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求得内心的安稳，让权力永世成为自家院子里那颗歪脖子枣树上挂着的果实。宗室诸王不遗余力，他们本应该是“家天下”最有力的拥护者，是帝国面前最可信赖的一道屏障。但屏障弄不好就成了智障，成了自家门前最大的威胁。
宗室诸王对君权继承的威胁是显而易见的，固定顺序继承法说到底就是为约束这帮人而定的。因为他们是离君主宝座最近的人，近得只有一步之遥，近得似乎唾手可得。
于是乎，宗室诸王或是诱使君主违反固定顺序继承法，力争立自己为储君；或是散布流言蜚语，阴谋陷害太子；必要时干脆直接发动政变，干掉皇帝和太子。而宗室诸王又是王室中除了君主、太子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王位继承的后备力量。除了存在时间很短的王朝，其他历时较长的王朝都有过王室嫡系无子，由宗室诸王入主大统的事例。当有别的势力威胁君权时，拥有实权的诸王是拱卫君主的重要力量，所以又不可轻易废除。
有鉴于此，历代王朝一般都不让他们在朝廷中拥有实权，以防止他们直接篡夺中央政权。但诸王毕竟是君主最亲近的人，他们或是他的儿子，或是他的兄弟，或是他的叔伯。荣华富贵，不与自己的亲人分享，难道拱手让给别人不成？况且君主一人统治天下，难免有照顾不到的地方，难免有个闪失，这时不靠自己的亲人又能靠谁呢？
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封藩制”带着开国君主们美好的愿望来到人间——使宗室诸王出任外藩，既避免他们争夺皇位，又可让其发挥重要作用：对内防止权臣、宦官、外戚等其他势力威胁君权，对外抵御敌人、镇压暴力夺权。
西周大封诸侯，开始确实得偿所愿，可越往后越适得其反。周文王和周武王所分封的诸侯基本上都是同宗同姓的，然后把他们支得远远的，挑拨他们互相对抗和杀伐，最后连周天子都制止不了天下大乱的局面。
到了秦朝，秦始皇因噎废食，废封建、置郡县，让宗室诸王毫无实权，眼睁睁看着横扫天下的大秦帝国被小人篡夺却束手无策。面对昔日最卑贱的奴才，宗室如同待宰羔羊任人宰割。秦未亡于陈胜、吴广，嬴氏子孙已死于宦官之手。
秦始皇子孙的悲惨命运大大地刺激了汉高祖刘邦，他吸取秦始皇的经验教训，大封自己的子弟为藩王。藩王们倒也不负重托，在后来反对诸吕作乱中立下了大功。当平乱的硝烟散尽，他们共同的敌人消灭之后，问题又出来了。由于诸王坐大，直接威胁到中央政府，不得已汉室江山又闹了一出“撤藩”的大戏，引发了“七国之乱”。
其实刘邦并不是不知道“封藩”的个中利害，问题在于刘邦当时根本没有其他路可走。刘邦所能做的，只能针对前朝的经验教训采取措施罢了。但他只猜中了开头，却没能猜中结局，西汉最终的结局是被外戚王莽所篡夺。假如当时诸藩未撤，王莽又怎能轻易得手？至少他也得发动一场削平七国的战争，而这正是刘邦大封藩王的初衷。
此后历史一再陷入“封藩——撤藩——再封藩——再撤藩”的恶性循环，皇帝在这件事上也很纠结。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想依托藩王“屏障皇室”，保障中央政权不被篡夺，正所谓“内无深根不拔之固，外无磐石宗亲之助”，孤立者易败；封藩，则藩王与皇帝又互不相容，两难选择竟是无解。
从大明帝国建立的那天起，为了能够使得朱明江山稳如磐石，传之千秋万世，朱元璋的大脑就没有一天真正休息过。他在一片反对声中，处心积虑地推行早已被历史多次淘汰的分封制。朱元璋决定了的事，任何人反对也只是徒劳。
藩王势力的膨胀，势必构成对中央政权的威胁。在朱元璋大封诸王的时候，有个叫叶伯巨的人就站出来指出，藩王势力过重，数代之后必定尾大不掉，到那时再削夺诸藩，恐怕会酿成汉代“七国之叛”、西晋“八王之乱”的悲剧，提醒朱元璋“节其都邑之制，减其卫兵，限其疆土”。一句话，节制，节制，再节制。你说你的，我做我的，弄不好还给你小鞋穿。朱元璋不但听不进劝告，反而认为叶伯巨吃饱了撑得，在这里小题大做，居心不良，于是将他抓进监牢，囚死狱中。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朱元璋并不是一个冲动的热血青年，他对于自己已经决定的事，往往经过了深思熟虑。另外我们要搞清楚的一点就是，朱元璋并不是一个辨不清方向的庸君，而是一代雄主。他对历史上由分封所带来的沉痛教训还是心知肚明的，所以他推行的分封制，是对前朝制度的继承和发展。并且他固执地认为，他的分封是巩固皇权的唯一手段。
那么经过朱元璋创新发展的分封制又是怎样一番面目呢？其最大的特点就是让藩王的势力远离帝国的心脏地带。从明朝分封诸王的就藩地点来看，基本上都是以北方边境为重心，长江以南很少。这一点与历朝历代是有所区别的，在明朝之前的分封藩地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交通要冲、军事要地或者经济中心来大做文章。这等于为朝廷的权力躯体做了一次心脏搭桥手术，一旦手术所搭建的桥梁崩塌，就有可能危及到帝国的政治生命。如此分封带来了诸多弊端：许多地区经济中心被各路藩王占有，直接削弱了帝国中央的经济实力。同时帝国的许多军事要地被藩王们占有，一旦藩王与中央政府翻脸，就很容易出现藩王割据的局面。如果将帝国的核心地区封给藩王，一旦祸起萧墙，后果不堪设想。西晋的“八王之乱”正是祸起于此，最终导致了帝国的灭亡。
这么多的前车之鉴摆在那里，朱元璋大搞诸子藩王分封时完全可以参照着来。在大明帝国的心脏地区——南京（包括今天江苏与安徽两省）和两浙等地不实行分封，要封就把诸王封得远一点。朱元璋以北方边境军事防务为中心，沿着长城一线布防分封。一方面可以将这些藩王支得远远的，另一方面又可以让这些诸子藩王保卫边疆，辅佐中央皇室。当时分封到长江以南地区的藩王很少，这也是分封制的创新所在。他的那些继任者们也是坚决贯彻，谁也不肯将帝国的心脏地带拿出一小部分来分封给诸子藩王。
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第一次大封诸子藩王时，第五个儿子朱橚曾被封为吴王，但因为年纪尚小并没有迅速就藩。洪武七年的时候，有司请将其安置在杭州一带。朱元璋只说了这样一句话：“钱塘财赋地，不可。”
永乐年间，朱棣大行分封之事，宁王朱权在靖难战争开启时就跟着朱棣举兵，算是开业功臣。在举兵之初，朱棣曾经开出过口头支票：“事成，当中分天下”。而等到曾经的燕王朱棣摇身变为永乐皇帝，口头支票却成为永远无法兑现的一张白条。朱棣不仅没有分一半天下给朱权，甚至还想赖账。此一时彼一时，朱权也无话可说。可作为一个小股东，最起码的利益，自己总要争取一些吧！朱权向朱棣提出要求去苏州，朱棣笑着摇头说：“这不行，苏州在京都周围（畿内也）。”言下之意，如果我这个皇帝将你安排到那个地方，我还能睡一个安稳觉吗？
没有办法，宁王朱权只好退而求其次，要求去钱塘。永乐皇帝朱棣还是没有乐起来，他依然摇头拒绝，最后宁王朱权被打发去了南昌。
从分封诸王的血缘关系来看，朱元璋分封的诸藩王绝大多数是自己的儿子，也就是后来明朝第二代皇帝朱允炆的叔叔，属于直系血亲。这和前朝的分封有所区别，有的朝代往往将皇族里隔了几代的皇亲国戚也列入了分封的重点对象。当然朱元璋的这种大封亲生骨肉的最主要的目的，是让他们保卫边疆，辅助皇室。想法虽好，但终究是朱元璋的一厢情愿。事实证明，朱元璋给皇太孙朱允炆出了一道尴尬的政治难题。
为什么说这是一件尴尬的事呢？从政治地位上来讲，朱允炆与他的那些叔叔们是君臣关系；但是从血缘关系上来说，诸王又都是建文帝的亲叔叔。很多王叔的年纪比建文帝还要小，但论起辈分，他们又都是建文帝的长辈。这种辈分上的差距，放在讲究伦理道德的传统社会中就是优势。这种优势带来的是心理的变化，从而导致了建文朝叔侄君臣关系陷入僵局。尤其对于建文帝来说，他对别人可以“讲政治”、“讲原则”、“讲大局”，但对于那些藩王叔叔们还得讲辈分啊。
朱元璋将诸子藩王的政治地位定得这么高，只有皇帝与皇太子才能制约藩王，在正常情况下，它既可体现出朱家基因的高贵，又能够维护皇帝的最高权威；但是在非常规的情况下，当皇帝或皇太子没有办法驾驭藩王时，藩王就有可能成为帝国的脱缰野马，无人可以制约。朱棣就是第一匹脱缰的野马，一发不可收。本来应该是朱明“家天下”最为忠心的拥趸，却成为明火执仗的家贼，大张旗鼓地举兵篡夺皇位。
洪武三十一年（1398）闰五月，当朱元璋刚刚离开他为之奋斗的世界，他的皇太孙还没有来得及处理好他的丧事。他生前苦心酝酿的分封制所埋下的恶果就到了破土而出的时刻。朱元璋的四皇子、朱允炆的四皇叔朱棣在谋士道衍的唆使下正在北平燕王府邸哗哗地磨刀，那令整个帝国都为之胆寒的磨刀声，如果地下有灵的朱元璋能够在另一个世界聆听得到，不知道他会作何感想。
朱元璋是个实实在在的草根皇帝，出身寒微。就因为他自己曾经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吃过苦中苦，不希望自己的子孙遭同样的罪。他对诸子藩王的后代及后代的后代都作了制度上的规定，予以实实在在的特殊待遇：皇子封亲王，授金册金宝，一年俸禄上万石，府置官属。身边的护卫队少者三千人，多者达万人。衣食住行，亲王们只比皇帝差一等，公侯大臣见了这些亲王也要行跪拜之礼。亲王嫡长子，年及十岁，则授金册金宝，立为王世子，长孙立为世孙，冠服视一品。诸子年十岁，则授涂金银册银宝，封为郡王。嫡长子为郡王世子，嫡长孙则授长孙，冠服视二品。诸子授镇国将军，孙辅国将军，曾孙奉国将军，四世孙镇国中尉，五世孙辅国中尉，六世以下皆奉国中尉。其生也请名，其长也请婚，禄之终身，丧葬予费，亲亲之谊笃矣。
藩王们及其后代拥有如此优厚的福利待遇，谁还有心思干事创业。他们只需要无忧无虑度年华，四体不勤混日子就可以了。饱暖思淫欲，皇族子孙繁衍如滚雪球似得疯狂壮大。这帮生下来就含着金钥匙的皇室子孙，生生拖垮了帝国的财政，也使得后来的那些皇帝们在“当家”时常常入不敷出。
尽管朱元璋给诸子藩王的福利待遇极高，但他有一样始终不愿意给他们。那就是政治权力，不让藩王们插手地方政务，所有的地方事务治理权统统归于朝廷任命的中央与地方的各级官吏所有。朱元璋这么做，有他自己的考虑。他这么做是为了限制诸子藩王的权力，防止他们势力坐大。藩王势力坐大，就会威胁到中央的权力。那样的话，就有可能会出现骨肉相残的血腥一幕。
朱元璋的分封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让诸子藩王成为独当一面的军事中坚力量，以此来拱卫中央皇室。他的目标很明确，措施却不靠谱。朱元璋在这里的做法很让人纠结，他一方面限制藩王参与帝国政务的权力，另一方面却又不断地赋予诸子藩王以极大的军权。
洪武五年(1373)，距离朱元璋第一次诸王大分封过去了四年时间。朱元璋下令成立“亲王护卫指挥司”，规定藩王一年享有的俸禄上万石，府置官属。身边的护卫队少者三千人，多者达万人。
到了洪武六年《祖训录》修成时，朱元璋又进一步地扩大了诸子藩王拥有的军事权力，不仅规定诸子藩王拥有藩国内护卫军的军事权，而且在紧急情况下就连藩国所在地镇守军的军事指挥权也归给了藩王。这样，地方藩王的军事权力得到无限制的扩张。
从明初朱元璋殚精竭虑地设计出分封制的表象来看，经过洪武时代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大明已经成功地完成了朱元璋时代的使命，具有巨大潜在危险的功臣勋将随着洪武年间的“胡惟庸谋反案”和“蓝玉党案”的展开而被杀戮殆尽。
朱元璋通过分封制，将自己的亲生骨肉培养成为大明江山的拱卫者与“中流砥柱”，完成了传统中国人津津乐道的“家国一体化”，出现了“打架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理想格局。他希望的和谐画面，是朱家的子孙都能够拱卫大明皇室，看家护院，将自己的不朽功业万代相传。
但是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朱元璋所做的一切对于接任帝国大位的第二代君主朱允炆来说，是如此的痛苦和尴尬。他眼睁睁地看着朱元璋用左手将江山交给了自己，又用右手将兵符交到了诸叔藩王的手中。虽然皇叔们的藩邸大多分布于远离帝国心脏地带的北方边境，但是这些人一旦有了非分之想，整个帝国也就成了一座随时都可能引爆的火药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