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宗庆后精彩上演了一出“小鱼吃大鱼”的好戏，成为了改革的先锋人物。“小鱼”娃哈哈兼并了“大鱼”杭州罐头厂后，宗庆后大刀阔斧搞起了革新，针对当时的市场需求，他决定调整产品结构，扩大利润更为可观的儿童营养液生产规模。
可是计划尚未付诸实施，来自生产一线的反对声就汹涌而来。
“宗庆后要把我们的罐头生产线停掉了！”兼并刚刚完成，原杭罐厂的工人们就听到了这样的消息，心里很是不满。
“他不是在大会上说过，兼并之后，罐头还可以照做的吗？这不是在欺骗我们吗？！”一些对杭罐厂深怀感情的老职工气愤了，他们成群结队冲到宗庆后的办公室，要向这个“言而无信”的新领导讨说法。
面对忿忿不平的员工，宗庆后毫不退缩，他非常镇定地说：“没错，我是说过兼并后罐头还可以照做。可我还说过，必须是要能够赚钱的，不赚钱的我们坚决不做！”
他用严厉的目光向在场的员工扫了一遍，抬高了语调道：“现在的罐头生产线，亏损有多么严重，难道你们都不知道吗？作为企业的一份子，你们有没有认真关心过企业的发展？这样的罐头生产线如果不马上停掉，不要说想翻身求发展，就连原本娃哈哈的那点优势也会被拖垮！”
怀着满腔怒气而来的员工们，顿时一个个变成了哑巴，脸上都情不自禁地露出了愧色。其实他们心里都明白，当初为了说服他们，宗庆后是用了缓兵之计，编了套子让他们钻的，可现在，面对现实他们实在无话可说，因为宗庆后说的句句得理，除了按照他的思路去做，别无选择。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一条月生产250万盒儿童营养液的生产线就在原杭罐的车间里安装完成，从而取代运转了几十年的罐头生产线。原先的杭罐厂工人，不管情不情愿，适不适应，都在短期内迅速变身成了娃哈哈人。
改革当然不会仅仅局限在生产线的调整上。兼并之后，宗庆后的铁腕开始在各个方面展露出来，特别是在用人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
宗庆后派去接管杭罐厂的第一批干部虽然只有十几人，却都是他精心挑选过的“心腹”干将，他的胞弟宗泽后和最早跟着他一起闯天下的女将王琴是其中的骨干，他相信他们能胜任艰巨的接收任务。
然而这批在娃哈哈冲锋陷阵干劲冲天的精兵强将，到了杭罐之后却变得举步维艰困难重重，因为他们遇到了之前从来都不可能遇到的那种阻力：定岗定人生产方案确定了，有的工人竟不愿上流水线，理由是“太紧张”；生产定额下去了，有的工人竟拒绝接受，说是“高得离谱”；紧急订单需要突击生产，有的工人竟不肯加班，借口是“回去迟了家属会来厂里闹的”……
情况汇报到宗庆后那里，他气得猛拍桌子：“居然会有这种稀奇古怪的事情？不肯加班、不肯干活，这样的工人还要他干什么？！”
“杭罐的有些工人的确是懒散。可是我们觉得，工人懒散，根子还是在干部。杭罐的科室干部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他们不干活也拿钱，这就难怪下面的工人要不平、要偷懒了。”
在宗庆后的词典里，越根本就没有“放弃”二字。越是阻力重重，就越要全力拿下它！只见他紧皱着眉头点上一支烟，猛吸了好几口，然后吐着烟雾，缓缓地说：“好，就从干部开刀，我要搬走他们的铁交椅，让他们成为 ‘黑板干部’，有能力的，留着；没能力的，擦掉！”他就不信，自己会调教不好那些懒散的员工。想当初夸下海口全盘接收杭罐职工，就是因为自己有这份自信。
兼并后重新聘任的第一批干部名单很快公布了，原杭罐厂的41名干部从这份名单中“下课”。
“他宗庆后不是主动向市政府保证，愿意接收我们全部员工的吗？凭什么出尔反尔，一夜之间就把我们的饭碗给敲了？”又是一大帮怒气冲冲的人，又冲进了宗庆后的办公室兴师问罪。
可这时候的宗庆后却变得更加强硬了，他严厉而坚决地说：“我们是在办企业，不是慈善机构，我们需要的是踏实肯干的创业者，而不是混日子的人。没错，我是承诺过接收杭罐全部的员工，但我并没有承诺要把不肯干事的人都养起来。老实说，我们也养不起！”
领教了宗庆后的强硬之后，有些人回过头仔细想想，也就接受现实，服从大局，到新的岗位上去报到了；也有些人不甘就这么低头屈就，一张报告递交上去，要求辞职走人；还有些人憋着一口气就是转不过弯来，他们四处告状，甚至把信写到了中央……
宗庆后根本不为所动，你要走也好，告状也好，他只管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
很显然，在宗庆后看来，替政府分忧，是从政府那里接过包袱，再想办法解决包袱，而并不是要自己永远背住包袱。所以改革用人是必然的，不然杭罐那么多员工怎么真正用起来？
所以，面对60多份辞职报告和要求退养的申请，宗庆后表现出了从未有过的绝情，他拿起笔来，毫不犹豫地一一批准：“改革不可能给每个人以利益，他给于每个人的只是机遇和自主的选择权利。能不能在改革中最后获益，就看你自己有没有眼光、能不能做出正确选择了。既然选择要走的，这也是你的权利，无论你多么能干，我一个都不会挽留。”
实施兼并之后的宗庆后，有时候甚至对政府也表现出了叫人无奈的执着。这年临安的香菇丰收，而原杭州罐头厂的罐头生产又被宗庆后停掉了，大量的香菇在农户那里积压了起来。农民丰产不丰收，这是政府最担心的事情，于是市里的有关领导就找宗庆后协调，希望他能协助销售。可宗庆后却非常明确地表示，他只对那些跟杭罐厂签有订货合同的菇农负责，按照合同给予一定的损失补贴，而其它菇农的销售问题，那是政府的事情，跟娃哈哈没有关系。
宗庆后也是没有办法，因为他已经向市政府立下了军令状，半年之内要使杭罐实现扭亏为盈，他很清楚，如果自己不按照市场规律办事，还是继续让政府牵着鼻子走，那誓言很可能就要泡汤。所以，他觉得该坚持的时候就一定要坚持。就像当时在决定兼并方案的时候，如果不坚持明晰产权、彻底兼并，自己能有真正的决策权来决定企业的命运吗？
按照这样的思路，宗庆后用自己特有的强势手段在娃哈哈食品集团公司内大刀阔斧地实施改革，生产结构及时得到调整，严厉而高效的管理模式确立起来，生产和销售形势蒸蒸日上，企业蛋糕迅速做大。
到1991年年底，宗庆后提前实现了让杭罐厂扭亏为盈的承诺，娃哈哈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全年创产值2.5亿元，实现利润4000万元，两项指标均比上年翻了一番，并开始提前向银行偿还欠款。
宗庆后递交的这份成绩单让各种非议都变得烟消云散。一开始就对他大力撑腰的新闻舆论，更是理直气壮地开始了新一轮的追捧。
1991年12月19日对于宗庆后来说无疑是特别风光的一天，因为这一天他以一位成功企业家和改革者的形象，光鲜亮丽地登上了几大权威媒体的重要版面。杭城的省市两大党报《浙江日报》和《杭州日报》同时刊文，报道了实施兼并106天之后的杭州罐头厂一举扭转长达三年亏损局面的消息。上海的《文汇报》更是拿出大幅的版面，刊发记者的长篇通讯《小鱼吃大鱼 百日传佳音》，对娃哈哈兼并杭罐的首战告捷给予了最热烈的讴歌。
仅过了三天，《解放日报》又以整版的篇幅发表了长达数千字的通讯《百日兼并》，同时还配发了《再论改革要有胆略》的评论员文章。更为夸张的是，据说这篇充分赞扬这次兼并的评论员文章得到了中央领导的支持，在见报之前，报社还专门给杭州市委、市政府打了招呼的。
在面对种种压力的时候，宗庆后以一种无人能够撼动的执着精神，强势推进着既定的改革目标。通过对杭州罐头厂的兼并，娃哈哈成功地突破了困扰多时的发展瓶颈，一举获得了高速发展的生产平台，并且从资金、税收、市场、信誉等各方面突破了原有“校办工厂”的局限，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企业的升级膨胀。到1991年底，娃哈哈集团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已达1.335亿元，仅在工商银行的企业存款就高达4293万元，俨然已是一家大型企业的架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