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自1949年以来的工业发展，主要靠的是优势资源特别是矿产资源的开发。但目前境内重点资源出现严重短缺局面，据《1997年中国区域发展报告》分析，甘肃省的资源禀赋条件按4分制得分仅为0．81分，在全国各省区属于“非常好、很好、好、一般、差”5个等级中的第四等即“一般”级。更深层次的一个问题是，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传统的优势资源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和重要程度将逐渐下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些自然资源相对富集省份经济每况愈下，而东部一些“资源穷省”反而突飞猛进，变成“经济强省”的事实，说明这种趋势正在进一步加剧。
（二）经济结构的严重畸形导致要素收益水平低下，影响了要素积累和吸引的能力。
制约甘肃工业化进程的深层次原因在于落后、低效、计划色彩浓厚的经济结构。这种结构的畸形性除整体性的产业层次低下以外，还表现在三个方面：
1．工业内部结构极不合理，资源开采、初始加工业和重工业所占比重过大。
这样的工业结构决定了它们的主要产品大多属于基础性的上游产品而非最终消费品，产品加工程度不高，附加值低。相反甘肃的主要消费品则是发达地区的附加值较高的深度加工品。在与发达地区的产品交换中，一方面低价卖出了自己的能源、原材料等很多无法再生的资源，另一方面高价买进了发达地区的日用品和耐用消费品，如此一进一出，造成了省内稀缺资源和要素的大量流出与浪费。
2．产业关联度低，比较优势和效益难以发挥。
与发达地区相比，我省经济的产业关联度很低。一是工农业长期处于两条轨道各自运行，特别是以采掘业、原材料初始加工业为主的工业结构与农业呈现严重的“两张皮”现象，本地农村不能为本地工业品提供有效的市场，本地工业也难以解决农产品卖难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问题，整个区域市场无法有效启动。二是甘肃的大中企业多是中央直属的军工、能源、原材料企业，其产业链条主要在全国分布，与地方小企业联系少，对地方经济的辐射带动很弱。三是一个省范围内产业科技水平相差甚远，城市高科技设施和人才不能服务十分落后的工农业生产，从而造成了科研机构科研人员过剩与地方企业极需适用人才和技术奇缺并存的局面。
3．国有老企业与民营新企业比例严重失调，造成机制转换难，企业经营效率低。
甘肃的主要工业基础是“一五”、“二五”和“三线”建设时期建成的国有企业。这些老企业除了历史包袱沉重，技术改造难，产品更新换代难以外，更为头痛的是计划经济的烙印太深，机制转换困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适应性差，竞争力弱。而发达地区的企业中民营经济和新企业比重较大，这些企业大多本身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先天适应市场竞争。就这样不同的企业经营机制又造成了地区要素生产率的差距。2000年全国国有及非国有限额以上企业每百元工业增加值创利润17．99元，甘肃省仅为4．07元，相差3倍多。
由于要素流动遵从利益最大化原则，畸形的结构势必引起我省要素的流出大于流入。
从信贷资金的流动看，一是国家专业银行改为商业银行后，经营目标转为利润和效益最大化，银行为了最大限度地规避风险，获取利润，不得不千方百计压缩风险较大的贫困地区贷款。二是国家规定无论什么银行，对项目贷款必须要求有一定比例的资本金支持。由于我省自有资金十分缺乏，就是有好项目也难以筹措到规定比例的资本金，使很多项目的贷款更难落实。
从资本要素的流动看，新兴的资本市场主要靠上市公司和股票发行等调节地区间的流动。而公司上市和股票发行，又有国家法定的企业规模、经营绩效和资本数额，由于很难达到这种“底线”，甘肃不但不能通过资本市场有效聚集资金，反而又使一部分自有资金通过购买发达地区的股票、基金等流出。比如1994—1999年全国平均每省每年上市公司为4．9家，甘肃只有1．67家；1999年全国资本市场融资总数为820．28亿元，而甘肃仅为9．01亿元。
从利用外资水平看，甘肃由于多种因素造成资金收益率较低。2000年全国实际利用外资493527万美元，甘肃省只有6235万美元，在全国各省中居第24位。
从人力资本要素流动看，由于我省的企业环境、工资待遇、生活条件等远远落后于发达地区，高素质的专业技术人才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形成了“孔雀东南飞”现象。近年随着高校毕业生就业制度的改革和学生就业观念的转变，大批甘肃自己培养成长的优秀学生大学毕业后纷纷涌向发达地区，由他们引起的人才资源流失和人力资本投入的隐性外流对我省发展后劲的损失更是难以估价。
（三）制度与组织的严重缺陷导致要素内蓄力不足，从而使工业化发展缺乏内在动力。
从根本上看，现阶段影响我省工业化发展的最主要因素还是制度和组织。这种制度上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企业改革滞后，市场主体缺位的问题仍很突出。
一是老企业和国有企业比例过大，计划经济的包袱太重，导致产权制度的彻底改革频频受阻，企业产权明晰化这一市场经济的最基本前提至今仍未彻底确立。二是企业还没有真正同市场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对国家的行政权力依赖、政策依赖和资金等生产要素依赖的积习还没有有效地扭转过来。三是城乡居民生产要素所有者的观念还没有树立起来，很多居民还只是作为消费者存在于市场，而不是作为要素所有者存在于市场，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居民在工业化中的要素挖潜和投入，限制了要素活动。
2．政府职能转化迟缓，市场机制对要素市场的作用发挥不够。
跟发达地区相比，我省由于经济落后，政府对要素分配的比重和权力更大，这种“大政府小经济”的状况使市场机制对要素市场的作用受阻。人力资本在整个社会配置时，高智力和技能的人往往被吸引到党政机关，实际上造成了最稀缺资源的闲置浪费。大量的社会资金特别是国家投资的配置不是按市场需求而是按政府部门的决策，加上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比重倒置，财政供养人口吃饭资金挤占了发展资金，使原本紧缺的资金要素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政府角色意识仍很大程度停留在旧的体制上，导致很多该服务的没人服务，不该管的又抢着去管的现象大量存在，一些政府部门对投资和经营者乱设关卡，滥收费用，多重审批，无端加重了他们的生产和交易成本。
3．“贫困文化陷阱”严重干扰了正常的市场规则。
最典型的“贫困文化”莫过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超稳定结构和超封闭状态引起的绝对平均主义和小农经济意识。由此造成的市场环境不宽松的问题几乎成了我省开放开发最为头痛的问题。比如各级政府都制定了一系列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但当实际资金进入本地区后，各种各样的摩擦、冲突、刁难就接踵而来，政府、当地各类组织和企业居民都想揩外来投资者的油。对本地一些企业，也以“一人有、大家有”为天经地义，经常强迫其无偿捐献（当然也相应地对一些懒惰造成的“赤贫者”，给予经常性的救济），并以此作为“传统美德”和价值追求。对拿自己本身的人力资源和其他资源投资赚钱认为不“地道”。全社会缺乏现代信用意识和契约意识等等。更为严重的是，这种“文化陷阱”根深蒂固，又常常会在“法不治众”、“与情理不合”的幌子下使市场经济所必需的公平竞争规则变形，法律调节手段失效。市场机制在这样的社会土壤中很难真正得到体现，生产要素往往会落入各种社会“陷阱”中。
二、现阶段加快甘肃工业化进程的主要对策
既然影响我省工业化发展的最大制约因素和发展机遇都在于开放带来的要素的自由流动，而决定要素流动的关键在于要素收益率的状况，加快甘肃工业化发展，就必须在尽可能提高省内各种经济要素收益率的同时，千方百计吸引更多的外部要素流入。具体采取以下重点措施：
（一）通过结构创新增强发展活力
1．以提高要素收益率、增强产业关联度为重点调整工业发展思路。
要改变以资源开采型工业为主体、以服务下游工业为主要目标的旧的产业格局，确立以深度加工型、最终产品型为主体，以满足市场需求为基本目标的产业新格局。努力延伸工业链条，增加资源开发的附加值。要从我省的比较优势和特色经济出发，按照要素优化配置的要求和区域工业化的总体框架确定工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步骤，解决地方工业与地方经济、地方市场，特别是与地方居民收入、就业等两张皮的问题。紧紧围绕增加品种、改善质量、提高效益，有重点分层次地改造现有企业，提高工艺技术和装备水平。消除贫困地区对高新技术、新型产业的恐惧症，尽可能地争取新上一些高新技术产业，形成工业发展的新增长点。
2．以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为重点调整所有制结构。
要继续加大国有企业“退出”的力度，大力促进各种非国有经济的超常规发展，建立与国际接轨的企业体制模式。进一步深化企业内部制度改革，真正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要特别强调加快中小企业发展，在提高现有地方工业、乡镇企业效益的基础上，积极争取外部支持，多方筹措资金，集中使用财力，大力发展各种形式的直接融资，新上改造一批符合国家产业方向、有市场前景，按市场机制运作的地方工业项目。
3．以产权重组为纽带调整企业组织结构。
要重新审视老企业“壳”的价值，尽可能利用老企业的“壳”集聚社会资金。对资不抵债的企业和债务比率过高的企业，要客观评估其存在价值，确无存在价值的，应尽快让其破产。对面临暂时困难、产品有市场的，应通过充实资本，转换机制，使其焕发出活力。对那些经营状况好，有市场需求的企业，应在股份制改造完成之后，将部分或大部分的国有股本出售，或者向社会募集一部分股份，这样既可实现股权多元化，促进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和经营机制转化，又可使闲散的社会资金迅速凝聚转化为资本。要大力推进强强联合或比较优势的联合，把分散的企业重组为大公司，这样既有利于我省企业顺利进入资本市场，向全社会筹措更多的资本，还可以通过企业规模化而提高其市场竞争力。但必须注意企业联合重组一定要按市场要求，用市场机制运作，防止因为政府强行搞“拉郎配”而把好的企业拖垮、差的企业拖死。
（二）突出制度创新，解决稀缺要素的投入难题
1．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搞好环境整治。
要按照现代公共管理的要求，建立一个精干、高效、完备、有限的政府体系，从根本上清除政府决策的盲目性、政策措施的不连贯性和政策执行中的随意性。下大功夫解决发展环境问题，以提高全社会的信用水平和契约意识为重点，增强全民市场经济意识和道德、法制意识，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以减少政府审批，清除“三乱”现象，清理各种与市场要求和国际惯例相矛盾的法规、规章为重点，创造一个要素自由有序流动的规则环境。
2．深化产权制度改革，靠特殊的产权政策激活社会资金。
要建立更加优越的产权保护制度。以对个人财产权给予制度上的合法保护为中心，重点在涉及资源开发的特许权问题上寻求新的突破。吸引国内外投资者来我省投资。要利用存量资产转换为货币资金用于工业化的新项目投资，实施项目的滚动发展。比如把建在我省地方上的电站、公路、桥梁等中央、地方大中型项目的收益权出售，换取资金，用于新的工业项目建设等。
3．强化人本意识，提高人才资源利用效率。
要在“筑巢引凤”、吸引更多的外部人才来我省创业的同时，把工作重点放在省内人力资本的优化配置和人才技术的有效使用上。改变分配体制，使分配向技术创新和经营创新进一步倾斜，逐步造就甘肃的“知本家”阶层。改革教育体制，重点调整高中以上教育布局，加大对各种技术培训、岗位继续教育和素质教育的投资比例，避免人力资本投资上的低效性，培养更多的适合贫困地区工业化发展的实用人才。改变我省有用人才在上层建筑和经济领域的畸形分配状况，实现现有人力资本的优化配置。
（三）进行政策创新，提高国家投资使用效益
1．优化投资结构，加大直接用于工业制造业发展的投资比重。
生态问题说到底是一个发展问题，要使国家对贫困地区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扶持和工业化发展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争取中央拿出更大的投资份额帮助我省建设工业支柱项目。是同样投资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要在重要工业项目建设中放宽地方筹资的比重，一方面解决贫困地区筹资不足而使好的工业项目难以落实的问题，同时解决一些好的项目刚刚建成就因大量欠账或缺乏必要的流动资金而导致的项目“建成之日就是亏损之时”的问题。要努力清楚项目腐败问题。通过提高项目列建和执行玉作的规范化、法制化水平和透明度，加强对项目列建及执行工作的监督，严厉打击项目争取和实施过程的层层“跑部钱进”以及挤占挪用等措施，降低项目建设成本，提高投资效益，要加大地方政府对工业化的资金统筹力度，集中资金办大事，避免因“撒胡椒面”而带来的资金使用效率的弱化。
2．争取中央加大经常性的转移支付，扶持我省社会事业发展。
我省很多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矛盾就是经济基础与其所支撑的上层建筑严重失衡，过多的财政供给人员工资严重挤占发展资金，不但使地方财力无法投资企业发展，而且形成十分严重的“三乱”问题。但考虑到这些地区多为老少边地区，为了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等方面的需要，机械套用其他地区的“财政供给人数／GDP”比例精简机构，压缩财政供给人员可能既不可行也不见得利大于弊。实际上贫困地区财政负担的大头主要还在教育卫生等事业，尽管从简单的投资与享受服务人数比确实有些不划算，但这些地区要得到长足发展，不仅不应压缩这部分开支，而且还应该逐步扩大。从一定程度上讲，用很多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输血的效益很可能不如用它们支持贫困地区上层建筑正常运转和社会事业发展造血效益高。因此，中央、地方财政应在完成贫困地区机构改革、确定贫困地区社会事业发展计划的基础上，用立法的形式使贫困地区得到长期、合理、稳定的经常性转移支付。
（作者为平凉市监察局副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