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
“主义扬中华，精灵炳日月。”
（《蒋介石年谱》，第330页）
〔孙中山〕（1866—1925）名文，字逸仙，号明德。广东香山翠亨村人。我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资产阶级革命家。1894年在檀香山组织“兴中会”，积极开展革命活动，立志推翻清朝。1900、1905年先后在惠州、广州发动起义，失败后流亡日本，在东京领导兴中会，联合华兴会、光复会组成中国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革命纲领，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学说。1911年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响应。12月29日，光复各省派员在南京筹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被推为临时大总统。次年1月1日在南京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2月13日辞去大总统职务，荐袁世凯继任。8月同盟会联合其他政党改组为“国民党”，被选为理事长。1913年发动并领导了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1914年流亡日本，建立“中华革命党”，重举资产阶级革命旗帜，两次发表“讨袁宣言”。1917年组织护法军政府，选为大元帅，旋即誓师北伐。1918年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1921年就任非常大总统职务。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将中国国民党改组为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阶级在内的革命联盟。同年11月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两大号召，同帝国主义、北洋军阀做斗争。1925年在北京逝世。遗嘱号召“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解读〕
1925年3月12日，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一代革命导师、为中华民族奋战一生的伟大领袖与战士孙中山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59岁。29日，正在前线督战的蒋介石撰写挽联，曰：“主义扬中华，精灵炳日月。”横额是：“高明配天，博厚配地。”可以说，蒋介石这一挽联，是对不仅在历史上留下了丰功伟绩，而且还留下了许多嘉言懿行的，具有高尚人格和风节的孙中山一生的高度概括和真实写照。
孙中山是跨越两个时代的有着国际影响和声誉的伟大革命家。19世纪末，在中外反动势力的双重压榨奴役下，中华民族处于危急之中，是孙中山点燃了“倾覆清朝，建立民国”的第一把火炬，给苦难的人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他以“救国救民为志”，奔走呼号，鼓荡风潮，“清朝之武力所不能屈，穷途之困苦所不能挠”，在踔厉坚忍、百折不回的发动组织之下，附和日众，人心所向，使民主革命思想广泛传播，“孙中山”、“共和”、“民主”、“推翻清朝”成为同义语。它们激励着广大爱国青年和知识分子们及海外华侨投向了改造中国的革命运动，汇成了一支遍及国内外的同盟会革命大军，终于在1911年推翻了清政府268年的封建专制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王统治历史，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政体，开辟了亚洲民主制度的新纪元。
当革命新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来后，他积极地迎接了湍急的时代大潮，让自己的思想和实践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孙中山一生，始终攀登奋进不已，无论是声望、威信和年龄的增长，都未曾致思想僵化和盲目性。他从爱国和热衷于社会变革的青年，成长为民族英雄和民主革命领袖；又从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总是时代潮流的指导者。
为了拯救和发展祖国，孙中山奉献了自己的一切。在为新世界诞生的艰苦卓绝的战斗历程中，他的精神状态一直保持在“悲剧的高度”——为崇高的理想而献身，虽事业未能及身而成。在这种意义上，他无愧为中华民族伟大的儿子。同时，他的思想和实践体现了人类进步的必然趋向，“世界大同”作为他的终极奋斗目标，故之获得了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层次国家的认同。所以，他也理所当然地属于世界。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说：“孙中山博士是历史上的一位伟大人物，他的功绩不仅波及中国人民，也波及人类”；印度的尼赫鲁说：“在我们心目中，他不仅是中国伟大的领袖，也是为反殖民族统治，争取独立和社会进步的一位伟大的亚洲人”。
“主义扬中华，精灵炳日月”。不管蒋介石以后是如何背叛了孙中山，但这一评语，确是对孙中山革命一生的准确评价。
廖仲恺
“总理逝世未半载，而先生突死于凶徒之狙击，是就慈父见背，而盗又杀其长兄，国民革命之大打击，中华民族之损失……先生追随总理革命二十余年，临大节而不夺，屹然为吾党之长城。”
（《蒋介石年谱》，第411页）
〔廖仲恺〕（1877—1925）原名恩煦，字仲恺。广东归善（今惠阳）人，生于美国旧金山。1902年东渡日本留学。次年在东京结识孙中山，矢志革命。1905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武昌起义后任军政府总参议。1913年参加“二次革命”。次年7月，孙中山另组中华革命党时，任财政部副部长。1916年协助孙中山开展反袁、护法斗争。1919年10月，中华革命党改组为国民党，任财政部主席。1920年11月，任中华民国军政府财政部次长兼广东省财政厅长。1923年孙中山在广东重建政权时，任大元帅府大本营财政部长兼广东省长。鼎力相助孙中山办理国民党改组事宜，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国共两党合作做出卓越贡献。后历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国民党中央工人部长、黄埔军校党代表、大元帅大本营秘书长、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广东省财政厅长等职。参与组织了讨伐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和平定杨刘叛乱。1925年8月遭国民党右派指使的暴徒暗杀致死。
〔解读〕
廖仲恺与蒋介石的交往，主要集中在黄埔军校筹建和建成的初期这一段。从表面看，二者的关系是平稳的，甚至是和谐的；但就实际而言，蒋介石是排廖，甚至反本的，换句话说，蒋把廖看成是他的政敌。
廖仲恺是国民党著名的左派人士，坚定不移地支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蒋介石在黄埔军校成立前后，表面上以左派自居，但实际上是明确地站在右派的立场上的。
1924年3月14日，蒋介石给廖仲恺写了一封长信。此信蒋介石自诩“痛剜党政诸病根”，实际上是肆无忌惮地低诬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信中责备孙中山“对人对事之要点”不合乎中庸之道。并有“赏罚不明，邪正倒置”的弊端，叫廖仲恺“不能因循苟且，专意顺从”而“致党国自陷于不测深渊也”。并要求廖仲恺不可过于相信苏联，对俄问题“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吾人不能因其主义之可信，而乃至事实于不顾，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因此，对俄国人所谈的话，“祗有三分可信”。蒋介石在信中说他决不相信俄国共产党是真心合作、为中国革命成功而来，“俄党对中国之惟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恺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从以上的事实可以看出，至少在国共合作伊始，蒋介石从言论到行动之右派立场及与廖仲恺的根本分歧。
蒋介石以上述致廖函而言，不赞同联俄联共云云尚是较“理想”的，是“现实”的，根本是嫉恨廖仲恺，不愿意廖当军校的党代表。这一点在他3月2日致孙中山函也可见端倪。他在那封信里特别推崇胡汉民，认为胡“学求胆略并优而兼有道德”。要求孙“何不令（胡）追随左右”，并建议任命胡为广东省长、许崇智为粤军司令，他自己则可任许之参谋长。蒋介石想“联合”胡汉民与许崇智来“打倒”廖仲恺的意图，已昭然若揭。
黄埔军校筹建之时，蒋介石原以为他突然出走，可以使军校办不起来，所以处处暗示以去廖为要挟。但廖仲恺最为孙中山依赖与信任，是孙中山左右的核心人物。蒋出走后，孙中山即命廖代兼职，继续筹备军校事宜。当孙与廖回信给蒋，略作安抚后，蒋仍无回音，廖乃寄去“哀的美敦书”，“转介石公，归否？请即复，俾得自决！”至此，蒋知在搞不倒，军校不会因他辞职而不办，遂于同日复电：“函电敬悉，弟必来粤，勿念。”
5月3日，蒋介石正式被孙中山任命为军校校长兼粤军参谋长。廖仲恺亦于9月正式出任军校的国民党党代表。蒋仍然未能避开廖的“阴影”。其后，他又在公开场合表示对共产主义绝无异议，称：“我们要党成功、主义实现，一定要仿效俄国共产党的办法。”当时军校的实际排名，由于孙中山兼军校总理，他在孙总理、廖代表之下，名列第三。
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为国民党右派派人刺杀。廖的遇害，为蒋介石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争夺最高权力的契机，也使得蒋介石以利用廖案而将政治上、军事上的最大敌手胡汉民、许崇智排挤出局。于是蒋介石又成为廖仲恺的“长兄”、“知己”和“继承者”。廖案乃“革命与反革命之决战问题，而决非所谓共产和反共产之争”。8月31日，蒋介石致祭廖仲恺时称：
总理逝世未半载，而先生突死于凶徒之狙击，是犹慈父见背，而盗又杀其长兄，国民革命之大打击，中华民族之损失……先生追随总理革命二十余年，临大节而不夺，屹然为吾党之长城。其好学深思犹易及最难能者，勇猛前进、献身主义之精诚，先生积二十年之经验，知非先有为人民奋斗之武力，而进以武力为人民所有，则革命将终于无成，乃至襄总理，手创本校，廖以中正为知兵……先生这死，乃革命反革命之决战问题，而决非所谓共产反共产之争。呜呼！民国五年之多，英士遇害于沪滨，中正经纪等丧，中夜不寐，痛哭失声……今先生又殒命于外人屠戮我国同胞之时，虽罪人所得，亦何只稍减后死者痛之情。呜呼！我本党同志，何以慰先生在天之灵，亦惟奉行遗训，彻底革命，人孰不死，为革命为死，为主义而死，为拥护人民、党国利益而死……
其言之诚，其情之痛，不知是否出自蒋介石真心？
胡汉民
“胡先生提出辞职，就是明智之举，我们以后还是可以合作的。”
（《中国国民党百年风云录》，第597页）
〔胡汉民〕（1879—1936）原名衍鸿，字展堂。广东番禺（今广州）人。1905年加入同盟会。后追随孙中山从事反清革命和反袁活动。1924年1月在国民党“一大”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同年9月孙中山设大本营于韶关督师北伐时，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兼广东省长。孙中山逝世后，纠集国民党右派，企图改变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四·一二”政变后，与蒋介石勾结，反共“清党”，历任国民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等职。1928年10月，蒋介石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后改任立法院院长。1930年与蒋引发“约法”之争，被蒋软禁于汤山。“九·一八”事变后获释。转回广州，联合两广军阀势力，与蒋介石南京政府形成长期对立局面。1935年12月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表示和蒋再次共事。次年5月因脑溢血猝死广州。
〔解读〕
在早年国民党内，蒋介石有两大对手，一是汪精卫，一是胡汉民。蒋与二者的关系是或合流或排斥。当他与胡汉民合流时，则拒斥汪精卫；当他与汪精卫合流时，则又拒斥胡汉民。在国民党的历史上，鲜有这三人合作共事的局面。1928年底到1931年初蒋、胡合流之际，恰是汪精卫反对蒋介石最激烈之时。
中原大战结束，蒋介石大有力拔群雄之势。他一方面全力进行军事“剿共”，一方面加紧筹备国民会议，想早日登上大总统的宝座。在同样做着总统梦的胡汉民，当然不会同意蒋介石大权独揽，即以立法程序为名，对蒋的行动进行节制与阻遏。1930年10月15日，蒋向胡流露出欲召开国民会议，制定一个设置总统制的约法。胡当即与蒋说：“你为个人斗，约法并不能再增高你的身价，反只能减你的信用。”蒋、胡矛盾愈益突显。
11月12日，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开幕，蒋、胡约法之争也揭开序幕。蒋介石在大会上提出：“确定召集国民会议议案，颁布宪法之日期，及制定在宪法颁布前训政时期运用的约法，提前召开本党第四次代表大会。”蒋介石在这里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和制定约法，目的在于利用国民会议这架表决机器，帮助他爬上总统职位。
胡汉民对蒋咄咄逼人的气势，毫不退让。他说：“对于约法和宪法，我非是不主张……如今，军权高于一切；已经立下之法，尚无法发挥其效用，便是制定了约法和宪法又有何用？”
胡话语中“军权高于一切”，显然是指蒋介石而言的。由于蒋、胡在约法问题上斗争激烈，全会在通过召开国民会议议案时，也就没有提国民会议是否要制定约法。
四中全会闭幕不久，蒋介石于1931年元月5日在国父纪念周上讲：“本年内政府最重要的两项工作，一为召开国民会议，一为废除不平等条约，这是完成先总理的遗嘱。”随后，蒋积极筹备国民会议。限令各省市于4月20日前完成选举的各项工作，同时，陈果夫、陈立夫往各地派员、监督各地选举代表，收集各地选举动态，意在保证各地代表要忠于蒋介石的人来担当。
刚直褊狭的胡汉民容不得蒋介石德意妄为，他高擎“总理遗教”的大旗，竭力证明训政时期的国民会议无权制定法律，选举总统、选举政府首脑、制定约法等，就是违背总理遗训。
胡的理论阐释，使蒋处于不利地位。蒋介石于是又生一计，于2月26日发出请柬，请胡参加28日在总司令部举行的晚宴，摆了鸿门宴。
2月28日，当胡汉民到达总司令部时，等待他的不是美味佳肴，而是一群荷枪实弹的士兵。“胡院长一见情况有异，脸色骤变，但很镇静，不言亦不坐下，一直在室内背起手踱来踱去。”
待胡汉民坐定，有人递上一封很厚的信，信中罗列了胡的“罪状”。谈他作为立法院长，竟敢独持异议，坚持不顾有训政时期约法，曲解总理遗教；说他不顾全体公民，贯逞个人私见，引起了约法纠纷；说他越职失言、蛊惑人心，拟以立法院长总揽大权……在每一“罪状”之下，都有蒋介石加的注。在信末，蒋写道：“先生每以史丹林（注：斯大林）自命，但我不敢自封为托罗斯基，中正欲努力革命，必须尽我所能，断不敢放弃自负责任也。”
胡汉民气愤之至，要找蒋谈话。胡一见蒋，劈头就说：“你近来有病吗？我还以为你发了神经病呢！”接着把蒋给他定的“罪名”逐条批驳。蒋沉默不语。两个小时过去，胡心力交瘁，知道如何抗辩都无济于事，便赌气地说：“去年祖庵在世时，我已说过不干了。从今天起，我什么都可以不问。”蒋闻言大喜，这才开口说：“胡先生能辞职，很好。但不能不问事，我除总理之外，最尊敬的便是胡先生，今后遇事，还要向胡先生请教。”就是到了这种败局已定的时候，胡汉民仍不服输，指着蒋说：“你不对，只是我教训你。除我以外，怕没有人再教训你了……我现在已经五十余岁，妻子老了，也能自主，女儿大了，也已出嫁，我更坦然无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