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的发展变化往往会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这在南宋时期表现得极为突出。南宋时人出于深刻反思北宋亡国及维护中兴政权之需，他们研究历史，则更加重视研究当代史；他们总结历史，则更为注重总结当代历史。同时，不同区域的各种学术派别在研究社会历史问题时，往往形成了具有本区域化的史学研究特色。加之南宋政府积极鼓励和支持地方编修方志，以及编定军事史著，从而使得南宋史学的时代性特色颇浓。
§§§第一节盛极一时的当代史编修
在剧烈的社会震荡和变动之中建立起来的南宋王朝，必然要对这种急速变化进行深刻反思，并进而从历史和现实方面对此做出解释，以提出教训，重聚人心，振奋士气。这种客观现实之需反映到修史方面，便表现为南宋从重建时起，编修当代史就甚为繁盛。不过，由于朝廷的政治导向及其他某些原因，南宋在不同时期修史的重点明显不同。
一、南宋时期的官修北宋后四朝史与私修北宋史的成书
南宋王朝建立之初，出于对北宋亡国之源的探究之需，高宗首先从哲宗元祐时变更新法的宣仁太后入手，以便从源头上说明北宋后期变法之非，从而为其父推卸亡国之罪。于是他于建炎元年五月二日就下诏指出：“宣仁圣烈皇后保佑哲庙有大功，而奸臣造言，仰诬盛德，著于史牒，以欺后世。可令国史院据实而修，播告天下。”［1］同日，以诬谤宣仁罪追贬蔡确、蔡卞、邢恕和蔡懋官。绍兴重修神宗和哲宗实录便是为配合此次辨诬之需提出的。至建炎三年六月，赵鼎上疏论时政得失。他说：“兵连祸结，外侮交乘，二圣北辕，朝廷南渡，则安石辟国之谋而蔡京祖述渎武之患也；繁文酷吏，上下相绳，鞭挞追呼，农亩失业，则安石理财之政而蔡京祖述厚敛之患也；侥冒躐进，依阿取容，当官有营私之心而临难无仗节之义，此又安石败坏人才之科而蔡京祖述宾兴贤能之患也。……故凡今日之患，始于安石，成于蔡京。”［2］基于此，“亡国之源始于安石”便成为了当时高宗、朝臣乃至一些士大夫的共识。到四年十二月，经孟太后与赵鼎的竭力主张，朝廷正式拉开了编修北宋后四朝史的序幕。［3］于是到绍兴四年五月，朝廷正式下诏重修神宗和哲宗实录。［4］至绍兴六年和八年，神、哲宗二朝实录重修工作相继得以完成。期间，朝廷还于绍兴七年诏修《徽宗实录》，直到绍兴二十八年才告完成。但由于该本“疏舛特甚”，［5］孝宗乾道五年十二月又诏重修，至淳熙四年三月宣告完成。《钦宗实录》则始修于乾道二年十二月，至四年三月成书。伴随着北宋后四朝实录的相继诏修与完成，后四朝国史的编修则从绍兴九年始修神宗正史起，至《四朝国史》正式成书，前后历时40余年。
北宋后四朝史、录的重修与完成，亦直接影响到其他在北宋时已完成的或未成书的官修史书。如高宗绍兴二十八年三月，重修《神宗宝训》完成；孝宗乾道三年五月，重修《哲宗宝训》完成。又乾道六年五月，《乾道续四朝会要》完成。［6］这表明南宋政府已基本完成了对北宋后四朝历史的重修和编修工作。由于此间官修史书在论述“熙、丰、祐、圣、符、靖、崇、观、和、康之大废置、大征伐，关天下之大利害者”［7］时，其主旨明确。即就是要认定王安石及其熙丰变法之非，肯定宣仁、司马光元祐更化之是。因此诸书中无不体现着“是元祐、非熙丰”的修撰宗旨。
直接受南宋政府舆论导向和官方修史活动的影响，南宋私人修撰北宋史的风气亦随之相当兴盛。与官方修史稍有不同的是，基本成书于孝宗及之后的私家著述，一方面可以直接向官方修成的北宋后四朝史取材。另一方面，基于孝宗时帝统已转入太祖一系，从而促使时人敢于追述自太祖创业以来的整个北宋史。为此，以整个北宋历史为编修对象的私修当代史著作便相继得以完成。如熊克的《九朝通略》（168卷），徐度的《国纪》（58卷），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980卷），以及依据李焘之书编修成的杨仲良的《续通鉴长编纪事本末》（150卷）和彭百川的《太平治迹统类》（40卷），陈均的《皇朝编年纲目备要》（30卷），蔡幼学的《国朝编年政要》（40卷），王炎的《东都纪年》（30卷）和王称的《东都事略》（150卷）等。同时，兼及北宋九朝史事的如有李的《皇宋十朝纲要》（25卷）和无名氏的《圣政编年》。此外，仅涉及北宋某段历史及专题性的史著亦不少。如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250卷）、汪藻的《靖康要录》（16卷），李丙的《丁未录》（200卷），龚颐正的《元祐党籍列传谱述》（100卷），陈傅良的《建隆编》（1卷），吕中的《大事记讲义》（23卷），以及杜大珪的《名臣碑传琬琰集》（107卷），李攸的《宋朝事实》（35卷）（一作30卷），赵汝愚的《国朝诸臣奏议》（150卷）和朱熹的《八朝名臣言行录》（24卷）等。总之，以上这些私家著述在总结亡国之痛的同时，还旨在追崇北宋祖宗圣政，着力宣扬太祖、太宗创业和真宗、仁宗守成之美。其间著者还偶尔直述自己对该段史事的看法。
总体而言，南宋时期修成的北宋史，其主旨是总结北宋亡国之因，因此书中往往体现着修史者对北宋兴盛时的深深留恋，以及对急剧亡国的痛愤之情，其时代感甚为浓烈。
二、南宋前期的高宗中兴史编修
高宗朝作为南宋政权诞生和确立的最主要阶段，在对内施政方针和对外外交政策等方面，均会对整个南宋社会产生影响。在南宋初建之时，深处外有金军追袭，内存地方武力各自为战并独霸一方困境中的高宗，为完成重建事业，便以中兴相号召，并进而在民众心目中重塑赵宋皇权形象，以便强化王权，宣扬圣政。为此，早在绍兴六年，史馆依据“断自圣意”［8］的汪伯彦的《建炎中兴日历》，编成了《皇帝元帅府事实》（10卷），用以表明自己的中兴之功。绍兴二十六年十月，高宗还特意下诏将据“绍兴议和”迎回的生母韦太后的事实让实录院编成为《皇太后回銮事实》（10卷）。有以上诏修的基本文献作为基调，朝廷组织的高宗中兴史籍编修活动便达到了高潮。期间，绍兴十三年先修成高宗即位至绍兴十二年间的《建炎以来日历》590卷。至孝宗淳熙三年，最终修订完成高宗一朝《日历》1000卷。乾道二年，国史日历所完成《高宗圣政》60卷。九年，修成《中兴会要》200卷。至宁宗嘉泰二年正月，《高宗实录》500卷最后完成。开禧元年七月，实录院又完成《高宗御集》100卷。嘉定六年，《高宗宝训》70卷亦告完成。此外，《高宗正史》的诏修则始于宁宗嘉泰二年二月。［9］这样，高宗中兴史籍在南宋前期就得以基本完成。
在朝廷积极组织编修中兴史，大力倡言圣政的同时，私家依托官修史书所提供的史材，亦纷纷编撰高宗一朝中兴史。其中专记高宗一朝历史的主要著作就有：熊克的《中兴小历》（40卷）、赵甡之的《中兴遗史》（60卷）、李焘的《思陵大事记》（36卷）、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卷），以及稍后成书的陈均的《中兴编年举要备要》（14卷）、彭百川的《中兴治迹统类》（30卷）和无名氏的《皇朝中兴纪事本末》（76卷）（按：据现存该书内容可知，此当为《中兴小历》之异名节录本）。兼及高宗朝的史著主要有：李的《皇宋十朝纲要》（25卷）。专题性著作如：李壁的《国朝中兴诸臣奏议》（400卷）、龚颐正的《中兴忠义录》（3卷）、陈亮的《中兴遗传》、［10］章颖的《皇宋中兴四将传》（4卷）、张浚的《中兴备览》（3卷）、何俌的《中兴龟鉴》（10卷）、佚名的《绍兴讲和录》（2卷）、《绍兴正论》（2卷）和楼昉的《绍兴正论小传》（20卷）等。除有意宣扬圣政之外，这些著作还必须具体涉及“南京即位，扬州渡江，复辟之功，亲征之举，与夫伪楚伪齐、叛将群盗之扰，行台分镇、措置守御之方，隆祐过江西，车驾幸明浙，收复河南，迎奉梓宫，和战议论之异同，治军理财之本末”［11］，以及秦桧专权等关键问题。其间有关与金和、战问题最为突出。虽则私家对诸如和、战等重大问题看法不一，但占主流的是对秦桧议和之举的极力贬斥，这表明力主恢复故土是当时人的普遍心愿。对于此，王应麟就评论说：“绍兴、隆兴，主和者皆小人；开禧，主战者皆小人。”［12］
三、南宋后期的高宗、孝宗、光宗和宁宗四朝史编修
随着南宋政局的日益稳定和修史工作的完全制度化，中兴四朝史籍的编修自南宋前期就已开始进行。诸如《孝宗会要》（80卷）成书于光宗绍熙三年，《嘉泰孝宗会要》（200卷）成书于宁宗嘉泰元年七月；《光宗会要》（100卷）修成于庆元六年。《孝宗日历》（2000卷）最终修成于绍熙元年；《光宗日历》（300卷）成书于庆元六年，《宁宗日历》（510卷）（起宁宗即位至嘉泰二年）初修成于嘉泰二年，重修于嘉定十四年。《孝宗实录》（500卷）和《光宗实录》（100卷）同修成于嘉泰三年四月。此外，《孝宗圣政》（50卷）成书于绍熙三年。《孝宗宝训》（70卷）成书于嘉定十四年。［13］不过，最终形成一致结论，并且对后世影响极大的《中兴四朝国史》则完成于南宋后期。对于灭亡于理宗端平元年的金王朝而言，南宋与其战而和，和而战。至理宗时，南宋官方才可以最后编定该段历史。同时，内政方面诸如秦桧议和、岳飞冤死、庆元党禁、侂胄北伐乃至济王之死等，均在南宋后期官方才有所定论。为此，我们认为官修的中兴四朝史，最终在南宋后期基本完成。
官方的修史活动同样有力地推动了私家修史。此间，私人编撰的有关高宗、孝宗、光宗和宁宗时期的史著主要有：刘时举的《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中兴四朝）（15卷）、佚名的《中兴两朝编年纲目》（高宗和孝宗）（18卷）、《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光宗和宁宗）（16卷）、李焘的《阜陵大事记》（2卷）、高斯得的《孝宗系年要录》和龚颐正的《续稽古录》等。其他兼及或专述这一时期的著述主要有：徐自明的《宋宰辅编年录》（20卷）、李心传的《建炎以来朝野杂记》（40卷）、李幼武的《皇朝名臣言行录》续集（8卷）、别集（26卷）和外集（17卷）、姚希得的《续言行录》、钟尧俞的《宋名臣言行类编举要》（16卷）、吕中的《皇朝中兴大事记》（4卷附录1卷）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348卷）等。这些史著在向官修史书取材的同时，其修撰者时而还对中兴四朝诸多大事发表自己的看法。同时，由于南宋后期之人已远离北宋亡国与南宋中兴这一艰难困苦之时，因而极为强烈的民族爱国之情在大多数人的心中已经淡化。为此，张端义感叹说：“渡江以来，隆、绍间士大夫犹语元符、宣政旧事，淳熙间士大夫犹语炎、隆旧事。庆元去淳熙未远，士大夫知前事者渐少。嘉定以后，视宣、炎间事，十不知九矣，况今端、淳乎！”［14］也正是由于如此，促使一些史家通过著史以总结这段历史。
四、南宋灭亡前后的理宗、度宗和瀛国公三朝史编修
南宋后期宋与蒙古（元）冲突日益频繁，这一时期因南宋国土残破严重，加之权相专权，从而导致此时的官方正常修史活动受到严重影响。期间，虽则理宗和度宗朝日历仍在按时编修，《理宗实录》亦有初稿，［15］《理宗会要》仍在编修，但国史乃至其他类官修史书的编修已难以正常进行。因此，可以说该时期是官修史书的衰落期。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南宋灭亡前后，宋人或者元时的南宋遗民，甚至元人则更多担负起了编修此段历史的任务。见于记载以及流传至今者，计有王义山的《宋史提纲》和《宋史类稿》、黄震的《理度二朝纪要》（一名《古今纪要逸编》）（1卷）、无名氏的《宋季三朝政要》（6卷）、《宋史全文》（36卷）（附《宋季朝事实》2卷）、《咸淳遗事》（2卷）、元刘敏中的《平宋录》（3卷）和佚名的《昭忠录》（1卷）等。这些著述在向官方史书取材的同时，多激于南宋亡国之愤，尽力鞭挞奸臣误国，着力赞扬忠义之士，故有着极强的时代感。据周密言：“陈本斋、马碧梧、高耻堂、陈圣观自世变后，极意经史，著述甚富，而手抄之书日以万字，有类日课，盖闲中无以消忧故也。”［16］
南宋当代史编修之所以如此兴盛，一方面与朝廷的积极诱导有关。在对待北宋亡国问题上，如前所述，高宗以“是元祐、非熙丰”作为宗旨，用以组织编修北宋后四朝史，以便统一人们对北宋亡国问题的认识。如早在绍兴四年八月重修《神宗实录》之前，高宗就明确表示：“朕最爱元祐。”［17］同时，对于南宋中兴问题，朝廷大力宣扬圣政，以此来表明南宋皇帝治政有方，施政措施深得民心。如绍兴三十二年九月，朝廷诏改敕令所为编类圣政所，专一编修圣政。正缘于此，南宋在编修当代史方面成就突出。曾担任过史官的尤袤在其目录学著述《遂初堂书目》中专列有国史、本朝杂史、本朝杂传、本朝故事4类，收录本朝史书就达285部，而正史、编年、杂史、杂传以及故事5类收前代史书仅210部，这足以表明当代史编修之盛。另一方面，与史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有关。“靖康之难”使朝野上下无不震惊，人们对当代历史有必要加以深刻反思，史学家们便慨然以此为己任，纷纷著书立说。同时，伴随亡国而至的是，史籍残佚散失极为严重，及时抢救文献成了史家的当务之急。加之宋代朝廷政治斗争一直相当激烈，官修史书更修频繁，对史料加以考辨以求其真，则成了史家在修撰史书时的另一职责。我们知道，历来史家就有注重整理编修历代甚至本朝史的优良传统，面对严重的社会危机，南宋史家当然责无旁贷。因此，南宋编修当代史盛行一时。
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南宋时期在某些变革性的重大事件上具有相对较为丰富的史源，同样促进了当代史编修的兴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