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荆公的变法，宋朝人把他骂得一佛不出世。然而实在无甚贻害于民之处。只要看当时，并无民愁盗起的现象，就可明白了。荆公变法，关涉的方面太多。果真贻害于民，则全社会都受其骚扰，断没有不民怨盗起的道理。然而宋朝人的党见，闹的太凶了。不论什么事情，都几乎只有意气，并无是非。当荆公行新法的时候，反对的人，便纷纷而起（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司马光、吕公著、韩琦、富弼、欧阳修、范纯仁、苏轼、苏辙等），无如神宗一概不听。一○八五年，神宗崩，哲宗立，还只十岁。太皇太后高氏神宗的母亲。临朝，用司马光、吕公著做宰相。于是旧党联翩而进。不到一年，就把荆公所行的新法都废掉。然而这时候，旧党之中，又分为洛、蜀、朔三党。洛党以程颐为首。蜀党以苏轼为首。朔党以王岩叟、刘安世、刘挚、梁焘为首。互相攻讦，纷纭扰攘，对于政治，其实并没有一定的主见。又大家都捧着一个太皇太后，“哲宗有言，或无应者”。于是哲宗积忿在心。一○九三年，太皇太后崩。杨畏、李清臣、邓润甫等，首创绍述之议。哲宗就罢范纯仁，起用章悖做宰相。而朝局又一变。当荆公执政的时候，反对的人虽多，却并未窜逐一人。只有上流民图的郑侠，下狱远窜，乃荆公罢相一年中事。详见梁氏所著《王荆公传》。元祐诸臣执政，才把行新法的吕惠卿、邓绾、蔡确等远窜。章惇执政之后，也就窜逐旧党诸臣，以为报复。甚至要追废宣仁太后，以有人阻挠，不果。一一○○年，哲宗崩，无子。太后要立徽宗。章惇说：以年则神宗诸子，申王为长；以亲，则哲宗母弟简王当立。太后不听。徽宗既立，章惇遭贬，以曾布为相。这时候，太后权同听政。颇起用元祐诸臣。然曾布本是助荆公行新法的。太后听政才七月，就归政。徽宗意亦倾向新法，却去引用了一个反复无常的蔡京。司马光要复差役，限期五日，大家都以为难。这时候，蔡京知开封府，独能如约办到。司马光大喜。于是曾布亦罢相。蔡京窥徽宗意旨所在，把元祐诸臣的姓名，亲写了一张党人碑，勒诸朝堂，其子弟都不得至阙下；于是新旧水火之势，格外无可挽回。而徽宗又荒淫无度，好大喜功，北宋的天下，就无可支持了。当时就没有女真，内乱也要大起的。只看南渡之初，群盗的多便可知。
蔡京是一个聚敛的好手，只要把《宋史·食货志》看一遍，便可见得当时：不论哪一项财源，都给他搜括净尽；不论哪一件政事，到他手里，就变做了聚敛的政策；以供给徽宗淫侈之用。本篇势难备详，读者诸君，请取采自读一过。便可见得财政紊乱，是国家的致命伤。于是设苏杭应奉局，派宦者童贯，到东南去监造御器。又命朱勔领花石纲，东南人家有好的花石，便运进京来。其骚扰，自然不言可知。于是在京城里造了一座万岁山，穷极奢侈。到元朝攻金汴京的时候，金人把这山上的石头，用来供发炮之用。茶毒了无数生灵，其结果，还是拿来做杀人之具，真正可发一叹。又相信道教，进用方士王老志、王仔昔、林灵素等，大营斋醮，费用也不可胜计。内政一方面，既已如此，对外又要讲武功。西南一方面，则招降蛮族，置了许多州县。西北一方面，又用王厚以开湟、鄯。均见上节。于是童贯借此机会经略陕西，和夏人开衅。每战，辄讳败为胜。教诸将多筑城堡，骗朝廷是新拓的土地。一一二○年，睦州人方腊作乱，连陷睦、如今浙江的建德县。歙如今安徽的歙县。二州，进陷杭州。童贯带兵把他讨平。就格外自谓知兵，要想趁辽朝败亡的机会，恢复燕云。北狩南渡之祸，就因此而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