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们在前文中详细论述了国家软实力与硬实力的相互关系，但是两者之间的关系依然复杂难辨。从图2我们可以发现，在软实力与硬实力发挥效果的两大区域之间，存在着一个难以分清的“灰色地带”，即人们很难辨别它究竟是软实力的范围，还是硬实力产生的效果。正如美国学者布兰德利·沃麦克所疑惑的，“软实力是否确实是一个从硬实力中分离出来的现象，也许它不过是硬实力的光晕，是剑上微光。”126约瑟夫·奈在最近接受采访时，对软实力与硬实力之间的关系是这样阐述的：“软实力和硬实力之间往往存在很多共通之处。例如，经济力量就可以转化为软硬两种实力：当你采取经济制裁这种强硬手段时，它就表现为硬实力；而当你利用手中的财富吸引他人时，它又变成了软实力。同样，军事力量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表现为软实力，比如维和部队在执行一些任务时体现出来的人道主义和敬业精神，或者在抗击自然灾害时的军民合作所表现出来的团结互助精神。”127在本书中，我们将这一地带产生的吸引力或影响力称为“中性实力”（Neutral Power）：处于国家硬实力与软实力交汇地带，既具备硬实力的强制性，又带有软实力的吸引力的国家实力。下面，我们对“中性实力”的一部分，国家经济力量中的软实力进行分析。
硬实力 中性实力 软实力
命令 胁迫 诱导 设定议程 吸引 吸纳
武力 交易 国际机制 文化
制裁 贿赂 意识形态
外交政策
图2 软实力与硬实力的作用范围
国家经济力量中的软实力主要是指一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任何能够解放生产力、促进经济繁荣和不断改善人民生活的经济发展模式，都会对别国尤其是那些发展中国家产生吸引力。我们不妨以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为例，考察它们作为软实力对外部世界影响力的变化。
“华盛顿共识”是前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约翰·威廉森(John Williamson)1989年在一篇名为“华盛顿共识”的论文中提出的概念。在该文中，他系统地列举了指导拉美经济改革的各项主张，主要包括实行紧缩政策、防止通货膨胀、削减公共福利开支、金融和贸易自由化、统一汇率、取消对外资自由流动的各种障碍以及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政府对企业的管制等等。因此，“华盛顿共识”可以简单概括为一种经济发展模式：民主政府与市场经济的结合。
“华盛顿共识”后来成为冷战刚结束前后，以华盛顿为组织总部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向许多发展中国家及经济转轨国家硬性推出的一套经济改革政策。其内容在实践中被进一步浓缩为“三化”：一是私有化，即使国有企业私有化和巩固私有产权的一系列措施；二是自由化，实行外贸自由化、投资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三是稳定化，即执行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代表的多边国际经济组织所推行的包括使汇率贬值和紧缩性财政政策等在内的稳定化计划。“华盛顿共识”基本上反映了当今西方经济学中的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主流看法。
“华盛顿共识”给拉美国家带来了一定的经济繁荣，主要表现为：1、财政赤字减少；2、拉美走出了20世纪80年代的“失去的10年”的阴影；3、外资大量流入该地区；4、大部分企业效益提高；5、国民经济总量和市场化程度提高；6、货币通胀大幅度降低。此后，“华盛顿共识”作为市场经济转型模式，推广到了东欧各国及俄罗斯。
但是，作为一种经济发展模式，“华盛顿共识”的推行遭受了三大失败。其一，拉丁美洲成为经济重灾区。就连世界银行首席顾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也认为：“在遵循了12年‘华盛顿共识’所制定的自由市场政策之后……拉美国家证明是一颗苦果”。其二，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俄罗斯全盘接受“华盛顿共识”推行“休克疗法”，造成经济和社会发展极大倒退，从1990至1998 年的9年间的，俄罗斯的GDP增长率分别为-4%、-13%、-14.5%、-8.7%、-12.6%、-4%、-4.9%、0 .4%、0.4%，经济遭受到了巨大的损失。128其三，错误的危机应对措施让陷入金融危机中的亚洲雪上加霜。针对亚洲金融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出的唯一药方是“华盛顿共识”，坚持“紧缩+自由化”的方针，否则就拒绝提供贷款。斯蒂格利茨认为：“回顾过去，变得非常清楚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不仅加剧了衰退，而且对此肇端负有部分责任。”
拉美经济危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从影响和后果看，“华盛顿共识”其实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的一种软实力，它以强大的经济力量为基础，试图将美国的意识形态嬗变成主流的价值观，使其成为国际垄断资本向全球扩张及其制度安排的理论依据，从而诱导发展中国家按照西方的经济、政治发展模式进行社会转型，最终达成其称霸世界的战略目标。
随着“华盛顿共识”在拉美为代表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失败，西方的政治、经济发展模式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质疑，其吸引力和影响力开始下降。同时，代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北京共识”开始兴起，成为新的软实力之源。
“北京共识”是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亚·库珀·拉默(Joshua Cooper Ramo)在2004年5月撰写的一篇名为《北京共识》的研究报告中首次提出，旨在表述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可简单归纳为威权政府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在报告的开头，拉默提出了中国实力的“新物理学”概念（借用“物理学”来说明“中国实力”的性质和构成，及其变化），认为中国正在开创国家发展的“新道路”。拉默认为，“根据拥有多少艘航空母舰或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等陈旧的规则来评估中国的实力，会导致极大的错误估计”。这篇报告的第二部分提出了关于中国发展的三个有用定理。拉默把“创新的价值”当作“北京共识”的第一个定理，认为中国问题的解决依赖在几乎所有方面的创新。“北京共识”的第二个定理是努力建造一个有利于持续、均衡与稳定发展的大环境，而第三个定理则是自主理论，即在自身的崛起不对世界造成太大震荡，特别是要善于处理好与当今世界霸权大国的关系，从而具有不损害“中国成长及保持稳定的国内外势力均衡的能力”。拉默报告的第三部分提出了“中国特征的全球化”概念，他认为中国竭力希望“控制和管理自己在全球化世界的未来”。他注意到，20世纪后期以来，人们对全球化进程普遍担心，在全球化的同时，本土化也在加强，全球化和本土化概括了世界与中国复杂的当代关系。“北京共识”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诞生的。
拉默认为，“北京共识”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更适合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并将逐步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学习和效仿的榜样。中国通过极其慎重的途径走向市场经济，成为既不认同计划经济，又不接受“华盛顿共识”，而是试图探索其他道路的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的可贵参照。129“北京共识”的出现，使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正成为吸引其他国家的模式，正在全世界产生影响。相比“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之所以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更具吸引力，是因为：
首先，中国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条崭新的可借鉴的发展理念。拉莫在《北京共识》中指出：中国的经济模式不仅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追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模式之所以能为发展中国家效仿，在于中国不把这种模式强加于其他国家，也在于中国模式本身就是一条强调适合本国国情的新型发展道路。中国独特的“民族传统”、国家调控手段、“市场经济”机制、“先进技术和管理”的发展思路，以及维持稳定、减少污染和惩治腐败的工作重心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带来一种崭新的发展理念。美国很多政治人物开始认识到，如果中国对美国构成威胁的话，这种威胁并非来自经济、军事和地缘政治等方面，而是来自被忽视已久的“中国模式”。
其次，中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条新的全球化道路，即根据本国实际需求量力而行地推进自己的全球化进程。尽管全球化方兴未艾，但全球化也遭到口诛笔伐。发展中国家认为全球化是发达国家运用霸权逻辑强加给发展中国家的体制安排和经济效果，这种安排和效果显然有利于发达国家。而中国模式则从另外的角度阐释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不仅可以有所为，而且还能使全球化为其所用。统合本国国情来适应全球化，根据当地适应性的需求来融合全球化，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的必由选择。
第三，中国模式的最大意义体现在中国发展给世界带来的积极效果上。中国正处在建立世界从未有过的“最伟大的不对称超级大国”过程之中，这种不对称性体现在中国的和平崛起而非武力征服上，中国发生的事情正在改变着世界。
无论是“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它们代表的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发展模式，更是一种国家整体发展模式的象征，是对一个国家或一种意识形态发展经验的总结。“华盛顿共识”强调的是西方式的民主政治、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而“北京共识”侧重的是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改善民生。二战结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竭力向发展中国家推销民主，并将之作为西方国家外交政策的一项重要议程。但这些民主试验往往以失败告终。其中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特定的国情，西方民主模式不可能适合所有国家。“北京共识”之所以对发展中国家更具吸引力，其主要原因是正在崛起的中国以自身的榜样作用对别国产生吸引力。没有强制性，也没有政治威逼，这对于饱尝殖民之苦的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而言，无疑具有很大的诱惑力。
那么，是不是“北京共识”已经能够取代了“华盛顿共识”，如有些人所说“华盛顿共识”已经死亡了呢？130答案是否定的。首先，从经济层面来讲，“北京共识”的兴起，并不意味着“华盛顿共识的死去”，因为“北京共识”是对“华盛顿共识”的一种有益的补充。也就是说，“华盛顿共识”具有合理的内核，其强调的是市场经济转轨的目标，而“北京共识”则强调了达到这一目标的可能的途径。“华盛顿共识”更多地强调了市场经济制度运行的必要条件，而“北京共识”则更多地关注制度体系的构建。其次，从二者涵盖内容的范围来讲，“北京共识”涉及面更广泛，内容更庞杂，不存在谁替代谁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