畀愚
畀愚：1970年生人，现居于浙江嘉兴，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曾出版长篇小说《碎日》，中篇小说集《站在到处是人的地方》、《罗曼史》等。
一
徐德林死于非命的时候，儿子仲良正在学校的小礼堂排练《哈姆雷特》。
连着半个多月，校剧团的同学们一到晚上就站在昏暗的舞台上长吁短叹，慷慨陈词。仲良扮演的是瑞典王子福丁布拉斯。由于戏份儿少，他从图书馆里找来一本《哈姆雷特》的原著，靠在舞台的一根柱子前，一字一句地默念。仲良不喜欢演戏，他喜欢的是英语。
“要在上海滩出人头地，首先得会一口流利的英文。”这是留洋归来的教导长对学生们常说的一句话，他有时候也兼授英语与白话文写作。不过，仲良想得没那么深远，他只想在毕业后能进洋行当职员，每天穿着西装，打着领带，把头发梳得锃亮，这对于一个邮递员的儿子来说就是出人头地。可到了第二天黄昏，仲良一下意识到自己的梦想破灭了。
教会学校的食堂同时也是学生们的礼拜堂，正中的墙上挂着漆黑的十字架。就在大家坐在餐桌前合手支着下巴做餐前祷告时，校工领着一个穿灰布短袄的男人进来，匆匆走到仲良跟前。
仲良认出那是静安邮政所的门房周三，然而，脑子里浮现的却是父亲那张苍白的脸。等他跟着周三出了校门，上了等在那里的黄包车赶到家，看到的是父亲直挺挺躺在门板上的尸体。徐德林穿着一件这辈子都没人见他穿过的缎面长衫，脸上还施着一层淡薄的脂粉，他就像个睡着的戏子。
按照巡捕房的说法，徐德林死于抢劫，北边过来的流民实在太多，现在的租界再也不像过去那样太平了。可次日的《上海泰晤士报》，一个好事的记者却认为另有隐情：抢劫不同于绑架，谁会为了抢劫一个邮递员而在绑架了他两天后再把他杀死？报纸为了配合这篇文章，还在边上登了一张照片——一个面目不清的男人敞着邮递员的制服歪倒在一个花岗岩台阶的门洞里。
仲良一眼认出那个地方是小德肋撒堂的大门口。多年来，徐德林每个礼拜天都会去那里做弥撒，有时候也会带着儿子。他进忏悔室的时候，就让儿子去门口，就坐在那些花岗岩的台阶上。仲良还记得父亲有一次从里面出来后，站在台阶上忽然拉起他的手，认真地对他说，要记住，在上帝面前，人生而平等。
没有人知道徐德林什么时候入的教，但他在教堂里的样子比任何一个天主徒都要虔诚。有段时期，在外面忙了一天回到家里，吃完喝完了，对面电车场上下班的铃铛都摇过了，他还躺不下去，非要蹬着那辆破自行车去教堂，说他的主在等他，他要去忏悔。
徐嫂终于在一天晚上忍不住了，坐在床沿上冷冷地看着他，说，你的主又不是野鸡。徐德林一下没听清楚，手把着门闩扭头看着妻子。徐嫂就对着他的眼睛又说，只有野鸡才在半夜里等你。
徐德林听明白了，没吭声，只是深深地看了她一眼，轻轻地拉开门走出去，反身又把门小心翼翼地带上。
徐德林在外面有女人，而且不止一个，这在静安邮政所里是公开的秘密。租界里住着那么多海员的妻子、有钱人的姨太太以及他们包养的舞女，邮递员把信送到这些人家里，也有机会把自己送上她们的床。寂寞的女人需要慰藉，而邮递员更需要钱来贴补家用，光靠那点薪水，徐德林根本无法把儿子送进寄宿制的教会学校。
为了儿子，徐嫂忍耐着。忍耐让一个女人的目光变得深不可测。
小德肋撒堂的布朗神父主持了葬礼前的弥撒，就在万国殡仪馆一间窄小的偏厅里。这个满脸皱纹的英国人来中国传道已有三十年，在上海也待了近十年，却怎么也学不会这里的吴腔软语。他捧着《圣经》用一口地道的天津话念了段《马太福音》后，眯起灰蓝的眼睛，盯着躺在棺材里的尸体看了一会儿，伸手在胸口画了个十字，缓缓地吐出两个字：阿门。
教友们围着棺材开始吟唱赞美曲。徐嫂忽然一把抓住儿子的胳膊，睁大眼睛瞪着里面那些表情肃穆的女人，身体却在发抖，但还是拼命地咬紧了牙关。徐嫂坚信丈夫暴死街头跟此刻这些低声浅唱的女人有关。
徐德林死得很惨，虽然皮肉上看不出丝毫伤痕，可在擦洗尸体的时候，入殓师发现他的两个睾丸都碎裂了，挂在裤裆里就像一个没有熟透的柿子，而且十个脚指头上有九个脚指甲不见了，但真正要了他性命的是后脑勺上那个洞。
入殓师找来两块抹布才把这个窟窿填满，然后使劲撬开徐德林的嘴，按照习俗把一枚铜钱放进去。入殓师的眼睛又一次直了。他回头看看像木头一样呆立着的徐嫂，犹豫了一下，说，你得让人买副门腔去。徐嫂如同聋了。入殓师站起来，一边擦着两只手，一边又说，舌头都没了，你让他到了下面怎么去喊冤？
徐嫂自始至终没有掉过一滴泪，也没嚎过一嗓子，她只是咬紧了牙齿。一直到两个穿白衣的殡葬工进来盖上棺盖，推走，她忽然扭头扑向神父，一下跪倒在地，双手紧抓住他长袍的下摆，用凄厉的声音叫道：巡捕房不管，你们的主也不管，你们叫我怎么办？叫我的儿子怎么办？
布朗神父仰头长吐一口气，连着在胸口画了两个十字后，把手放在徐嫂头上，闭上眼睛说，让他在天国安息吧。
事实上，布朗神父是第一个发现徐德林尸体的人。那天早上，他跟往常一样拉开教堂的大门，拿着扫帚刚跨出去就见到了歪在一边的徐德林。神父起初还以为是个一夜未醒的醉鬼，就说了声天亮了。可等凑过去看清徐德林的脸，他的嘴一下张开了，赶紧扭头朝四周张望。四周空空荡荡，是天色将亮未亮的时候，电线杆上的路灯却已经熄灭。
布朗神父用他灰蓝色的眼睛又把马路扫视了一阵后，慢慢蹲下去，伸手在徐德林鼻子底下试了试。上过神学院的人都是半个医生，他飞快地把徐德林的尸体检查了一遍，起身跑下台阶，跑到马路对面，敲开一扇紧闭的门。布朗神父多少是有点慌张的，急促地说，快去巡捕房，去叫他们来。
当巡捕蹬着自行车赶来，小德肋撒堂的门洞前已围满了人。每个看过尸体后脑勺那个窟窿的街坊都认为这就是传说中的“开天窗”，跟“种荷花”一样，是沪上的帮派内部在执行家法。布朗神父一言不发，他一动不动地站在尸体边上，就像一尊黑色的雕塑守在天堂门口。一直到巡捕用一条白色的床单裹着尸体抬走，他的眼光才落到那个角落。
一名巡捕跟随他的目光也看了眼，说还好，地上没血迹。说完，他转身朝台阶下的围观者挥了挥手，说，散吧，都散了吧，不要轧闹猛了。
二
除夕之夜，徐嫂摘掉插在头发上的那朵白花，举着一壶烫好的酒，把桌上的三个酒杯依次斟满后坐下，对着自己面前这杯酒呆看了好一会儿才拿起来，抿了一小口，慢慢仰起脖子，像个男人似的把酒一饮而尽。
仲良用一种诧异的眼神看着她。在他印象里母亲是滴酒不沾的，他的父亲也一样。
徐嫂放下酒杯，说，今天是你爸断七的日子。
仲良没做声，目光从她脸上移到墙上，那里挂着父亲的遗像。徐德林在电灯光的阴影里展露着电影明星般的微笑。
徐嫂顺着儿子的目光，看着照片里的丈夫，又说，妈想回老家，你跟妈一起回去吧。
仲良扭头，看到母亲脸上有种表情转瞬即逝。
在这里我养不活你。徐嫂说着，拿起一边的酒壶给自己的杯里满上，但她没有去碰酒杯，而是低下脑袋，像是对着杯中的黄酒说起了那个仲良从没去过的老家的小镇。那里有条河，河上有座桥，她的家就在桥畔的银杏树下，隔壁开着家竹篾铺。徐嫂说，我十八岁跟你爸来上海，我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回去了。
仲良从没见过母亲如此唠叨。他忽然说，我去能干什么？
学份手艺。徐嫂总算抬起头来，看着儿子，犹豫了一下，接着说，我给你找了个师傅，是个篾匠。
仲良说，我要念书，还有两年就毕业了。
徐嫂说，你得养活自己。
仲良不说话了。
好一会儿，徐嫂叹了口气，又说，你长大了，你要懂事。
整个晚上仲良再也没说过一句话，他蜷缩在阁楼上的被窝里，听着寒风贴着屋顶刮过，风中还有远处传来的声声爆竹声。
第二天，仲良一起床就见到一个身穿长衫、头戴礼帽的男人敲门进来。他的脸上挂着浅淡的笑容，一手提着糕点，一手摘下礼帽，站在屋里彬彬有礼地对着徐嫂躬了躬身后，又朝仲良点了点头，温和地说，仲良吧？
徐嫂说，你是谁？
我是老徐的朋友，我姓潘。说着，潘先生把糕点与礼帽一起放在桌上，走到遗像前深深地鞠了三个躬后，慢慢转过身来，脸上的微笑不见了，说，我来看看你们，给你们拜个年。
徐嫂说，可我们不认识你。
潘先生轻轻叹了口气，说，认识的未必是真朋友。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纸包放在桌上，看着仲良，又说，这是你下学期的学费，为你爸，你要好好念书。
仲良站着没动，他在潘先生右手的中指上看到一块淡淡的墨痕，就觉得他应该是学校里的教员，或是报馆里的编辑。只有每天拿笔的人才会在中指间留下这样的痕迹。仲良不相信父亲会有这样的朋友。他说，我不要你的钱。
潘先生问，为什么？
仲良反问，你为什么要给我钱？
因为你需要。潘先生说着在一张凳子上坐下，想了好一会儿，仰脸看着站在眼前的这对母子，说杀死老徐的凶手是日本人，他死在虹口的日本特务机关里。潘先生还说老徐在死前经受了严刑拷打，他是自己咬断的舌头，因为他怕会说出不该说的话。母子俩惊呆了，一直等他讲完，还愣在那里，目不转睛地看着他。潘先生等了会儿，不见母子俩出声，就又说，这就是事情的真相，你们有权知道真相。
说完，他还是不见母子俩有动静，就拿起桌上的礼帽起身准备离去。
仲良忽然说，他只是个邮递员，他有什么话比他的命更重要？
他是个邮递员。潘先生回过头来，说，他还是个不想当亡国奴的中国人。
徐嫂从十六铺码头下船，搭乘一条货轮回了老家。在那里，有一场简单的婚礼等待着她。她要去嫁给那个篾匠，去做他两个女儿的后妈。临行前，徐嫂考虑了很久，决定还是换上那件新做的棉袄。她站在门口回望儿子，哀求说，送送妈吧。
仲良无动于衷地坐在八仙桌前，对着一张报纸练书法。
那妈走了，妈会来看你的。徐嫂说完，拎起地上的两个包裹，可还是放心不下，说，仲良，你要好好念书，你别像你爸。
仲良连眼皮都没动一下，一笔一画写得认真而专注。一直到报纸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才轻轻地搁下毛笔，拉开门走了出去。
这一天，仲良在马路上整整走了一天。他穿街走巷，像个邮递员那样，把父亲生前投递的每条街道都踏遍之后，来到静安邮政所的门房。
此时已是入夜时分，仲良站在那间昏暗的屋子里，低着脑袋对周三说，求你了，你说过让我有事来找你的。
周三手里端着饭碗，说，你是块读书的料，你别把自己糟蹋了。
仲良不说话，还是低着脑袋，固执地站在他跟前。
僵持了片刻后，周三叹了口气，把碗里的饭粒都拨进嘴，反复嚼着，含糊地说，你会后悔的。
仲良一摇头，说，没什么好后悔的。
三
静安邮政所的大门通常是在静安寺的钟声里准时开启。那些穿着黄色卡其布制服的邮递员，蹬着他们的自行车蜂拥而出，很快又四散而去，就像一群放飞的鸽子。
仲良就在这些人中间。他的自行车是用那笔学费买的。这是邮政所里的规矩，要当邮递员，首先得自己去备辆自行车。因为，那是一笔不小的财产，邮政所是不会为了一名邮递员而过多破费的。
仲良把两个黄色的帆布邮袋挂在自行车的后座上，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把这里面的信件送到该到的地方，再把沿途邮筒里的信件带回来，交进收发室的窗口。通过那里，信件会像雪片飞往全国各地、世界各地。
上班的第一天，所长按照惯例对他说这是项平凡的工作，只要手脚齐全，只要认字、认路，谁都可以当一名邮递员。但这也是一项了不起的工作，它牵连着每家每户。所长说，家书抵万金，有时候一封信就是一片天。
仲良点了点头，心底忽然有种难言的悲凉，觉得自己的一生都将与这套黄色的制服为伴。但同事们很快发现，这个年轻人一点都不像他死去的父亲。他太清高，太孤傲，这样的人根本不该属于这里。
每天早上，大家聚在收发室门口等邮件，女人是免不了要说起的一个话题。邮递员一天到晚要遇到那么多的人，要在那么多人的家门前来来去去，总有几扇门会为他们半开半闭，也总有一些女人会对他们半推半就。仲良受不了的是他们做完后还能说得这样绘声绘色，说得这样厚颜无耻，好像天底下的女人都是摊在邮递员砧板上的肉。仲良觉得恶心，他常常会在这个时候踱进周三的门房里，宁可默默地靠在他的桌沿上。
周三已经观察他很久了。这天，他笑着说，你不像你老子。
仲良说，我为什么要像他？
周三又笑了笑，拉开抽屉取出一封信，说，顺路捎一下吧。
仲良接过信，一眼就看出写信的人临过黄庭坚的帖，只是信封上没有收信人的姓名，只写着一行地址：巨籁达路四明公寓二〇三号。
这种事情父亲生前不止一次让他做过。那些信封上从来没有名字，有时候连地址都没有。父亲只是告诉他送到哪里。仲良问过一次：为什么让我送？你才是邮递员。
徐德林很不耐烦地说，让你送就送，这么多废话干什么？
现在，仲良总算明白了。他把信封伸到周三面前，说，你们是一伙的。
周三还是笑呵呵的，手往收发室的门口一指，说，我们都是一伙的，我们都在这口锅里混饭吃。
仲良说，我会去告发你的。
你向谁去告发，所长？周三慢慢收敛起脸上的笑容，垂眼看着面前的桌子，说，你不想帮这个忙就把信放下吧。说着，他拿起桌上的茶缸，喝了一口后，像是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说起了晚上做的一个梦。那蛇有这么粗，他一边比画着，一边掏出钱，对仲良说，见蛇必发，这是个吉兆，你回来时替我带张彩票。
仲良是在巨籁达路四明公寓二〇三号门外第一次见到苏丽娜的。
显然，她刚午睡起来，头发蓬松，穿着一条雪纺的无袖睡裙。两个人隔着门口没说一句话。仲良递上那封信，她接过去看了眼，又抬眼看了看仲良，就轻轻地把门掩上，但她脸上那种慵懒而淡漠的表情给仲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苏丽娜并没有去拆那封信，因为她知道里面除了一张白纸外什么都没有。她只是把耳朵贴在门板上，听着邮递员一步一步走下楼梯后，才慢慢走到阳台上。
夏天的阳光刺眼地照着阳台，也照在楼下马路两侧的法国梧桐上。可是，她没有看到邮递员离去的背影，只是听见一串自行车的铃声从那些茂密的枝叶间响过。
苏丽娜若有所思地回到房间，坐进一张藤椅里，拿过茶几上的烟盒，抽出一支，点上后，随手把那封信举到打火机的火苗上，然后，看着它在一团火焰中化作灰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