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到今，谍影重重，间谍的神秘人生和传奇故事成为悬疑小说家乐此不疲、大书特书的题材。那么，间谍究竟想要做什么？如果拂去文学作品中那些扣人心弦的情节，间谍还是那么神秘吗？还是那么光鲜动人吗？
在人类历史上，尽管间谍职业的历史十分久远，间谍技术和工具也变得越来越出神入化，但间谍职业本身却始终保持着相对稳定的任务和功能。
窃密：你在我眼里就是透明的
窃密是打破对方情报壁垒，实现信息平衡的重要手段之一。在残酷的战争中，战争双方都力图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战争的胜利，那么窥探到对方的战略意图、战役部署以及战术和战法就成了己方决胜千里的先决条件。
从远古到近代人类漫长的战争史上，通过人力间谍的感觉器官实现战场监控，多采取“自然”的手段，通过细作、斥候、探马来刺探军情，与此同时借助烽火、燧烟、灯光、旌旗、号角、信鸽、暗语来传递信息。《左传·庄公二十八年》中曾经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楚国想要攻打郑国，郑王准备逃往桐丘。就在郑王背起行囊准备仓皇而逃的时候，郑国派出的间谍回来报告说楚军的帐篷上有乌鸦，于是郑王没有逃跑。事实上，就在郑王筹划出逃的时候，各诸侯国已经纷纷派出援兵，制楚国于千里之外，是郑王多虑了。虽然这种有唯心色彩的历史故事闪烁着些许荒诞，但却真实地反映了各诸侯国对谍报的重视程度。
除了战场监控，派遣间谍深入对方的腹地进行调查是获得最真实可靠的情报的重要途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地理隔绝和信息传递效率低下，保持信息优势是比较容易的，因此针对间谍的反制措施也仅限于封锁和严格的准入程序。但这并不妨碍间谍以各种合法的身份潜入。伊尹正是以“敌人的敌人”的身份进入夏国的。伊尹为商汤提供了夏的兵力部署和外交状况等绝密情报，在商汤取得胜利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除了以合法身份进入敌人腹地外，巧用一些计谋也是获取情报的不二选择。1892年，日本驻柏林使馆武官福岛少佐和几位德国军人打赌：福岛少佐将自己骑马，从柏林横穿欧亚两洲直到海参崴。他们的赌打得轰轰烈烈，许多报纸都作了报道，双方所下的赌注高达万金。千千万万好奇的人们都关注着事情的发展和结局。与此同时，德国和俄国政府对福岛少佐的壮举也都尽其可能，为之提供种种方便和支持。
就这样，福岛少佐在人们一片敬仰和祝愿声中，骑着他的瘦马，开始了这次打赌的征程。一路上，福岛少佐所到之处受到了人们的热烈欢迎，一夜之间，他仿佛成了一位带有传奇色彩的英雄。
福岛少佐进入俄国境内后，俄政界、军界更是热闹非凡。因为福岛少佐的行程绝大部分是在俄国境内，福岛少佐与德国军人打的赌能否获胜，也将在这里揭晓。好奇心和虚荣心刺激着数不清的俄军政官员们，他们在福岛少佐必经的路线上守候他的到来。他们举行各种欢迎仪式，举办大大小小的宴会；他们陪着福岛少佐到他愿意去的地方参观；并且还毫无保留地介绍本地区的情况，回答提问。福岛少佐本来就精通俄语，总是笑呵呵地与各类人物交谈，直到双方满意为止。为此，福岛少佐的行程进行得很缓慢，他每到一地总是看够了、听够了再走。
福岛少佐用了15个月的时间，才到达海参崴，这场赌博他赢了，而且还是个大赢家。福岛少佐的收获不仅仅在于金钱，而是一大批俄国的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情报。直到许多年以后，人们才恍然大悟，那场打赌不过是他为搜集俄国情报而巧妙制造的骗局。福岛少佐本人也不是一个真正的探险家，而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日本军事间谍。
间谍的窃密指向在早期仅限于军事和政治情报，经济和科技情报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与当时的思维方式和经济发展水平有关——掠夺可以获得的一切，相对落后的经济水平和科技程度都可以通过野蛮的方式来弥补。
到了今天，竞争越来越是综合实力的竞争，在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下，战争作为毁灭双方的形式被所有竞争者作为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那么“握手时的力量比拼”就成为竞争的主要方式。
在和平时期，间谍再次扬帆起航，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最突出的作用就是获取对方的优势信息，并向对方宣称“你有的我也有，甚至比你的好”，从而消除对方的威慑攻势。获取谍报依然被看成间谍的主要任务之一，而且伴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谍报更是融入了商业机密、知识产权的纠结当中，从而拥有了更大的诱惑力。可以说，从某种程度上讲，对秘密的迫切需求开启了间谍职业的又一个盛世，这一点在当今如火如荼的商战之中表现得尤其显著。
在日本的啤酒行业里长期流传着一条断腿换取先进制啤技术的故事。由于日本本土并不具备出色的啤酒酿造技术，因此必须大量进口德国啤酒，这几乎成为了不少餐饮商必然的选择，这一现状也使得日本的啤酒制造企业面临着尴尬的局面，而获取德国的啤酒酿造技术也自然成为了日本人的迫切愿望。于是，有一位啤酒企业的业务经理挺身而出。
这个日本人风尘仆仆地赶到德国，并不急于前往啤酒厂，而是花了很多天精心打探啤酒厂老板的起居情况。终于有一天，当啤酒厂老板的轿车驶出工厂门口的时候，日本人便在马路上装作突然摔倒的样子，还故意把一条腿伸到了车轮下面，结果腿被汽车轧断了。
根据当时德国的法律，车祸肇事者要坐牢。这位啤酒厂老板为了不把车祸声张出去，便将日本人送进医院抢救，还十分抱歉地说：“很对不起，你今后打算怎么办？我可以满足你的合理要求。”这个日本人则说：“等我的伤完全好了之后，你就让我看大门好了。”啤酒厂老板一听，松了口气，连忙说：“好的，没问题！”此刻，他没有看到日本人嘴角泛起的一丝笑意。就这样，这位日本人顺理成章地在啤酒厂看大门，并且一看就是3年。
日本人利用看大门的职务便利将啤酒厂的生产工艺配方、生产流程等进行了详细的记录，并将这些“成果”带回了日本。3年之后，德国的啤酒商惊奇地发现自己在日本和东南亚的市场份额迅速下滑，于是决定到日本去看个究竟。
当这位德国老板见到他的日本同行的时候，才发现这位日本老板正是被自己的车轧断了腿的“看门人”。正是这位充当商业间谍的日本啤酒厂老板用一条断腿挽救了一个产业。
在今天，当人们从结果来看恐怕没有人会怀疑这位日本人的行为是值得的。当然，窃密者可以个个身怀绝技，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屡屡通过自残行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就有赖于窃密技术的高深和窃密者的头脑。
具有世界级别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在窃密这些方面可谓费尽了心机。以企图窃取中国的核技术为例，美国中央情报局几乎几十年如一日地在长期刺探中国的核技术与核能力。美国不断派出侦察机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侦察、照相，还不断发射间谍卫星，对中国的核设施、核试验进行持续跟踪、监控。
长期以来，美国通过各种渠道共窃取了多少中国核机密，至今仍是美国的国家机密。除了空中窃密外，美国中央情报局也曾派遣间谍从地面窃取更详尽的核情报。
根据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的报道，1965年美国中央情报局重金招募几名登山运动员，冒着风雪严寒及缺氧从印度登上喜马拉雅山，把一台核动力电子侦察设备拖上楠达·德维山，以此窃取中国核试验数据，直至核发电机掉进冰川而发生故障，窃核行动才暂时告一段落。
这个听起来简直是天方夜谭的喜马拉雅山窃密行动仅仅是间谍窃密行为盛行的一个缩影，当机密的保卫者精心布置着天罗地网的时候，垂涎机密的间谍也在以无孔不入之势展开一场剽窃与反剽窃的较量。对间谍来说，只有在这场较量中取胜，才能为日后的颠覆、破坏、暗杀、绑架、爆炸、反间等一系列后续行动提供成功的可能。
目前来看，比较典型的窃密当数窃密机构中相对高级的“情报分析员”。一般来说，通过间谍活动和技术手段搜集来的情报只占情报机关需要评估的材料的一小部分，经情报分析员处理的大量信息中，大部分都是从公开渠道获取的。
情报分析员的任务就是把这些点点滴滴的情报元素整合成有用的信息，最终形成书面的报告或者摘要。情报分析员的工作成果对军事、政治和经济的决策者们有着重大价值。情报分析员和参与一线行动的间谍相比，工作并不引人注目。然而，如果没有情报分析员提供的分析结果，间谍活动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甚至出现偏差。随着目前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情报分析员的作用将会越来越重要。
破坏：一击必杀，改变历史
英文“破坏”一词起源于法语，是指对现状不满的工人将木制的鞋子塞入机器，从而破坏机器的行为。在间谍战中，破坏的目标通常是敌方的设备，但也有更为复杂的破坏活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敌方实施破坏活动的行为十分普遍，尤其是英国特别行动署和美国战略情报局，这两个组织派遣了大量情报员帮助敌后抵抗组织开展破坏斗争。德国人更是走在时代前列，他们将大量假英镑投入国际市场，企图破坏英国经济，但是这个阴谋最终并未得逞。
从根本上说，颠覆是间谍战中的软刀子，间谍利用敌方内部或敌方之间的组织关系，搬弄是非、无中生有或是大肆渲染，使其组织的神经敏感起来，以求人心背离、不攻自破；而破坏则是间谍战中的钢刀，间谍在履行破坏之责的时候，则是把敌方的“硬件”当成摧毁的目标。
为了实现破坏的目的，在行动的过程中，间谍们或许需要得到敌方的信任，或许需要获取机密，或许同样需要收买人心，但他们真正关心的是能否撬开敌人坚固防线中最薄弱的一环，并给予致命一击。这无疑是摧毁敌方的最有效率的方式之一。
震惊中外的“炮轰天安门”事件便是一起典型的间谍破坏行动。1950年9月中旬，一天晚上，北京市一个典型的四合院里显得有些异常，其门口挂着“意大利·李安东”字样名牌。几个外国人先后来到这里，并鱼贯而入，一个“杂役”轻轻地将四合院的大门关上。这个所谓的李安东，是一位意大利籍但为美国情报部门效力的间谍，他的任务便是潜伏在中国的心脏城市，与各路间谍一起在关键的时刻兴风作浪。
这天晚上，李安东的同伙日本人山口隆一、德国人甘斯纳、意大利人哲立等间谍分子悄悄聚集到四合院中，策划着一起重大的暗杀破坏行动。原来，根据东京盟军司令部老牌特务鲍尔德上校的指示，李安东等人正详细研究策划10月1日那天炮击天安门的计划：当那天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宣布国庆一周年大典开始并鸣放礼炮时，从李安东家的院子里用迫击炮向西南方向的天安门发射3发迫击炮。他们将整个计划安排得滴水不漏，其潜在威胁和由此可能引发的严重后果可想而知。所幸这几位密谋者早已遭到了别人的“密谋”，那位轻轻关上大门的“杂役”正是中国公安机关派遣的特情人员。就这样，几位间谍的“提前”落网使一场可怕的灾难在爆发之前得以化解。
1950年9月18日，北京市公安局侦讯处截获了山口隆一寄往日本东京日洲产业株式会社的一封航空信件。该信件中，有一张手绘的天安门草图稿，上面绘有华表、金水桥、天安门城楼，还有两条又黑又粗的抛物线，其中一条指向天安门城楼顶部中央，旁边附有日文注解：“从日本买来的消防压水机，能超过这个屋顶。”草图的另一条抛物线指向天安门中央主席台的一个人，左边用日文写着：“到现在水还是达不到这里。”此外，信中还有一段文字：“每当政府祭礼之日，政府中有名望的人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军队分列式和民众行列，以前的消防压水机仅能压至毛泽东所站位置……”
天安门草图和文字，令北京市公安局侦讯处干警大为吃惊，这肯定不是普通的草图。天安门不是普通的地方，于是立即向北京市公安局汇报情况，并将截获的信件交给公安部政治保卫局调研处处长李广祥。李广祥看着草图紧皱眉头，此时他身边的一个侦察员说：“我看这张图是把天安门作为炮击目标。目前最可能的是六零迫击炮，它的射角是45度到85度，最小射程50米，最大射程3500米。在我们锁定的侦察对象中，李安东、山口隆一住在甘雨胡同，离天安门最远直线距离不超过2000米。如果六零迫击炮架在任何一个侦察对象的家中，天安门都在有效射程之内，后果不堪设想。”李广祥听完，神情凝重地点了点头。北京市公安局侦讯处的狄飞也说：“国庆日快到了，我们已经有足够的证据逮捕这些间谍。”
为了确保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国庆日的绝对安全，周恩来总理批准对李安东、山口隆一等人实施逮捕。行动时间就定在9月26日晚9点整。李安东和山口隆一被捕后，公安机关顺藤摸瓜，一举捣毁了他们的间谍网，先后将间谍分子马迪懦（意大利人）、魏智（法国人）、哲立、甘斯纳等抓获。此外，为间谍组织传递情报、藏匿物品的中国人马新清也一并落网。
1951年8月17日下午，李安东、山口隆一等人接受审判，最终李安东和山口隆一被判死刑，其他落网间谍被判处相应的刑罚。
间谍的破坏有时并不是摧毁几座建筑、谋杀几位政要那么简单，不少破坏行动的历史影响远远不局限于政治和军事领域。
1986年11月1日深夜，瑞士北部瑞法边境莱茵河畔的化工重镇巴塞尔，沉睡中的人们被一阵突如其来的爆炸声和凄厉的火警声惊醒。当恐慌的人们向外张望时，映入眼帘的是一幕恐怖的情景：巴塞尔最大的化工生产基地——桑托兹化工品储存仓库烈焰冲天，整个天空映照得如同白昼，滚滚浓烟如同阿拉伯神话中刚钻出魔瓶的妖怪，向天空和城镇弥漫。
亲历这恐怖一幕的巴塞尔镇居民事后接受采访时说：“那情景如同外星人入侵了地球一样！”在此期间，德国、瑞士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大型化工厂、制药厂及化工品药品仓库，接二连三发生神秘火灾或者爆炸，酿成了欧洲最严重的环境污染事件，一度使莱茵河成了“死亡之河”。从那以后，瑞士调查机构会同欧洲各国警方和情报部门倾尽全力，仍不得其解。
14年之后，德国国家电视台突然揭开了这起灾难的惊人内幕：是苏联克格勃的秘密间谍制造了这些火灾。
如果说在传统战争中间谍破坏的重点是关键设施和核心人物的话，那么将这一套军事理论移植到现代的商战中，这种必杀技要瞄上商业数据了。与以往的窃密不同，破坏性间谍的主要目的不是为我所用，而是盗取并加以篡改，以求迟滞或牵制竞争对手的行动和精力。
20世纪末互联网方兴未艾的时候，创建一个引人关注的“公司网页”成为了不少企业争相追逐的目标，以豪华酒店为代表的餐饮服务业对这一新兴的宣传手段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然而就在一家五星级酒店隆重召开公司网站发布仪式的时候，却发生一件令人啼笑皆非、尴尬不已的事情。
在豪华酒店现场播放网站内容浏览短片之初，精美的画面和巧妙的构思引起了在场观众的阵阵喝彩，无人不赞叹其宣传效果，但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个神秘的超级链接令屏幕上赫然显现出一组不堪入目的淫秽片断。这一突发事件令酒店工作人员颇为尴尬，原本设想的宣传效果也因此大打折扣，该公司也因此遭到重创。后来，几经周折，经公司调查后才发现，原来酒店网络部的一名工作人员是一个酒店竞争对手安插过来的间谍，负责破坏酒店的网页，这名间谍员工在酒店网页制作完毕之后秘密进入网页数据库，将其中的部分资料进行了恶意篡改才酿成了发布会上发生的尴尬一幕。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可以说，间谍的破坏力随着其活动能力的增强显现出一触即发之势，更多的商业间谍涌入到目标系统中，以“蛀虫联盟”的身份彼此交相呼应，形成严密的破坏锁链。这些商业间谍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昭示了一种趋势：当今的间谍活动正在向团队化的方向发展，孤立地强调核心秘密的保守已经不再适应间谍活动的发展规律了。为此，核心技术的拥有者需要通过一套更为综合、全面和制度化的反间谍策略，这样才能确保核心技术的安全。
颠覆：长期潜伏，扭转乾坤
颠覆是个可怕的词汇，一旦颠覆成功，看似牢固的政权顷刻间坍塌，但是对于颠覆者而言，谋求颠覆的过程是漫长的。就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间谍利用不断获取的谍报以及对周围环境、人际关系的适应展开一场“后患无穷”的瓦解战役，而颠覆的效果往往是出人意料的。就在颠覆之策大功告成的时候，人们不禁感叹：一名优秀的间谍足以比得上千军万马。
一般而言，间谍的颠覆过程有个固定的模式：实施颠覆的间谍佯装成敌方人员的身份潜入敌方的内部，由此埋下一个随时能爆炸的炸弹。间谍潜入之后，谋求地位的稳固和人身的安全是炸弹爆炸的前提。于是间谍们热衷于磨合人际关系、熟悉工作业务，从而避免在敌方内部被当成异类。在这个过程中各路间谍都绞尽脑汁地“脱胎换骨”。
混入敌方的间谍当中有不少人凭借高超的处世技巧和工作素质为自己赢得了较高的地位和良好的颠覆条件，但也有人暴露了自己，还有人装疯卖傻以混淆视听。
当间谍在敌方内部形成一定的气候时，真正的颠覆便张开了大幕，一方面间谍们亲手缔造着自己的党羽，在敌方内部培养一批反动的小团体；另一方面他们还常常在敌方的媒体安插间谍，加强舆论造势。为了确保颠覆的顺利实现，理想的策略和手段当然是必不可少的。最常见的颠覆是单方颠覆，此外，还有双方颠覆，甚至多方颠覆。
太平天国野史中有“太平军纳资捐清官”的记载：咸丰年间，因为缺少军饷，用钱捐官的风气很盛行，这一点被太平军利用了。东王杨秀清得知朝廷能够用钱捐官后，从军中挑出100多名端正魁梧的军师，给他们以巨资，命令他们捏造姓名和籍贯，到京城去捐官，然后被分到各省做候补，预先埋伏下来，等将来好做内应。甚至有人捐了道台、巡抚这样的官职，清廷竟然完全没有察觉。也正是这些杨秀清安排在清廷内部的“间谍”，对太平天国初期的发展和颠覆清朝地方政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除单方颠覆以外，还有难度更高的多方颠覆。间谍在实现颠覆功能的时候还会使用另外一个策略——离间。这种间谍的“工作量”显然要比西施大得多，因为他要颠覆的是与自己无关联的数个“第三方”之间的信任和友好，他需要同时获得几方足够的信任并确保在此过程中不“穿帮”，其难度可想而知，但即使是这种高难度的间谍在中国历史上也并不少见。
《战国策·秦二》就记载了纵横家张仪帮助秦国离间齐楚联盟，最后使秦国打败楚国的经典案例。《孔子家语·屈节解》中的离间故事就更加精彩了，故事的主人公是孔子的学生子贡。当时，强盛的齐国企图侵犯鲁国，就鲁国的国力而言显然不足以抵御齐国的攻势。
于是，子贡受孔子的委托去齐国劝谏，说服齐王率先攻打吴国，后又去吴国劝其与齐国对峙。
但是，子贡并没有就此停住脚步，而是赶到越国劝其攻打吴国，最后又去晋国劝其攻打吴国。在子贡的精心策划之下，齐国的实力被大大削弱，而吴国则遭遇了亡国之殃。在群雄割据、逐鹿中原的时期，子贡的离间计为鲁国赢得了暂时的安定。
但是，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特洛伊木马”的教训，谁都不能忘记。在世界任何一种类型的政府中，各个阶层都可以用金钱在政府里面买到自己的代言人，或者培养自己的接班人。类似《无间道》的故事，并不是单单发生在警察和匪徒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间谍颠覆战中也在时刻进行着。
在和平与发展的当代，间谍的离间功能很难再大肆盛行了，因为人与人之间缺少相互信任，一个挑拨者把自己伪装起来实属不易，被识破的可能性更是大大增强了，况且现代交流主体之间沟通的方式是多样的，谁也不会愚蠢到单凭对某人或某个媒介的信任而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全都搭上。越是多元的沟通方式就越能促成交流主体的真诚，间谍的生存空间就越小。在商业领域，经济法规的约束也是制约间谍离间的重要原因。
在现代商战中，“竞业禁止”已经成为了一个世人皆知的规则。按照“竞业禁止”的要求，公司的某些人员在职时或离职后到另一公司从事与原公司具有竞争关系工作是不被允许的。无论是主要针对公司董事和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的法定“竞业禁止”，还是主要针对普通员工约定“竞业禁止”，都明确地限制了行业人员在行业领域的自由行走，这样，商业间谍的生存极为艰难。
反间：决定生死的双刃剑
在孙武描述的5种间谍中，反间是其他4种间谍的核心和根本。反间即在敌方掌控的信息范围内着力散布本方的虚假信息，使敌方的间谍搜集散布的虚假信息并发送错误的情报，并促使敌方决策部门据此虚假情报作出错误的判断，从而为本方的打击行为赢得主动，正所谓声东击西、瞒天过海、避实就虚。
在中国历史上，最精彩的“反间”当属赤壁之战中的“蒋干盗书”。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七月，曹操率领大军挥师南下，欲先灭刘表，再顺长江东进，击败孙权，借以统一天下。
面临政权危机的孙权和遭遇长坂（今湖北当阳境内）溃败的刘备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走向联合，共同抗击曹军。同年冬月，孙刘联军与曹军对峙于赤壁。曹操的军队不擅长水战，于是曹操将战船首尾相连，结为一体，以利演练水军，伺机攻战。
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周瑜巧妙地利用了曹操派来劝降的间谍蒋干，并当着蒋干的面与黄盖合演了一出“苦肉计”。黄盖因此致书曹操诈降，而这封诈降的书信又被蒋干盗得。曹操得信后大悦，浑然不知已经中计。然而，随着强劲的东风袭来，“归降”的黄盖率蒙冲斗舰乘风驶入曹军水寨纵火。一时间曹操的庞大军团淹没在无边的火海中，回天无力的曹操只得在张辽等人的护卫下向彝陵方向逃跑。赤壁之战，曹操损兵折将，从而奠定了三分天下的基调。
“蒋干盗书”的反间十分成功，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反间都会成功，有的甚至浪费大量财力、物力，收效甚微。
英国政府为了遏制日益强大的苏联，甚至和某些罪大恶极的纳粹间谍进行“台下交易”，生于1910年的德国间谍霍斯特·考普科沃正是其中之一。根据机密档案的披露，霍斯特·考普科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希特勒视为“纳粹王牌间谍”，深受希特勒器重。当年正是在霍斯特·考普科沃的亲自指挥下，近100名来自英国“特别行动处”和军情六处的男女特工被抓进纳粹集中营折磨至死。
令英国人不寒而栗的是，“二战”后英国政府非但没有追究霍斯特·考普科沃的任何战争罪行，反而将其“招安”至麾下，让他继续为军情六处充当特工，负责搜集苏联的情报。当年被霍斯特·考普科沃屠杀的军情六处特工的同事们竟然对此毫不知情。据悉，当年军情六处为了招安霍斯特·考普科沃可谓费尽心机，不仅帮助霍斯特·考普科沃摆脱战争罪行审查，而且还为他伪造了一份“死于支气管肺炎”的死亡证明，令其从此在“人间蒸发”。
这名被英国情报部门战后寄予厚望的“倒戈”纳粹间谍，在冷战中并未向其“主子兼恩人”提供任何关于苏联的有价值的情报。因为时任军情六处苏联情报事务主管的是大名鼎鼎的克格勃间谍金·菲尔比，估计有价值的情报都被他神不知鬼不觉地销毁了。
在商战中，纵然反间千般变化，但其常见的手段也莫过于虚张声势，故意传递虚假情报，利用对手的公司、员工为自己造势，更为严厉的还有招投标中盗取竞争对手的标书，采取相应的压制计谋等。商战中的用间与反间，都充分利用了公众的某种心理，或以利诱惑，或打着情义的旗号干着偷窃的勾当。
伴随着知识经济时代众多商家知识产权意识的觉醒，现代反间恐怕很难像“蒋干盗书”那样进行得十分顺利了，对于超威半导体（AMD）公司的技术转让一事就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2005年4月，当中国社会科学院在计算机微处理器核心技术上取得重大进展并一举推出“龙芯二号”的时候，美国的超威半导体公司却在半年之后提出转让X86微处理核心技术的信息。
业内人士都很清楚，X86技术是当今微处理器技术中的主流技术，对X86技术的掌握将为中国的IT行业进入微机技术的上游市场提供难得的机遇，而科技部也为推动中美实现这方面的合作作出了建设性的努力。
与此同时，反对X86技术引进的人士抛出了反间嫌疑的论断，因为X86技术的引进很可能对“龙芯二号”的研发造成冲击，从而将中国自主研发的微处理器技术扼杀在萌芽状态，扫除超威半导体公司的后顾之忧。尽管该事件的反间嫌疑至今难以求证，但却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当今商战领域中反间之策的发展方向：越来越隐蔽化、技术化、合理化，从而为当事人带来了不少“识别”困惑。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应对反间，如何用好机遇和风险这把“双刃剑”就成为了不可回避的难题。事实上，关于出现在技术领域的这个难题的科学解决有一个屡试不爽的黄金法则：批判地继承，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寻求技术引进和交流。正如同中国政府针对超威半导体公司技术转让一事采取的万全之策：一方面积极推进中美两国的技术合作，另一方面继续支持“龙芯二号”的研发，从而最大限度地抵御反间带来的潜在风险。
附：本章内容主要参考：
1．江河编著，《间谍——历史阴影下的神秘职业与“幕后”文化》，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7年版。
2.姜子钒编著，《世界特工全传》，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