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孟子说：“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下与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中国人“寻乐”，在精神上与父母师友之间；西洋人寻乐，一般是在物质享受方面居多。例如游公园上剧院之类。中西学术思想，虽是殊途，但两者可以调和，精神与物质是并不发生冲突的。何以言之？譬如就上所言，我们只要把父母师友一同约去游公园上剧院，不就是精神与物质上的娱乐合而为一了么！中西方学术思想之可以调和，其情形正等于约父母师友游公园上剧院，其情形是一样的。
中西方学术思想，虽有很多地方极端相反，然而可以调和。兹再举一例为证：中国的养生家，主张静坐，静坐时丝毫不许活动；西方的卫生家，则主张运动，愈运动越好，两者恰好相反。但是如果我们静坐一会儿，又起来运动一会儿，则中西思想不就“由矛盾而统一”了吗？笔者认为中西学思之可以融合为一，采的就是这种兼容并蓄的方式。
有人说：“孔门讲仁爱，西方讲强权，如果我们行孔老之道，他们蛮不讲理，以兵临我，我将如何？”其实，这是用不到顾虑的。孔子讲“仁”，原不“废兵”。他主张“足食足兵”，他曾说：“我战则克。”“仁者必有勇。”可见他并不主张“废兵”。孔子之“仁”，即是老子之“慈”，老子有三宝，“慈”居第一。他说：“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假如有了仁慈，就把兵废了，听凭人家来把我们人民杀死，这岂不是不仁不慈之极吗？西洋人之兵是拿来攻击侵略他人的，专作掠夺他人的勾当；我国孔、老心目中之兵，则是用作防御及维护仁政的武力！
孔、老讲“仁慈”，与释氏相类；而又不“废兵”，足可抵御强权。战争本是残忍的事，所谓“兵者不祥之器”，孔老能把战争与仁慈融合为一，这种学术，这种思想，真是精粹极了，也伟大极了。凭此一点，中国学术思想可以融合西洋、印度，而毫无愧色！
西洋的学术思想，重在分析；中国人的学术思想，重在会通。西洋人无论何事都要分科研究。中国古人，一开口就是天地万物，总括全体而言。不但视人为同胞，亦且把一切有生命的动物看成一体。
就上述“返本线”来看，西洋人讲“个人主义”的，只看见线上的丁点——“我”。其余各点，则均视而未见。他们未把这根线全部看通，所以各种主义，互相冲突，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一如他们错综纷杂的语文。
我国孔门的学术思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一贯之。老子亦说：“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孔老就是把这根线全部看通了，所以乃倡出“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的说法，所谓“个人”也，“国家”也，“社会”也，就毫不觉得冲突。（按以“天下为一家”二语出自《礼运》；本是儒家之言，或以为是道家的说法，故浑言孔老。）中国人能够汇通（按即综合调和），但稍嫌其浑囵疏阔；西洋人研究方法则颇为精细，但彼此却不能贯通。假如能以西洋人所研究的各种科学（按即自然学与社会科学），以中国博大精深之思想与方法贯通而概括总结之，则各种主义，各种学术，就不会再有所谓冲突了。如此，则中西学术思想，也就可以真正融合为一了。印度讲“出世法”；西方讲“世间法”；老子学说，把“出世法”、“世间法”打通为一。宋明诸儒，都是做的老子功夫，算是研究了二三千年，开辟了一条康庄大道。只要我们把这种思想，再行发扬光大，就可把中、西、印三方面的学术思想融会为一，创造“世界学思新境界”。
世界种种冲突，皆是由思想冲突而起；而思想之冲突，又皆源于学术之冲突；但所谓冲突，都是末流的学说，若就最初言之，则释迦、孔、老和希腊三哲（即苏格拉底、柏拉图、亚力士多德），固无所谓冲突。我想将来一定有人出来，把儒、释、道三教，希腊三哲，和宋明诸儒学说，西方近代学术思想合并而作综合的研究，以求彻底融会贯通，创造出一种新的学术思想，其工作正与宋代程明道融合儒、释、道三教成为“理学”一样。假使这种工作完成，则世界之学术思想一致，学术思想一致，则行为即一致，而“世界大同”、“天下一家”也就真正有希望实现了。
就“返本线”看来，孔子向后走，已经走到丙点；老子向后走，已经走到乙点；佛教传入中国，不过由乙点再加长一截，走到甲点罢了。所以佛学传入中国，经程明道一番工作，就可使之与孔老两教相互融合。
孔、老两氏，折身向前走，由“身”而“家”、而“国”、而“天下”，与西洋人之由“个人”而“国家”、而“社会”，也是同在一根线上，同一方向而走。所以中国学术思想，与西方学术思想是绝对有融合为一之可能的！
中国、印度、西洋是世界三大文化区域。印度文化首先与我国接触，经过宋代儒家的一番汇通的功夫，早已融合为一体了。现在正与西洋人学术思想接触，我们现时代的学者思想家们，就应该把宋儒的“理学”加以整理，去其拘迂的教条，取其圆通的方法，拿来与西方的学术思想融会贯通，以创造出新世界新的学术思想，而为人类谋求最大的幸福。
三、中国学者思想家之精神特色
有人说过：“西方‘自由竞争’诸学说，虽有流弊，但施行起来也有相当利益，难道我们一概不予采用吗？”笔者以为，我国学术思想界有一种很好的“传统精神”，只要能够应用此种精神，则西方此种学术思想就可据为己有，对我们有所裨益而不为其所害，兹特说明于下：
鲁有男子独处，邻有嫠妇亦独处。夜雨室坏，妇人起而托之，男子闭户不纳。妇人说：“子何不学柳下惠？”男人说：“柳下惠则可，我则不可；我将以我之不可，学柳下惠之可。”孔子闻之曰：“善学柳下惠者，莫如鲁男子。”
这种精神，要算我国学术思想界的一个特色。孔子学于老子，老子尚“阴柔”，有合乎“坤”；孔子赞周易，以“阳刚”为贵，深取乎“乾”。我们可说：“善学老子者，莫如孔子。”孟子终身愿学孔子，孔子言“性相近”，孟子言“性善”。孔子言“我战则克”，孟子则言“善战者服上刑”。孔子言“齐桓公正而不谲”。又言“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又言“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孟子则大反其说：“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又言：“管仲，曾西之所不为也，而子为我愿之乎？”诸如此类，与孔子之言，显系互相抵触，然不害其为孔门嫡系。所以我们可以说：“善学孔子者，莫如孟子。”
韩非学于荀子。荀子言礼，韩非变而为刑名，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善学荀子者，莫如韩非。”非之书，有《解老》、《喻老》两篇，书中言“虚静”，言“无为”，而一切措施，与老子全然不类，我们更可以说：“善学老子者，莫如韩非。”其他类此者，不胜枚举。
九方皋相马，在牝牡骊黄之外。我国先哲，师法古人，全在牝牡骊黄之外。遗貌取神，为我国学术思想界最大的特色。书家、画家、文学作家，无不如此。我们如能本此固有精神，去采用西方学术思想，就可蒙其利而免被其害。
孟子说：“规矩方圆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规矩是匠师造屋的工具，人伦是匠师造出的房屋。古人当日相度地势，计算人口，造出一座房屋，原是适合当时需要的，他并未说传之千秋万世，子子孙孙，都要住在这个房子内。也未说这座房屋，永远不许改造修补。匠师临去之时，将造屋的工具交给我们，将造屋的方法传给我们。后来人口多了，房屋不够住，日晒雨淋，房子朽坏，既不改造，又不修补，徒是朝朝日日，把数千年以前造屋的匠师痛骂！这个道理，讲得过去吗？
中国历代一切典章制度，大都是依着孔子的学术思想而制定的。此种典章制度，原未尝禁止我们后人修改。孔子主张“尊君”，孟子却主张“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又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又主张“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孔子主张“入公门，鞠躬如也”。孟子却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堂高数仞，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也”。孔子“专君”的主张到了孟子时，几乎一点都没有了。
孔子作“春秋”，尊崇周天子，称之为“天王”。孟子以王道说各国之君，其言曰：“地方百里，而可以为王。”那时候，周天子尚在，孟子居然视同无物，岂不显悖孔子的主张吗？
他是终身愿学孔子的人，他曾说：“自生民以来，未有圣于孔子。”算是崇拜到了极点，他去孔子时未及百年，就把孔子的主张，修改得这样彻底，孔子到现在已有二三千年，如我们后人也采用孟子的方法继续修改，恐怕西洋人的主张克拉西（按：即民主政治）早已见诸中国了。
从前印度的佛学，传入我国，我国尽量采用，修改之、发挥之。所有“天台宗”、“华严宗”、“净土宗”，如中国化，非复印度之旧，故深得一般人的欢迎。就中最盛者，厥惟“禅宗”，而此宗在印度，几等于无。惟有“唯识”一宗，带印度色彩最浓。此宗自唐以来，几至失传，近始有夫出而提倡之。我们由此可以得一启示：“印度学说，传至中国，越中国化者越盛行，越带印度色彩者，越不能行，甚至绝迹。”所以我们今后采用西方学术思想，可仍照采用印度学术思想的老方法，使斯宾塞、达尔文、尼采诸人，一一中国化。这如我国用药之有“泡炙法”一种妙法，即把它那有毒的一部分除去，单留那有益的一部分。
达尔文讲进化并不错，错在因竞争而妨害他人。斯宾塞讲发展个性也不错，错在因为发达个性而妨害社会。我们如能去其害而存其利就好了。所以我们第一步可用老子的方法，凡合乎“自然趋势”的就采用，不合的就不采用。第二步用孔子的方法，凡事先经“良心裁判”，返诸吾心而安，然后才推行出去。如果能够这样的采用、吸收，则中西方学术思想，自能够合而为一。今之采用西法者，有许多事项，律以老子之道，则为违反自然之趋势，律以孔子之道，则为返诸吾心而不安。及至行之不通，处处荆棘，乃晓晓然号于人：“中西学术冲突，此老子之过也！此孔子之过也！”天乎冤哉！
四、中印西三方圣哲地位之等级
我国历史悠久，学说纷繁。佛学虽是印度学术，但传入中国已久，业已中国化。就我个人的意见，可为他们定出一个等级，名为“中、印、西圣哲等级表”。如下：
1. 释氏 2. 庄子 3. 老子 4. 孔子
5. 告子 6. 孟子 7. 荀子 8. 韩非
9. 杨朱 10. 墨翟 11. 斯宾塞 12. 达尔文
13. 尼采 14. 实行家
此表以“老子”为中点。庄子向后走，去释氏为近，是为“出世法”。孔子以下，向前走，具是“世间法”。告子谓“性无善无不善”，其湍水之喻，实较孟、荀之说为优；古来言“性”之人虽多，惟有告子之说，从任何方面说，具是对的，故其地位应在孟荀之上。
凡事当以“人己两利”为原则，退一步言之，亦当“利己而无损于人”或“利人而无损于己”。杨朱“利己”而不损于人，故列第九。墨翟“利人而有损于己”，故列第十。此表本以十级为止。近世学者喜欢讲斯宾塞、达尔文、尼采诸人的学说，如把这三人列入，则斯、达二氏的学术思想，其弊具皆“损人”；斯氏应列为第十一，达氏当列第十二级。尼采倡“超人主义”，说“剿灭弱者，为强者天职”。又说“爱他主义，为奴隶道德”。专作“损人利己”的勾当，其学术为最下，应列为第十三；共成十三级。尼采之下，不能再有了，中国的盗跖和西洋的希特勒、墨索里尼，就其思想言之，应与尼采同列一级。
我们从十三级起，向上看越上越精深，研究越来越有趣；从第一级起，向下看越下越粗浅，实行起来越适用。王弼把孔老融合为一，晋人清谈，则趋老、庄，尤偏重庄子。这是由于老子的谈理，比孔子更精深；庄子谈理，比老子更精深的缘故。程明道把儒、释、道三教，融合为一，创出“理学”一派。而宋明诸儒，多流入释氏，这是由于释氏谈理，比孔老更精深的缘故。从实施方面言之，印度行佛教而亡国，中国行孔老之教而衰弱，西洋人实行斯宾塞、达尔文诸人之说而强盛，这就是越粗浅越适用的明证。我们研究学理，当力求其深，深则洞见本源；任他事变纷呈，我都可以应付，不致错误。至于实践方面，当力求其浅，浅则愚夫愚妇，能知能行。
西洋人信奉斯宾塞之说（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亦称产业主义（1ndustrialism）而国富，而社会革命之机，却伏于其中。信奉达尔文之说（强权竞争的帝国主义）而国强，而世界大战之机，亦伏于其中。德皇威廉第二，信奉尼采之说，故大战之前德国最为强盛，然败不旋踵；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军阀循威廉覆辙走去，亦将收同一结果。故知斯宾塞等三人的学说，收效虽大，其弊害亦极大。
墨子学就，虽不完备，但确是救时良药，其学术思想可以责己而不可责人，只有少数圣贤才能实践。当今之世，滔滔者皆是“损人利己”之徒，果有少数圣贤反其道而行之，抱定“损己利人”，“克己复礼”之决心，立可出斯民于水火。墨子的学术思想诚然偏激，惟有其偏激才能医好大病。如今斯宾塞尔、达尔文、尼采诸人之言盈天下；墨子的学术，恰是对症良药。
墨子之“损己”，是出乎自愿，若要强迫他受损是不行的。墨子善守，虽以公输之善攻，亦无如之何！如果实行墨子之道，决不会蹈印度亡国覆辙。我国学术思想之不完备，莫如墨子；然而施行起来，也可救印度和西洋学术两方之偏。所以要想世界太平，非西洋和印度学术思想家一齐走入中国这条思想大路不可。
杨朱的学说，也是对症之药。现在的弊病，是少数人争权夺利，大多数人把自己的权利听凭他人夺去，以致弱肉强食，造成天下大乱。杨朱说：“智之所贵，存我为贵；力之所贱，侵物为贱。”守着自己的权利，一丝一毫，不许他人侵犯，我也不侵犯他人一丝一毫。人人不利天下亦不损天下，天下自然太平。孟子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君主是从每个人身上，掠取少许权利，积少而成为最多最大的权威（按即“赚权”，与商人“赚钱”，其理正同），才有所谓君主。如果人人守着自己的权利，丝毫不放，当即无所谓君主。犹之乎如果人人严守看着家里的财物，自然强盗窃贼就无法施其技了。能实行杨朱学说，则那些假借“爱国”名义，“植党营私”的混虫，当然就无法立足。各人站在地上，如生铁铸成的一般，无侵夺者，亦无被侵夺者，天下焉得不太平？不过由杨朱之说，失去人我之关联，律以天然之理，尚有未尽合理之处，须予稍加修正。
孟子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这话很值得研究。因为孟子那个时代，人民所受痛苦，与现世正是一样。所以杨墨的学术思想，才应运而生。春秋战国，是我国学术思想最发达的时代；杨墨的学术，自学理上言之，本是一偏，无如害了那种病，这类办法，确是良药。因此一般学者，都起来研究，于是杨墨之言就盈满天下了。
孔子的学术，照说最为圆满，但对于当时却不甚切要。所以身死数十年后，他在学术上的地盘，全被杨、墨夺去。孟子说：“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可见孔子三千弟子的门徒，全行变为杨墨之徒。大约孟子的师伯师叔和一切长辈，都是杨墨之徒了。因此孟子才出来，高呼“打倒杨墨，恢复孔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