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回銮的筹备工作，早在上年就下令积极进行了。在河南省，从阌乡入境到安阳出境，沿途共设备站二十三处，腰站二十三处。并且“平治道路，修筑行宫。建造桥梁舟楫，以及中途御用”，都加紧备置，拨出了专款银十八万两，远远不够，河南请求再拨给“二、三十万两”，而且直接从自江南解往西安的贡银中截留，以应急需。至于北京城的准备工作就更为繁重复杂。由于侵略军对北京城破坏得很严重，连正阳门城楼也烧得一干二净，必须重修，其他需要修补、油漆之处不胜枚举。所以和约一签订，慈禧太后就任命尚书张百熙、侍郎桂春、景沣和曾任过顺天府尹的陈夔龙为跸路大臣，负责修复工作。慈禧太后还特别提出，“城楼为中外观瞻所系，急须修建”。拨出专款银百万两克日赶修。但还有不少地方，赶修也来不及的，当“圣驾”进京时，也只好“令厂商先搭席棚，缭以五色绸绞，一切如门楼之式”（陈夔龙《梦蕉亭杂记》）。
为了回銮路上的乘坐，特地新制两顶大轿，陕西巡抚升允亲自将大轿押送宫内。慈禧太后令八个太监抬起，自己试坐一番，感到满意。又让光绪皇帝试坐，光绪因慈禧在地上站着，不敢在轿里坐，又不敢违背慈禧之命，只好“乃作半跪式略坐即下”。对扈驾侍卫也作了安排。本来，“行宫大门内外，二门内宿卫皆岑抚（即岑春煊，实是原董福祥所部）部下甘军，以金造林、泰清、马福祥三人分统之。圣驾将行，特命固原提督邓增率所部随扈”（《清朝野史大观？清宫旧闻？胡延长“安宫词”注》）。
慈禧太后从西安起驾时的情况，与从北京出逃时，对比十分鲜明。“自西安启跸，仪卫甚盛，发卒数万人，各省所贡献太后私财六七百万，尽辇之而东”（《庚子国变记》）。据《庚子——辛丑随銮纪实》一文所记：“两宫分乘八人抬亮轿，舆夫所穿红绸驾衣，系仿照北京銮仪卫之款式裁制。轿前有御前大臣及侍卫辔而行，再前为大群武装部队，而以二十四面黄龙旗开路。大道上均垫黄土，两旁有护驾军队之士兵站道，计有属陕西巡抚升允之陕军，有属甘肃提督邓增（甘肃提督与前述固原提督是同一职位，邓增是董福祥的继任者）之甘军，有属四川提督夏毓秀之川军，亦有属直隶提督马玉昆之毅军”。这真可说威风十足了。启程前还传谕：“州县都守以上，均在灞桥恭送；佐杂千把，在十里铺恭送”。并派员到各处点验，“如有托故不到者，就停职两年”。因此，送驾的队伍，“沿途千官车马，万乘旌旗”，人马杂沓，热闹非常。
第一天行四十里，夜宿临潼，“为两宫去华清池温泉休沐也”。
对接驾的要求甚苛，临潼令夏良材以供应获谴。打骡子马惊，之后各州县即不敢怠慢。“于是群县承风，各除道，缮治宫室，设厨传，修寺观神祠以待幸，作者数万人，费亦各数十百万，大兴兵卫，道死者相望”（《庚子国变记》）。第二天驻华阴，“两宫赴华山山麓之玉泉院降香”。十月十二日即第三天到潼关。这几天由于随从人员车轿太多，沿途又有众多百姓前来观看，十分拥挤，不利于行。所以又特地传谕云：“自西安启跸以来，一路车骑殊形拥挤，甚至乘舆已到，尚复填塞道途，殊不足以昭严肃。著御前大臣督饬侍卫认真弹压，前驱清道，勿许如前填塞”。“至随扈之王公百官车辆尚多，……均著分起先行”。
之后，进入河南境。河南巡抚满人松寿好容易捞到逢迎的机会，驱使百姓拼命准备，“即尖钻亦均漆绘彩画，摆设铺陈，满置鲜花，芳香袭人”。“令江西浮梁镇进瓷盘至二十万，他物称是焉。一驿之费几五万金”（《庚子国变记》）。可以想象，如此铺张浪费，前述的十八万和二三十万两银子是远远不够的，从民间搜刮的，定然大大高于此数。松寿这次接驾，果然“甚得慈禧欢心，屡被升迁至闽浙总督”。
十月十六日到洛阳，住三天，慈禧太后到龙门山，千佛岩游览，到关林、龙门、香山等寺拈香。十一月六日到达荥阳时，接到李鸿章去世的消息，慈禧太后“震悼良深”，立下懿旨，说李鸿章“与各国使臣妥立和约，悉合机宜”，“着先行加恩照大学士例赐恤，赏给陀罗经被。（注：陀罗经被，以白缎为之，上印藏文佛经，字作金色清制：皇帝、皇后、皇贵妃、皇太子死丧时使用。王公大臣死于京师者，得赐用，是很高的赏赐）。派恭亲王溥伟带领侍卫十员，前往奠祭。予谥文忠，追赠太傅，晋封一等侯爵，入祀贤良祠”。此后一再褒奖，赏银五千两治丧，荫封其三子五孙。慈禧大后对李鸿章的优渥，真是无以复加。
十一月十二日，到达开封，住了一个月零两天。其间有两件事可述。一是十一月二十日（即阴历十月初十）是慈禧太后生日，朝中随行百官和各省大员，在光绪皇帝率领下，齐来朝贺，着实铺张喧闹了一番。二是废黜了溥的“大阿哥”名号。溥是端郡王载漪之子，载漪既已获罪，溥的皇储位子，当然就站不住了。慈禧太后懿旨中说：“慨自上年拳匪之乱，……载漪实为祸首，……既经严谴，其子岂宜寓储位之重？……溥著撤去大阿哥名号，立即出宫，加恩赏给入八分公衔俸，毋庸当差”。据侍从追忆说，从此溥即无乘轿资格。这个溥，立大阿哥时十五岁，谕旨令祟绮（即前述在保定自尽者）充师傅，还选了几个侍读，但他是个不成器的人，不好好读书，却喜欢玩狗。其实他不过是慈禧太后的一颗政治棋子，需要时信手拈来；此时无用，又顺手弃去，如此而已。此后，溥默默无闻，入民国后穷愁潦倒而死去。
十二月十四日，从开封启程，渡黄河北上。又是一个盛大隆重的送驾场面。前来祝寿的大员都来了，“文武官员，绅民父老，一体于河岸俯伏跪送”。“所用渡船，为求平稳，安全与壮观，系用大船五艘联结而成，饰有龙头、龙尾，船身内外油漆彩绘”。慈禧高兴异常，赏给水手人等银2500两。过河以后，因天气日渐寒冷，沿途不再游山玩景，按站赶路。十二月十五日，袁世凯前来接驾。原来李鸿章死后，直隶总督这个显赫的缺位，不少大臣垂涎欲滴，但都没有捞到，慈禧太后却让袁世凯坐了这个宝座。此后将入直隶境内，总督焉有不接驾之理。袁世凯一见慈禧太后，就伏地大哭。通例，除国丧必须举哀号哭而外，平时在圣驾面前是决不许大哭的。袁的这一出人意料的举动，连慈禧也很吃惊，忙问袁世凯所为何事。袁抽泣回答说：“臣见圣容清减，痛彻于心，不觉失礼”！慈禧太后一听，也不禁眼圈一红，反过来安慰袁。为此，后来人们都说袁世凯是个很会做戏的人。自此以后，为两宫担负警卫的，主要成为袁世凯的新军。袁部下的张勋（即后来在民国搞复辟的那个封建余孽，他是袁在天津练兵时的管带，以剿杀义和团有功，升为副将）从此与两宫左右接近，并带队驻颐和园任警卫，这是后话。之后，经卫辉、彰德、磁州、邯郸等地，于十二月三十一日到正定。驻两天，改乘火车到直隶省城保定。在保定城内行宫驻跸三天，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元月七日乘火车回到北京。从1900年8月14日出走算起，离开北京将等近十六个月的时间。回京时的情景，也颇为排场。据记载，“铁路局特备火车一列，共二十二辆，计上等花车四辆、皇上、皇太后用四辆”。火车到马家堡车站（此时火车不准入北京城，此站即京汉铁路的起点，距永定门十五里），改乘大轿。北京的接驾队，伍包括满汉军队、王公大臣、大小官员、绅士居民，排列大道两旁，从卢沟桥起，直到天安门前，真是人山人海，盛况空前。到正阳门时，“尚有留京洋兵，同在城上观看，有脱帽挥拂以示敬礼者。太后在舆中仰视，似含笑答之。”
此种举动与皇太后威严迥不相侔，与大清礼仪不伦不类。
董福祥回甘时，所部几个回族领兵官，仍在邓增率领下在西安护卫，回銮时亦扈驾。马福祥在过正定时写诗一首云：
娲石补天后，銮舆动地回。
旌旗函谷暗，宫馆洛阳开。
灵雨随龙降，仙云拂马来。
小臣恋恩处，伫立望燕台。
诗全袭用唐玄宗蒙尘西蜀，回銮长安途中诗的韵律和情调，无多少特色。但这却不禁使人联想到唐玄宗与清慈禧太后的对比。两者因都城不守而逃跑是相同的，不同之处，是唐玄宗出逃后即由儿子肃宗继位，自己失去了权力。慈禧太后则仍皇权在握，此后到她生命的终结尚有七、八年之久。
董福祥书责荣禄
慈禧太后回到北京宫中，不免痛定思痛，她曾对人历述“蒙尘之状”节录如下：
“于时，余决意不出宫门一步。余已老，死生何足置念，惟载漪及载澜力速余去，且劝吾易装。余大怒未立允。而人民颇谓余衣一女仆之衣，乘一破骡车，而此女乃作太后装束，乘吾轿以去，不知谁造此谣者。人既信之，则居北京之外人，当亦有所闻矣。方吾去时，几无一人愿与吾偕，且迁都之议、宫中尚未筹及，而彼等已于其先相率避去，……仅得太监十七、老婢二人，婢女一人。……
吾之太监共三千人，乃不俟吾点验，去者已垂尽。中有劣者且无礼于吾，掷碎吾宝贵之瓶，……余之旅行，艰困殆极，日居轿中，自日之未出，以至于既暮，夜则宿于乡村中。行时，帝则乘车，以骡负之，后亦若是。余于途中仍日祷高僧，乞加冥祐。惟帝则终始无言，从未启齿。某日，雨大至，轿役逃者数人，而骡又暴毙数口；天既至热，雨如倾盆，注余头上。另有小太监五人，又复逃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