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是1985年的夏天，我第一次去北京。去北京的目的只有一个，朝圣。早在一年多前，和韩晓征保持着通信联系，后来知道她爸爸就是著名的散文家韩少华先生，便产生了去北京拜望的念头。那一年，我十九岁，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愣头青。
我向妈妈的同学杜叔的女儿杜飞姐借了一百二十元钱，加上自己的一点“积蓄”，登上了南下的列车。
在韩家，我受到了热情的款待，那是我——一个孩子——一生难忘的事。阿姨给我包的饺子，临走还给我煮了鸡蛋，虽然只是一顿中午饭，但这温暖和感动却让我一直保留到今天。
只是，这么多年来，自己一直也没有干出点什么骄人的成绩，所以，有意不再与晓征联络，当然，更不敢去见韩先生了。知道晓征曾在文渊阁工作，每每经过那里，总会关注一番。
这是一段情谊，很少为别人所知。
晓征的信，我还保留着，搬了几次家，也不曾丢弃。
1985年去北京，看了故宫，看了天坛，看了动物园，看了圆明园……看了许多地方，却至今只写了一篇散文，关于圆明园的，发在《吉林日报》上。
我在北京整整待了一周，住在宣武门外西椿树胡同的地下室里。防空洞改的招待所，三元钱一个床铺，那床铺一个连着一个，根本看不见尽头。以后的多少年里，我几次去西椿树胡同打听这个招待所，可惜，竟没有人说得清楚了。也难怪，快三十年了，北京三十年来的变化太大了。
我为什么要找这家地下招待所呢？
这里边，或者说这一带，也留下过我。
曾有那么几年，大家都说河南人如何如何坏，可我对河南人根本恨不起来。1985年，在北京，我第一次接触河南人，七个，平顶山煤矿的工人；还有一个，女孩，确山农村的，我叫她姐姐。他们八个人，让我对“河南”两个字产生了本质的记忆。
十九岁的时候，我已经学会了喝酒，而且，很能喝，一次能喝半斤。
我说的那个女孩，就叫她确山姐姐吧，就在西椿树胡同口外开了一家饺子馆，卖大馅饺子，还有炒菜。我每天出去玩够了，就在她那里吃饭，不是一盘饺子，就是一盘麻辣豆腐外加一碗大米饭，雷打不动，就这两样。但，无论饺子还是米饭，总要喝半斤散装白酒。一来二去，和确山姐姐熟了，就多少有点吹嘘地说，自己是搞文学的，已经考上了文学院，马上就要去读书了。确山姐姐很佩服我，给我盛饭时候就多盛半勺。她不是老板，老板应该是她的一个亲戚。后来，我去吃饭，她还偶尔送给我一个松花蛋，这对于好喝的我来说，无疑是最好的佐酒小菜。
有一天，是下午三点多的时候，我一个人在饺子馆里喝酒，突然，从外边闯进来七个铁塔般的汉子，进了屋，就哇哇哇哇地和确山姐姐说了一通，然后围着一张桌儿坐了下来。饺子、炒菜、四瓶绿豆大曲，七个人吆五喝六地喝开了。忽然，有一个长头发、胖圆脸、二十七八岁的师傅发现了我，便好奇地打量一番。我想，他好奇我，是因为我年龄不大，竟一个人坐在那里用大碗喝酒吧。后来，我的想法得到了证实，他真的就是这样的心理。
他和那几个人小声说了几句什么，之后，冲我招手，让我过去。我也不怯生，端了碗，就坐过去了，他看了看我碗里的酒，一扬手，泼了，顺手抄起绿豆大曲的瓶子。
“能喝？”他问。
“能喝。”我点头。
于是，“咚咚咚”倒上了一大碗。
酒喝上了，话匣子也就打开了，大家根本不像是萍水相逢，倒像是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在异地不期而遇，说河南，说东北，说煤矿，说粮食，心胸开阔得不得了。后来，不知怎么着唠到了武术上，我借着酒劲儿，走了一趟罗汉拳；不曾料，长头发、胖圆脸的师傅高兴了，趁兴也打了一趟红拳，只记得红拳刚劲有力，被他演绎得虎虎生风，这下子好了，又一轮高潮兴起，无数的白酒落进肚子。
胖圆脸的师傅姓曾，曾师傅。曾师傅他们和我竟然住在一个招待所。
后来，我们都喝多了，喝醉了，醉得不省人事了。
等我们醒来的时候，北京的天空正下着斜斜的细雨，天快亮了，可我们八个人互相依靠着在路边睡了半夜。我的外衣丢了，丢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衣服口袋里有我仅剩的车票钱。
曾师傅知道我丢了衣服和钱，并没表示什么，我们一行人默默地回到地下室，趴在自己的小床上，头痛欲裂，心里边乱糟糟的没有一个着落。我想，实在不行就去找晓征吧，好在还有她，总会有办法的，这样想了，心里稍安，整个人又睡了过去。
再醒来，就是天大亮了，上午九点钟的时候，收拾自己的东西，到寄存处拿包，准备退宿。这时，柜台后的阿姨递给我一个纸包，说：“宿费有人给你交了。”我拿着纸包，不知所措。
阿姨说：“是你那几个朋友留给你的。”我打开纸包，是一张小条和七十元钱。小条上只有一行字：兄弟，我们去天津了。到平顶山，就来找我们。
我的眼睛湿了。
我要回长春了，确山姐姐给我包了七个松花蛋，一瓶绿豆大曲，现在想来，这些东西一定要从她的工资里扣的。那时的人，怎么都活得那么简单而干净？！
北京回长春的列车上，十几个小时，我毫无睡意。我开着窗子，任风吹乱我的头发。我喝着酒，吃阿姨给我煮的鸡蛋，吃确山姐姐送我的松花蛋，享受着人间至纯的情感，一点点完成自己的朝圣之旅。
火车咣当咣当咣当咣当地穿过了夜的腹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