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来的几个月中，于之恒一直在想，尽管那晚老校长姜贤发跟自己聊谈的内容与镜溪污染没有什么直接联系，但直面中国农村现状关心农民生存的主题却令于之恒心力震撼不已，以致久久难以忘怀。
老校长显然是作过一番准备的，而且有强烈的倾诉愿望。一进于之恒的房间，老校长就迫不及待地开口了：“于记者，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本人姜贤发，今年52岁，土生土长的姜甸村人，是姜甸、李塘、桃花三村联小的校长。原来三个村各有一所小学，因为生源越来越少，政府就下令合并，三个村的孩子一起到李塘上学。因我年纪大从教时间长，所以仍被推选为校长。我19岁开始到村小代课，文化虽然不高，但通过自学和进修，自信对得起这份职业。”
于之恒一边倒开水一边恭维他：“老校长，生活所授予的知识比学校和书本所授的知识更为丰富。”
老校长接过开水：“你这话没错。我从教三十余年，自己虽无建树，但能引以为荣的是可以说桃李遍天下。学生中也有像我一样成了中小学教师的，有的成了电脑技术人员、媒体广告精英和外企翻译，当然更多的是落榜以后在家修理地球和外出打工的人。唯一让我失望的是从政者太少，就那么五六个，而且级别最高的是一个在青海的副处级，原江水利厅和广东佛山各有一个正科级。姜甸村由山清水秀变成穷山恶水，出不了什么人才呀！”
于之恒：“老校长，人才的概念不一定只在官场。”
老校长：“我知道。我的意思是如果从政的学生多一些，可以听听我的忠告，为老百姓尤其是广大农民做一些好事啊！可能是我的乡土情结太浓太重，自己太迂腐了，现在的人一般只记得大学时代的老师，哪里会记得读小学时的启蒙老师呢。”
于之恒：“那倒不一定。我现在就特别怀念读小学的那些幸福时光。”
老校长：“我有一个学生到现在还记得我，就是我们村的姜海燕。她毕业后分到林州报社，报社安排她做新闻记者，她偏偏要去做什么广告员，还说拉广告可以赚大钱，结果2000年她去了深圳并嫁在那边了。那小妮子，上了田埂就忘了自己是农民，怎么不帮家乡呼吁一下呢？眼里只有钱，贪恋城市的奢华，忘了农村的乡亲，可恶！”
于之恒：“老校长，人虽然可以改变环境，但环境也可以改变人。有的人，一旦到了某个地方或某个环境某个层次，就会身不由己地改变初衷。”
老校长：“我女儿女婿在林州做建材生意，近几年还算不错，买了车买了房还将我老伴接去带小孩了。我经常去他们那里上网，学校也有电视和报纸，我以为自己经常关心一些国内外大事和中国的三农问题就可以保持思想观念不落后，现在看来还是落后了。”
于之恒：“您经常关心三农问题？”
老校长：“是的，这也是我今晚找你的原因。只听说你走家串户细细询问农民的生存状态，与其他来姜甸村的记者不同，所以才想跟你好好交流一下。你可能不知道，我看电视只看本省新闻和中央台的《新闻联播》、《焦点访谈》、《今日说法》等几个栏目，而从不看电视剧。现在的电视剧太富贵化了，整天不是播一些《还珠格格》、《康熙微服私访记》之类的肥皂剧，就是播一些抢劫打架凶杀情杀之类的教唆剧，电影电视上的主人公不是开小车住别墅就是一掷千金花天酒地，仿佛中国人民已经赶英超美富得冒油了，却不知还有相当多的人尚未解决温饱问题，这真是一种误导。我认为，脱离现实一味粉饰太平的影视作品算不上真正的艺术品，这些作品人们过目就忘，是没有生命力的。花上亿元去拍一部无聊的电影或电视剧，实在不值得，还不如将这些钱投入到农村的基础建设中去。虽说现在是市场化了，但影视作品的奢靡问题确实值得重视。百姓是需要艺术，但需要民族化大众化经得起时间检验的艺术，需要有良知有道义关注百姓生存状态的艺术，需要弘扬正义鞭笞丑恶的艺术。”
老校长越说越激动：“毛主席曾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现在当官的只习惯坐在空调房里看报纸看材料听汇报，然后凭感觉下命令发文件，导致政府决策与民愿相距甚远甚至相悖。以前领导下乡到田间地头问寒嘘暖，现在下乡是坐在车里站在路边看‘布景’。报纸、广播和电视上天天说工农业增产同比上升和翻番，实际上呢？什么同比，环比，我看简直是狗屁！都是一些无聊的数字游戏！因为就算农业增产了，农民却没有增收！”
见于之恒盯着自己有些怀疑，老校长说：“我说话可是有根有据的。”打开随身携带的袋子，拿出十多个不尽相同的笔记本以及数叠照片，继续说：“我是从1996年开始对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进行调查的。最早对姜甸、李塘、桃花等附近几个村，然后慢慢外延到五岭县的其他乡、林州市的其他县、原江省的其他市以及广东、福建、浙江等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四川、贵州、陕西、青海等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到现在为止，我利用几个寒暑假共走访了1034户农家3127人次，其中五岭县有216户是多年多次回访。据我调查，沿海地区虽然也有贫困户，但整体比内地富裕，人均收入是内地农民的4-10倍，这个数字在2000年以前是2-5倍，也就是说，沿海地区的农民最近四五年因招商引资、出租土地和兴办民企，收入翻了一番以上，而内地农民几乎徘徊不前，甚至还有所倒退。”
老校长找出其中两个本子，翻到有关页码对于之恒说：“仅以我们姜甸村为例，可以说昔非今比。1995年由于种植、养殖和外出打工等各行各业的发展，姜甸村的人均收入为2013.52元，堪称五岭县的小康村。1996年开始下滑，为1897.44元；1997年为1708.93元，而当年全国农民的人均收入为2090元；1998年因尾砂污染耕地的速度加快和村民患疾病者增多，姜甸村的人均收入也加速下滑，当年为1525.65元；1999年为1379.24元；2000年为1029.76元，部分家庭开始陷入困境；2001年为864.95元；2002年为776.34元；2003年为711.86元，仅为当年全国农民人均收入2622元的27.15%。扣除物价上涨等因素，乡亲们的生活水平与解放初期基本持平。也就是说，除了有人外出打工或经商的少数家庭能勉强应付日常生活开支以外，大多数家庭已收不敷出，更有几户人家生活陷入极端贫困。”
老校长又找出另外几个本子，翻到相关页码，说：“除了姜甸村，附近的桃花村、李塘村，荷池乡的五斗村、竹塘村，白果乡的凉井村、茶树村、兰桂村、水坝村，洞口乡的石仪村、犀牛村，宏兴县的江夏乡、陈桥乡，林青县的兴忝乡、兴国乡、延佳乡，以及铅阳市的银湖县、铅东县，湖滨市的湖西县、楝山县，贵州省西南地区、四川省西北地区等地，不少农民因税赋过重导致收入下降，生活已不如改革开放初期，一些家庭还因此重返贫困。”老校长又找出一些照片，指着说：“你看，这是他们的住房，这是他们的小学，这么破旧！这是他们的生活照，这么清苦……”
于之恒看见老校长多年来的调研记录和照片，心中不禁一震：这才是我们记者要学习的楷模呀！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用事实说话，心系平民百姓，执着而不悔，这需要何等博大的胸怀！
经过一番交谈，于之恒对老校长产生了深深的敬意。多年来，他自费（到外省调研有些地方有学生和朋友接待）到各地农村调查，图的是什么？还不是为了亿万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贫困农民！
想到这里，于之恒不禁热血沸腾，仿佛找到了旷世知音。他走到老校长面前，抓住老校长的手低声道：“您是我们年轻人的榜样。说实话，在当今这个年代，像您这样一直关注农民生存问题的所谓局外人真是越来越少了。”
老校长：“你也不错，能够深入到农民中间来采访的记者也很难得。”
于之恒：“老校长，您以为造成当今部分地方部分农民重返贫困的原因是什么？”
老校长找出另一个本子，说：“首先声明我不是三农问题专家，只是业余研究。既然你问到了这里，我就谈一些个人浅见。我浏览了大量网站，也翻阅了大量历史资料并作了摘要记载。我认为，造成当今部分地区部分农民重返贫困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七点：
第一，195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人为地制造了社会不公，激化了人民内部矛盾。这本来是为了维护1953年制订的粮油计划供应制度而出台的政策，是计划经济的时代产物，到了今天仍不淘汰，就成了制约市场经济发展的瓶颈。‘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给中国农民带来了沉重的精神负担和经济负担。
第二，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置广大农民于贫困线下。由于国家采取强制性的行政手段，导致工业产品被提高到脱离本身实际价值卖给农民，而农民的农副产品又被大大压低了本身实有价值卖给工人，这是何等地不公平！你也知道，早些年的模拟手机卖到两三万一台，而今最便宜的数字手机才卖到几百元一台。五岭县城周边种蔬菜的农民，越是旺季越赚不到钱，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白菜和萝卜，最低批发价只有五分钱一斤，拉一汽车还换不到一台手机和电视机。有资料显示，1953年至1978年的25年间，中央政府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获取的总额大约是六千到八千亿，而截止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当时国家工业固定资产总额不过九千多亿。也就是说，中国的国家工业化的原始资本积累源自于农业！
第三，苛捐杂税多，农民不堪重负。以前老百姓说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现在共产党的税和费比会更多。税费多的根本原因就是政府无限膨胀，冗员多。我看到一份资料，我国在编的党政机关干部1979年是279万，1989年上升到543万，1997年已超过800万，有人说如果再加上那些巡视员、督办员、助理巡视员之类的闲职和变相拿工资的人，实际人数应在900万以上，这其中主要是县乡两级。如果再把那些享受XX级别的各界精英和照样领薪水的离退休人员计算在内，中国的官员多得惊人。一位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说，中国的官民比例西汉时期是7945：1，东汉7464：1，唐朝2927：1，元朝2613：1，明朝2299：1，清朝911：1，现代67：1，很多省区实际已达到40：1。而历史已经证明，官多则社稷危。中国当今政治体制的弊端是，一朝为官，终生无忧，与以前的封建社会没有多少差别。这么庞大的官僚队伍，他们的在职薪水、补贴、养老金、离退休金、医疗费用，级别高的还配有专职司机、秘书等勤杂人员，一切的一切都由国家包了，也就是由广大纳税人养着。
众多的官员，除了领取应得的各项薪水与费用，还疯狂地贪污、受贿和鲸吞国有资产，这更是一个巨大的无底洞。贪官太多，欲壑难填，自然影响到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为了确保中央财政，1994年国家实行分税制。表面上看来，这次税改是成功的，中央财政收入由1993年的957亿猛升到1994年的2906亿，可谓立竿见影。实际上这种分税制在某些方面是失败的，它导致地方财政收入锐减，由1993年的3390亿减少到1994年的2311亿，几乎是中央财政的两倍多。分税后，全国县乡两级财政赤字迅速膨胀，为了应付日常开支，国务院同意乡镇政府将乡镇企业上缴的利润和管理费、各种集资和捐款收入以及各种罚款收入都作为乡镇财政的自筹收入。这就为乡镇任意增设机构和人员，乱征收、乱集资、乱罚款的‘三乱’打开了方便之门。你知道农民现在有多少税费吗？什么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屠宰税、种子检疫费、房屋准建费、灭鼠费，等等，数都数不清啊！所以，从1994年开始，全国各地农民被税费逼死和暴力抗税事件时有发生，可叹的是地方政府并不反思其中原因，反而视农民为刁民。一千多年前，柳宗元在永州写《捕蛇者说》时曾感叹 ‘苛政猛于虎也！’一千多年后，我们的农民仍在逃税抗税，政府仍在为农民负担发愁，你说中国的社会进步在哪里？
第四，中国改革开放的重心转移造成城乡贫富差距拉大，再加上通货膨胀，导致广大农民徘徊在小康门外。1984年10月20日，十三届三中全会形成了关于城市改革的决定，将中国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农业投入日益减少，农民的权益被政府漠视。再说，近20年来的中国政府所采取的每一次宏观调控，几乎都是为了维护国企利益和城市居民利益的，包括1998年实行扩大内需的积极财政政策。无论是加大基础建设投资还是刺激居民消费，都是偏向仅占国土面积4%的城市和占全国人口总数三分之一的城市居民，所以导致农村生产力发展变缓，局部地区出现停滞和倒退，农民生活重返贫困。由于通货膨胀和人民币贬值的原因，1999年中国农民人均收入的2210元，只相当于1978年的97.78元，与1978年的人均收入134元相比，实际收入已在下降。1996年至2000年，全国农产品销售价格指数累计下降了22.6个百分点，广大农民直接现金损失在三千亿元以上，城乡贫富之差日益拉大，所以，姜甸村2000年人均收入为1029.76元时，许多家庭陷入困境。
第五，农民利益代表者少。中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二，而全国人大代表的名额只有城市人口人大代表的四分之一。目前，中国每96万农村人口才摊上一名人大代表，而城镇人口每24万就产生一名。在省市县三级人大代表中，农民代表甚少，就算有，大多数也是率先富起来的富农即农民老板，真正处于温饱线下的人大代表几乎没有，所以最广大的若势群体被政府所漠视，导致他们被社会边缘化，远离主流社会。
第六，现行土地政策已不利于耕地保护和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有待进一步完善。其实，中国农村的家庭承包制并不是邓小平率先提出来的。早在六十年代初，刘少奇、周恩来和薄一波等人就对中国的经济改革进行了调查研究和试验。刘少奇率先提出在一定范围内搞‘三自一包’即：自由市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包产到户。刘少奇还与周恩来、薄一波等人把土地财产权归还给农民的想法，但遭到了毛泽东、林彪等人的反对。后来万里率先在安徽搞土地承包试验成功，得到了邓小平的肯定，这才在全国推广。其实，土地承包只是一种调动农民积极性的一种权宜之计。在一定时限里，它可以提高农民种田种地的积极性，提高粮食产量，但是它也有许多弊端。比如，尽管中央强调延长三十年不变，但在农村，村民小组三五年小调整的现象普遍存在。由于产权归集体所有，所以县乡两级政府为了局部利益肆意浪费土地。”
于之恒一边听一边迅速记录，当他听到县乡两级政府肆意浪费土地时，插嘴说：“我上个月中旬在报纸的头版作了一个专题《耕地锐减挑战粮食安全》，我采访了省国土资源厅、省农业厅、省粮食局的领导和原江农业大学的唐教授，他们的说法各不同。国土资源厅耕地保护处的姚处长说原江连续四年实现占补平衡，耕地不仅没有减少反而略有增加。农业厅的朱副厅长说，他们所掌握的情况是全省四年来耕地共减少870多万亩，所谓补出来的田和地，都是在山坡和滩涂上开垦的，土质不好，一遇到洪水就流失，结果又重新种树。唐教授说他每年都要往全省各地调查一次，只见到处占田占地建房子，哪里见到过补田补地？而且不少地方出现抛荒现象。省粮食局陈局长说原连续五年粮食减产，主要原因就是农田减少粮价低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最后，四方的观点趋于一致：如果省政府再不采取措施，估计明年开始中国的产量大省原江有可能因自然灾害闹粮荒。所以，3月22日省政府根据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已下文对种粮农民实行直补，每亩25元，分两次下拨，早稻每亩10元，4月5日前补贴到户，中晚稻每亩15元，直接发到农民手中。”
老校长苦笑了一下，说：“钱是拨下来了，但是没到农民手中，被乡政府抵扣农业税了。别人说雁过拔毛，我们这里连雁一起吃了。”
于之恒一惊：“有这种事？省政府的文件明明规定要各级政府不折不扣地执行专款专用不准抵扣的呀！”
老校长：“这就叫‘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乡干部何等聪明，扣住专款抵税，总比派公安协助税务人员下来催税要好啊！”
于之恒心里一动：这可是一条线索！可以写一篇小新闻，但要抽时间核实一下。他不露声色地问：“您刚才说了六点，最后一点呢？”
老校长：“最后一点就是国家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有些不妥，农村教育未得到重视，影响了全民素质很和农村发展。”
于之恒：“请详细说明。”
老校长：“目前我国的教育体制对广大农民很不公平。恢复高考之后，中国的教育系统内集中人力和物力资源，以城市为中心为上大学作准备，这样城市教育可以继续接受政府的各项资助和保障；而农村教育资金筹集及管理全面下放到基层，本来基础就很薄弱的农村教育开始背上沉重包袱，学生在危房里上课，老师不能准时领到工资。另外，农村培养大学生，从小学到大学的绝大多数教育成本是由农村承担，而最后多数大学生毕业后留在城市工作，由城市直接享受高等教育成果收获智力资源的硕果。由于包括农业类的高校在内的高等院校都在培养城市所需要的人才，所以农村一直被建设所遗忘。”
于之恒感慨：“是呀，搞经济建设人才是关键。我在采访过程中发现，正因为农村留不住人才，所以不少地方耕地被占建成了房子和高尔夫球场，有的地方还在遭受外来有害生物如微甘菊、豚草之类的入侵，不少农村因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以及盲目大规模养鸡养鸭养猪造成了新的农业污染，尤其是土地污染，当土壤中含有害物质过多，超过土壤的自净能力，就会引起土壤的组成、结构和功能发生变化，微生物活动受到限制，有害物质或者分解产物在土壤中逐渐积累，通过土壤——植物——人体，或者土壤——水——人体的方式间接被人体吸收，直接危害到了人们的健康。而这种污染往往被人们所忽视却，又直接影响到了农民的切身利益和农村的长远发展的。”
老校长：“我有同感。所以，我呼吁政府改革教育体制，加大对农村的教育投入。政府应负起责来，承担农村子女九年义务教育的一切费用。所谓义务教育，就是国家和政府应尽的义务，就是财政拨款嘛。全世界好多国家就是这样的。哪有把教育推向市场，搞什么教育产业化的？教育一旦产业化，教师的责任心就淡化了，教育质量就下降了。不信，你看，现在的教育资源都在往城市倾斜，城市学校尤其是高等院校几乎都在盲目扩招，连研究生博士生也在扩招，仿佛国民素质一下子就提高的。”
于之恒笑道：“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个也在读研究生的朋友跟我说的笑话，他说他的导师每年都带了一批研究生，可是到学生毕业生，导师还认不完自己所带的学生，同室的研究生居然互不相识，因为平时在读的是领导干部的替身，毕业发证的时候换成了本人。所以，他们研究生中悄悄议论，照这样下去，要不了几年就会出现看见日全食不奇怪，看见自己的导师那才奇怪的现象！”
老校长：“就是嘛！哪有这个搞法的？照这样下去，要不了几年，我们国家的大学生教育和研究生教育都可以实现一比一招生，到时候差不多全民都是大学生和研究生了！其实，光有文凭没有能力，一个研究生比不上原来的高中生，又有什么用呢？还不是掩耳盗铃！我们国家的教育啊，必须要先解决农村的问题！”
于之恒点头：“对！我以前跟朋友说过多次：只有我们农村的教育发达了，通过上大学进城的人多了，农业总人口减少了，农村机械化、集约化的程度高了，全民素质也提高了，中国才有继续腾飞的希望。”
老校长：“看来我们真有缘，你的观点跟我一致。就拿现在的计划生育政策来说吧，真要修改了，再不修改有可能误国误民了。你想一想，一般说来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富裕，文化程度也相对要高，城里的读书环境比农村好，可是我国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城市夫妇只能生一个，而农村夫妇可以生两个。事实上，为了传宗接代，农村夫妇超生现象比较严重，这么一来，生活条件和学习条件好的城市夫妇只能培养一个大学生，许多农村子女只有初中文化甚至小学文化。问题是中国的农业人口多，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也是在农村，而所增长的素质又不高，你说这不是恶性循环吗？偏偏中央和省两级政府对农村教育几乎是零投资，一切靠农民自己解决，要想提高全民素质谈何容易！你知道吗，那些靠民间资本建成的希望工程和春蕾工程，对于九亿多农民来说，实际上不是荣耀而是耻辱啊！”
听到这里，于之恒心里震撼不已：没想到一个农村联小的校长，对中国的三农问题有如此独到的见解。如果各级领导尤其是省市县三级领导经常听到这样的意见并达成某种共识，这不啻是广大农民的福音了！
于之恒：“老校长，您是农村出身，又一直在农村教书并且还研究三农问题，您知道广大农民有哪些主要心愿吗？”
老校长：“农民苦，农民可怜，当然也有一些各种各样的心愿喽。据我所知，他们眼下最迫切的心愿有以下几点：一是取消农业税及一切杂费。”
于之恒：“去年新当选的温家宝总理说了，争取在任期内取消。”
老校长：“我知道，这是个好消息。农民的心愿还有：取消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提高农民的社会地位；政府加大对农村和农业基础设施如交通、通讯、教育等方面的投入，重拳打击坑农害农的假种子、假农药、假化肥、假农械等丧尽天良的丑恶现象。压缩吃皇粮的国家干部，尤其是县乡两级至少可以砍掉一半。最后让所有干部在位即官退位即民，退位之后不享受任何待遇，与普通老百姓一样。还有就是下放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让部分土地私有化，以提高农产品价格，等等。”
于之恒：“您所谈的一些问题，都是广大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只是鉴于中国的国情，很多问题不能短时间就可以解决的。”
老校长：“我知道改革是任重道远的，问题是在经济体制改革取得很大成功之后，政治体制改革若跟不上，疾速发展的经济也会摔跤。政治和经济好比一个国家的两条腿，如果一条腿拼命往前跑而另一条腿不动，整个身子就会因失衡而摔倒。”
又聊了一会，老校长起身告辞。于之恒送他下楼，一边走一边说：“谢谢您的指教，真是听君一席言胜读十年书啊！希望今后有机会多听听您的教诲。”
老校长：“谈不上什么指教和教诲，我只是觉得不吐不快。”
于之恒：“我理解。在小小的姜甸村，您是难以找到知音的，正所谓曲高和寡嘛！”
老校长：“事实上我吐了也不快。告诉你吧，我是上届县人大代表，因为讲多了过火的话得罪了县领导，所以这届就没当了。你也知道，中国的许多人大代表不是民选而是官方任命的。唉，不当就不当吧，有什么了不起的，反正我今年年底就退休了。今天来找你，只希望你能够帮姜甸村一把。”
送走姜友强老校长，于之恒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他心想：老校长真是个胸怀坦荡的好长辈，为什么像他这样的人大代表就不能讨领导喜欢呢？如果中国的各级人大代表尤其是全国人大代表中，多一些像老校长这样来自农村一线的代表，认真履行宪法所赋予的权力，全心全意为底层农民争取合法权益，中国的三农问题会不会有所好转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