宋代均取得了极大发展。［122］如北宋吴缜在对《新唐书》纠谬辨误时，便提出了“信史”及“为史之要”有“事实”、“褒贬”和“文采”的问题。［123］曾巩则为“良史”确立了衡量标准。［124］及至南宋，则涌现出了诸如郑樵、朱熹和叶适等许多在史学评论方面有所建树的学者。同时，史评体在南宋书目中的确立，亦表明史学评论性著述在南宋有了长足的发展。
如前已述，倡导会通的郑樵，极为推崇司马迁，主张编写通史，而批评断代为史，他采用纪传体通史形式编修成《通志》一书，以便体现会通之义。
同时，郑樵反对《春秋》笔法，主张据实直书。他指出：当时“有两种学：一种妄学，务以欺人；一种妖学，务以欺天”。其中“凡说《春秋》者，皆谓孔子寓褒贬于一字之间，以阴中时人，使人不可晓解。三传唱之于前，诸儒从之于后，尽推己意而诬以圣人之意，此之谓欺人之学。”［125］可见他认为后人多假托《春秋》含有褒贬笔法，歪曲其原意，实以阐明己意，为欺人之学，因此他主张撰写史著应据实直书。正缘于此，他所撰写的《春秋传》便“削去三家褒贬之说”。
而对于“灾祥说”，他认为是一种“欺天”的妖学。在分析其源头时，他指出：“说《洪范》者，皆谓箕子本《河图》、《洛书》以明五行之旨。刘向创释其传于前，诸史因之而为志于后，析天下灾祥之变，而推之于金、木、水、火、土之域，乃以时事之吉凶而曲为之配，此之谓欺天之学”。可见该说实际源于解说《洪范》者，并由刘向及后继者加以推波助澜而成。为此他感叹道：“呜呼！天地之间，灾祥万种，人间祸福，冥不可知。奈何以一虫之妖，一气之戾，而一一质之，以为祸福之应，其愚甚矣。”［126］于是他在《通志·灾祥略》中，则“专以纪实迹，削去五行相应之说，所以绝其妖”。而《天文略》为的是：“欲学者识垂象以授民时之意，而杜绝其妖妄之源焉”。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此前盛行一时的“灾祥说”。
总之，郑樵倡导编写通史，反对《春秋》笔法和“灾祥说”，其目的是：“非好攻古人也，正欲凭此开学者见识之门。”［127］应该说，他的通史主张，以及反对《春秋》笔法和“灾祥说”的思想，都被南宋时人乃至后人有程度不同地继承或认可，但期间一味否定纪传体断代史的说法，则是不可取的。
叶适的史学批评主要体现在他晚年所著的《习学记言序目》史论部分中。该部分对《春秋》、《左传》、《史记》以下至两《唐书》、《五代史》均有所评论。其间，他强调史法，也就是史书的体裁与史意，并认为《尚书》、《春秋》是最佳的古史法。他说：“《书》起唐、虞，《诗》止于周，《春秋》著于衰周之后，史体杂出而其义各有属。尧、舜以来，变故悉矣。其在于上世者，远而难明，故放弃而不录，录其可明。又止于如此，然则可谓简矣。使仲尼之意犹有所未尽而必见于他书，则法当益详；惟其以为不待他书，而古今之世变已尽见于此矣。然则法简而义周，后世可不深思其故哉！”［128］由上可知：他认为《书》、《诗》和《春秋》有着各异的史体和史意，并具有“法简而义周”的史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