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的发展为间谍技术和间谍工具的演进开足了马力，其中智能化间谍工具的发展让这些间谍工具越来越不像工具，似乎有取代人力间谍的倾向。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智能化间谍工具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人的思维和行动，成为了间谍本身。如何更好地将二者结合，或许是间谍领域面临的新问题。
网络间谍：信息时代的王牌军
当人们对某种事物的依赖程度不断升高时，如果被依赖的事物遭到破坏或者攻击，就会对人们造成很大的损害。网络作为一个庞大而复杂的高技术实体，其脆弱性也是与生俱来的：其薄弱环节可侵入、可干扰、可破坏，难以抵挡来自外界的攻击。因此，互联网在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方便与精彩的同时，也给国家安全带来了许多潜在隐患。因为许多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网络都建立在互联网这个全球性的平台上，这也为网络窃密、网络攻击提供了路径。
进入信息化时代之后，网络间谍成为各种间谍类别中的新宠。计算机网络为间谍提供了高效、快速的手段，并由此引发了一场间谍手段的革命。网络间谍只需要一台电脑、一根电话线（或一个可上网手机），再加上他们魔鬼般的大脑，顷刻间就可以轻取敌方的机密，将世界搅得天翻地覆。网络间谍多为黑客高手。一个名为“下载大师”的黑客组织，声称曾闯入美国国防部的电脑系统，并将系统中的一个控制全球定位系统的软件下载。1998年2月，自称“分析家”的18岁以色列青年特南鲍姆，成功地闯入美国国防部的电脑网络。
在这样一个日新月异的信息时代里，网络化的社会以及由此导致的网络化的文化，不仅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行为，而且对国家关系和国家安全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网络改变了人类战争的方式，即不费一枪一弹的战争威胁已经摆在面前。当网络受到攻击时，你甚至可能会浑然不知。与那种明目张胆的武力进攻比较起来，网络进攻似乎要“文明”得多。在网络战争中，既听不到轰鸣的枪炮声，也看不见滚滚的硝烟，看到的只是键盘的敲击、鼠标的滑动。但是，网络进攻所带来的“杀伤力”往往是传统进攻所无法比拟的，也是破坏更大的。网络进攻可以导致国家政治失控、经济混乱、军队战斗力丧失……
美军是世界上最依赖计算机网络的军队，从军事指挥、武器装备，直到人员调动、发放军饷都高度依赖计算机网络。美国军方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计算机网络系统，被称为“国防信息基础结构”，这一庞大系统由210万台计算机、1万个局域网、100个广域网、200个指挥中心和16个大型计算机中心组成。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来自荷兰的自由间谍利用计算机网络大量窃取了美军的军事情报，收集到几次战役中的人事调动、后勤及武器系统方面的数据，还有“爱国者”导弹发射情况及有关核武器，“沙漠盾牌”和“沙漠风暴”行动的情报。2003年3月伊拉克战争第一幕——美国的“斩首行动”，就是美国人根据网络间谍提供的萨达姆行踪情报临时发动的。
与此同时，根据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消息，俄罗斯逮捕了一名为美国中央情报局输送俄罗斯机密情报的电脑黑客。该黑客为立陶宛人。据说他已经详细交代了自己如何通过非法入侵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电脑系统，以获取机密。他在将情报传给立陶宛国家安全部的同时又发一份给美国中央情报局。这名黑客窃取的情报包括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组织机构、全体工作成员名单以及俄罗斯对西方国家的一些对付措施等相关内容。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可通过黑客定期从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获得及时有效的各方面的情报。该黑客还承认他曾经在波兰的一次秘密会议中企图应征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间谍情报员。
在经济领域，间谍的活动同样猖獗。当代国际社会中，几乎每个国家的经济系统都通过电脑、光纤通信、卫星等信息技术手段同其他国家的经济联在一起，形成世界经济网络。
在这种情况下，信息技术先进的国家可以借网络为手段打败信息技术落后的国家，或者控制这些信息低端国家的经济运行。随着经济运行对网络的依赖越来越密切，网络安全对经济安全产生的直接影响越来越大。
据美国联邦调查局统计，美国每年因计算机网络安全问题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75亿美元。美国网络安全专家声称，一次成功的“网络恐怖”活动也许能使美国整个金融市场或美国民航管理局的网络陷入瘫痪。在中国，仅CIH病毒就曾经使36万台电脑遭受攻击，经济损失达12亿元。可以说，网络安全已上升为一个事关国家政治稳定、社会安全、经济有序运行的全局性问题。
肆意泛滥的计算机病毒、无网不入的网络“黑客”正使网络变得更加脆弱。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说过：“网络和计算机是一把双刃剑。它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但同时也会成为黑客和恐怖分子威力巨大的武器。”在无所不在的网络世界里，无网不入的网络“黑客”是网络安全最大也是最严重的威胁。
在不断扩大的计算机网络空间中，几乎到处都有网络“黑客”的身影，无处不遭受网络“黑客”的攻击。计算机网络中存储、传输着大量机密信息，吸引着各国间谍的注意力，计算机网络间谍应运而生。海湾战争中，来自荷兰的自由间谍利用计算机网络大量窃取了美军的军事情报。2000年10月，世界电脑软件业的龙头老大——美国微软公司被网络“黑客”盗走了最新版本的视窗和办公室操作系统。一种叫做“间谍”的电脑程序可以记录下在电脑上的一切操作过程，包括密码在内。它从来不会显现出来，电脑用户根本就不知道。
“千足虫”间谍实际上就是网络“黑客”的一种，曾入侵过印度的核工业部门，也曾在美国军方“北约防空指挥中心”计算机网络中盗走许多核心机密，包括美国指向俄罗斯的全部核弹头的数据与资料等核心机密。未来的网络战，“千足虫”间谍将同时担负双重任务，即在有目的地窃取重要的军事机密后，将以能疯狂吞食计算机数据的“逻辑炸弹”，造成网络大面积堵塞；以通过网络传输，短时间内瘫痪网络系统的“磁爆炸弹”，使敌方指挥控制系统彻底失去功能。
“机器虫”间谍是纳米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如“间谍草”“间谍蚊子”“间谍苍蝇”“间谍蚁兵”“微型侦察器”等，是能够破坏敌网络系统、搜集情报信息的“微型攻击机器人”，体积似硬币大小。目前，瑞典科研人员已成功地研制了世界上最小的机器人。由于其长度不足１毫米，故被称为“机器虫”。它有８条腿，能以每秒钟１厘米的速度移动或以每秒钟100厘米的速度飞行。它最终可能成为网络间谍中的一员。在它的顶部安装一部超微型摄像机，控制者能让其深入敌后进行间谍活动，或让其直接进入敌方的指挥控制中心内，收集敌方的情报，并根据指令攻击和破坏敌方的网络系统，使敌方失去对其部队实时控制的能力。
另外还有正在设想中的“混血儿”间谍等，都是成功获取情报的方式。
从网络间谍与传统间谍相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它们有着鲜明的特点：网络间谍隐蔽性好，不易暴露。用计算机网络窃取情报几乎不留任何痕迹，通常也不会对目标计算机网络造成损害，因此很难被发现和分辨出来。
网络间谍工作效率高、威胁大，一旦计算机网络间谍侵入重要的计算机系统，特别是获得访问特权，间谍们就能够以此为基地，源源不断地获得大量的高度机密的信息，而受害者一方往往还不清楚自己所受的损失。从理论上讲，网络间谍可以从世界上任何一个有计算机网络的地方尝试进入敌方计算机网络。这样，计算机网络间谍坐在本国整洁的实验室内，就可以窃取对方机密信息，而不用担心自己的安全。网络间谍可以在几千公里之外，一边品咖啡，一边窃取对方的核心机密，悄然展开一场大战。
这种既没有硝烟，又无声无息的网络间谍战同样能令人谈虎色变。网络间谍虽然不能像寻常的间谍那样用手枪或毒药去夺取对手的性命，但却可以在一瞬间卷走或毁掉对手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数年积累，使对手的网站陷于瘫痪。
将来，也许没有任何一种灾难能比得上网络的瘫痪更可怕。间谍是战争的产物，其自身的价值与战争的激烈程度成正比。网络间谍战是一个崭新的领域。在网络间谍战中，知识和技术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因素。未来的社会是网络的社会，它仍然会在激烈的竞争中发展，而网络间谍在未来的竞争中始终是各方都需要认真研究和对付的一支可怕力量。
“超级间谍”混战太空争夺战
随着科技的发展，间谍卫星进入了人们的视线，它有着传统间谍手段无法比拟的优势，间谍卫星在几百公里以上的高空绕地球飞行，它的一张照片所覆盖的面积就抵得上几百张航空照片，其包含的情报容量之大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间谍卫星既可以对地球表面进行大面积覆盖式的普查，也可以就具体的目标进行反复详查，而且不受大气等多方因素的干扰，因而能拍摄出清晰度极高的照片，而卫星上红外线传感器则可以剥下导弹发射场上的任何伪装，甚至连军事设施里的能够发出热量的炉灶、电钟、收音机都可以探测到。因此，间谍卫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为各国情报部门所钟爱。
1957年10月4日，苏联用运载火箭向太空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卫星１号”。美国紧随其后于1958年2月将“探险者1号”卫星送上了绕地球运行的轨道，这颗卫星至今还在太空中正常运行着。这两颗卫星上天之后，各国都争先恐后地涉足外层空间。美国参议员林登·约翰逊就此曾公开发表评论说：“谁要是获得了控制太空的最后地位，谁就获得了对地球的控制权，不管他是出于独裁统治的目的，还是为了维护自由。”这句话道破了太空争夺的实质。
随着人造卫星的升空，很快就被用于国际间谍领域，成为最现代化的窃密工具。用于间谍活动的卫星称为间谍卫星或侦察卫星。
1959年2月28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范登堡空军基地里，人类历史上的第一颗间谍卫星蹿入云端。1960年10月，另一颗间谍卫星“萨摩斯”升上了蓝天。“萨摩斯”间谍卫星可以在太空运行中进行大量的录音和录像，比如它在苏联和中国的上空轨道上飞行一圈所收集到的情报比一个最老练、最有见识的间谍花费一年时间所收集的情报还要多上几十倍。
苏联也不甘示弱，1962年向太空发射了“宇宙号”间谍卫星，对美国和加拿大进行高空间谍侦察。截至1982年底，美国和苏联分别发射了373颗和796颗专职间谍卫星，总数达1169颗。这1000余名“超级间谍”在几百公里高的太空上，日日夜夜监视着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
根据有关专家统计，目前各国发射的人造卫星中，有70%到80%的卫星都属于间谍卫星。苏联的“宇宙596”间谍卫星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大放异彩。1973年10月6日，埃及和叙利亚发动了第四次中东战争，以色列几乎全军覆灭，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在战争发生之前，苏联发射了“宇宙596”间谍卫星，其位置正处于可能成为战场的地区的上空。苏联利用这颗间谍卫星为埃及窃取了以色列的秘密，并及时向埃及输送情报。在犹如眼睛一般的间谍卫星的“关照”下，以色列失败几乎就是定局。1982年英国和阿根廷马岛之战期间，苏联、美国频繁地发射间谍卫星，对南大西洋海面的战局进行密切的监视，并分别向英国和阿根廷两国提供敌方军事情况的卫星照片。在战争中，苏联接连发射了“宇宙1365号”和“宇宙1372号”海洋监视卫星，以此来侦察英国和阿根廷双方的军事战况，并把所获取的英国军队的有关情报立即提供给阿根廷军队，以致阿根廷空军一举击沉了英国特遣舰队中著名的“谢菲尔德号”驱逐舰。由此可见，间谍卫星对战争的作用可见一般。
间谍卫星的可怕和令人惊叹之处在于更加细致、更加高科技、更加灵敏。间谍卫星的高空摄像机拍摄的照片，放大后能够辨认出地面汽车上的车牌号码；间谍卫星上的红外感应设备，可以拍摄到地面上经过伪装后的各种军事设施，因而在间谍卫星的眼里没有掩体；间谍卫星上的电子信号截收设备可以截取各国无线电通讯信号和空间飞行器的遥测、遥控信号。
间谍卫星使情报工作手段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巨大革命。一些国家的间谍机关，还通过间谍卫星与潜伏在其他国家的间谍进行秘密联系，指挥间谍进行秘密活动，而潜伏在别国的间谍，也可以通过间谍卫星上的无线电系统，直接向其上级的指挥机关请示或传送情报。这样一来，不仅缩短了情报传递的时间，而且减少了情报传递过程中被所在国的反间谍机关中途截获的危险。
只认钱的自由间谍
当人类的车轮滚滚向前的时候，谈笑间提到间谍，人们总是联想到美国中央情报局、英国军情五处、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等谍报机关。这些机构都是隶属于国家或者政治集团的，可是随着各类间谍事件的不断曝光，尤其是最近以来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工业间谍案以及国际情报贩子对台湾军事基地进行刺探等事件的发生，使另一种日益活跃的间谍身影出现在人们视线之中，他们便是所谓的自由间谍。
新兴的自由间谍与雇佣兵以及杀手几乎性质一样，只是受雇于雇主，没有政治立场、没有信仰，只要有钱，叫他们做什么都可以。这些自由间谍的公开身份都是很普通的，政府公务员，普通的工人、招待员，甚至是农民。当然，这些自由间谍的费用极高，据知情人透露，低于1000万元的生意有的间谍根本不会看，不过也有个别间谍不看钱而追求任务的难度。
自由间谍作为间谍的一种，除了网络间谍之外，大多数也从属或依靠于一定的民间组织或集团，只不过这些自由间谍的工作动机多数为经济目的，很少带有政治色彩，也没有什么理念，单纯为了经济利益而自由地为不同的雇主提供情报服务。
自由间谍往往从属于一定的民间组织或集团，而专业自由间谍公司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组织，那里集中了一大批精明强干的自由间谍。其中便有众所周知的自由间谍公司——鼎鼎大名的简氏情报集团、竞争情报职业者协会等。
简氏情报集团（也称简氏信息集团）是一家跨国军事战略信息分析公司，旗下有一系列著名的军事信息杂志如《简氏防务周刊》《简氏军舰》《简氏全球航空器》《简氏情报评论》和《简氏外事报道》等，其信息分析在西方媒体和政府中一直视为权威，其数据库广泛被各国政府和情报机构购买。
《简氏防务周刊》赫赫有名，每周报道世界各国的最新军事装备新闻。每年出版的《简氏舰船年鉴》《简氏飞机年鉴》也是专业人士必不可少的最权威的参考资料。该集团派驻世界各地的百余名记者（其中《简氏防务周刊》便拥有70多名记者）可以说是自由间谍。
美国的经济学家情报集团和英国的情报文摘也都是世界闻名的商业自由间谍和情报公司。
自由间谍的类别可谓多种多样，包括工商业间谍、军事间谍以及网络间谍等。他们的存在，为本已光怪陆离的间谍世界又增添了一道奇特的风景。
竞争情报的作用如此巨大，以至于包括美国默克制药公司、瑞士苏黎世银行在内的许多公司，都用竞争情报部替代了它们的企业或战略规划部。美国的一本杂志说，美国叫得出名字的企业几乎都雇用间谍，在企业领导者的脑海里，这只是生意的成本之一罢了。
人类工业的进步和商业的繁荣，使工商企业之间的竞争也愈加激烈，各大公司、财团都十分重视对竞争者情况的掌握，一些欧美和日本的跨国公司，都在内部成立了各自的情报部门，高薪聘请在情报搜集方面有所专长的自由间谍，为企业的生存发展提供政策依据和情报保障。
摩托罗拉公司更从美国中央情报局挖来上星级的专业情报和侦探人员，组建起公司的情报部门。就连安永会计师事务所，也组成了25人的竞争情报部。
企业不关心商业间谍如何搞到情报，但是它们确实想要情报，为此不惜代价。公司之间的战争是极其残酷，企业领导人不仅想要对方的技术和商业机密，而且还想掌握对方的阴暗面。
在硅谷，盗窃创新成果已经屡见不鲜。偷窃手段花样翻新：窃听电话，截获传真和电子邮件，雇用黑客侵入对方的核心网络系统，有的商业间谍在写字楼转来转去，乘人不备顺手牵羊，一旦被抓获，就伪装成普通小偷。
很多雇用商业间谍的公司都认为，女性是最佳人选。工商业领域过去一直是男人的天下，他们几乎独占了所有要害部门的领导职位，人们也习惯于认为女性职员能够获得核心机密的可能性很小。
正因为如此，女性商业间谍不容易受到怀疑，而且三个女人一台戏，女人之间闲聊起来可以无边无际，通过聊天获得情报的机会大增。另外，在所有的职业中，秘书、助理、清洁员是最容易找到工作的，这恰好都是属于女性的职业。
一方面，企业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和寻求发展的捷径，要千方百计探知对手的秘密；另一方面，对金钱和刺激的追求，女性并不输给男性，以致近年来女性商业间谍的人数呈快速上升趋势。
军事自由间谍不同于一般的军事间谍，他们的工作不是为了帮助利益集团在军事斗争中取得胜利，而是直接以自己所搜集的情报换取价值不菲的经济报酬，但他们的工作往往危险性更大，稍不留神便可能身陷囹圄，甚至会丢掉性命。
2002年8月，在国际情报机构的协助下，意大利警方成功逮捕了桑吉瓦·鲁普拉赫，此人是全球最大跨国军火走私集团头目——“孤狼”维克多·布特的高级助手。他不仅疯狂从事军火、钻石走私，而且还长期协助“基地”组织和阿布沙耶夫组织等进行军事情报搜集活动，是个不折不扣的军事自由间谍。
在“自由间谍”世界中，网络“自由间谍”是一群与众不同的人物。他们往往没有特定民间组织或集团的背景，而是凭借个人或少数搭档超群的电脑才能，任意纵横于网络世界之间。其中多数人采取破解网络安全管理系统的方法，窃取大公司、大企业甚至国家的高度机密，然后待价而沽，与任何需要这些情报的组织或个人进行交易。早在互联网方兴未艾的1987年，西德电脑奇才潘科就曾疯狂窃取了美国数字设备公司的VAS系列大型电脑的数据保密程序、用于发展微集成电路的软件包以及上千个电脑加密源程序等资料，然后到处寻找买家，最后将这些价值不菲的情报统统卖给了出价最高的苏联克格勃。2001年美国国家侦察办公室情报分析员布赖恩也利用自己娴熟的电脑才能，窃取了美国可探测空投和信号位置的全球定位仪情报，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绝密报告以及美国如何跟踪外国间谍等大量情报，就在其找好买家准备出国交易时，被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在华盛顿郊外的杜勒斯国际机场逮捕。
虽然自由间谍的种类多种多样，而且为了一定的经济利益可以自由地选择交易或者服务对象，但由于各国官方谍报机构的无孔不入，使他们与这些官方组织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日本官方谍报机构内阁调查室、通产省情报所、警察厅警备局甚至自卫队的防卫厅防卫局都与日本各大公司的驻外机构签有长期合作协议。由于日本国情的特殊，造成其官方谍报机构经费不足、人手短缺，获得情报的渠道有限。官方机构通过所谓“委托调查”的方式，充分利用半官方和民间情报机构，发挥其“自由间谍”身份模糊而不敏感的特点，获取了大量对国家安全具有重大意义的情报。
此外，一些活跃于国际情报界的单个自由间谍，人们俗称为情报贩子，也与各国的谍报机关联系密切。
自由间谍与一般官方间谍相比，具有其自身独有的优势，他们不仅拥有较大的行动自由，而且不像官方间谍始终是对手注意和监视的重点，其灵活多变的身份使其能够在谍海任意遨游。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各种政治、军事以及经济势力分化整合的程度进一步加大，自由间谍工作的空间获得了进一步拓宽。
商海沉浮的双刃剑——商业间谍
在竞争日趋激烈的经济全球化的市场中，无网不入的商业间谍是企业安全最大也是最严重的威胁。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商场如战场，因此商业间谍异军突起，发挥着比战时更加重要的作用。商业间谍有针对性地盗取商业秘密，花样百出、手段日新，令目标企业损失惨重。这类商业机密案处理难度相当大：立案难，取证复杂，相关法律法规欠缺，执法人员的专业知识较贫乏。因此，商业间谍更是有恃无恐，上演着一幕幕的商战大片。
根据相关报道，“财富五百强”大公司里，几乎每个公司都设有“竞争情报”部门，从事商业情报信息的间谍业务。全球知名的摩托罗拉公司的情报部门是1982年由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个退役间谍组建起来的。该公司在世界各地都布有情报点，这些情报部门的任务就是监视竞争对手，窥探对方的兼并计划或新技术等可能影响到竞争大局的情报，甚至监视同行的信心和士气。此外，可口可乐、通用电气和英特尔等知名公司，也都无一例外地派重要人物负责调查商业竞争对手正在干些什么，甚至偷窥对手的策略和动向。
商业机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商业机密对高科技企业影响非常大，拷贝一个文件就可能造成企业几千万元人民币的损失。内地民营高科技企业往往成为境内外商业间谍下手的目标。在当今企业规模越来越大、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的市场环境下，怎样才能更好地进行情报搜集工作，确保企业的安全和对竞争对手了如指掌呢？
首先，要建立一套有序的能够采集和记录竞争对手信息并能随时调用的体系——竞争对手信息搜集系统。对已经确定的竞争对手进行持续跟踪了解，搜集对手的信息，尽可能掌握对手的经营动向，及其可能对本公司产生的影响。与此同时进行反向思考，即本公司的经营策略可能对竞争对手产生哪些影响。
其次，在资料搜集的基础上，企业应当对资料进行经常性的专门研究。企业拟将某个竞争对手作为收购对象或作为战略合作伙伴对象时，需要对相关资料进行分析研究。例如，从持续的资料采集中发现，竞争对手在某个区域进行大量投资或在短期内招募了大批科学家，其目的何在？通过专项研究可以帮助企业分析和回答这些问题。
搜集竞争对手信息的另一个作用是，与竞争对手的经营管理业绩和能力进行分析比较，以促使自己改善企业的管理和业绩。在这方面，苏联的“专家”们表现得十分出色。
苏联曾放风说，准备挑选一家美国飞机制造公司，为苏联生产100架巨型客机。美国三大飞机制造商闻讯后，都想抢这笔大生意。波音公司为了第一个抢到生意，同意20名苏联专家到飞机制造厂参观考察。这些苏联专家在波音公司被敬为上宾，不仅仔细参观飞机装配线，而且还钻到机密的实验室拍了几万张照片，弄到了大量的资料和制造巨型客机的详细计划。当美国人发现苏联利用波音公司技术设计制造了喷气式运输机时，经波音公司的技术人员一再回忆，才想起苏联专家考察时穿的鞋有些异样。原来，这些苏联专家穿的是一种特殊皮鞋，鞋底能吸住从飞机部件上切削下来的金属屑，把金属屑带回去一分析，就得到了制造合金的秘密。
此外，正确的情报可避免企业犯错误，在经济景气低迷，企业竞争日益激烈之际，美国很多大企业每年耗资百万美元以上刺探竞争对手，将获得的信息直接用于发展公司策略上。
某家营业额高达数十亿美元的全球高科技公司所雇用的一位顶尖企业探子表示：收集得来的情报曾帮助他的公司打赢与竞争对手的殊死之战。正确的竞争情报可使企业避免犯下代价昂贵的严重错误。
诚如美国德克萨斯州仪器全球业务行销资深副总裁麦克奎利所说：“假如你浑然不知，你就可能损失惨重。”他认为竞争情报是企业的最佳警钟。
针对无孔不入的商业间谍，企业的反间谍工作日益艰巨。一方面，企业要更加重视对情报进行系统的搜集，同时加强保护措施，防止内部秘密悄然蒸发。譬如，为了使工业间谍无机可乘，企业会利用媒体或互联网上的论坛，制造大量无用的垃圾信息，以迷惑竞争对手。一些保安公司也会向大型企业提出建议，如慎重挑选合作者，深入调查秘书、司机和保安人员的背景，甚至调查为高层管理人员的夫人们提供服务的人。还有一些美国公司要求高级管理人员留意收音机、手表和计算机等电子礼物可能带来的危险，还建议大家注意掉在桌上或附近的墙皮，并永远别让电话、电力公司修理工逗留的时间过长。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脚步的加快，商业间谍活动日趋猖獗。近年来，许多行业的间谍活动日益盛行，以至于许多公司不得不投入巨资加以防范。业内权威人士认为，市场竞争迫使每个公司都竞相搜集情报，但问题在于如何区分合法研究和不道德甚至是非法活动之间的界限。
情报工作已然成为获取核心机密和知己知彼战术的延伸，惊人的利益诱惑让员工和雇主们屡屡铤而走险。这其间表现的已不仅仅是对情报的争夺，还有战略和策略的思考——商业间谍战和反商业间谍战亦包含了企业战略战术的需要。
基因间谍崭露头角
2001年5月9日，美国俄亥俄州陪审团向该州北部联邦地方检察院递交了对日本科研人员冈本卓和芹泽宏明的控诉书，控告这两名日本人从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医院盗窃了治疗阿尔茨海默病（旧称老年性痴呆）的药品试样和相关脱氧核糖核酸（DNA）的样品，并把所盗物品带回日本理化研究所。控诉书认为两名日本人行为违反了美国的“经济间谍法案”。北部联邦地方检察院斯维尼检察官对此发表声明称，日本理化研究所94％的经费是日本政府拨款，此案有可能会发展成日美间的外交问题。华盛顿已要求日方引渡已经回国的研究员冈本卓。
脑科学研究是目前世界科技激烈竞争的一个领域，而案件所涉及的脑科学研究更是其中的一个焦点。早在1990年美国政府就制定了“脑10年计划”。为此，美国每年在脑科学研究上投入大量的研究经费，目前美国在这方面已形成了25000人的庞大研究队伍。与此同时，1991年欧洲成立了“脑10年”委员会，1997年日本理化研究所成立了脑科学综合研究中心。由此可见，各国都在努力抢占这一领域的制高点。
单就阿尔茨海默病研究来说，德国海德堡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是欧美地区的佼佼者，而美国克利夫兰医院也是这一领域有名的研究机构。很显然，日本在人体基因组研究方面已经远远落在后面，于是日本千方百计想在该领域追上欧美。日本在1999年出台了生物产业的基本战略，把关于生物基因研究的预算提高到2600亿日元，2000年提高到3000亿日元。2001年日本13家主要医药生产厂家的研究开发费比上年度提高6％，总额达6000亿日元。在生物技术专利数量上，日本也是快步赶超。1995年在日本登记的生物技术专利数量美国为672件，占42％，日本为576，占36％；而1999年日本的专利注册数量达到1076件，占45％，美国则为908件，占总量的比率下降到38％。
被控告的两名日本人，一名是日本理化研究所的研究员冈本卓，另一名是美国堪萨斯大学医学研究生院副教授芹泽宏明。控告书说，冈本卓和芹泽宏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共同谋划了这起盗窃案。
两名涉案的嫌疑人可以说是日本高科技领域的精英。冈本卓当年40岁。他毕业于东京大学医学系，1999年7月进入日本理化研究所。在日本理化研究所，冈本卓担任脑科学综合研究中心遗传基因研究小组负责人，因为发现导致老年痴呆症的“β淀粉状蛋白质”与某种细胞膜有密切关系而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冈本卓从1997年1月至1999年7月在克利夫兰诊疗所从事老年痴呆症的病理及治疗研究，在担任该所神经科学副主任研究员的同时还兼任俄亥俄州立大学分子遗传学教研室的副教授，
另一嫌疑人芹泽宏明当年39岁。他毕业于日本明治药科大学，就读东京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院，1991年获医学博士，后来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从事研究工作，1996年12月转职到堪萨斯大学医学中心任副教授。20世纪90年代中期，冈本卓和芹泽宏明作为从事分子生物学研究的科研人员在美国波士顿相识，并成为朋友。
1999年7月8日夜至9日黎明，冈本卓伙同另一名医生在夜幕的掩护下潜入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医院克利夫兰诊疗所的拉纳研究所，并将有关老年痴呆症的DNA样品和试剂盗走。冈本卓为了掩盖其盗窃行为，他在装样品的试管里重新装上了水，对所窃物品进行伪装。得手后，冈本卓把所盗物品装在4个箱子里寄存到住在堪萨斯州的芹泽宏明的住所。他自己则在1999年7月26日辞去了在克利夫兰医院拉纳研究所的工作，回到日本，进入理化研究所。1999年8月，冈本卓再次来到美国，从芹泽宏明那里取出寄存的箱子带回日本，交给了日本理化研究所。很显然，这是一起有预谋、有计划的盗窃行为。
克利夫兰医院拉纳研究所发现物品被盗后，立即向美国联邦调查局做了报告。美国调查人员随后对芹泽宏明进行询问，但是事先有准备的芹泽宏明作了伪证。
据日本驻堪萨斯城总领事馆透露，1999年9月9日美国联邦调查局以帮助非法运送所盗物品和作伪证的罪名逮捕了芹泽宏明。后经交涉，芹泽宏明以2万美元的保证金获得保释。美国联邦调查局对已回到日本的冈本卓，发出了逮捕令，并就引渡冈本卓的问题同日本进行交涉。
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克利夫兰分局估算，此案已给拉纳研究所造成了200万美元的损失，同时使该所的老年痴呆症研究不得不因此而停滞。
此案发生后，日本外务省和日本理化研究所也分别成立了调查组，对冈本卓的研究室进行了调查，对其实验样品等进行了检查，但是冈本卓矢口否认对他的指控。与此同时，日本理化研究所也声称，冈本卓虽然在研究老年痴呆症及治疗新药的开发，但所用的方法与拉纳研究所完全不同，他也未从美国带回什么试样交给理化研究所。日本内阁秘书长福田康夫在记者会上慎重表示：“美国当局正对此案件进行侦查，我们不便发表任何意见。”
《日本经济新闻》在分析这起基因间谍案时指出，美国这次态度强硬，是因为它有意霸占到2020年价值将达数千万亿日元的生命科学市场。日本在这方面的研究也是非常积极的。该报道指出，到了2025年，全球痴呆症病患者将高达2000万人。自1990年老布什时代开始，美国就展开“10年脑科研究”的政策，对脑科研究的成果十分关注。
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因为脑神经细胞的死亡而引起痴呆，严重的连自己的亲人也不能辨识，目前尚不明确其发病原因，一般认为是“β淀粉状蛋白质”存留在脑中使神经细胞窒息死亡而造成此病。
目前世界上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约1500万人，其中日本约有150万人，美国约有400万人。随着社会老龄化趋势日渐加重，这种疾病的患者还会增加，到2025年预计世界患者总数将达2000万人以上。
以目前的诊疗技术来说，对于阿尔茨海默病还没有特效药。日本在对其研究和药品开发上十分活跃。日本的一家制药公司用独自的技术开发了一种叫“阿利塞普特”的治疗此病的新药，1997年首先在欧美上市，1999年在日本销售，后来一季度的销售额就达700亿日元。生物领域已成为21世纪创造新生产业的重要源泉。
面对这一巨大市场的诱惑，各国都垂涎欲滴，为了开发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的新药，开展着激烈的竞争。
美国把生物、宇航、信息产业、半导体等高科技产业视为国家发展的命根子，并将这些领域纳入国家安全保障体系。小布什政府对这一领域的安全更为敏感，美国绝不会轻易放弃它在高科技领域的垄断地位。
当初冈本卓表示要辞职返回日本时，克利夫兰诊疗所就曾一再挽留。因为同意其回国，那么投在冈本卓身上的研究经费就将化为乌有，而且一名脑科学领域的优秀人才也将流失。经过多次挽留无望，双方开始围绕雇佣合同进行交涉，并由此产生了矛盾和对立。美日之间知识产权意识大相径庭。美国在1980年实施了《拜·多尔法》，此法规定利用政府资金进行研究时，研究成果要归单位所有。实际上科研人员在与科研单位签订雇佣合同时，也就等于把自己将来的研究成果的所有权转让给了雇佣单位。
当然美国的科研机关也不是完全限制科研材料、数据的相互利用。例如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也鼓励没有专利化的生物研究材料无偿地转到所外去，但向外转移时，材料的所有权是国立卫生研究院拥有的，使用方只能以科研为目的，不能以商业开发为目的，同时不能把材料再转给第三者。美国大学和公立机关的教授、科研人员都不是国家公务员，他们都签有雇佣合同。因此，他们在实验室的笔记资料是不可随便带出实验室的。美国的研究机构或企业招聘研究人员时都签署相应的合同，合同中明文规定专利权归聘主所有，同时要签订离职后不得把在职时知道的情报泄漏出去的保密合同。
在日本则不存在美国式的规定，日本的科研人员把实验样品带到新工作单位的现象十分普遍。日本有一种自由交换信息的风气，他们认为过分的保密会阻碍研究的发展。一项对研究单位和所聘研究人员之间有无关于研究资源的合同调查表明，日本的大学或研究所都没有这种合同，而日本的企业则有这方面的合同。这也表明日本公立机关对研究资源管理的落后，因此许多日本人说，在日本是十分普遍的“常识”，在美国就成了“犯罪”。
在美国，经济间谍案罪犯最多可判处15年的监禁。面对21世纪的巨大市场，谁能占领主要份额，谁就能获得竞争的最后胜利，因此遏制与反遏制的斗争必将是长期而持久的。
附：本章内容主要参考：
1．江河编著，《间谍——历史阴影下的神秘职业与“幕后”文化》，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7年版。
2．阿文编著，《生死谍战：世界著名间谍案纪实》，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8年版。
3．孙建民主编，《世界大间谍》，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
4．王军校、钱源主编，《国际超级间谍档案》，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8年版。
(第三篇 一个出色的间谍是怎样炼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