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5日清明节
社里的改革方案下来了，开完会，黎社长让办公室何主任将方案书张贴在宣传栏里，让大家都能仔细审读。然而没几个编辑表态。大家好像在有意抵制黎社长改革。你黎社长想改革，大家就是不跟你来神，似乎有人在背后搞鬼。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总是有貌似君子的小人存在。方案贴了一个星期，却没人理睬。改革方案有利于我这样的编辑，但我不想成为改革方案的第一个拥戴者。我怕枪打出头鸟。我连获两个奖，已在很多人眼里不顺眼了。有些人表面上祝贺我，但骨子里却是另一种态度，并没把忌妒放在脸上。知识分子讲究文雅，打屁也注意场合。假如是开会，就尽量让自己放出的屁不出声。这就是知识分子。
我曾经打屁毫无顾忌，充分做到了有屁就放。但有人就用异样的目光瞅我，似乎我是个粗鲁的乡下人。见了几回这样的目光，我修改了自己打屁的方法，使肛门放屁时不那么猛烈，也就不会有声音冲出来。如果我是在农村里，就用不着学这一套。在家里，我父亲即使是在饭桌上，有屁也非常畅快地打出来，没有人说不好。但要是同社里的几个人一起吃饭，你放个响屁看看，他们会觉得你极不文明，甚至缺乏教养。这就是知识分子。
我桌上有只收录机，黎社长进来时，我正在听一支苏联歌曲《卡秋莎》：卡秋莎站在峻峭的岸上，歌声好像柔美的轻纱……
这支歌曲好听，黎社长眉开眼笑的样子看着我说。
黎社长一进来我就晓得他要找我干什么。他的改革方案张贴那么久了，却没一个编辑走进社长办公室愿意同他签合约。现在，感到难堪的不是编辑们，而是他自己。如果是你吆喝喧天的改革，声势造得那么浩大，却没一个人理睬你，难堪的当然是你而不是别人。我非常理解黎社长。他坐下，递了支红塔山烟给我，还啪地按燃打火机，替我点上。这位希望干出几分成绩的社长，没想到大家都不来神。他说：小张，你对社里的改革方案有什么看法？
我说很好呀。黎社长就用一种找到了知音的目光盯着我，社里的方案出来一个星期了，你也看见了，没人愿意与社里签合同。
我晓得没人签合同。大家都对社里的改革方案视而不见。出版社是国家饭碗，假如你同意社里的方案，与社里签协议，你就等于失去了吃大锅饭的轻松工作。你就变得要操心，要负责，要钻营。你就不可能每天端着一杯茶，坐在办公室里聊天或看稿了，因为方案上任务和计划都清清楚楚，稿费、纸张费、印刷费等等，一切都要你自己筹措，而所出的书的稿子，也得由社里总编通过。所赚的钱，编辑得七，社里取三的管理费。这是这个方案里最大的优点。假如这个方案里有什么条款能让编辑得利，就是这一条。黎社长也就是拿这一条诱惑编辑们，但没编辑愿意上当。说来说去，风险太大了。这是因为大家都没干过，不晓得水有多深。黎社长又说：你对社里拿出的方案有什么看法，直说吧，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黎社长从来没有如此客气地同我说过话，尽管他欣赏我，但他从来没忘记自己是领导。事实上，他现在仍然没忘记自己是社长。我说：发稿权应该下放到编辑手上。编辑组来的稿子，如果总编不同意，那编辑就很难办事。
你还有其他意见吗？黎社长望着我。
其他意见暂时没想起来，我说。
如果我答应你，你会与社里签协议吗？我希望你带头签这个协议。我相信你有能力。
我很高兴。我早就想签这样的协议了。我愿意有所耕耘就有所收获。我拖着不找社长签协议，是早就想好了这一着。我说：我要把发稿权争取到手，不然我就不签这份合同。
可以考虑。黎社长像终于找到了支持者一样说：我还为你把三七开改成二八开。
我美美地睡了个午觉。四月的春风从窗口刮进来，吹抚着我的脸。我睡到三点多钟才醒来，谁也没来吵我。我醒来时，天空呈淡红色。这是吉兆，好运就要降临到我头上了。
4月11日深夜两点钟
方林打电话给我：我们好久没见面了。她在电话里说。我确实差不多要忘记她了。我虽然爱过她，但那是我的过去。我眷恋我的年轻时代，并不是眷恋她。过去的事都是美好的。因为它不再来了。我跟你说，我们这种从农村里走出来的人，面对任何灾难都不会惊慌。我对方林说。从绝望中走出来的人，不会有什么惊讶了。
你绝望过吗？方林问我。
我看了方林一眼，她脸上有一抹忧郁。她也有三十八岁了，她的脸不再年轻美丽。她好像惨遭失恋了。不然她问我这话干吗？
我们是坐在岳麓山下的一家餐馆外，一边瞧着路旁青青的法国梧桐树，一边瞧着远远的天空，一边说话。天上云集着一朵朵红云。那是晚霞将云朵染红了。
你让我好伤心的。方林说。
方林爱我，这是我没去认真思想的事情。我和她的邂逅，确实给我的生活增添了几分快乐。但我根本就没想过好好爱她。假如在我和她邂逅以前，我没认识徐红，也许我会努力爱她一阵。错过的就错过了。我心里对她的感慨报以冷笑。我说：你其实还可以找一个好一点的男人。这个世界上，什么都缺，什么东西都在减少，就人口在增多。
青春已从她脸上消失了，尽管她把自己化妆化得看上去还有几分年轻，甚至还有那么一点姿色。但这是化妆品产生的硕果。残酷的现实就在前面不远的路上等着她，女人一接近中年，就开始大踏步地走下坡路了。这就是残酷的现实。
你觉得你活得充实么？她问我。
她这是在问一句女大学生问的傻话。她一定很空虚，她才会问我充实不充实。
我笑了。我说：你充实我就充实，你不充实，我也不充实。人大体上是一样的。
我们还谈了很多话，直到天色暗下来。我送她回家。我到她住的那幢楼前时，原想同她告辞，但她用一种揶揄的口吻说：何解？连我家里都不想进去坐了？
我晓得她想要什么。一个孤居的女人是不会放弃同她爱着的男人快乐一番的。一进她的房门，我就把她抱住了，单刀直入。我有几分施虐的味道，但我没想到她是个受虐狂。她不但不反感我的粗暴行径，反而大声呻吟，陶醉于性的快乐中。我有几分为她遗憾，这种遗憾是什么我说不清，仿佛是美好的事物被我毁坏了。但又不完全是这样。我们干了很久。她问我怎么几个月不跟她打电话，我说我太忙了。我走时她让我再亲她一下，我亲了她。
4月29日晴
今天我没事，骑着摩托车上街买了个BP机，接着我就很想见女儿茜茜。我赶到我曾住过的这幢楼前，女儿茜茜在楼下与几个男女孩子疯跑。她看见我就举着头瞅着我，脸上有一种想走上来和我亲热，但理智又让她迟疑不决的表情。我很难过。我说：茜茜。
茜茜的脸红喷喷的，头发汗湿了，衣服也汗湿了。我说：你看你汗都出来了，会感冒。
这是四月末的一天，这样的季节很容易感冒。女儿看着我，女儿的鼻子喷着热气，头上也冒着热气，衣服却脏兮兮的。我心疼地看着女儿。你吃早饭吗？
女儿说：吃了，这还要问。
你妈妈对你好吗？是不是经常打你骂你？
没有，就是有时候对我好恶的。女儿犹犹豫豫地说。
为什么恶你呢，告诉爸爸？
我看电视，妈妈嫌我看久了，要我睡觉，就把电视关了，我要开电视，妈妈就恶我……
我相信女儿的话，我为女儿难过。爸爸以后经常来看你，你喜欢不？
女儿听见有人叫她，忙说：我要去玩了。
女儿四岁多了，开始出门玩了。我看着女儿向另外几个小孩跑去，心里很酸楚，她比他们都不幸。她的父母离异了，而她的母亲是一个靠药物来维持正常思维的精神病患者。她容易激动，容易动怒，不准女儿想我。我站在一棵树下抽着烟，觑着女儿跟一些孩子疯跑，叫嚷。女儿时不时回头瞅我一眼，又继续玩她的。我的脑子里突然冒出这样一个问题，她长大了会不会恨我？她现在是不懂事，当她长大不会怎样看我？
晚上，我和徐红见面时，心情非常糟，脑海里装满了我的茜茜。如果不是认识了徐红，为了女儿我也不会跟刘小专离婚。徐红把我从我女儿身边夺走了。一个人一旦进入这种思维，就有一种茫然感。我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不怎么说话。我想我也没有任何理由责怪徐红，她并没鼓励我离婚。所有离婚的举动都是我自己所为。徐红见我沉默不语就问我怎么了。我说我今天去见了茜茜，她就跟一个野孩子一样。
徐红斜睨着我。头发乱蓬蓬的，在外面跟比她大一点的孩子疯跑。我说。
你好像很内疚？徐红揣摸着我的心事地瞅着我。你现在后悔不该离婚吧？
我是感到不该把茜茜留给刘小专抚养。
我当初就跟你说了，你以后会后悔的。徐红说，你看你，满脸都是悔意。
我们都洗了澡，打算做爱，但话题一转到我女儿身上，两人就都不愉快了。女人总希望男人最爱她，可以为她抛弃一切。我其实已为她抛弃了很多，但在她看来这还不够。我希望能同她干点什么。她把我推开了。她说：我要睡觉。她又说：爱你的女儿去吧。
孔子曰：惟小人与女子难养也。我叹口气。我和她是两个年代的人，我比她大十四岁，她今年才二十四岁，在针对某些事物的认识上，总有一段距离。我这样看，她就那样看，也不是她执意要同我抬杠，而是阅历注定了这一切。我在农村长大，她生活在城市，我看到了“文化大革命”，而她是“文化大革命”的后期才降临到尘世上的。这就是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