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经济间谍已成为谍海之中最活跃也最引人注目的一部分。经济间谍无孔不入、无缝不钻、无所不为，比政治间谍更阴险，比军事间谍更狡猾。哪里有新的技术，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经济间谍的身影。只要能捞到情报，经济间谍就可以不择一切手段，甚至不惜一切代价。
纵横驰骋国际的工业间谍
人类进入工业时代以来，一个国家的工业能力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国的战争能力。随着技术的进步，各种新式武器层出不穷。这些新技术、新兵器迅速应用于战争，并能够迅速地改变战争形态，进而影响战争结果。于是，工业间谍应运而生，他们主要搜集科技情报，尤其是那些能够直接应用于国防领域的科技情报。
在世界大战铁流滚滚、尸横遍野的战场之外，在科技情报领域也有着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这场战争对抗同样激烈、惊心动魄。保罗·罗斯伯德就是这场战争中不折不扣的英雄，他被称为工业间谍的先驱。
1896年，保罗·罗斯伯德出生在奥地利，1916年应征入伍，在奥地利皇家斯蒂里安27军团服役。1918年，保罗·罗斯伯德所在的部队向一只英国部队投降，成为英国军队的俘虏改变了他的一生。保罗·罗斯伯德被俘期间，得到了英国军人的善待和礼遇，并被目光长远的英国情报机构招募为情报人员，从此开始了保罗·罗斯伯德作为间谍和反法西斯斗士的传奇一生。
保罗·罗斯伯德返回奥地利后于1920年进入德国的达木斯塔特工业大学学习化学，他成绩优异，最终获得了博士学位。之后，应聘到柏林一家冶金专业周刊杂志社任科学顾问，这正是英国情报部门所梦寐以求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由于科学技术，尤其是工业技术所带来的军事革命，使得各国争相搜集对方科技情报，在平时有经济效益，在战时则有巨大的军事价值。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情报员，保罗·罗斯伯德利用自己在德国科学出版界的身份，与欧洲著名科学家见面，并了解他们最新的研究动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德国军事实力的不断增强，战争的阴云渐渐笼罩欧洲，保罗·罗斯伯德凭借一双利眼，密切关注着德国人在工业、科技方面的一举一动。
20世纪30年代，德国是世界核物理研究的前沿，有许多犹太人血统的德国科学家在这方面取得了令人惊讶的成就。敏锐的保罗·罗斯伯德非常了解核物理在战争方面的广阔应用前景，于是决心组织纳粹的核计划。通过帮助科学家逃离纳粹德国，保罗·罗斯伯德逐步减弱了德国在核物理领域的科研实力，同时保罗·罗斯伯德还及时把德国科学家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通告给英国情报机构，以期引起他们的足够重视，呼吁盟国科学家加强核物理方面的研究工作。通过保罗·罗斯伯德的勤奋工作，英国方面了解到了它想知道的有关德国原子弹规划的一切事情——从开始到整个战争的全过程。
1939年12月，德国潜艇在英国认为最安全的斯卡帕费洛湾击沉了战列舰“皇家橡树号”，德国人先进的军事工业令英国感受到了威胁。保罗·罗斯伯德作为一个具有物理学家身份的间谍，迅速搜集整理德国的军事工业情报，并将情报递给了英国情报部门，这份情报就是谍报史上著名的“奥斯陆报告”。英国情报部门历史学家欣斯利教授曾指出：“奥斯陆报告第一次揭开了无人知晓的有关德国最重要的科学技术的进展情况。” “奥斯陆报告”使英军准确地了解到德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的军事装备情况，为盟军有针对性地发展自己的装备打下基础。尤其是有关德国潜艇的情报，使得英国海军有针对性地制造了扫雷驱逐舰和深水炸弹，从而粉碎了德国海军封锁英国的阴谋。
战争结束后，保罗·罗斯伯德返回英国，从此深居简出，1963年病逝于英国伦敦。作为一名间谍，保罗·罗斯伯德功勋卓著，但无人知晓。默默无闻的保罗·罗斯伯德在间不容发之际，挫败了纳粹德国的核计划，进而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整个人类历史的走向。保罗·罗斯伯德所提供的情报，不仅加速了纳粹德国的崩溃，也使得战后盟国军事工业取得进一步的发展，更使得西方情报部门提高了对工业和科技情报的重视。
工业间谍不仅在战时发挥巨大的作用，在和平时期，发挥的经济效益更大，更强。
德国福斯汽车公司挖走了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成本削减专家罗伯兹，从而引发了两大公司之间针锋相对的一场战争。通用汽车公司在失去罗伯兹之后，转而指责罗伯兹是一名工业间谍。
1992年底，皮屈在得知自己将被任命为福斯的总执行长后，就开始酝酿改革。皮屈认为，福斯公司近年来的扩张太快了，如此快速的膨胀令福斯公司有些不堪重负，皮屈要给福斯这个“超级胖子”减减肥，他决定找一位在削减成本控制支出方面有特别才能的专家担当自已的副手，以便使自已的计划能尽快见效。在皮屈的心目中，通用公司的罗伯兹是最合适的人选。因为罗伯兹在短短的7 个月时间里，就令通用的零件采购部的成本减省了10亿美元。
通过一位汽车零件供应商的牵线搭桥，皮屈和罗伯兹终于有了首度接触。1992年12月的一天，美国汽车城底特律市中心的一家餐厅角落里坐着两名商人，正在洽谈生意。他们分别是美国通用汽车公司零件采购部的经理罗伯兹、德国福斯公司奥迪汽车部门的总裁皮屈。初次见面，皮屈并未明确表明自己的意图，只是向罗伯兹感叹欧洲汽车业的人才都被美国和日本网罗去了，因而欧洲的汽车业举步维艰，难以恢复往日的兴旺局面了，言谈中向罗伯兹做出暗示。但是，罗伯兹并未就皮屈的慨叹做出什么反应。
但是，有谁能想到，皮屈和罗伯兹的会面竟然引发出一场轰动整个国际汽车业界的商业战争。
1993年1 月，皮屈和罗伯兹再度会面。这一次，皮屈直截了当地对罗伯兹说出了“希望罗伯兹能投效福斯”的意愿。皮屈认为，身为欧洲人的罗伯兹（本是西班牙人）应该为振兴欧洲汽车业出力，而不是帮助竞争对手美国来打击自己人。
皮屈与罗伯兹的这次接触引起了德国新闻界的注意。1993年2 月，德国多家传播媒体报道了罗伯兹已被福斯吸收的消息。这些报道令通用总执行长史密斯大为光火，因为是史密斯一手提拔了罗伯兹，是史密斯把罗伯兹从通用公司的欧洲子公司调至美国总部的。他让罗伯兹主管通用的要害部门——零件采购部。罗伯兹为通用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令通用汽车零件的成本降低了10亿美元。
史密斯当然不愿意看到媒体的臆测变成事实，于是他要求罗伯兹立刻加以澄清。罗伯兹向史密斯承认确实与皮屈见过面，但他坚决否认“跳槽”的传言。但是，史密斯并不放心，他雇了一名私人侦探来调查罗伯兹。这名侦探日夜跟踪罗伯兹。当罗伯兹发现被人跟踪后，立即意识到这是史密斯所为。罗伯兹向史密斯发出抗议，迫使史密斯撤销了对他的跟踪调查。至此，史密斯与罗伯兹之间的交情蒙上了一片阴云。
1993年3 月 10 日，罗伯兹突然向通用公司递交辞呈。与此同时，德国福斯公司的总裁皮屈亦向外界透露罗伯兹将投效福斯。罗伯兹为什么这么快就来了个180度的转变呢？
据悉，促成罗伯兹“跳糟”的导火索是，通用公司在1993年3 月8 日至9 日举行了一次重大决策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通用公司的决策层拟定了“未来10年进军欧洲汽车市场的竞争策略”，同时否决了罗伯兹“在西班牙设厂”的提议。事后，罗伯兹表示，他原先对西班牙设厂计划寄望颇高，根本没有想到通用公司彻底推翻了他的提议，这使他大失所望。更让罗伯兹感到痛苦的是，通用公司在做出否决决定前，竟然连个招呼都没打，这使他觉得自己的地位被动摇了，自己已经不再重要了，通用公司的决策层抛弃了他。
然而，德国的媒体却报道说，罗伯兹其实是有意进军西班牙政坛。如果通用公司同意在西班牙设厂的话，罗伯兹在西班牙政坛上的影响力将会进一步增强。可是通用公司却全盘否决了罗伯兹的计划，令罗伯兹进军西班牙政坛的梦想如泡沫般瞬间消失殆尽。所以，罗伯兹的辞职可以说是他对通用公司决策层的报复。
1993年3 月12日，罗伯兹在公开发表的一篇声明中说，在他宣布辞去通用公司的职务后，他的许多下属职员来到他家，恳求他不要离开通用公司，甚至其中有人痛哭流涕地向他提出请求，当时的情景非常令他感动，因此罗伯兹表示他会撤回辞呈。其实，事情并不像罗伯兹说的这样简单。真正的原因是，罗伯兹被史密斯的承诺说服了。史密斯向罗伯兹许愿，只要他答应打消辞职的念头，他就说服董事会升任罗伯兹为通用公司北美汽车部的副总裁。
可是3天以后，戏剧性的变化再次出现。那天，史密斯费尽了唇舌才说服了通用公司董事会同意把罗伯兹升为北美汽车部的副总裁。可是，一出会议室的大门，史密斯就遭到当头一闷棍——他的秘书交给他一张便条，便条是罗伯兹亲笔书写的，大意是，在经过反复考虑权衡之后，罗伯兹还是决定辞职。这张便条是罗伯兹的一位朋友送来的，罗伯兹本人根本没有露面。
1993年3 月16日，罗伯兹在德国宣布：正式投效福斯公司。当时，福斯公司总裁皮屈就站在他的身旁。
罗伯兹的出走使通用公司遭受了重大的打击：通用公司的削减零件成本大业今后将面临群龙无首的困境。更令通用公司气恼的是，罗伯兹走时显然手脚不干净。就在罗伯兹宣布跳槽之后，通用公司即闭门清点损失，赫然发现许多机密文件竟然不翼而飞，罗伯兹顺手牵羊，拿走了通用公司德国子公司欧宝公司的全部机密以及为数不少的通用公司内部最高级机密文件。
于是，通用公司不能再沉默了，它要向福斯公司发起反击战。1993年4 月 2日，通用公司向德国法兰克福地方法院申请一份强制禁止令，禁止福斯公司“有系统、有计划地招编通用的高级职员”。5 月24日，通用公司正式以“工业间谍”的嫌疑控告罗伯兹与其他7 名前通用公司高级主管。
在接下来的一个半月时间里，当事双方各执一辞，相互指责，各不相让。无独有偶，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德国著名的《明镜》周刊也来凑热闹。《明镜》周刊以封面故事的形式，揭露罗伯兹的“工业间谍”身份，这一下子惹火了福斯公司，福斯公司对《明镜》“长美国人志气，灭德国人威风”的作法十分不满，当下向汉堡法院递交诉状，要求禁止《明镜》再作类似的报道。
1993年6 月底，受理此案的达姆斯特检方获得了一个重大发现，案情就此急转直下。6 月 22 日，德国威斯伯登警察局在当地的一间公寓中发现了四大箱文件、档案与一些幻灯片。这些资料经调查后发现，均出自欧宝公司和通用公司，内容包括发展计划、行销策略、削节成本方案等相关资料，无一不是通用公司最高管理层才能得见的绝密文件。偏偏这些文件被发现的地点，正是两位在案的前欧宝公司高级主管的住所。据此，达姆斯特检方认为罗伯兹与这四大箱文件的“易地而处”有直接关系。
1993年7 月20日，汉堡法院针对福斯公司和《明镜》诉讼案做出了如下的判决：允许《明镜》继续刊登“罗伯兹工业间谍案”的有关文章，因为《明镜》的报道显然与检方的发现相差无几，福斯公司败诉。
尽管罗伯兹和福斯公司未被检方以任何罪名起诉，但一周内连续吃两场败仗，对福斯公司来说，真是内外伤惨重。不但罗伯兹个人过去在汽车业界打拼的辉煌历史可能就此被埋葬在“工业间谍”的臭名里，福斯公司作为国际汽车业界的一个大企业之信用也将毁于一旦。这种结局，与当初力挖罗伯兹来中兴福斯的初衷岂止相差十万八千里！
这正应了那句老话，福斯公司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金融世界隐蔽战线的“影子”——日立公司
2010年11月《环球财经》刊文披露了日本日立公司通过其白金级代理人北京长远智扬科技公司法人代表石锋的关系网，悄悄打通了一条“暗道”，搬起了中国金融信息安全的基石（数据存储）。
根据资料显示，石锋的北京长远智扬公司主要从事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惠普公司（HP）、太阳公司（Sun）服务器，日立数据系统有限公司（HDS）、惠普公司存储设备代理服务。然而，几乎无人察觉的是，国际商业机器公司、惠普公司、太阳公司、日立数据系统有限公司这几家公司的幕后都有日本日立公司的身影。
通过十年来上述日本和美国的企业巨头在信息存储领域的一件件并购与合作案例，就能够看出日本日立公司在全球数据存储技术与设备领域的暗中布局，其无孔不入的产业和市场渗透能力令人吃惊不已。
2002年4月17日，国际商业机器公司宣布同日立将形成新的存储战略联盟以推动存储操作性及开放标准的发展，同时通过双方已建立多年的联盟关系，共同研究和开发新的基于开放存储标准的先进技术，以推进新一代网络存储系统及解决方案在市场的普及和应用。由此，“国际商业机器公司—日立存储技术标准联盟”横空出世。
让人吃惊的是，这之后不过一年，日立公司花巨资将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的数据存储的硬件业务收入囊中。2003年新年伊始，日立社长庄山悦彦突然在东京宣布，日立以20.5亿美元收购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硬盘业务。日立不仅借助收购提高了自己的存储业务实力，而且还同国际商业机器公司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合力在世界存储市场上建立战略优势。
值得一提的是，并购后的日立是世界上唯一一家经营全系列硬盘产品的公司。对待日立的并购，国际商业机器公司选择的是积极配合。在正式并购之前，国际商业机器公司和日立合资成立了“日立全球存储技术公司”（简称“日立存储”）将合资企业的经营全权交给了日立。之后，经过3年的过渡期，日立就能够得到合资公司的全部股份。
与日立存储一起为实现这个身份努力的另一家下属子公司是日立数据系统有限公司（简称“日立数据”）。日立数据系统有限公司副总裁及首席技术官，从1997年就开始在日立数据工作，之前一直在国际商业机器公司开发及业务部门担任重要职务。在日立公司对日立存储和日立数据两家公司的介绍中，都用到了“核心业务”一词。
其实，东芝、富士通等其他日本财团企业此时正在隐身幕后，通过分工与协作，将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的其他产品线牢牢地捆绑起来。2001年开始，同为三井财团的东芝和索尼与国际商业机器公司开始合作开发名为CELL的新一代多核心处理器，公布的研发计划为5年，研发费用高达4亿美元，意图抢占未来IT技术的制高点。由此可以看出，美国企业的背后是日本企业，国际商业机器公司姓“日”不姓“美”。
近年来，外国企业对中国大型国有银行合同的竞争非常激烈。这些银行已支出巨额资金用于升级其信息产业系统。然而，日立、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的商业贿赂危害极大，不仅仅体现在对金融等服务行业的形象、信用的负面影响，专家们更注意到，一些跨国公司更是利用商业贿赂直接打压了中国产品的自主创新。
2006年11月3日，中国法庭宣判，中国建设银行前董事长张恩照在批准信息技术合同时收受贿赂，判处有期徒刑15年。在法庭文件中，出现了计算机服务企业——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的名字。其实，国际商业机器公司并非唯一一家卷入涉嫌对张恩照行贿的跨国公司，在法院宣判中，安讯、日立等跨国信息产业巨头的名字也都在列。
根据判决书得知：2002年到2003年之间，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的高管曾通过中间人邹建华的安排，多次违反建设银行外事活动工作原则和程序跟张恩照会面。作为报酬，此后的两个月内，国际商业机器公司通过北京一家公司将22.5万美元以服务费的名义汇入邹建华所属公司在香港的账户。同时，判决书中还特别提到了藏在幕后的日本日立公司香港子公司。
跨国公司的商业贿赂如果任其泛滥，将直接影响中国的投资环境，阻碍中国的自主创新。要遏制“洋贿赂”，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创造良好的市场秩序，需要借鉴国外的有益做法，完善有关法规，加大监管力度。
张恩照的落马与国际商业机器公司、日立的涉嫌，在国内并非跨国公司行贿案的孤例。从“沃尔玛礼品”“朗讯风波”，到“德普回扣门”，再到“张恩照事件”，几乎每年都有曾经光辉的人物倒在“洋鬼子”们的糖衣炮弹下面。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的行贿行为，似已司空见惯。
在中国境内从事经营的跨国公司行贿，既破坏了市场的公平竞争原则，也破坏了中国的市场秩序，到最后，受伤害最大的还是国内企业。有数字统计显示，中国在最近10年，至少调查了约50万起腐败案件，其中64%与国际贸易或外商有关。世界银行估计每年向发展中国家出口金额的5%——500亿至800亿美元都流向了当地的腐败官员。
微软公司遭遇间谍
2001年，甲骨文公司老板拉里·埃里森超越比尔·盖茨成为世界首富，震惊了世界，其实从拉里·埃里森创业到成为世界首富只用了不到25年的时间。1977年的一天，美国人拉里·埃里森突然说：“我不能再干技术了，它只能使我永远受穷，我要当老板，开创自己的公司。”就是这句话，造就了一个全球软件业巨头——甲骨文公司。从1977年拉里·埃里森将自己的住房抵押给银行创办甲骨文公司，到2001年4月24日，甲骨文公司股票价格上升，拉里·埃里森所持有甲骨文公司股票的价值已达到530亿美元，从而超越比尔·盖茨成为当年的世界首富。
事实上，甲骨文公司作为目前世界上仅次于微软公司的世界上第二大软件制造商和最大的商用数据库软件及互联网应用软件的制造商，自成立之日起，就将微软公司视为自己最主要的对手。这一点，拉里·埃里森一直都很清楚，因此，他不放过任何一个打击微软公司和比尔·盖茨的机会，并不惜采取任何手段搜集有关微软公司的负面情报，这其中当然少不了采取雇用间谍去搜集情报的“常规”方法。
2000年6月28日，拉里·埃里森在电视上公开承认，甲骨文公司曾聘请间谍秘密调查微软公司和与微软公司往来密切的一些民间研究团体。甲骨文公司还指出，受雇的间谍公司全名叫做“国际调查组织”。被秘密调查的对象分别是名为美国全国纳税人联盟和独立研究院的两个民间研究机构。这两个研究机构在美国司法部与微软公司反托拉斯法诉讼案期间，与微软公司有密切往来，甲骨文公司雇用间谍的用意是要查明它们在该案件中所扮演的角色。
原来，就在美国司法部认定微软公司搞垄断并将它告上法庭的时候，美国的这家名叫独立研究院的机构却顶住压力，并颇有神通，不知用了什么办法竟邀请了240名学者联合签名登报，声称微软公司不存在搞垄断问题。作为微软公司的死对头，甲骨文公司怀疑这家自称独立研究院的机构并非真的“独立”，背后肯定有微软公司的资金支持。为了搞清楚独立研究院与微软公司的关系，甲骨文公司雇用间谍展开调查。经过国际调查组织的调查，没过多久，国际调查组织拿出了有价值的情报，根据搞到的独立研究院的内部文件显示，微软公司曾经付给独立研究院15.3万美元的所谓“研究经费”。随后，这一机密情报在1999年9月18日《纽约时报》上被披露出来，使微软公司和独立研究院面临十分尴尬的局面。
此外，美国全国纳税人联盟则一直在公开抨击美国司法部对微软公司的诉讼是“政府带头偷窃微软的知识产权”。甲骨文公司怀疑美国全国纳税人联盟幕后的黑手是微软公司，于是再次派遣国际调查组织进行调查。国际调查组织派出的间谍马上投入行动，不久就发现美国全国纳税人联盟曾经收取微软公司超过20万美元的赞助资金。这一消息在2000年5月份通过《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披露出来，再一次引起舆论大哗。
连战告捷，甲骨文公司十分高兴，马上又授权国际调查组织调查一个名叫华盛顿竞争技术协会办公室的研究机构与微软公司之间是否也存在着某种联系，没想到“乐极生悲”，这次却出了差错。
原来，国际调查组织负责搜集微软情报的首席间谍罗伯特·沃特斯由于调查进行得顺风顺水，便目中无人、大大咧咧起来。为了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搞到华盛顿竞争技术协会办公室的情报，他居然采取了一种非常“直接”的方法：雇一名妇女去收购华盛顿竞争技术协会办公室每天抛弃的垃圾。
2000年6月1日，负责清理华盛顿竞争技术协会办公室垃圾的女清洁工遇到了一个自称叫布兰卡·洛佩斯的妇女，她对清洁工表明自己是联邦调查局特工的身份，正在调查一桩刑事案，愿意出50美元让她把那些垃圾运到相邻的一家称为上游技术公司的办公室。没想到，清洁工很怀疑布兰卡·洛佩斯的说法，并没有同意。6月6日，美国司法部门裁定微软公司一分为二的前一天，布兰卡·洛佩斯又来了。这次她允诺如果清洁工让她把垃圾运走并且不声张，她就付给她1200美元。可惜的是，布兰卡·洛佩斯遇到了真正认真负责的人，女清洁工不仅拒绝了诱人的1200美金，还把此事向华盛顿竞争技术协会办公室进行了汇报。华盛顿竞争技术协会办公室的安全官员立即对位于同一间大楼的所谓上游技术公司进行了调查，发现这家公司2000年5月份才开始租用办公室，而且在收购垃圾事件失败后就迅速关门走人，其租用申请人恰恰就是罗伯特·沃特斯，事情至此真相大白。
但是，罗伯特·沃特斯在收购华盛顿竞争技术协会办公室的垃圾失败后，并没有放弃努力，因为据美国媒体透露，“买垃圾”事件后没几天，微软公司设在华盛顿市中心的办公室就遭到了不明人士的入侵。根据警方调查显示，神秘人士破坏门锁后潜入，但经过清点并没有遗失物品，反而是同一幢建筑物的其他公司有物品失窃。
由于案发现场留下了众多证据，使得甲骨文公司针对微软公司的间谍活动败露，美国多家媒体相继披露了国际调查组织的商业间谍活动，并将其称为“垃圾门”事件。在这种情况下，拉里·埃里森索性公开站出来承认此事。但是，甲骨文公司随后在一份简短的声明中反复强调：“我们并没有具体规定国际调查组织用什么方法和什么手段去搜集其他公司的情报，而且我们也向国际调查组织明确表示过，无论国际调查组织采用什么方法和手段去搜集我们所需要的情报，都不得违法违规，而且国际调查组织也反复向我们保证过，它的行动都是百分之百的合法。”当有记者问拉里·埃里森，如果竞争对手也来偷偷翻甲骨文公司的垃圾，他会作何反应时，他面无表情地回答：“我们会把垃圾运给它们，我们会把所有的垃圾都送给它们。”
在这次“垃圾门”事件中，美国微软公司俨然以一副受害者的模样，对甲骨文公司承认参与垃圾门事件迅速作出回应，迫不及待地发表了一个简短声明。大致内容如下：
目前让人深感不安的不仅仅是甲骨文公司所做的这件事，而且更让人担忧的是甲骨文公司企图使它所做的事合法化。
现在，事实已经很清楚，微软公司的竞争对手们所采取的一系列手段都严重损害了微软的形象，其目的就是挑动政府来限制微软的经营活动，好让它们自己从中渔利。
拉里·埃里森先生现在看来已经认识到他个人应为以偷偷摸摸的手段来反对各贸易联盟负责。
令人遗憾的是，甲骨文公司的报告和拉里·埃里森先生本人试图将公司所作所为合法化的做法，只能让人们更加怀疑甲骨文公司业务经营的性质、范围和它究竟能否维持下去。
在甲骨文公司看来，只有它自己的经营目标才高于一切，至于其他人的言论自由或隐私权则算不得什么。
甲骨文公司对贸易联盟以及公共政策团体的攻击是不诚实和伪善的，显然甲骨文公司为很多团体提供资金支持，唆使这些组织多年来一直对微软公司进行大肆攻击。这些受甲骨文公司唆使的企业和团体包括进步与自由基金会、软件与信息产业协会、计算机与通信产业协会等。微软公司与这些企业或团体没有任何过节，尽管我们不同意它们的观点或经营策略，但十分尊重它们的观点。
它们公布的报告只不过是它们所作所为的冰山一角。
从微软公司的表态可以看出，甲骨文公司与微软公司之间的恩怨越来越深了。
2000年6月30日，就在拉里·埃里森公开承认“垃圾门”事件两天后，甲骨文公司宣布公司二号人物、总裁、首席运营官莱恩辞职。莱恩原先在一家咨询公司工作，1992年加盟甲骨文公司，后被公认为是使甲骨文公司改变了经营策略和会计业绩的功臣。美国华尔街资深财经人士说，甲骨文公司成为目前世界上电子商务的领潮者，其股票价格在纳斯达克技术股票市场上从原先的17美元多上涨到90多美元，都有赖于莱恩的巨大贡献。因此，莱恩的去职不能不引起人们的种种猜测——莱恩会不会是直接指使国际调查组织去翻垃圾箱的人？是不是迫于压力辞职？甚至有媒体猜测，莱恩可能是“垃圾门”事件的替罪羊，但甲骨文公司的有关人士表示：“莱恩的离职与甲骨文公司雇用间谍调查支持微软的同盟机构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但真相到底如何，所有人都不得而知。
对于甲骨文公司和微软公司之间的“垃圾门”事件，一位曾在美国联邦调查局工作过的探员是这样评论的：“公司之间的竞争就像一场真正旷日持久的战争，这里丑闻不断，也总是有赢有输。”“任何一家公司都似乎不想知道你如何取得信息，但任何公司都需要信息。为了在如此竞争激烈的环境下生存，有时候一些公司不得不采取非常规的手段来获取信息，包括采取欺骗手段来抵御攻击者的攻击。”与此同时，这位探员还十分生动地打了个比方：“我对他们说，如果你们靠刀枪活着，那你们必然死于刀枪，如果你们靠橄榄枝活着，你们也还是要死于刀枪。”
正所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就在“垃圾门”事件刚刚有所平息的时候，2000年10月，从微软公司内部又传来惊人消息，一名计算机黑客闯入了该公司内部计算机网络，获取了正在开发的软件的一些源代码。
源代码，通俗地讲就是用计算机语言写成的计算机程序的基本结构单元。这些用专门机器语言写成的一行行的命令，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排列起来，再进行编译就成为我们现在所使用的各种程序。由此可见，对于软件企业来讲，源代码无疑是企业生存的唯一根基，而源代码也就成为“世界上最有价值的知识产权”，微软公司每年数百亿美元的销售额从根本上讲都来源于其各种程序的源代码，足可见其重要性。
2000年10月27日，微软公司发言人默里说，这起黑客入侵事件最先是由微软的计算机安全工作人员在25日发现的，他们注意到用于转移源代码的口令被传送到了俄罗斯圣彼得堡的一个电子邮件账户，而微软公司位于美国西海岸华盛顿州的雷德蒙德。默里还说：目前没有证据显示，未获授权的入侵者看到了我们主要产品，如最热门的视窗2000操作系统和办公室应用软件的源代码。不过，这个黑客应该看到了某些正处于开发阶段的软件的源代码。默里强调，虽然黑客可以看到某些源代码，但这些源代码并没有被修改或破坏，也没有被下载。事件发生时正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参加会议的微软首席执行官鲍尔默认为，这次黑客入侵事件影响很大，并说虽然源代码的完整性没有遭到破坏，但美国联邦调查局已经开始调查此案。
随着美国联邦调查局调查的进一步深入，人们发现微软公司被黑客人侵事件的真实情况看起来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调查人员发现，微软的一位员工曾经收到一封包含有黑客程序——“特洛伊木马”的电子邮件，而这位员工在无意中打开了这个黑客程序。接下来，这个黑客程序在微软企业内部网络中向其他电脑传播，并在窃取了密码之后，把这些密码发送到了一个俄罗斯的电子邮件地址。虽然微软和其他许多企业都对密码进行了加密处理，使这些密码变得无法轻易被窃取，但是一些员工的粗心行为却使黑客窃取密码的行动得以成功。由此可见网络间谍的厉害之处。
入侵的黑客可以启动一个程序，专门在企业网络中搜寻包含有“密码”这个单词的电子邮件。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表示，一旦黑客得到了一个或多个密码，他就会伪装成一个在外地工作的微软员工，接入微软位于华盛顿州雷德蒙德市的总部电脑网络。在黑客通过微软设置的安全防火墙之后，他就能够访问微软企业内部网络中限制访问的所有内容。美国隐私协会的技术总监理查德·史密斯说：“由于你是在别人的电脑上运行，系统就假定你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用户。因此，黑客可能已经在微软的内部企业网络上从容不迫地探查了好几个星期。然后，他们开始寻找源代码的储存地点。”
默里表示，实际上，美国联邦调查局进行的调查已经确定，这次非法闯入行动是从9月底左右开始的，但是直到10月25日才被微软的技术人员发觉。他说：“我们用于网络的安全协议出现了异常，于是微软企业内部网的网络安全小组开始对此展开调查并最终发现了黑客入侵事件。”
现在还无法确定这个黑客到底窃取了多少秘密。不过，据微软称，绝大多数入侵行动都仅仅局限在单独的一台电脑上。某集团的安全问题专家约翰·帕斯卡托表示，现在还无法确定：如果时间充裕，这个黑客是否可以窃取他看到的未完成的源代码，或者看到更有价值的源代码。
当然，媒体更关心的是此次事件是一起因特网上每天都在发生的普通的黑客侵入事件还是IT间谍有目的的窃密行为，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事件发生后，微软的另外一个新闻发言人米勒毫不犹豫地立即认定这是一起IT间谍的窃密事件，个中缘由颇耐人寻味。因为一方面入侵者如果是仅仅想炫耀一下自己高超网络技术的普通黑客，往往是侵入成功后就会全身而退并发出警告，一般来讲是不会在微软的企业内部网络中一呆就是数个星期的，很明显这个黑客有明确的目的；而另一方面，如果盗取了微软公司正在开发的新软件的源代码，就无异于掌握了打开该软件的钥匙，不仅软件本身的漏洞可以一清二楚，而且还可以抢先开发出与该软件同样的软件来抢占市场。此外，也可以根据微软新软件的特点，编写出与之相匹配、相适应的其他应用软件抢占市场。以上这些，对于一些软件公司或者是微软的竞争对手来说，都是平时可望而不可及的，而微软公司则会因此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
伸向贸易谈判底牌的黑手
2010年3月29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澳大利亚力拓有限公司驻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胡士泰等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侵犯商业秘密案作出一审判决，分别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侵犯商业秘密罪，数罪并罚判处被告人胡士泰有期徒刑10年，并处没收财产和罚金人民币100万元；王勇有期徒刑14年，并处没收财产和罚金人民币520万元；葛民强有期徒刑8年，并处没收财产和罚金人民币80万元；刘才魁有期徒刑7年，并处没收财产和罚金人民币70万元；违法所得均予以追缴。
法院经审理查明，胡士泰及中方雇员王勇、葛民强、刘才魁，于2003年至2009年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对华铁矿石贸易中，多次索取或收受钱款，为他人谋取利益。其中，胡士泰收受人民币646万余元，王勇收受人民币7514万余元，葛民强收受人民币694万余元，刘才魁收受人民币378万余元。胡士泰、王勇、葛民强、刘才魁还采取利诱等不正当手段，获取中国钢铁企业商业秘密，严重影响和损害中国钢铁企业的利益，给中国有关钢铁企业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其中，2009年中国20多家企业多支出预付款10.18亿元，仅下半年的利息损失即达人民币1170.3万余元。胡士泰、葛民强、刘才魁在因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犯罪被侦查期间，分别主动供述了收受贿赂的事实，具有自首情节。
就是以胡士泰为首的几个人，将铁矿石的贸易谈判搞得乌烟瘴气、扑朔迷离，那么这个胡士泰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胡士泰，1963年出生，原籍天津，初中毕业后在天津一个机械工业学校学习了两年车工。高考恢复后，他于1979年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就读。
胡士泰为人谦和，善于倾听，在做事上，重视调查，善用“内鬼”。胡士泰非常关心如何利用“金元”手段，来腐化与诱惑中国主要钢铁厂的中高层管理者。胡士泰说，可以用最小的代价打听到最有价值的情报，一顿饭就可以从钢厂问到库存、产量等消息，而从协会、政府挖来的人打听这些消息就更容易。
有人说，胡士泰业务能力非常强，是“典型职业经理人”。据一名曾与胡士泰打过交道的人说，胡多数时间都在中国，在业务方面，胡士泰的能力非常强，跟几大钢厂的人非常熟悉，经常去到三四线城市的中小钢厂，推销自己公司的矿石。在业内，胡士泰“声誉良好”。力拓澳大利亚总部用“优秀”和“勤奋”来评价胡士泰。
上海市国家安全局称，中外进出口铁矿石谈判期间，胡士泰等人采取不正当手段，通过拉拢收买中国钢铁生产单位内部人员，刺探窃取了中国国家秘密，对中国国家经济安全和利益造成了重大损害。
自从中国钢铁业开始参与到铁矿石价格谈判中以来，谈判从未被国内评价为成功。每一年谈判的结果公布，都引来阵阵质疑。“原来是中国钢铁企业出了内鬼，提供情报给竞争对手。”山东张店钢铁厂的一位内部人士发出这样的感慨。
我们从2009年的谈判价格表当中似乎能看出一些问题。
实际上， 这并不是力拓瓦解中国参加铁矿石谈判根基的唯一路径。了解力拓在中国运作路径的人士指出，除了通过中国钢厂窃取中国国家秘密外，力拓在中国的“耳目”非常之多。
三大矿山公司中国区一位主管曾向中国商务网记者透露，他们经常派遣一些员工到全国各地的钢厂进行调查，了解钢厂的生产需求情况。“力拓等三大矿山公司通过种种途径，对中国钢厂的需求情况可以说是非常了解。”一位钢铁行业分析师这样说。从2003年起，力拓瓦解中国钢铁企业谈判的基础就逐渐建立起来。这一年，宝钢集团开始参与到铁矿石价格谈判中，中国因素就开始令力拓等三大矿山公司欣喜。它们知道中国是个潜在的巨大市场。
中国作为全球铁矿石巨大的买家，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没有任何话语权。2004~2007年各年度，铁矿石长协价分别上涨了 18.6%、71.5%、19%和9.5%。同期中国钢铁产量也接连增长24.51%、30.94%、23.84%和15.17%。2008年开始，铁矿石谈判规则被“两拓”破坏，“两拓”通过“谈判”从钢铁企业那里“要挟”到了比淡水河谷更高的涨幅。
自从1981年铁矿石谈判机制形成以来的28年时间里，2002年以前的时间都是平静的，一年一度的谈判价格都没有大的波动。自从中国加入这个游戏规则，力拓等三大矿山公司就琢磨如何从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获得更高的价格。
根据铁矿石谈判规则，谈判格局是三对三，即供方——澳大利亚的必和必拓、力拓和巴西淡水河谷，对需方——宝钢集团、新日铁和欧洲钢厂，决定下一财政年度铁矿石价格。只要其中任何一家矿山与钢厂达成铁矿石买卖合同，谈判即宣告结束，其他各家谈判均要接受此结果。
2003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全球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全球钢铁业对铁矿石需求格局的改变，影响到了力拓公司的战略。因为中国企业分散，力拓找到了瓦解中国这个看似庞大的阵营的突破口。
除了通过收买中国钢铁生产单位内部人员和公司派遣内部人员前往全国各地钢厂调研外，力拓还从全国各大钢厂和政府部门高薪“挖”来政府公关人员、中国钢铁专家、中国矿业专家等“人才”。此外，还借助“断供”和舆论推波助澜。
在需求低迷的情况下，为了扩大销售面，力拓等三大矿山公司还在中国寻找更多的销售对象——江西、河北、山西等中小钢厂达成协议，而实际上，这些钢厂并不具备进口长协矿的资质。此外，一个确凿的证据是：力拓铁矿石执行官山姆·威尔士公开透露，今年力拓在全球铁矿石销售中，现货销售已经跃升到总量的50%。必和必拓首席执行官高瑞思也公开表示，必和必拓上一季度在现货市场销售的铁矿石占总量20%以上。
“在这些因素中，最核心的应是通过中国钢铁企业套取情报。中国钢铁业的底牌暴露了，还怎么跟别人谈判呢？”山东张店钢铁厂内部人士说。
2009年7月5日，胡士泰、王勇、葛民强、刘才魁等4名力拓员工，被上海市国家安全局刑事拘留。 2009年7月9日，上海市国家安全局称，胡士泰等4人采取不正当手段刺探窃取中国国家秘密。2010年3月29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了公开审理。
力拓案发生后，力拓公司在中国两地的股价均受此影响，跌幅30%，商誉折算直接损失将近1000亿元。更牵引出了力拓等一些外企在中国有偷税漏税、商业间谍、参与政界腐败等相关问题。相应的，也揭示了中国内部的体制，特别是铁矿石进口资质管理制度科学性合理性不足，中国钢铁业腐败盛行等问题。随着力拓深陷“间谍门”，更引来了中国铁矿石市场要重新洗牌的猜测。
在新的经济形势下，经济间谍大肆泛滥，有关部门应该提高警惕，同时加强体制改革，加强立法，以保护正当的贸易往来，为贸易谈判提供一个良好的氛围。
征战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世界范围内的电脑业曾发生过一场商业秘密争夺战。如今，再也看不到那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的一点痕迹，但它留给人们的教训，到今天仍然值得记取。
这场商业秘密争夺战，发生在美国国际商业机器公司与日本日立、日本富士通公司之间。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开始，国际商业机器公司一直控制着全球 75%的商用电脑市场。这巨大的市场份额早已使以模仿著称的日本的一些电子公司垂涎三尺，但苦于一直没有机会。
1970年，一个机遇不期而至，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的一个重要人物——360 设计组主任工程师尤金·阿姆达尔辞职。得知这一消息，日本富士通公司如获至宝，董事长小林大佑通过各种渠道，获悉尤金·阿姆达尔辞职后，想成立一家属于自己的公司，生产一种比国际商业机器公司价格更廉、性能更好的电脑。于是，日本富士通公司讨好尤金·阿姆达尔，并于1971年在尤金·阿姆达尔公司的附近设立了一个研究所，两年后又收买了阿姆达尔公司24%的股票，又过一年，日本富士通公司就掌握了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的370 型技术，开始生产仿370型号的电脑。在日本富士通公司迅速行动的同时，日立公司也毫不迟疑地开始仿制国际商业机器公司产品，还将其价格大大降低，以排斥国际商业机器公司在日本市场的占有率。截至1979年，在日本市场，日本富士通公司的电脑市场占有率一跃成为第一，日立公司紧随其后，国际商业机器公司则退居第三。
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商业机器公司为争夺日本市场，秘密研制了308X系列机型。同时，日立公司通过正常渠道，将308X系列的27册生产指导手册中的10册弄到手后，发觉它们极有价值，于是就千方百计想把另外的17册也搞到手。日立公司已经拿到手的这些手册，是原在国际商业机器公司供职的电脑研究员莱孟德·卡戴特辞职时偷带出来，复印一份送交日立公司的。不幸的是日立公司的老资格技术员林健治，由于一时疏忽，向一个叫贝利的人透露了这件事。林健治怎么也不会想到，贝利原来也是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的职员，可能是出于爱国和忠心，后者立即把日立公司窃密的事报告了国际商业机器公司。
国际商业机器公司得到贝利密报后，当然大为恼火，立即命令该公司的第一号安全专家理查德·卡拉罕进行调查。理查德·卡拉罕曾任美国联邦调查局毒品搜查官。他认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必须查明日立公司是否真正弄走了那些资料。为接近日立公司的林健治，理查德·卡拉罕请贝利帮忙，贝利同意充当两面间谍。在理查德·卡拉罕确认日立公司得到了那些资料后，就采取了欲擒故纵的策略，并请美国联邦调查局参与行动。
1981年11月，林健治从东京飞往拉斯维加斯。在那里，贝利把扮成退休律师的理查德·卡拉罕介绍给林健治。几小时后，理查德·卡拉罕又把化名叫哈里逊的美国联邦调查员介绍给林健治，并说哈里逊是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的高级职员，能够搞到公司机密资科。林健治信以为真。同年12月，林健治就写信给贝利说：如果没有适合我们的情报，我们将不再支付阁下的差旅费。为了把“游戏”继续下去，国际商业机器公司不得不忍痛提供情报。这样，从1981年11月到1982年6 月，国际商业机器公司把花了几亿美元才研制成功的硬件和软件以及取得专利权的情报提供给日立公司。日立公司则提供了60万美元的间谍佣金。这些机密情报，对日立公司来说，全是过一些时间就失去价值的东西。因为再过两三个月，日本公司就可以用合法手段得到。
为了引出日立公司这一阴谋的策划者和指挥者，理查德·卡拉罕和化名哈里逊的美国联邦调查员，谎称国际商业机器公司有两名干部即将退休，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的什么绝密文件、什么硬件软件，这两人都能搞到，但条件是要得到相当于两三年薪水的收入，并要现金交易，同时还放风说：“如果日立方面没有与他们相当地位的人物见面的话，恐怕他们不会答应这种交易，必须由日立领导人向他们保证能严守机密才行。”
理查德·卡拉罕出招后，日立公司果然上了当。林健治立即煞费苦心地安排日立小田原电脑厂厂长中泽喜三郎博士，在旧金山饭店同理查德·卡拉罕和“哈里逊”接头。理查德·卡拉罕想了解一下参与这一阴谋的其他人，就请中泽喜三郎画了一张日立公司的组织机构图，并装出一副担心窃来的资料会不会泄露给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的样子。中泽喜三郎保证说，盗来的资料全部由他们保管，并由他亲自抄写，不使用影印机，不会泄露给任何一个人。
在人赃俱获之后，美国联邦调查局于1982年6 月22日一举逮捕了林健治、中泽喜三郎等11人。1983年2 月，美国在旧金山开庭，经过审理，法官判处林健治罚款1 万美元，判处日立软件工程师罚款4000美元，另判日立公司罚款1 万美元。这些罚款虽微不足道，但却证明了日立公司窃密的罪行。至此，这场商业秘密争夺战也宣告结束。
由此可见，商业秘密的争夺是十分激烈的，在当今时代，商业秘密的争夺更是到了一种白热化的程度，商业秘密的守护者的反间工作更是面临严峻挑战。
商业间谍的紧箍咒——立法
随着科技与商业的日益发达，商业间谍“如鱼得水”。商业间谍的眼睛隐藏在企业的各个角落秘密搜集情报，若没有法律制衡，将会造成难以估量的经济损失。商业间谍的身份是秘密的，有些人把他们当宝，有些人视如蛇蝎，这种令人又爱又恨的商业间谍，对付他们的唯一办法就是以法律的紧箍圈将之套实。
在美国，早就颁布了反商业间谍的法令，不少国家也在积极研究其可行性，但商业竞争情报就像是一个红红的大苹果，一些商家还是经不住诱惑暗中咬一口。美国于1996年针对工商业间谍产生的争议而制定了“经济间谍法”，避免国家的安全由于商业机密外泄而带来严重影响。
美国的“经济间谍法”未出炉之前，美国各州依据习惯上的不正当竞争禁止原则、契约不履行及侵权行为等法律标准，来处理商业间谍案件。由于各州的法律大相庭径，甚至有些州根本没有相关的法律，于是造成美国各州的执法人员对付商业间谍时捉襟见肘，无法有效地保护这类商业案件的受害者。因此，适用于全美国的“经济间谍法”是对国家与商业运作的一项重要保障。
冷战时期，以美国与苏联为首的两大国际集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利用军事间谍相互较劲。冷战结束后，在政治和军事上能与美国抗衡的国家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战争——商业竞争。美国是当代科技的领头羊，世界各国同样积极地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各国企业对于科技渴求的目光都盯向美国企业，甚至有的企业有计划地窃取；有的则在国家政府的支持下，挖掘美国的科技秘密。一旦这方面的企业机密遭到窃取，不只影响美国的企业，连带的国家安全亦可能受到波及，因此“经济间谍法”被视为可减少国家与企业方面损失的法宝。
“经济间谍法”生效之后，遭商业间谍侵害的企业经营者，有权利要求美国联邦调查局介入调查，以更快速和有效的方式保护其商业机密。商业间谍一旦被定罪，可被处15年的有期徒刑或50万美元的罚款。“经济间谍法”属于美国联邦法中的第18号法典，其第1831条文详细指出，任何意图或故意以各种方式提供商业机密，并有利于外国政府、机构或代理机构的，都会在此条文下定罪。
只要是窃取或未经授权就占有某企业的商业机密，以不同的手法如携带、隐匿、欺诈取得商业机密，并未经同意就复制、笔记、描绘、摄影、下载、上载、删改、毁损、影印、重制、传输、传送、交送、邮寄、传播或转送商业机密的人，都能被治罪。
与此同时，“经济间谍法”规定，不只是个人或商业间谍在该法令下受控，多人共谍窃取商业机密，或是任何组织犯上这个罪行，都可遭起诉。其中，组织犯下这个罪行的罚款可高达1000万美元。
在未有“经济间谍法”时，其中一种对付间谍的方法是引用知识产权的法律。实际上，企业的商业机密与知识产权的定义有一定的区别，一个企业要证明某人或某组织侵犯其知识产权，必须主动搜集证据再将之提供上庭。保护商业机密的“经济间谍法”则相反， 该法令授权于业者，要求动用国家资源，即由美国联邦调查局负责调查。
无论如何，世界各地对于商业间谍法律多数持赞同立场，但是目前类似美国这样颁布较为完整的商业间谍法案并不多见。在这个工商业发达和迅速发展的社会，制定类似的法案实不容缓，因为这将能避免企业或国家不必要的损失。
附：本章内容主要参考：
1．李沐、卓尔编，《全球经济间谍案》，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
2．阿文编著，《生死谍战：世界著名间谍案纪实》，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8年版。
3．孙建民主编，《世界大间谍》，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
4．王军校、钱源主编，《国际超级间谍档案》，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8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