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南宋史籍的现实功用
南宋朝廷或出于崇尚祖宗先德，或为宣扬现实政治，或为提高各级部门的办事效率，或为规范士大夫言行，从而组织或引导编修成了治世功用甚强的史著。同时，随着学术文化的繁荣发展，注重讲说言论的讲义亦得以兴盛了起来。
一、宣扬帝王德政的宝训和圣政
对于宝训，南宋周麟之言：“前圣典谟，布在方册，后代纂之，宝为大训。”［13］由此可见，该类史籍重在类编前朝帝王圣谕。这类史籍一般分门类聚，按年叙事，并且两宋诸朝沿例修撰，以供经筵官讲读之用。
宝训的撰修始于北宋王曾的建请。史载仁宗天圣五年十月，王曾请求“欲采太祖、太宗、真宗《实录》、日历、时政记、起居注，其间事迹不入正史者，别为一书，与正史并行。”［14］该奏得到朝廷批准。自后截止南宋宁宗朝，朝廷时常诏修《宝训》（见下表5-1）。
从上表可以看出，宋代许多《宝训》完成于南宋。那么南宋皇帝为何要多次下诏修撰《宝训》呢？对此，如高宗绍兴五年，有臣僚奏请进读《三朝宝训》时说：“仰惟陛下复开经筵，宜依仿仁宗时于经筵中读《三朝宝训》，仍令侍读之官如李淑所请，先取《论政体、听断（更）［事］》，益以《谨灾祥、省费用》数卷进读，则内修之道尽矣；次取《议武备、备军旅、论边防、抚夷狄》数卷进读，则外攘之策举矣。事要理切，既有以开广圣志，兴利除弊，庶足以拯济阽危。帝王之学，莫大于此。”［15］朝廷从其请。由此可见，作为记载祖先德政治迹的宝训，当政皇帝下诏编修以及让经筵官经常讲读的目的，无非是在弘扬祖宗之法的同时，以便于自己更好的加以遵奉。担任过理宗朝经筵官的曹彦约，在其著《经幄管见》（4卷）内详载有宝庆元年九月至三年正月在经筵进读《三朝宝训》时的状况。书中载录曹彦约每读完一段《宝训》，便以“口奏”形式议论一番。其间，曹彦约曾先后进读过《三朝宝训》中的《谨外戚》、《受符瑞》和《崇祀礼》等共28篇，其口奏内容涉及用人、崇文和奖惩等许多方面，并且曹彦约能引经据典，结合时政多加阐发。对此，清四库馆臣评论说：“彦约是书于进读《符瑞》诸篇，虽不免有所回护，要亦当时臣子之词，不得不尔。其余诸篇则皆能旁证经史，而归之于法诫，亦可谓不失启沃之职者！”［16］
在南宋官修宝训的直接引导和有力推动下，私家亦往往撰有龟鉴、要览、祖宗故事和圣训等种类繁多的同类史籍。如彭龟年“取列圣修身齐家教子、训齐宗室、防制外戚宦官等事”，编成《内治圣鉴》20卷，并于绍熙五年进呈朝廷。光宗称赞之余说：“祖宗家法最善，汉、唐所不及也。”［17］又如陈傅良节略《长编·太祖朝》纪事，编成《建隆编》1卷，以考究大臣除罢以及政事因革。并且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四记载，该书于“庆元初，在经筵所上”。正是由于有官、私双方在编修宝训类史籍时的积极配合和共同推动，使得南宋宣扬和遵奉祖宗家法的风气甚盛。
作为记载皇帝善政美德的圣政，最初议修始于唐代。唐穆宗长庆元年四月，“中书门下奏：时政记久废，史官惟写诰词除授，请以谋议事关政事者许臣等随日撰录，号圣政纪，岁末付史官（馆）。原注：《旧纪》：……从之，事亦不行。”［18］北宋官修圣政始于真宗天禧四年十一月，当时有辅臣奏请中书密院取时政记中美事别为编录，朝廷准其奏请，并任命钱惟演和王曾编次，丁谓等参详。到次年三月，编修者取至道至大中祥符时政记、日历、起居注类事录为《圣政记》，凡150卷。［19］从此之后，圣政则时有修撰。
南宋时，孝宗于绍兴三十二年九月下诏以敕令所为编类圣政所，并且于隆兴元年七月将其并归日历所，命宰臣提举，从此确立了由继位皇帝为先帝编修圣政的制度。如孝宗在最先诏修《高宗圣政》时，就指出：“朕惟太上皇帝临御三纪，法令典章粲然备具。其议设官裒集建炎、绍兴以来所下诏旨条例以闻，朕当与卿等恪意奉承，以对扬慈训。”［20］随后又诏命：“凡大号令、大政事合遵行者并编类，每月投进”。孝宗还亲自撰写《高宗圣政》序文，谓：“夙寤晨兴，兢兢业业，惟太猷是经，旧章是循。”［21］该书“大凡分门立论，视《宝训》而加详焉。”［22］可见孝宗诏令编修高宗朝《圣政》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遵从高宗治政之法，弘扬先帝圣训。此外，孝宗时还编有《光尧慈训》。随后，官方依次还编修有《孝宗皇帝圣政》50卷、《光宗皇帝圣政》30卷等等。
在南宋诸帝定期诏修圣政的同时，他们还常常让经筵官进读先朝圣政，以继承其施政纲领。如宁宗“初读《五朝宝训》，继以《高宗皇帝圣政》，又继以《孝宗皇帝圣政》，皆已终篇。惓惓圣心，复欲参稽高宗皇帝之《宝训》。”［23］又如理宗淳祐二年三月，“经筵进读《孝宗圣政》终篇，讲读、修注、说书官各进一秩。”［24］在官方积极编修圣政的直接推动下，私家编修的圣政类史籍亦相当繁多。如高宗绍兴年间，张戒上进《太祖政要》14篇。孝宗时，王正己进呈《皇帝圣德孝感记》。光宗时，李谦撰成《寿皇圣范》10卷。宁宗时，彭龟年之子彭钦以“龟年劝讲所得圣语及事实本末”，编成《圣德记》并上进朝廷，等等。
以上情况表明，南宋所修圣政主要是选取先帝治国期间的嘉言善政，并加以分门别类编修而成。其目的主要在于宣扬先帝圣治。如现今存世的《皇宋中兴两朝圣政》（64卷），虽然已非高宗和孝宗两朝官修《圣政》原本之旧，但我们从该书中仍可探辑到《圣政》所纪的内容。尤其是存留有“臣留正等曰”的部分，当更接近于《圣政》原文。如该书为宣扬孝宗对高宗及其皇后行“圣孝”之事，于是在卷58淳熙七年三月记有“迎太上及皇后”事，又于卷60淳熙十年十二月记有“庆太上皇后七十寿”事，以及卷64淳熙十五年四月“选进行三年孝”事。这些无非是为了标明南宋帝王施行的重大举措实际上是圣政的体现。亦正是由于朝廷所宣扬的帝王圣政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所以《圣政》中的内容成了应试者必须掌握的主要史料。如书坊钞节的《高宗孝宗圣政编要》20卷，则是“以便举子应用之储者也”。［25］此外，圣政虽主要记录先帝圣语，但在权臣专政时期，其内容亦有出自权臣之口者。如沈该对秦桧专政时“所书圣语多以己意，有非玉音者”便加以奏删，从而撰成《绍兴中兴圣语》60卷。［26］总之，旨在宣扬先帝嘉言德政的圣政，如同宝训一样，有着极为鲜明的现实功用。
二、常备检用的会要和玉牒
会要的编修开始于唐代，但直至宋代，官修会要才形成定制。郑樵在《通志·艺文略》“史部·起居注”下专设“会要”子目，并著录有关著述七部，从而表明其独自的地位。
会要一般按门类编排，主要记载朝廷典故。对此，南宋高宗绍兴九年八月二十三日，起居舍人王鉌曾上疏明确指出：“窃见《国朝会要》备载祖宗以来良法美意，凡故事之损益，职官之因革，与夫礼乐之文，赏罚之章，宪物容典，纤细毕具，粲然一王之法，永贻万世之传。今朝廷讨论故事，未尝不遵用此书。”［27］王应麟亦指出：“自昔帝王之兴，必有一代之制，著在方册，作则垂宪。若夫国有大典，朝有大疑，于是稽以为决，操以为验，使损益废置之序，离合因革之原，不待广询博考，一开卷而尽见，此会要之书所以不可废也。会要之书，典故尽在，所以弥缝律令之阙，相为表里。”［28］由此可知，详备记载朝廷典故的会要，是朝廷处理政务时的重要参用依据，因此其实用价值极高。对此，程俱指出：“朝廷每有讨论，不下国史院而常下会要所者，盖以事各类从。每一事则自建隆元年以来至当时，因革利害，源流皆在，不如国史之散漫简约、难见首尾也。”［29］宋代官方编修的《会要》共11种，即《庆历国朝会要》、《元丰增修国朝会要》、《政和重修国朝会要》、《乾道续四朝会要》、《乾道中兴会要》、《淳熙会要》、《嘉泰孝宗会要》、《庆元光宗会要》、《宁宗会要》、《理宗会要》，以及《国朝会要总类》。其中后8种均为南宋所修。其间，李心传撰修的《国朝会要总类》（一作《十三朝会要》）凡588卷，记事起太祖建隆元年，截止宁宗嘉定十七年。而由张从祖以个人力量采摭、纂辑的《嘉定国朝会要》亦凡588卷，记事自国初至孝宗时。可见张、李二氏所撰《会要》均属通贯两宋的多卷帙著述。同时，南宋由会要所定期编修的《会要》，不仅在编修时形成了不断续修，按期进草制度，而且其取材时“所凭据者，曰时政纪也，曰起居注也，曰百司指挥也，曰奏邸月报也。”［30］基于此，使得南宋会要的编修达到了极为繁盛的阶段。对于以上诸本《会要》的具体编修状况，现今研究成果甚多，在此不再赘述。
由于会要具有决大疑、验大典、考损益废置，以及探离合因革等行政功用，因而在官修会要的直接影响下，时人私撰该类史籍亦有所发展。如早在北宋时，范师道因章得象监修的《庆历国朝会要》（150卷）“繁多”，便“节其要”，编修成《节国朝会要》12卷，“以备检阅”。［31］范师道之书传至南宋末，赵希弁所藏为40卷本，并且该本前《叙》言：“师道所节四十卷，先后详致，无异全本。”［32］由此可见该书不仅内容详备，并且流传至广。又如南宋李攸撰有《本朝事实》，对“祖宗世次、登极纪元诏书、圣学、御制、郊庙、道释、玉牒、公主、官职、爵邑、勋臣配享、宰执拜罢、科目仪注、兵刑律历、籍田财用、削平僭伪、升降州县、经略夷狄之类，具载本末。又如圣德颂，旌忠碑之类，皆载之。”［33］现存的该书20卷本则是清人从明《永乐大典》诸韵下辑佚并重加分类而成的本子。其间虽全缺“爵邑”一门，但其他门内容则大多可见。从现今该书纪事可知，它并非如陈振孙所言：“杂录故事，不成条贯统纪。”［34］而是具有较高的参考使用价值。再如李心传撰有《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乙二集共40卷，清人认为该本“虽以《杂记》为名，其体例实同会要，盖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互相经纬者也。”［35］李心传自己在该书《甲集·序》中亦指出：“每念渡江以来，纪载未备，使明君、良臣、名儒、猛将之行事犹郁而未彰，至于七十年间，兵戎财赋之源流，礼乐制度之因革，有司之传，往往失坠，甚可惜也！乃缉建炎至今朝野所闻之事，凡有涉一时之利害与诸人之得失者，分门著录，起丁未，迄壬戌，以类相从，凡六百有五事，勒为二十卷”。从李心传《序》中明显可以看出，该书记事实似《会要》，其价值如徐规先生所言：“《要录》仅记高宗一朝的史事，而《杂记》兼及高、孝、光、宁四朝史事，并连带追叙当代典章制度的渊源，间有评论，时间既长，范围亦广，乃治宋代史者必读之书。”［36］总之，会要类史著作为“祖宗故事之总辖，不可阙也。”［37］
以玉牒名书始见于唐。宋承其制，但在纪事方面则有了明确的侧重和分工。对此，高似孙指出：“玉牒见于唐，所以奠世系、分宗谱也。……其在本朝，志世系之外，更为一史，以纪大事。大事者，降诞、符瑞、即位、大臣除拜、大政事、大诏令也，是所谓大事必书者。”［38］罗大经更具体指出：“《玉牒》修书始于大中祥符，至于政、宣而极备。考定世次枝分派别而归于本统者，为《仙源积庆图》；推其所自出、至于子孙而列其名位者，为《宗藩庆系录》；具其官爵、功罪、生死及若男若女者，为《类纪》；同姓之亲而序其五服之戚疏者，为《属籍》；编年以纪帝系，而载其历数及朝廷政令之因革者，为《玉牒》。”［39］由此可见，宋代皇族谱系种类甚多，并且每种所记内容也各有侧重。
对于玉牒而言，则明显注重以编年记载皇朝大事，并且其中有意突出帝王的言行举动。林駉指出：“玉牒之书何记乎？记大事也。以纪帝系，以载历数，以籍昭穆。盖将绵天地，亘古今，为不朽传也；以书政令，以记户口，以别封域，盖将以理乱兴衰之大验固与之为消长也。有大制诰，有大册命，凡关于事之大者皆录之。又将使进退取舍予夺废置揆之人情而安布之册书而信也。呜呼！亦重矣。”［40］王应麟则详细载录有《玉牒·凡例》，内容包括：“赦令，御札，圣旨，亲笔处分，郊祀行幸，大臣拜罢，试贤良，大议论，更革废置，大祥瑞灾异，户口増减，官虽卑因事赏罚关治体者。绍兴十二年奏请九事：一亲祠天地宗庙；一皇子出阁，公主下降；一宰臣除罢；一巡狩行幸；一大庆；一临轩册后妃封皇子；一蕃国入贡；一大赏罚；一官虽小，事系大体”。随后他还指出：“玉牒每朝为一牒，载人主系序及历年行事，如帝纪而差详。其后附以皇后事迹。其亲王宗室则有录、谱、图三书详焉。”［41］由以上记载综合可知；注重记载皇朝大事的玉牒，其纪事形式类似于国史帝纪，所记内容则比国史帝纪更为详细。
玉牒基本以官修史籍作为取材依据。据孝宗淳熙二年十一月六日宗正少卿程叔达言：“玉牒修书，止以实录、帝纪为则。其旁见他书者，未敢广取，恐未详尽。乞下修书官属，许参考诸书修入。事下国史实录院议，本院请除会要、圣政、政要、宝训、训典系史馆藏书合许参照修入外，其他传记碑刻，窃恐登载未实，难以照用。”朝廷予以准从。［42］不过，在玉牒编修过程中，亦常常会遇到一些极为棘手的问题。曾在北宋时担任过宗正寺修玉牒官的王巩指出：“其间最难取会者，宫禁中事与皇族女夫官位耳。盖庆历前，皇族女尚少。至元祐间不下万员。予请于朝宫禁事，乞会内侍省御药院，皇族女夫附于属籍，不必书其官，但书其适某人可也。朝旨从之，遂获成书。然玉牒事迹皆取三省、枢密院时政记与日历修著，其禁严甚。元祐末遂令史院官修撰，送宗正寺书录，盖丞失其人，非典故与官制也。亦自予罢丞，今十余年，不闻复进书矣。”［43］由此可见，以官修史籍作为基本取材依据的玉牒，其成书有时亦相当艰难。
宋代玉牒一直在编修，但随着北宋王朝的灭亡，皇族宗室以及原有皇室谱系被金人掳掠北迁，南宋时补修北宋皇室世系事迹以及重理南宋宗室世系事迹则显得更为迫切，因此，南宋玉牒的编修极为兴盛。具体在编修官设置方面，史载：“今日则提举有监修，有修玉牒，有检讨，皆以宰臣、侍从、他官兼。至于纂修，则卿丞簿皆与，此则玉牒设官之本末也。”［44］这说明南宋朝廷一贯重视玉牒编修时的设官任职工作。洪迈在谈到玉牒进书行赏时亦言：“玉牒旧制，每十年一进，谓甲子岁进书，则甲戌、甲申岁复然。今乃从建隆以来再行补修，每及十年则一进，以故不过三二年辄一行赏。书局僭赏，此最甚焉。”［45］在此从玉牒的进书行赏亦可见南宋皇帝极为看重对玉牒的修纂。宋代所修玉牒大致在20种以上，并且绝大多数成书于南宋（见下表5-2）。
对于玉牒的史学功用，真德秀明确指出：“行一政令而史牒纪之，讲一典礼而会要传之，使予惕然，益知为君之难者，亦书之力也。”［46］正因为玉牒详载有本朝的政令，其成书之后，一般缮写有副本，藏之秘阁，以备检讨或供皇帝进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