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谍与反间谍的斗争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愈演愈烈，甚至可以说在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差不多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间谍与反间谍之间“静悄悄”的争斗。
间谍与反间谍从未停止的游戏
公元前1271年，埃及法老拉密斯二世抗击希提王哈托希里三世时，有两名敌方的士兵投降埃及，并在军营中散布情报，说哈托希里三世的军队离军营还很远。拉密斯二世对叛逃的士兵将信将疑，于是再次派员侦察，发现这是一个陷阱，果断调整战略、重新部署，并取得胜利。这是有史可考的世界第一个反军事间谍的案例。从间谍的角度来看，策反是指秘密策动敌方间谍情报人员叛变倒戈，转而为己方服务。促使敌方情报人员背叛，是清除间谍活动的一种有效手段，它是反间谍工作中最成功的突破之一。
间谍和反间谍斗争，是一出“静悄悄的闹剧”。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在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差不多都在演出这类“静悄悄的闹剧”。
1943年4月18日，偷袭珍珠港的策划者和指挥者，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乘坐飞机前往布干维尔岛的时候，突然遭到美军袭击，山本因此一命呜呼。日本从飞机残骸中找到他的尸体，发现他的手还紧握着军刀。山本是个谨慎的人，他的行踪也是极端机密的，美军怎么会知道的呢？山本之死一直是一个历史学家们关注的谜，随着“二战”档案的陆续解密，答案慢慢浮出水面。
1943年4月13日，山本根据战事决定到瓜岛前线的肖特兰等岛上的各基地去视察，以鼓舞士气，并于当天傍晚向所要去视察的各基地、各航空队和守备队发出了电报通知。电报的内容十分详细：
山本长官定于4月18日前往视察巴莱尔岛、肖特兰岛和布因基地。具体日程安排：6点乘中型轰炸机，由6架战斗机护航从腊包尔出发。9点45分到达巴莱尔，换乘猎潜艇前往肖特兰岛，11点30分到达。12点30分，乘猎潜艇离开肖特兰岛。13点30分，返回巴莱尔。14点乘中型攻击机离开巴莱尔。14点30分，到达布因，在第一基地不在司令部吃午饭。16点，乘中型攻击机离开布因。17点40分，回到腊包尔……若遇天气不佳，本视察日程往后顺延一天。
但是，日本人没有想到，这份写有详细时间安排的电报被美军破译。美军对山本的仇恨从珍珠港开始，并且一直寻觅报复机会。于是美军立即决定，干掉在日本国内地位仅次于裕仁天皇和东条英机的第三号人物山本五十六。经过充分讨论，美军最后决定：在山本降落前10分钟于机场背面56公里处的上空对其进行截击，此处离山本计划降落的机场只有7分钟航程。准备选用18架P-38“闪电”式战斗机，分两个机群从瓜岛起飞前往截击。具体任务是米歇尔少校率领12架P-38“闪电”式战斗机负责掩护，高空诱开并纠缠住山本的护航机；兰菲尔上尉带6架P-38“闪电”式战斗机组成狙击机队，从低空出其不意地对山本的座机进行空袭，要不惜一切代价击毁山本座机。
1943年4月18日上午7点25分，美军“仙人掌”航空部队第339大队的18架P-38“闪电”式战斗机起飞。9点35分，机群飞抵巴莱尔以北56公里的上空时发现目标——山本等人乘坐的轰炸机，并进行空中截击，成功击毁山本乘坐的飞机，漂亮地完成了截击任务，不仅成功复仇，而且给日本以沉重的打击。
显然，导致山本丧命的，是美军成功地破译了密码。密电码，属于核心机密。为什么密电码如此重要呢？因为电报是现代最常用的远距离通讯技术。电报的无线电波是短波，通过大气电离层的反射后传到遥远的地方，敌我双方都能收到。然而，电报的内容只许我方知道，不能让敌方知道。那么该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就是采用密电码。这样，敌人即使截获了电波，也无法获知其中的内容。
密电码的重要性使得它常常成为各国间谍争夺的对象。间谍机关大都培养了一批“密码专家”，专门从事破译敌方密码的工作。另外，也常派出间谍，以各种方式打入敌方，偷取密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特工在战场上找到一本烧残的苏联密码，如获至宝。美国的情报机关就利用这本残缺的密码，破译了苏联的许多密码。这一切，苏联方面竟一直没有发觉。
一般来说，为了避免被敌方破译，军用的密码经常变换。随着电子计算技术的发展，现在有的间谍机关正在用电脑分析敌方的电文，以求破译密码。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他的一位侍从总是随身拿着一只与众不同的黑皮包。据悉，那个黑色皮包里装着一台小型的“语言保密通信机”，专供总统通信之用。尽管这个通信机通过短波无线电与设在世界各地的7个卫星地面站联系，再由地面站转发，但是他们从不担心被破译。因为它是通过“语言保密通信机”发送的，另一方也是“用语言保密通信机”接收。“语言保密通信机”的核心部分，用的是“数字化声码器”，很难破译。
间谍与反间谍之间无休止的斗争，就如同孙悟空智斗牛魔王一样。间谍战中，在密写领域更是见招拆招、不断过招，上演着一幕幕的精彩大片。
某国情报部门抓捕了一个纳粹间谍，在这个间谍的住处搜到许多氨基比林药片和牙签。情报部门并不知道这些东西的用途，于是对纳粹间谍开始进行审问。
“你为什么带那么多氨基比林药片？”
“我常常偏头痛。那是一种解痛药。”
“那你，为什么带那么多的牙签？”
“我的牙齿不好。吃了肉，老塞牙缝，要用牙签。”
但是，经过特工人员的秘密监视发现，这名纳粹间谍的偏头痛不是经常发作，饭后也没有剔牙的习惯，经过牙医对纳粹间谍的检查得知他的牙齿很整齐，不会塞牙缝。由此看来，这些药物和牙签肯定大有文章。
经过特工和有关专家的调查发现：从纳粹间谍住处搜到的氨基比林药片，用水冲开以后，便成了一种无色“墨水”。用牙签蘸着写在纸上，便看不见字迹。然而，这样的密写信用特殊的方法处理后，纸上的字便能够清楚地显示出来。当地查获的多封密写信，就是用这种方法写的。经过核对，正是那纳粹间谍的笔迹。于是，那名纳粹间谍被判处20年的徒刑。
密写，最初、最普通的密写是用米汤水写在纸上，用碘酒一喷，便显出蓝字。如今，这种密写的技术早就被丢之脑后了。密写，是间谍常用的秘密传递情报的手段之一。一张看起来普通的白纸，经过显影后便出现字迹，这就是密写。也有更高级一些的密写信，就是在白纸上写些无关紧要的话，而显影之后，在行间会出现一些重要的“潜台词”。
1974年2月25日，我公安部门在北京东北部西坝河桥下，抓获了某国派遣的一名间谍分子，这名间谍的身上带着一些“大头针”。带大头针干吗？原来，“大头针”是一枝密写笔，它是空心的，里面装着干的密写剂。
随着间谍战的愈益残酷，间谍们挖空心思，“发明”各种各样的密写工具。有的间谍身上带着火柴。这些火柴看似平常，和普通的火柴一样一划就着，可以点燃香烟。然而，把火柴的灰烬用水一泡，就是一种特殊的密写墨水。因为这些火柴杆，事先用密写药剂浸泡过。
还有一种“密写复写纸”，复写之后，字迹看不见。采用一种特殊的药剂显影，便能够出现清晰的字迹。
世界各国间谍机构都招收了化学专家。这些专家们绞尽脑计，利用化学反应，发明了一种又一种密写剂及其相应的显影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如果密写剂是锁，显影剂就是钥匙，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一种密写剂，要用一种相应的显影剂才能显示字迹。
然而，反间谍机构长期跟间谍们打交道，对密写剂的种类、成分及其显影规律，也都能详尽地掌握，因此往往能很快配出开“锁”的“钥匙”。为此，间谍机构的化学专家们又努力创造新产品，发明新的密写剂，使反间谍机关无法显影。总之，从密写这一小小的领域可见间谍与反间谍的博弈从未停止过，并会一直斗争下去。
“别动队”的跨国暗杀行动
斯大林时期，大部分追杀“人民公敌”的“暗杀行动”是在大西洋的彼岸进行的，重要战场就是法国。
1937年的春天，苏联内务人员委员部得到消息，西欧的一名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与荷兰主要的托洛茨基分子亨里克·斯奈弗利特进行了秘密接触。于是，苏联内务人员委员部派了一支“别动队”去巴黎，任务就是找到并铲除这个人。
托洛茨基主义：是以主张工人阶级先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反对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
1937年7月17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驻荷兰机构负责人瓦尔特·克里维茨基与苏联国外情报处副处长米哈伊尔·施皮格尔格拉斯在“巴黎博览会”上碰面，施皮格尔格拉斯向克里维茨基通报了叛徒的情况：此叛徒是波兰人，是苏联的“地下人员”，在巴黎用的名字是伊格纳季·波列茨基。
施皮格尔格拉斯和克里维茨基见面后不久，叛徒波列茨基把一个包交给了苏联贸易使团的一名内务人民委员部军官，里面是要发往俄罗斯的报告。然而，他没有想到，这份报告在未到达目的地之前会被人查看。施皮格尔格拉斯打开信封并给克里维茨基看了内容。波列茨基的报告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色彩，目的是想以此来加重斯大林和叶若夫对内务人民委员部里有托洛茨基分子的地下组织在活动的恐怖症。信封里还有一封信，是给中央委员会的，信中托洛茨基宣布自己不会回来，并历数了斯大林的罪行，号召“同斯大林主义进行无情的斗争”。信的末尾处写道：“我决心为列宁的事业奉献自己的微薄之力，我愿意积极斗争，因为只有我们的胜利——即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才能将人类从资本主义中解救出来，才能将苏联从斯大林主义中解救出来。为了新的战斗，为了（托洛茨基的）第四国际，前进！”
1937年11月4日，波列茨基布满弹孔的尸体在瑞士洛桑附近的公路上被人发现了。施皮格尔格拉斯利用波列茨基家人的朋友，正躲避纳粹迫害的德国女共产党人格特鲁德·希里德巴赫，将其引进陷阱。希里德巴赫写信给波列茨基表示自己有事想听他的意见，于是和他在一家咖啡店见面，随后将其引到一条偏僻的路上，埋伏在路边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杀手罗西将其射杀。在最后的一刻，波列茨基明白自己中了别人的圈套。当警方找到波列茨基的尸体时，他手中还握着希里德巴赫的一缕白头发。事发后，为了迷惑警方，内务人民委员部写了封匿名信，说死者曾干过国际武器走私的行当，但这阴谋没有得逞。虽然罗西和希里德巴赫都逃之夭夭，但是瑞士警方从罗西情妇口中得知他们参与谋杀波列茨基的事实。
内务人民委员部“别动队”下一个暗杀目标是流亡白军俄国军人联合会的头目米勒将军。1936年12月，国外情报处处长斯卢茨基抵达巴黎，亲自坐镇挟持米勒的行动。斯卢茨基请驻荷兰的机构负责人克里维茨基给他找两名能扮成德国军官的间谍。1937年9月22日，光天化日之下，米勒在巴黎大街上被劫持。不过，米勒留有一手，在出发前给自己的秘书留了一个字条，并嘱咐他自己如果回不来就拆开看。字条上写道：米勒与斯科布林将军在12点30分见面，一起与邻国的两个武官——两个“德国人”以及驻巴黎使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见面。这样，斯科布林作为内务人民委员部间谍的身份便暴露了。当天晚上，俄国军人联合会的副会长克德罗将军同库索斯基将军派人去抓斯科布林夫妇。斯科布林夫妇被带到俄国军人联合会询问米勒的去向。斯科布林夫妇不知道米勒留了字条，便矢口否认见过米勒。当他们看到字条后，仍然坚决否认见过米勒。在楼梯上，斯科布林趁看守人员不注意逃脱了。他从巴黎逃到西班牙，但在西班牙遭到了暗杀，显然这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干的，为了杀人灭口。
1937年12月，斯科布林的妻子普列维茨卡虹在法庭上承认参与了劫持行动，被判处20年苦役，1940年死在监狱中。在审判普列维茨卡虹过程中，原告称根据调查结果判定，米勒是被劫持到苏联大使馆，被迷倒后装进大箱子里，然后被送上苏联货船。抵达莫斯科后，米勒经受一系列的严刑拷问，然后被秘密枪决。但是，除掉米勒，仍不能使苏联权力中心高枕无忧地认为，白匪军再也不能构成任何威胁了。在米勒被除掉后的很长时间，内务人民委员部对俄国军人联合会总部的监听一直没有停止，但也没有什么收获。
实际上，劫持米勒的行动给俄国军人联合会致命的打击，一些白军分子错误地指责秘书长也参与了阴谋。后来俄国军人联合会总部迁到布鲁塞尔，但此时的联合会已像一个气数已尽的组织。
1938年初，逃到西方9年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前工作人员格奥尔吉·阿加别科夫被“别动队”长期跟踪后除掉了。同时，“别动队”还对逃到西方的克里维茨基和共产国际后备组织创建人维利·明岑贝格进行追捕行动。1937年两人都没有遵从命令返回莫斯科，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回去也是死路一条。
英国双十委员会的策反活动
人类生活在一个永恒的竞技场，在这明争暗斗中，正义与邪恶、民主与专制，真善美与假恶丑的不断较量推动人类社会向着难以预测的方向前进。这个竞技场中的表演者无疑就是人本身。战争给人类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也促使人们想出了种种避免更大灾难的非战争手段，哪怕是令人最讨厌的不光彩之举。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更多地获取英国的情报，大批德国间谍潜入英国，方式各不相同，甚至利用了空降的办法。为了在间谍战中取胜，英国安全局建立了自己的双重间谍系统——一个直属于国防部的机构——双十委员会，它的任务就是经营双重间谍。
1940年9月6日，夜色朦胧，随着隆隆飞机发动机声由远而近一滑而过，空中摇摇晃晃出现了一个黑点，由高而低，由小变大，迅速下降到英国白金汉郡的一片田地里。大约在距地面四五百米的空中，黑色物体下降速度突然变慢，随即在其上空出现了一个锥形大包。一阵淅淅沥沥的声响过后，那个黑色物体连同上面的锥形包一起稳稳落在田地中。
夜色逐渐褪去，东方亮起了鱼肚白，不知过了多久，当天色变亮的时候，一位农家少女发现自家的庄稼地里好像被人踩过，在她返回家的路上，发现了一位眼光异样的陌生人。按照警察局长前几天的吩咐，她把这一情况迅速报告了附近的警察所。
一个小时后，这个陌生人被带到埃尔兹伯里警察所，军情五处的军官们立即确定了他的身份。他是德国间谍，27岁，代号“3719号”，是一名瑞典机械工，昨晚被空投到当地。经过军情五处的军官审问得知，“3719号”的真实姓名是戈斯塔·卡罗里。他曾在英国住过一段时间，英语非常熟练。母亲是德国人，纳粹上台后，卡罗里便与他们共命运。卡罗里乘座的是德国空军王牌飞行员之一卡尔·加顿费尔德少校驾驶的全黑色海因克尔·伊尔飞机。
由于在降落时，卡罗里所携带的特制德律风根收发报机击昏了他的头，因此没能避开英国军事情报五处设下的警戒网。卡罗里是被德国秘密情报机关注意并征募的人员之一，他被选为德国入侵英国之前潜入英国的德国间谍先遣队员。在汉堡，卡罗里接受了军官们的严格而全面的训练。从英语到英国地理、历史，从情报人员的情报意识到情报的收发密码等。最后，他的军官告诉他：当他着陆时，整个英国已处于一片混乱，他将很容易进入间谍活动而不被发现；潜伏在英国的特工人员会迎接他的到来，并给他以极大的帮助。最后，卡罗里还被告知，在他进入英国后的几周后，德国就将占领英国。
就这样，卡罗里被编入一个名为“莉娜队”的间谍小组，负责管理他们的是汉堡空军一处的尼古劳斯·里特少校，空投间谍任务仅仅是德国“海狮计划”的一部分。然而实际上，英国军情五局和伦敦警察厅刑事部特别分部早已打入了这个间谍网，而且正在着手操纵这个网中的一名间谍分子充当双重间谍，而德国间谍组织却丝毫没有发现。所以，无论德国人如何制订潜入英国的间谍方案，英国的反间谍组织皆了如指掌。事实上德国人在英国长期经营的主要间谍网已经被全破坏掉了。
负责审讯卡罗里的双十委员会军官们将卡罗里带回到他降落的地点，要求他找出他隐藏的降落伞。这对了解德国空降特务的行踪很有价值。在英国军情五处和双十委员会的威胁下，这位被德国一直视为敢作敢为、智勇双全的卡罗里，显然已经瘫软下来，并表示愿意同英方合作。
随后，卡罗里被带上一辆汽车，直奔位于里士满的军情五处的一个秘密拘留中心。拘留中心是座维多利亚式建筑，建筑的西翼有一组由30多间单人牢房组成的有高度安全设施的房屋，内装有最现代化的录音设备和监听装置。拘留中心的头头是“假眼”斯蒂文斯上校。这位戴单片眼镜的“独眼龙”上司，令他的所有囚犯甚至手下人望而生畏。审讯地点在这座大楼的最下层，由斯蒂文斯和斯廷森少校主审。
斯蒂文斯和斯廷森少校向卡罗里透露了他们所获得的情况，内容十分清楚、详细，面对此种境遇，卡罗里十分震惊，精神也随即全面崩溃，他感到自己简直是德国间谍组织的玩物。卡罗里外向、坚忍的性格在斯蒂文斯这个“独眼龙”的强力冲击下，变得十分温顺。一个多小时之后，卡罗里的脑袋里只想着如何幸存下来，如何免遭处死。经过谈判，双方达成了交易。卡罗里与双十委员会中心的罗伯逊少校达成协议，在免除死刑的前提下，他愿意同英国合作。为了把这笔交易敲定，卡罗里又提出：如果军情五处同意给他的一位同志同样的待遇，他将说出此人预定在最近几天内抵达英国的详细计划。就这样，双十委员会成功策反了卡罗里，并获得了一个谍报史上的无价之宝——卡罗里的同志——3725号间谍，这就是人称“笑面虎”的超级间谍武尔夫·施密特。
法国国防部的超级间谍
戴高乐上台后，法国推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法国情报部门很大一部分反间谍力量用于对付美国和英国。在此期间，苏联和东欧国家一直没有成为法国反间谍部门的主要目标。特别是法苏关系进一步缓和后，法国反间谍机构就更加放松了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警惕。
据统计，从1959年到1969年，在法国从事间谍活动的国家多达15个，但是平均每年逮捕和审判的间谍还不到12人。另外根据估算，在法国的外国间谍及为外国间谍效命的法国人居然将近2万人。但是，负责反间谍工作的法国领土监护局，却只有区区1200人。
在这种背景之下，法国的反间谍工作陷入了困境。然而，在这种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法国反间谍机构最终还是挖出了一位潜伏在法国高层内部的超级“鼹鼠”。
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多名叛逃到西方的克格勃军官就曾供述，在法国的高层内部暗藏着一名克格勃高级间谍。 尽管戴高乐总统对法国高层内有克格勃间谍一事一直存有疑虑，但他始终不愿接受这个事实。
1961年以后，戴高乐曾多次向美国提出应该在北约建立集体领导原则，反对华盛顿独揽大权，但多次遭到拒绝。1962年初春，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在接见法国驻华盛顿大使时指出：“戴高乐总统有什么理由想执北约的牛耳？他知不知道，他身边的人已把北约出卖给了苏联！” 对于美国总统的出言不逊，倔强的戴高乐咽不下这口气。为了澄清事实，以堵住美国人的嘴，戴高乐下定决心搞清这一事实。1962年底，领土监护局领导人杜斯坦带着戴高乐的指令，和国外情报及反间谍局的专家们一起横渡大西洋，前往美国审讯克格勃叛逃人员。
审查的结果让法国情报机构大吃一惊。叛逃者向法国情报机构的领导人提供了苏联间谍向法国渗透的大量情报。此外，叛逃者还进一步披露了一个令法国情报机构震惊的事实：在法国高层内部潜伏着一名克格勃高级间谍，长达20年之久，他把北约领导机构的各项决策透露给了苏联。因此，苏联方面确实已详细掌握了法国和北约各部门之间来往的秘密文件，甚至一些只有总统、总理和少数几名部长掌握的核心机密也被苏联方面所掌握。法国情报部门想知道“鼹鼠”的名字，但是叛逃者说不出“鼹鼠”的姓名，因为这是克格勃的最高机密。
领土监护局领导人杜斯坦返回巴黎的当天，径直告诉总统秘书处：“事情非常严重！”他向戴高乐总统汇报说：“那人确是苏联叛逃者，他知道底细，在我们内部进行调查很有必要！”戴高乐总统听完杜斯坦的汇报，大为恼火，他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挖出这个“鼹鼠”。
反间谍人员从美国返回巴黎后，立即着手清洗“鼹鼠”的工作。首先他们审查那些已被苏联所掌握的机密文件在传递过程中，都经过何部门何人之手。经过几天的排查、比对，反间谍人员开始把目标缩小到了法国国防部总参谋部。
接下来，反间谍人员在国防部总参谋部内部开始进行全面调查，经过排查，他们最后把目标集中在“情报处”。因为，凡是与北约有关的所有文件都必须经过此处。情报处共有200多名工作人员，经过反复的调查，“大鱼”终于露出水面，捕捉的目标最终锁定在乔治·帕克等4个人身上。
目标锁定后，反间谍的专家们迅速调来了包括乔治·帕克在内的 4名嫌疑人的档案。20世纪30年代中期，乔治·帕克就读于法国高等师范学院，法国沦陷后不久他去了阿尔及利亚，被任命为“自由法兰西”广播电台政治部主任，后又被任命为海军部长办公室主任，当时他才年仅25岁。法国解放后，临时政府迁回巴黎。从法国解放开始到1963年，在这长达近20年的时间里，乔治·帕克深受几任总理的青睐。在历届内阁里，乔治·帕克不是在这个总理办公室，就是在那个部长办公室里做主任工作。也正是由于工作职位的需要，特别是作为现任总参谋部情报处联络员并兼任北约组织新闻处领导人的职位，使他比别人更有机会接触法国国家的最高机密，并可以名正言顺地与北约国家有所往来。
根据反间谍人员的调查显示，乔治·帕克的档案材料中没有任何疑点，相反，另外3名军官，无论是他们个人或是他们亲人的生活中却或多或少地存在某些不清不白的问题值得怀疑。此后，反间谍人员对这 3名军官进行了重点监视，企图从他们那里打开突破口，而对乔治·帕克则进行了一般性的监视。然而，监视的结果却出乎反间谍人员的意料。
1963年 8月10日，法国反间谍人员发现北约新闻处处长乔治·帕克带着一个沉甸甸的公文包离开巴黎寓所。他先是乘汽车到达火车站，然后转乘开往凡尔赛的列车，最后又改乘公共汽车来到一座小城——弗什罗列。乔治·帕克在一条寂静的小巷里独自徘徊，他来到这究竟要做什么？他的诡秘行踪引起了反间谍人员的注意。
在乔治·帕克徘徊期间，目标出现了。一辆小轿车向乔治·帕克缓缓驶来，车停稳后，只见一个大个子钻出车外，已经等得不耐烦的乔治·帕克迅速迎上前去，递上了沉甸甸的公文包。这时，隐藏在角落里的法国反间谍人员已看到并确认此人的身份，前来接头的正是苏联使馆的秘书克列霍夫，一个早已在法国反间谍部门挂了号的克格勃特务。这时，真相已经大白，但反间谍人员却没有惊动这两名克格勃间谍。两天以后，在北约总部的办公大楼前，北约新闻处领导人乔治·帕克被捕了。在审讯过程中，乔治·帕克对自己的间谍活动供认不讳。乔治·帕克供认1944年他在阿尔及尔被苏联人收买，在此后的近20年的时间里，他为苏联提供了大量的情报，甚至在他出任北约组织新闻处负责人仅仅 7个月的时间里，便给克格勃送去了将近 200份北约总部各主要负责人的详细履历，以及北约会议文件，西方防止核袭击的对策计划等重要文件多部。
超级“鼹鼠”乔治·帕克的挖出，一时间在法国政府上下以及情报机构内部引起了一阵骚乱。法国领土监护局开始普查1944年的“自由法兰西”中能够经常与乔治·帕克接触的人。甚至，报界发表了一条居心叵测的谣言，指控戴高乐的忠臣，法国非洲事务负责人雅克·福卡尔与本案有关。很显然，这是一种恶意中伤。
潜伏了近20年的乔治·帕克经过审讯最终被判处无期徒刑，但他只在监狱中待了7年，因为乔治·蓬皮杜总统的特赦而重获自由。
令红场开怀大笑的超级 “鼹鼠”霍利斯
20世纪50年代末，英国谍报机构开展了追查内部苏联间谍的行动。在破获朗斯代尔的案件之后，军情五局顺藤摸瓜将目标盯上了局长霍利斯，但是霍利斯坚决不承认自己是间谍，军情五局的特工赖特对此却表示怀疑。这次的行动一直没有结果，而莫斯科红场一边一直在窃笑，因为他们一直在那里观看，而真正的“鼹鼠”还逍遥法外呢！
那么，这一英国军情五局内部调查的来龙去脉究竟是怎样的呢？原来，当年军情五局的特工赖特在抓捕间谍朗斯代尔后进行总结，他发现苏联早就知道了朗斯代尔的间谍身份已经暴露，但并没有把他撤回苏联，反而继续派他返回英国，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保护一个级别更高的间谍。赖特又从苏联叛逃者的口中得知，苏联人已经完全渗透到了军情五局。据此，赖特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军情五局内部可能存在一个苏联“鼹鼠”，而且此人职位很高。作为反间处的特工，赖特决定要挖出这个苏联“鼹鼠”。
赖特决定挖出军情五局内部的苏联间谍这一行动得到了反间谍专家、秘密情报局局长迪克·怀特的支持。于是秘密情报局和军情五局两个部门联手成立了一个代号为“流畅”的小组，由赖特任组长，成员大多来自军情五局反间处和秘密情报局的反间谍处。该小组负责调查20世纪30年代以来苏联对英国情报机构的渗透问题，并直接向反间处处长和秘密情报局反间谍处处长报告工作。
“流畅”小组的存在在英国情报界一直是个秘密，其调查行动更是悄悄地进行的。“流畅”小组的主要工作是阅读英国军情五局的档案资料，从中试图发现线索。这一天，一份1945年叛逃的苏联驻渥太华大使馆译员伊戈尔·古曾科的供词吸引了赖特的眼球。因为供词中提到一个代号为“埃利”的格鲁乌间谍在英国军情五局工作，并且他能从军情五局取出与在伦敦的俄国人有关的案卷。
赖特依照伊戈尔·古曾科的供词推断，既然代号“埃利”的间谍能看到有关俄国人的案卷，那么他必在军情五局专管档案的F处。不过，赖特又在考虑其他人也有可能调阅档案，这样一来，所有的同事都成为了怀疑对象。为此，赖特有些后怕，担心自己的调查会引起一片混乱，因为他不能够保证每个人都是忠诚、可靠的，也不能保证自己不去怀疑别人，目前调查指向了自己的顶头上司——20世纪30年代任F处副处长、现在任军情五局局长的罗杰·霍利斯！
赖特此时的心情可想而知，痛苦、矛盾、害怕。为了追查内部的苏联“鼹鼠”，他费尽心思，期望在本局内部找出那个奸细，但结果却是他始料不及的。霍利斯出任军情五局局长一职已经有10多年，加入军情五局的时间更长，经手的案子不计其数。如果霍利斯是苏联“鼹鼠”，那么20世纪30年代的军情五局将无任何秘密可言，军情五局的颜面何存？不过，震惊归震惊，事实归事实。为了取得更多的证据，“流畅”小组开始更隐蔽地调查霍利斯的一切。因为赖特明白，如果消息传出去，后果不堪设想，甚至自己的饭碗都保不住。
正当“流畅”小组全力调查霍利斯时，赖特却被迫向这位顶头上司摊牌。1965年6月17日，赖特接到局长霍利斯电话：“赖特，你来我办公室一趟。我有事要和你说。”赖特跑刚走进门就发现事情有些奇怪，霍利斯正在门口等着，他满脸堆笑。两人随便闲扯了几句后，霍利斯突然脸色一变，话锋一转厉声问道：“赖特，你为什么怀疑我是内鬼？”
突如其来的质问令赖特不知所措，瞬间赖特的脸色苍白，甚至脑袋里一片空白，好一会才缓和过来，这时无数念头一下子涌上脑海：是告诉他，还是撒个谎？上司的先发制人让赖特感到不知所措。他稍作镇定后，觉得还是直面回答比较好，于是赖特就详细地说出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从朗斯代尔到古曾科，还有许许多多，如竹筒倒豆子一股脑全说了出来，还包括自己的疑问。等赖特说完之后，霍利斯对赖特说：“你是彻底认定我了吗？”赖特想说什么，但是霍利斯用眼神制止了他，并大声说：“我别无话说，只有坚决否认。”
经过一番唇枪舌战之后，霍利斯与赖特不欢而散。几天之后，霍利斯就退休离开了军情五局，但是“流畅”小组没有因此而放过他，他们向霍利斯的继任者弗尼瓦尔·琼斯和秘密情报局局长迪克·怀特提交了一份报告。随后，军情五局正式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霍利斯的问题。会场气氛极其紧张，大家都缄默不言。琼斯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最后他打破僵局，询问大家，报告上那份名单上的人是不是嫌疑对象，并问赖特：“你们真的认为霍利斯是嫌疑对象？你们知道你们所说的话意味着什么吗？”“当然知道。”赖特回答。琼斯用手指敲敲桌子说：“你们是否静下来想过，如果我们按这些建议行事，那会造成多大损失。即使查不出什么问题，我们也要用十年八年才能恢复元气。这件事太荒唐了，散会！”
虽然琼斯局长不同意继续查霍利斯一事，但在“流畅”小组的坚持下，1969年，已经退休的罗杰·霍利斯又被召回军情五局，接受他以前的下属的审讯。但是，霍利斯还是坚决否认他是苏联间谍的指控，直到1973年去世。
1976年，彼得·赖特退休，结束了在军情五局20多年的情报生涯，而调查内部“鼹鼠”的“流畅”行动也接近尾声。那么，霍利斯究竟是不是间谍？这个问题到1985年才有答案。1985年9月，叛逃到英国的克格勃伦敦情报站站长奥列格·戈杰维茨基接受军情五局的审讯时，审讯人员所问的第一件事就是：霍利斯是不是苏联间谍？然而他的回答也许会让“流畅”小组有点失望，因为戈杰维茨基的回答是：“不是。”
当军情五局指控霍利斯和其他一些人是苏联间谍并在军情五局引起混乱时，克格勃在开怀大笑，整个红场都在笑个不停。
附：本章内容主要参考：
1．江河编著，《间谍——历史阴影下的神秘职业与“幕后”文化》，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7年版。
2．王军校、钱源主编，《国际超级间谍档案》，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8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