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
“苦心孤诣，撑政危局……政府光绪，赖以不得，阎院长之功，实不可泯。”
（《蒋介石和宋美龄在台湾的日子》，第188页）
〔阎锡山〕（1883—1960）字百川。山西五台县河边村（今属定襄县）人。1905年加入同盟会。1912年任山西都督。在北洋军阀混战时期，进行投机扩军据地。历任北方革命军总司令、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太原绥靖公署主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等职。1949年12月退往台湾，曾任“总统府”“资政”和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专事反共宣传。
〔解读〕
阎锡山和蒋介石素有积怨。辛亥革命后，阎实行军阀割据，把山西变成自己的独立王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山西土皇帝”；而蒋介石为了实现自己的独裁统治，不能容忍任何实力派别的存在，一心一意“削藩”，终于导致1930年的中原大战。但蒋阎之间又一直藕断丝连。阎锡山有“九尾狐狸”之称，多年来小心翼翼地在各派别中周旋，有实力，有地盘，在军事实力派中有很大影响。阎不想跟蒋闹翻，为蒋出过不少力，但又一直抱有戒心；蒋介石也不敢把阎锡山不放在眼里，也给过阎不少利，但又往往对阎采取过河拆桥的方针。蒋阎之间有共同点，那就是反共。
随着解放军大军推进，1948年底“山西王”阎锡山从太原逃到南京。这时蒋介石与李宗仁之间的斗争达到白热化。在这场斗争中，老奸巨猾的阎锡山表面上以一个“和事佬”的身份出现在蒋、李之间，实际上却是站在蒋一边，他知道蒋仍掌握着国民党的军政大权，李斗不过蒋。
南京解放后，广州成为国民党政权的临时首都。阎锡山到广州后，串通CC分子联合发起成立“反侵略大同盟”，这场闹剧为阎的政治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此时以“备战求和”为号召的何应钦内阁由于“和平攻势”失败，于5月30日集体辞职，“行政院长”这一重要位置便成了政客们角逐的对象，同时也是蒋、李斗争的焦点。阎锡山作为双方都能接受的人物，登上“行政院长”的宝座。
阎锡山组阁后，极力讨好蒋，决心：“尽其力之所能为，以匡救中华民国于不坠。”表示“绝无照护，绝无爱情，绝无畏葸，为反共保民尽最大的努力，鞠躬尽瘁，必至胜利而已。”然而解放军的隆隆炮火，打碎了阎的决心，12月12日，蒋、阎带领他们的“国民政府”退到台湾。
有趣的是，在兵败如山倒的颓势中，鲜有政绩的阎锡山却受到蒋介石的大力吹捧，蒋介石在1950年2月召开的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表彰阎锡山的功绩时说：
自三十八年底三十九年初，赤焰滔天，挽救无术，人心迷惘，莫不究极……当此之时，中央政府幸有阎院长锡山，苦心孤诣，撑政危局……政府光绪，赖以不得，阎院长之功，实不可泯。
其实，蒋介石一方面不会无视与阎锡山多年的积怨，阎锡山自逃离山西后，即已失去了其“土皇帝”的资本，也即失去了蒋、阎联袂的前提，蒋不会把“行政院长”的位子让阎坐下去；另一方面，阎锡山在任内也不过是精神上的“呕心沥血”，“尽职尽责”罢了。那么蒋介石为什么此时要肉麻地对阎以吹捧呢？无非是为这位“宿敌”搭一个下台的台阶罢了。
傅作义
“剿匪安民，厥功的伟。”
（《蒋介石传稿》，第271页）
〔傅作义〕（1895—1974）字宜生。山西省荣河县（今临猗县）人。曾任第三十五军军长，绥远省政府主席、第二战区第七集团军总司令、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察哈尔省主席及华北“剿总”总司令等高级职务。1949年1月，他毅然举行了北平和平起义，并推动了尔后的绥远起义。毛泽东称傅此举为中国人民立了大功。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水利部部长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解读〕
1936年，傅作义不顾蒋介石“不抵抗”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成功地进行了绥远抗战。
早在1933年日军夺取热河省后，就策划对绥远的进犯。1935年制定了《对内蒙措施要领》，扶民族败类，成吉思汗第三十世孙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和李守信，成立所谓“蒙古军总司令部”；收买伪军头目王英，组织所谓“蒙汉西北防共自治军”和“大汉义军”。1936年1月，日军指示李守信部侵占察哈尔以北六县，妄图进而侵占绥远大青山以北各县，更进而推向西北甘、宁、新三省边界，阻塞中国西北对外交通，割断与苏联的联系，实现其“满蒙政策”。
面对险恶的局势，傅作义以“不惹事，不怕事，不说硬话，不做逸事”的原则，首先在以下三件事情上和德王作了坚决的斗争：绥远省政府一向在百灵庙等地设关卡，征收鸦片的过境税，每年收入为200万元。德王勾结日本特务，和察哈尔省主席刘汝明串通一气，将西部各旗的鸦片经草地用汽车直接转至张家口，使绥远省政府的税收落空。傅作义特地与察哈尔省政府交涉，减免三分之一的税款，宁肯少收入70万元，也叫德王一无所得。另外，当时西公旗的老王死去，德王支持其侄巴图巴雅尔，与老王的另一个侄子不拉布多济争位，傅作义命令王靖国派兵化装成西公旗保安队发起进攻，打死巴图巴雅尔等人。其次，傅作义多次派乌兰夫（时任傅的俄文秘书）前往百灵庙，对保安队队长云继先晓以大义，促成云率千名官兵起义。
不仅如此，傅作义在军事上争取时间加紧备战。在沿察北接壤的集宁、陶林、红格尔图、土牧而台等地构筑国防工事。在战技训练上，傅重视练夜战和近战，提出“练两只晚眼”的口号，强调夜间射击和拼刺刀。他尤其重视远距离奇袭和“掏心战”。每星期部队有三次全副武装跑60里急行军的训练，要求官兵“练两条铁腿”。傅作义还经常作抗日的动员演讲，指出：战争要靠人心和精神，并亲自规定口号：誓保国土，以尽责任！决心牺牲，以雪耻辱！部队起床、熄灯、集合后，解散前各喊一次，以激励士气。他重视民众的作用，组织各乡乡建指导员带领各乡自卫队用民马打游击。他还任命乌兰夫的好友高伯玉为绥远省乡训所长，以共产党发动民众的某些方法训练乡建指导员和壮丁，先后训练出壮丁10万人（受过一至三个月不等的军训）。他还指示加强谍报和策反工作。“防共自治军’司令于志廉、副司令马子玉，数次进犯兴和等地。8月初，傅作义亲临前线，命师长彭毓斌、团长许书庭先后率部出击，毙敌数百，俘虏土匪队伍“防共自治军”副司令马子玉等60余人。傅传令将匪首全部处死。
蒋介石国民政府于9月18日明令嘉奖傅“剿匪安民，厥功的伟”。毛泽东也赞扬傅此举“四万万人闻之，神为之王，气为之壮”。
王家烈
“辜负你了啊，在国内各地看看就行了。”
（谢本书牛鸿宾：《蒋介石和西南地方实力派》，第125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
〔王家烈〕（1893—1966）字绍武。贵州省桐梓县人。早年参加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1926年任第二十五军二师师长。1928年升任副军长。1929年因“剿共”卖力受到蒋介石赏识。1932年任第二十五军军长兼贵州省主席。1935年又因堵截红军不力，被迫辞职，任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抗日战争爆发后，历任第二十军团副军团长、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谋、军政部参事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第一至三届贵州省人大代表、省人委委员、省政协副主席等职。
〔解读〕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苏区，实行战略转移。贵州的王家烈等西南各地方实力派，既怕红军入境，动摇自己的地位，又担心蒋介石乘机染指他们的地盘，于是对红军的长征采取了“保境守土，驱逐为上”的对策。蒋介石对各地方实力派这种“送客式的追击，敲梆式的防堵”，大伤脑筋；然而，对力量还比较强大的地方实力派，暂时无可奈何；而对弱小的贵州，却就不大客气了。
中央红军突破湘江向贵州前进时，蒋介石担心红军与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贺龙部会师，乃命其“追剿”总司令薛岳率主力经武冈、芷江入黔；同时命令西南各省，或堵截，或尾追，以防阻红军的会合。
蒋介石派“中央军”进入西南地区，他认为：“川、滇、黔三省各自为政，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而用兵好。川、选为自救也不能不欢迎我们去，更无借口阻止我们去，此乃政治上最好的机会，今后只要我们军事、政治、人事、经济调配适宜，必可造成统一局面。”薛岳率部入黔，正是这一计划的体现。王家烈对此并非一无所知，他的想法则是：“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一面尽力给红军打击，使其早日离黔境；一面相机同两广联系，保存实力，以图生存。”
1934年底，薛岳部尾随红军入黔东时，贵州省主席兼二十五军军长王家烈特地从贵阳赶赴重庆欢迎。可是，薛岳竟避而不见，混在他的部队内，暗暗通过“欢迎”行列，故意不打招呼以示冷落。王等薛而久无消息，始向部队询问，乃知薛早已过去了。王知薛有意冷落他，作弄他，心中很不高兴。及见薛部一直开往贵阳，并不向黔北跟踪追击红军，更感到出乎意外。当黔北的红军已向云南西征，王本人也进驻遵义以后，仍不见薛部有离开贵阳的迹象，王才恍然大悟，原来薛部径入贵阳，并非偶然。王家烈心里愈加不满。
不过，贵州军阀武装实在既经不起红军的打击，也受不了蒋介石军队的拆台。1934年12月底，王任命犹国材为贵州全省“剿匪”总指挥，又命五十二军副军长侯之担派兵布置乌江江防。在红军打击下，黔军连吃败仗。而处于前线的侯之担，更是先失乌江，后丢遵义，几天之内即丢掉整个黔北，自己却跑到重庆。蒋介石十分震怒，令入川参谋团主任贺国光，在重庆将侯“先行看管，听候查办。”王家烈闻讯，十分惊恐。
蒋介石急令川滇黔各军及入黔中央军，采用“合围”计划，包歼红军。然而，红军却先下娄山关、再克遵义城。在娄山关、遵义战役中，王家烈的黔军主力几乎损失殆尽。王家烈的老本差不多输光的时候，也就是蒋介石准备收拾黔军的时候来到了。
1935年3月，蒋介石突飞贵阳。蒋的侍从向王家烈传达了这样的意图，希望王在“军长”、“主席”两职中任选一个。最初，王家烈表示两个都不放弃，但在蒋的压力下，王表示愿意保留军职。蒋即免去王的贵州省主席职务。不过蒋还假惺惺地发布了王为空头的“第二路军追剿总指挥”。但是，蒋却大耍阴谋，用内外夹攻的手法，一面进一步扼制军饷，分文不给王家烈；一面又收买王的部下，逼其下台。王无可奈何，只得于4月底辞去军职，并要求出国考察，蒋介石却说：“辜负你了啊，在国内各地看看就行了。”
王家烈下台后，蒋对贵州省政府进行全面改组，民国初年形成的用系地方势力实际上被瓦解了，独立的黔系军阀政权覆灭了。
白崇禧
“不仅长于军事，政治也很内行，如今局势这么严重，非你出来不可。”
（《蒋介石和宋美龄在台湾的日子》，第140页）
〔白崇禧〕（1893—1966）广西临桂县人。是与李宗仁、黄绍竑齐名的新桂系三巨头之一。1924年11月任广西绥靖督办公署参谋长。1926年2月作为桂系代表参加在广州召开的两广统一特别委员会。1927年参加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民党南京政权建立后不久，与李宗仁击败唐生智部，控制两湖地区。1928年任前敌总指挥，率部参加讨伐奉系张作霖的第二次“北伐”。抗战开始后参与淞沪、徐州和武汉等重大战役作战计划的制定和指挥。1938年11月调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桂林行营主任。1939年底指挥桂南战役。1940年10月—12月，参与制造了皖南事变。后历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长等职，积极参与反共反人民的内战。1948年底曾通电逼蒋介石下台，桂系主力被人民解放军歼灭后，于1949年底退往台湾。
〔解读〕
善于权谋的蒋介石在国民党政权崩溃前后，还导演了一幕“以白制李”的闹剧。
蒋桂水火不容，李宗仁于1948年当选“副总统”后，蒋介石感到“有如一把匕首插在心中”。为了“将心中这把刀拔出”，他首先想到了“小诸葛”——白崇禧。
白崇禧是桂系二号人物，多次参与反蒋、倒蒋，蒋介石对白自然亦是恨之入骨。但蒋见白反共坚决，又手握重兵，遂在白崇禧身上着实下了一番工夫，对李、白二人采取一打一拉，各个击破，以白制李之术。在国共和谈破裂至5月初，蒋介石经由上海市长之手共拨给白崇禧3万两黄金，作为华中部队的经费。白对蒋此举很是感激。蒋对桂系等非嫡系部队的供给向来斤斤计较，但这次却主动奉送这么多，这使白对蒋的看法大大改变，蒋白矛盾有一定缓和。
南京失守前，蒋、李杭州会议决定总统府迁穗办公，但当南京失守之际，4月23日李宗仁临时决定飞桂林，其目的是向蒋施压，逼蒋交权，同时李也有另组政府与中共谋和的意图，遂电告远在汉口的白崇禧，要白紧急赴桂，共商大计。当白崇禧得知李宗仁赴粤途中去了桂林，并连连出口不逊，责李“庸而好自用”，是个扶不起来的人。一接到李电，即惟恐李“一误再误”，直飞桂林。
白崇禧飞到桂林上空时，因天气不好，无法降落而改飞广州。他一着陆便被接踵而至的蒋系人士所包围，把白捧为“华南重心所寄”，并力劝白、李来穗。当白提出要他们告蒋“若要德公来穗，须请蒋交出现款、存械”时，他们满口应承。为此蒋介石于27日以国民党总裁名义发表文告，内称：
此次国家民族存亡生死之交，中正愿以在野之身，追随我爱国军民同胞，拥护李代总统暨何院长领导作战，奋斗到底。
白崇禧被蒋一捧一骗，尽管将信将疑，但也知道继续反共内战，不与蒋合作，绝不可能成功。5月1日，白与居正、阎锡山等一行从穗飞桂，“保驾”李宗仁赴穗主政。白见桂林“主和”气氛浓厚，就四处散布“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主战言论，并放言：“以后谁敢言和，给我抓起来！”这一来，李宗仁在“和谈”上试图迈出的一步又赶紧缩了回去。在白的劝说下，李赴穗。蒋以白制李之计初获成功。
9月下旬，蒋介石抵广州后，一反必先去看李宗仁的常态，而是“单独召见白崇禧于黄埔，闭门密谈”。蒋对白称：“民国十六年我们两人精诚团结，所以能完成北伐，统一全国。嗣后不幸为奸人挑拨离间，以致同室操戈。但后来卢沟桥事起，我两人又复衷心合作，终于把倭寇打败，收复国土，建立不世之功。今共党虽极猖狂，国势虽极危险，只要我两人能一德一心，彻底合作，事尚有可为。”……“不仅长于军事，政治也很内行，如今局势这么严重，非你出来不可。”
俞作柏
“裕生兄于今千里奔波赴宁，实国家之大幸。我蒋中正内心着实感激你。”
（《中国国民党百年风云录》，第53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