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在南瓜中心的隐避场所，准备度周末，此时，1984年10月的财务报告送来了。那是我们那次行动第三年的第一个月。
当月，《今日美国》又亏损1000万美元。1984年的大部分月份都保持这个水平的亏损。我曾向董事会许诺过，到年底的时候，他们应该能够看到改进。我已经跟关键的管理人员反复多次谈到此事。但是，他们没有听进去。
我必须引起他们的注意了——无论哪种方式。
星期六中午，我打电话给在华盛顿的总裁约翰·克雷，告诉他把《今日美国》一共由8个人构成的管理委员会叫到南瓜中心，准备星期天中午开会。召集各位高级主管，并让他们坐甘奈特公司的喷汽式飞机于星期天早晨赶到是他的事情。我说，必须100％到场。
他发现几位高级主管散布在全国各地。卡茜·布莱克是最后一个找到的，到星期六晚上才找到。她和丈夫在蓝脊山度周末，克雷是从山顶上找到他们的。
星期六晚上，我在可可阿海滩我最喜欢的海鲜餐馆海浪餐厅进晚餐，身边有一位经常见面的朋友，是芭芭拉·惠特尼。
惠特尼是纽约的设计师和建筑承包商，几年以前搬到可可阿海滩来。她的建筑公司造住宅和写字楼，她还拥有惠特尼艺术画廊。我雇用她设计和监督《今日佛罗里达报》的新楼建造。
我喜欢她的风格和她的成果，我们成为密友。我们两个都离了两次婚，但是，我们的关系却不属于浪漫型的。作为密友，我们一起玩得很开心，从私人角度和职业角度都是如此。她有相当丰富的品位，什么都要一流的。但是，她的适应能力也不错，时好时坏的日子都能过。
她为我设计过很多项目，从在华盛顿特区的数百万美元的《今日美国》和甘奈特公司办公大楼，到我写作本书所用的、造价3万美元的南瓜中心树屋都有。
晚餐时，我对她说，第二天安排了与《今日美国》高级主管们的一次会议，而且把召开会议的理由也告诉她了。“我准备告诉他们，让他们明白，敞开花钱的日子马上就要结束了。”我说。
她想了一下，之后建议：“如果你真想引起他们的注意，那为什么不做一次类似‘最后的晚餐’的事情？”
我大笑，说：“听上去真不错。但是，我并不太了解《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些细节。如果你安排，我就愿意表演。”
她说，“你说话算数。我会带葡萄酒、没有发酵的面包、一个十字架、一顶荆冠和所有用品来。”
惠特尼是英国和波兰籍的美国人。我经常称她是波兰公主。她跟海浪餐厅的老板拉斯迪·费谢尔合作，费谢尔拿出了仪式上才用的犹太文本。
第二天，我在南瓜中心跟《今日美国》的几位高级主管进行自己那种方式的周日布道，同时，惠特尼和费谢尔就在那里忙“最后的晚餐”的事情。
《今日美国》的几位高级主管刚到南瓜中心，他们就嗅出了某种不同的气味。当时是中午，但没有出现午餐的迹象。我甚至把平时摆设的果盘也从长长的会议桌上撤走了。没有饮料，也没有其他任何可以吃的东西。
要么放弃，要么重新开始
我们立即谈起事情来。我说：“我们过去运行《今日美国》的方法，现在行不通了。我们在财力上也撑不下去。从可信度上说也不行了。从情感上说也不能再这样下去。
我曾向大家和我自己说过，这个冒险将会是很好玩的。照我们这样亏下去就不好玩了。我们有两个选择，要么放弃，要么重新开始。意思是这样的：
如果放弃，我们宣布《今日美国》失败，我们余下的一辈子去干别的无聊事。
如果重新开始，那就意味着要采取巨大的政策变更。葡萄酒和玫瑰花的日子过去了。
由于我不知道如何放弃，我就想重新开始，我来进行政策变更。你们愿意留下来的人来实施这些变更。不太容易，甚至都不让人开心。你们当中一些人也许不想照这样的规则行事。如果是这样，我能理解。”
我站起身来，在会议室里走来走去。我看着每一个人。我让他们有机会离开。他们都在我希望他们所在的地方：呆住了。
我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说了下面这样简单的话：
“残酷无情的事实是，整体来说，我们必须用管理方法替代金钱了。
“我们必须制造和提供更多的新闻，人员更少一些，版面更小一些，成本更低。
“我们必须销售和发表更多的广告，价格更高，人员更少，成本更低。
“我们必须制造和印刷更多的报纸，质量更高，人员更少，成本更低。
“我们必须发行和销售更多的报纸，价格更高，人员更少，成本更低。
“你们必须思考出办法来，看如何能够做到这样。我这么来帮助大家：明年，我将宣布你们的工资单上将扣除5％的工资。如果今天效果好，我们就不会再雇用任何人了，除非有克雷或我本人亲笔批准，而我们两个人是不会同意再雇用任何人的。
“因此，你们必须做的一切就是要想出好办法来，看看如何能够用较少的钱做更多的事情。今天下午，大家好好思考这个问题。今天晚上7点，我们在海浪餐厅见面。”
如果是在南瓜中心开会，会议一般就是在海浪餐厅结束的。他们都预备着出现同样的情景：会后有一顿极丰盛的晚餐，有石蟹或牡蛎，有佛罗里达产的甲鱼或鲳参鱼，有法国葡萄酒；再来一点点轻松的经营话题和社交谈话。但是，他们马上就会大吃一惊了。
到了海浪餐厅后，他们被人带进一个私人餐厅。房间的门是关着的，有人在外面等了20或30分钟，订的饮料也没有人喝。所有人到齐后，芭芭拉打开了通往私人包间的房门。
僧侣们的晚餐
他们一个个进来，我坐在一张长长的餐桌边，桌上什么都没有。我穿着一身飘逸的长袍，还戴着一顶荆冠。我身后的墙上有很大一个木制十字架。
客人们一声不吭。他们不知道到底是应该哭，笑，还是应该离开。
每个座位上都摆着一杯曼尼雪威茨葡萄酒，还有一块未发酵的面包。另外，还有一段简短的手稿，我稍后将朗读它，他们必须有所回应。芭芭拉和拉斯迪按照犹太人的逾越节稍做了一些修改，重点在舞台效果。
我开始读那篇手稿，开头的一句是“逾越者仪规”。
那是一种宗教隐喻的混合物。背景是耶稣基督在最后的晚餐上。手稿来自犹太人的逾越节家宴，是一种逾越节仪式。
我读逾越节家宴仪规用的仪式问题：“我们今晚为何吃特别苦的药草？”
之后，我要求他们跟我一起唱答：“之所以吃这种苦草，是因为我们正在威胁自己，可能会让自己的生活更苦，可能会让我们后代的生活更苦。”
仪式进行途中，有些人笑起来。另外一些人不出声，一脸阴沉。但是，他们都明白了里面的意思。除非事情有所变化，这也可能当真是最后的晚餐。他们所有人都有可能一去不复返了。
为了确保人人都明白我的意思，我还请了一位摄影师来，让他拍下这个场景，好让后来的人看到这个庄严的场面。我后来把亲笔签过字的照片送给他们了。
他们的老板头戴荆冠，背景上还有十字架，他们自己则坐在最后晚餐的桌子上，这张照片是极好的提醒物，让人明白残酷的现实：多年以后仍然是这样的。
后来有人告诉我，坐飞机回华盛顿的那两个小时里，有些人十分恼火，有些人在祈祷。
但是，从第二天早晨开始，削减开支的活动就开始了。
他们离开以后，我回到南瓜中心，在我自己的海边小礼拜堂里停了一会儿。“谢谢。”我说，抬头仰望天上的他或她，一脸微笑。
回去后，我躺在床上思考惠特尼给我的那些话，还有仪式上用过的那本手稿：
公元前550年写过寓言的希腊寓言家伊索说：“自助者，众神助之。”
本·富兰克林这个狗娘养的，他从伊索寓言里面偷来一段话，稍加改编后变成了1736年的《贫儿理查德年鉴》里的这么一句话：“自助者，上帝助之。”
无论是哪一种方式，我觉得自己已经找到了合适的帮助者，可以促进和操纵一些人，让这些人使《今日美国》成为必胜之道。
永远不要跟纽约哈斯打赌
美国的迈达斯王就是沃伦·巴菲特。在华尔街上，他摸过的任何东西都会变成黄金。
我邀请这位来自伯克郡哈萨维的睿智可爱的狗娘养的亿万富翁出席《今日美国》创立5周年庆典，他接受了邀请，但说必须要有乌鸦才到场。
“你们得准备两份菜单。”巴菲特写道，“一份应该拿出真正高雅的名菜，给那些从头到尾都相信的人。另一份应该是乌鸦，给那些怀疑主义者。如果你们接受我的这个建议，那你们也许应该把最大、最难咬和最丑的乌鸦给我留着。
“我觉得《今日美国》会脸朝下倒下，从编辑和财力两方面来看都是如此。现在看起来，你们创办了一个花费了3亿多美元的一项产品……在最近的将来，这个数字有可能发展到每年亏损3000万美元。我们两方都知道，与其坐等摩根斯坦利公司下一次的审计，你们所做的已经好得多了，好得让人难以置信……
“我希望你大发善心，为我提供很多伍斯特郡辣酱油，吃乌鸦用的。”
幸灾乐祸不是我的风格。沾沾自喜也不是。开心大笑才是我的世界得以转动的原因。
因此，1987年9月15日，在《今日美国》庆祝其创立5周年的宴会上，我们为朋友和对手提供了娱乐和上等的食物。
5年前，就在同一个晚上，我们在国会山跟前的天篷底下庆祝《今日美国》的创办日。今天晚上，我们在甘奈特公司和《今日美国》令人炫目的总部照样举行庆祝晚会。31层高的总部在波托马可河的西岸，俯瞰着华盛顿特区和白宫。
5年造成了多大的差别啊！
当时，一些人说些祝好运的客气话。但是，差不多所有人私下里都有自己的聪明话没有说出来，那就是说，我们当时尝试的事情不可能成功。
现在，我的过失之类的话很多。早期持怀疑态度的人，现在都因为我们的成功而表示发自内心的祝贺。
罗纳德。里根总统当初出席过创办仪式，现在，他又带头表示敬意：
“你们的成功是新闻业真正的转折点，你们把整个行业带入了21世纪。”美国第40届总统说。
其他的客人包括来自政界和工业界、体育界和娱乐界的200多位领袖人物：媒体大亨沃尔特·克隆凯特、马尔科姆·福布斯和海伦·托马斯；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沃伦·伯格以及议院共和党人督导员迪克·切尼；赛车手马里奥一安德里迪，作家基迪·凯莉和商人比尔·马里奥。
福布斯是我认识的最有趣、也是最可爱的亿万富翁和狗娘养的，他是这么表达他的情绪的：
“当甘奈特公司和纽哈斯开始弄这么一个项目的时候，我跟千百万人一样觉得不太有可能成功。一个人还能错多远呢？
你们在别的任何地方、任何时候见到过这样一份报纸如此成功的吗？”
谁对印刷媒体的影响最大
赞美的话听起来总是让人感觉悦耳。但是，我并不想把晚会弄成伤感的聚会。因此，我们砍掉了演讲部分，直接开怀大笑起来，直接举杯同庆。
没有幸灾乐祸，也没有沾沾自喜，别拿自己太当一回事。
但是，转变态度的话和我的过失之类的话还是有人说，最让人惊讶的话是在我退休的那个晚上说出来的。
《华盛顿新闻评论》是一家颇有声望和独立的杂志，1989年3月，该杂志报道了针对其3万名读者进行的一份调查。这些读者大部分都是全美各地的新闻记者，其中一部分人还是狂热批评《今日美国》的人。
《华盛顿新闻评论》调查的问卷是这么提问的：在过去10年里，谁对印刷媒体的影响最大？结果是：
艾伦·纽哈斯：44．6％
罗纳德·里根：13．4％
阿比·罗森塔尔（《纽约时报》前任执行总编）：8．4％
《华盛顿新闻评论》的结语是：
“读者认为在过去10年里对印刷媒体影响最大的人，同时也是最有争议的一个人——《今日美国》的发起人艾伦·纽哈斯……纽哈斯使新闻业对其产品的本性进行了长期艰苦的研究，这方面他的影响超过任何人。这有可能成为纽哈斯最让人难忘的遗产，比《今日美国》更有意义。”
《华盛顿新闻评论》为此颁奖，在一个挤满了以前持怀疑态度和批评态度的人的房间里，我发表了一通演说，接受了该杂志的奖项，并以简短和半开玩笑的口气表达谢意：“没有这个屋子里面的人从头到尾持续不断的鼓励，《今日美国》可能永远都不会获得成功。”
人人都开心大笑，而且报以掌声，嘲笑变成了欢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