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敦煌地区的学生生活
唐宋时期敦煌地区的社会生活，在其他有关著作中已有所反映，但对这一时期敦煌地区的学生生活，几乎没有涉猎。由于敦煌文献中保存了许多学生生活的资料，为我们研究唐宋时期的敦煌教育提供了方便。唐宋地区敦煌地区的学生生活，既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反映，也是学生自身生活的写照，他们的价值取向、理想希望、兴趣爱好、快乐烦恼，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因而，我们在本书里特增加反映唐宋学生生活的内容，以期使人们对唐宋时期丝路重镇敦煌的社会生活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这样，唐宋敦煌地区的学生生活，就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为丝绸之路增添了光彩。
反映敦煌地区学生生活的资料，主要集中在学郎诗和学郎题记中。1987年，李正宇先生在《敦煌学辑刊》第1期发表《敦煌学郎题记辑注》一文，从敦煌文献、敦煌遗画和莫高窟题记中，搜集汇集了144条唐宋时期的学郎题记，正如作者所言：“本辑网罗，容有未尽，而规模已称大备，作为古代敦煌的一宗特种文献，其面貌、内容和价值意义亦差可显示人前。”笔者认为，这些学郎题记，对我们了解唐宋时期，特别是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的学生生活十分有用。本文对唐宋学生生活的描述，就是以此为依据展开的，在叙述过程中也加进了笔者收集到的若干材料。
一
读书是学生的天职。作为敦煌地区各类学校的学生，当他们肩负着父母的重托和社会的期望步入学校大门之后，在老师的教诲下，掌握了一定的知识，明白了一定的事理之后，他们便开始思考读书的意义。于是，在唐宋时期敦煌地区的学生题记中，就出现了立志读书的自勉诗。如天复二年（902年）敦煌州学学生翟奉达就写下如下诗句：“三端俱全大丈夫，六艺堂堂世上无。男儿不学读诗书，恰似肥菜根尽枯。”①P．2498《李陵苏武往还书》末亦有天成三年（928年）学郎李幸思的题记：“幸思比是老生儿，投师习业弃无知。父母偏怜昔（惜）爱子，日讽万幸（行）不滞迟。”北图生字25号（8347）有五言诗一首，似为学生口气，诗曰：“清清河边草，游若
①该诗出处李正宇：《敦煌学郎题记辑注》有说明，见《敦煌学辑刊》1987年第1期，第30页。口口（水中）鱼，男儿不学问，如若壹头驴。”指责那些无所事事，不好好学习的学生，劝人努力学习。勤学在于惜时，P．T27背有4首学郎诗，其中一首言道：“人生一世只为逢，昨朝今日事不同。但看后园桃柳树，花开能得几时红。”①光阴似箭，稍纵即逝，这些稚嫩的诗句，生动地展现了唐宋时期学生们在学校刻苦学习的精神面貌。
读书的目的在于立身成名，实现自我价值。而读书入仕，则是学生们梦寐以求的理想。P．2746《孝经》末题（860年）翟飚飒诗：“读诵须勤苦，成就如似虎，不词（辞）杖棰体，愿赐荣驱路。”清楚地写明了学生读书的最终目的。前引翟奉达诗中也写道：“躯体堂堂六尺余，走笔横波纸上飞。执笔题篇须意用，后任将身选文知。”翟奉达后来成为归义军时期的历学专家，身任归义军随军参谋兼州学博士，可谓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前面提到的李幸思，据《宋乾德四年（966年）曹元忠及夫人修北大像记》中有李幸思，时任“都头知弟子虞侯”，同样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s．614《兔园策府第一》末题：“巳年四月六日学生索广翼写了 高门出贵子，好木出良才，男儿不”，吐鲁番阿斯塔那363号墓出土文书有唐景龙四年（710年）学生卜天寿写卷抄有五言诗，其中一首写道：“高门出己子，好木出良才。交口学敏（问）去，三公河（何）处来。”笔者在北图藏玉字91号（8317）《七阶礼佛名经》背见到同样内容的诗，本卷共抄有诗5首，其第二首云“高门出贵子，存（好）木出良在（才），丈夫不学闻（问），觏（官）从何处来？”②由此看来，这首诗在唐宋时期，至少在西北地
①此诗识读由李正字先生提供。
②本卷共抄有诗5首，其中五言诗4首，七言诗1首，从整个诗的内容风格看，当为学生所作。区广为流传，成为鞭策、激励学生的一首通俗诗。另外，在玉字91号背还抄有另一首五言诗，诗曰：“孔子高山坐，若水不欲（流？），之（诸）男在（不）学闻（问），觀（官）从何处来。”北图位68（8442） 《百行章》一卷尾题“学使郎身姓（性），长大要人求，堆亏急学得，成人作都头。”这就更赤裸裸地表明了学生读书的目的就是步入仕途。读书与入仕，像两根红线，牵动着每一个学子的心，读书是手段，入仕才是目的，只有入仕，才是实现自我价值的最好途径。
如果说上述学郎诗过于直露，表现出学生的稚嫩，那么S．6204所抄薛彦俊诗却含蓄地表达了那一代学生的情怀，其诗如下：
童儿学业切殷勤，累习诚望德（得）人钦。但似如今常寻诵，意智（？）逸出盈金银。不乐利闰（润）愿成道，君子烦道不忧贫。数年读诵何得晓，孝养师父求立身。此诗作于后唐同光二年（924年）。薛彦俊其人，据P．2054《十二时普劝四众依教修行》末题“同光二年甲申岁蕤宾之月（五月）蓂肜二叶（十七日）学生薛安俊，信心弟子李吉顺专持念诵劝善。”又s．5402有《百姓薛延俊等请判凭状》，李正宇先生据此判断薛安俊、薛彦俊为同一人。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s．6024薛彦俊诗是一首学生习作。它仍旧告诉人们，勤苦学习的目的，就在于出人头地（得人钦），立身扬名。
学生中出现这种价值取向，究竟受到哪些方面的影响呢？我们认为，对敦煌学生这种价值取向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科举制的确立。隋唐科举制的确立，改变了魏晋以来“九品中正”下的官吏选拔制度。科举取士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平等竞争的原则，使广大中小地主，包括自耕农在内，有了步入仕途的机会，这对那些无家世可炫耀，无特权可依恃的中下层知识分子来说，无疑有巨大的诱惑力。科举制定型于隋代，但直到唐朝才得以认真推行，尽管通过科举制度选拔出来的官员在整个官僚体系中所占的比重不算太大，然而，科举制在人们心目中的价值却远非其他选举制度可比。关于这一点，前人论述甚多，笔者要强调的是，从敦煌文献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点。仅以P．2418《父母恩重经讲经文》为例，文中说：
女男渐长成人子，一一父娘亲训示；台举还徒（图）立得身，招交只要修仁义。嘱仙（先）生，交（教）文字，孝养礼仪须具备。未待教招一二年，等闲读尽诸书史。高低尽道好儿郎，远近皆言骨气异；成长了身为大丈夫，风流儒雅真公子。堂堂六尺丈夫身，雪色衣裳称举人；霄汉会当承雨露，高科登第出风尘。多应不久逢新喜，何异成龙脱故鳞；酒熟花开三月里，但知排打曲江春。曲江在长安城的东南角，是唐代京城的游赏胜地。春天是曲江最繁华的季节，及第新进士的宴会，使曲江春游更为引人注目。原来，进士放榜之后，在拜谢座主和参谒宰相之后，便是参加各种宴集，如曲江宴、杏园探花宴、慈恩题名等，新进士们在这些场合春风得意，出尽风头。如长庆年间王起知举，进士放榜后，张籍作《喜王起侍郎放榜》诗：诗云：“东风节气近清明，车马争来满禁城。二十八人初上牒，百千万里尽传名。谁家不借花园看，在处多将酒器行。共贺春司能鉴识，今年定合有公卿。”①阳春三月，正是春游的大好季节，进士宴集，无疑是锦上添花，一面是进士春风得意，一面是车水马
①《全唐诗》卷385第12册，第4333页，中华书局1960年版。龙，引得游人争相观看，如此良辰美景，怎能不叫新进士们怦然心动呢？还有锦绣前程在等待着他们，自我价值的实现莫过于此！难怪孟郊在登第后要写下“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诗句，真可谓“何异成龙脱故麟”。
讲经文是唐宋时期俗讲底本。俗讲则是当时流行于寺院，由俗讲僧向世俗大众通俗讲解佛经经文，并增加故事化成分，以宣传教义为目的的一种宗教说唱形式。简言之，讲经文是以通俗方式向世俗大众宣传佛教的一种形式。上引《父母恩重经讲经文》提到科举制度，足见唐代科举制影响之广泛。且该讲经文卷末有天成二年（927年）字样的题记，此时敦煌地区正处于曹氏归义军统治时期，敦煌实际上已是一个脱离中央控制的独立政权，和国家举行的科举考试相去甚远，但科举制的影响仍然深入人心，于此可见一斑。
科举制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甚至波及于婚姻家庭。一个人及第与否，在人们心目中的价值完全不同，进士及第，则成为姑娘们心中的白马王子，也成了许多家庭争相结亲的对象；若落第不中，就是已婚之人，也会受到妻子的奚落，家族的嘲讽。这种情况在唐代文献记载中屡见不鲜。如《太平广记》卷151《孟君》篇记载，“贞元中，有孟员外者，少时应进士举，久不中第，将罢举，又无所归。托于亲丈人省郎殷君宅，为殷氏贱厌，近至不容。”孟君被岳父大人瞧不起，又不幸染病，岳父就给了他三百文钱，将他赶出家门。孟君后住在一个占卜者家中，这位占卜者预言孟君将来必定富贵，于是孟君又回到岳父家中，但仍为岳父所不容，将其赶往马厩寄宿。由此可见唐代的人情势利。《下女夫词》是唐代敦煌地方举行婚礼仪式上的歌词，其前半部分是男方到女家迎亲时的问答，现将P．3350《下女夫词》中有关问答抄录如下：
女答：本是何方君子，何处英才？精神磊朗，因何到来？
儿答：本是长安君子，进士出身。选得刺史，故至高门。
……
女答：何方所管，谁人伴换？次第申陈，不须潦乱。
儿答：敦煌县摄，公子伴涉；三史明闲，九经为业。
女答：夜久更兰（阑），星斗西流，马上刺史，是何之州？
儿答：金雪抗丽，辽（聊）此交游，马上刺史，本是沙州。除P．3350外，《下女夫词》还有P．2976、P．3893、P．3909、s．3227、s 3877、s．5515、s．5643、s．5949及北图藏本等抄本，从现存的有关《下女夫词》来看，这些问答已形成了较固定的套式，文中反复强调迎亲的男方是“明经及第，进士出身”可见，即便是敦煌地区，在婚姻家庭关系中，科举制的影响也是无孔不入。一个人能否在科举考试中获得成功，成为衡量其个人价值和社会地位的主要标准，科举制对学生们的吸引力即在于此。
有唐一代，教育的发达，除了中央各级学馆有完整的组织外，还表现在教育的普及上。就敦煌而言，除了州县学校外，还有乡里坊巷之学、寺学、私学等。教育的普及，影响到社会风气的变化，鼓励读书成为当时敦煌地区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的共识。我们仍以民间流行的俚曲小调为例。P．2564《□□》中的“劝学十二时”就是当时在敦煌民间流传的劝学歌词：
平旦寅，少年勤学莫辞贫，君不见，朱买未得贵，由自行歌自负薪。
日出卵，人生在世须臾老，男儿不学读诗书，恰似园中肥地草。
食时晨，偷光凿壁事殷勤，丈夫学问随身宝，白玉黄金未是珍。
隅中巳，专心发愤寻书疏，每忆贤人羊角哀，求学山中饼粮[死]。
日南午，读书不得辞辛苦，如今圣主如贤才，去耳中华长用武。
…………①
P．2952《劝学十二时》残卷亦有：
（平旦寅）口口口口未安身，奉劝有男须入学，莫言推道我家贫。从小父口口口口，到大渍猡必越人。纵然未得一官职，笔子（下）方圆养二亲。
…………
（日南午），读书便是在（随）身宝，高官卿相在朝廷。幼时入学曾辛苦，（疑缺二句）假（？）未遇在中间，时人岂敢来欺诲。
…………
黄昏戍，官职比来从此出，文章争不尽心学，有智（志）忽令生恍（愧）悔。
人定亥，先王典籍合敬爱，若能读得百家书，万劫千生名横（价）在。
夜半子，春□（榜）即写才文字，朝唐（堂）乃下聘
①录文据潘重规：《敦煌变文集新书》下册第1198页一1199页，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研究所印行，1984年版。
词章，万个之中无有二。
…………①由此可见，劝学与入仕成为当时普遍的社会思潮，这种社会思潮对学生的影响是无庸置疑的。
中唐以后，由于应举者日渐增多，而朝廷每年录取名额有限，大批士人遂为藩镇所召辟，供职于节镇幕府，成为当时的普遍现象。敦煌地区自安史乱后，先为吐蕃所有，后又是归义军的天下。大中五年（851年），唐设沙州归义军，归义军政权成为唐王朝设在西北地区的一个方镇。唐王朝灭亡后，归义军政权实际上成为一独立的地方政权。而归义军无论作为一个方镇，还是成为一独立政权，都需要有各类人才为其服务，以保证其官僚体制的正常运转，这也给敦煌地区的学生提供了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
二
古代中国社会，“忠”、“孝”观念作为基本的伦理道德和社会行为，为社会所提倡。“孝”成为评价一个人善恶的主要标准。一个人如果对父母不孝，他就不可能对国家和君主保持忠诚；如果一个人对父母有孝行，他就会受到全社会的褒奖，即使无所作为，也照样在社会上立足，受到人们的尊重。孔子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②“孝”成为维护家庭乃至
①文据原卷过录。任二北先生据该文句式推断，此为原抄错简，应分为两套《十二时》，见任著：《敦煌歌辞总编》下册第155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②《论语·学而第一》。国家秩序的基本准则。唐宋时期的敦煌，传统的孝道思想经过佛教的推波助澜，成为当时基本的社会行为规范。敦煌学郎诗中也出现了感谢父母养育之恩的诗作。P．3534《论语》卷第四末题“亥年四月七日孟郎郎写记。由由（悠悠）天上云，父母生我身，小来学李（里）坐，今日得成人。”同样的诗句又见于北图玉字91号（8317）《七阶礼佛名经》背，说明这是在敦煌广泛流传的一首学郎诗。这类学郎诗在敦煌学郎诗题中并不多见，却足以反映当时社会上弥漫着的忠孝思想对学生们的影响。
唐宋时期，敦煌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社会生活的宗教化与宗教的世俗化。所谓宗教的世俗化，就敦煌而言，主要是指佛教的世俗化，它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佛教教义的世俗化，一是指佛教信仰的世俗化。世俗佛教，是敦煌佛教的一大特点，它和我们所理解的经典意义上的佛教有很大的不同。笔者在这里要强调的是，世俗佛教的价值观念，也对学生们产生着影响，特别是寺学学生。如将写经作为一种功德，和开窟、诵经、造塔、雕像、布施等一样，被认为不仅能免遭现世的种种灾难，而且还能解脱前世及后世的一切罪过，使人免遭地狱之苦，往生极乐世界。于是，写经就成为学生生活的内容之一。北图冈字84号（6258）《观音经》末题：“辛丑年（821年）七月二十八日，学生童子唐文英为妹久患写，毕功记。”（年代考证见李正宇上引文）。P．3398《大身真言》末题“大晋天福捌年（943年）癸卯岁十一月十一日学士郎阴彦清发心自手写此尊经流传士（持）信。”P．2841《小乘三科》题记“太平兴国二年（9r77年）丁丑岁二月廿九日白仕郎门下学士郎押衙董延长写《小乘三科》题记。”北图盈76（7707）背《目连变文》末题，则将学生抄经目的解释得最为清楚，其题记曰：“太平兴国二年岁在丁丑润（闰）六月五日显德寺学士郎杨愿受一人思微（惟），发愿作福，写尽此《目连变》一卷，后同释迦牟尼佛。一会弥勒，生作佛为定；后有众生，同发信心，写尽《目连变》者，同池（此）愿力，莫堕三涂（途）。”唐宋时期，佛教成为敦煌地区占主导地位的宗教，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几乎都和佛教有这样那样的联系，社会生活的宗化现象十分明显。置身于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学生们的价值观念难免要受佛教的影响。
年龄的渐长和心理的成熟，对异性的向往和对爱情的追求也开始萌动于学生心中。且不说《诗经》开篇“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诗篇早已为学生们所熟知，就是敦煌地区男婚女嫁的热烈场面，也对他们耳濡目染。那些在学校里潜心读书的莘莘学子，也按捺不住春情萌动，渴望美好的爱情。P．2622《吉凶书仪》末题“寸步难相见，同街似隔山，苑（怨）天作河（何）罪，交（教）见不交（教）连（怜）。”此诗抄写于唐大中三年（859年），没有抄写人署名，或许写诗人实有恋爱对象，或许仅为抒发个人情怀，但这短短的四句五言诗，却将一个学生思念恋人又见不到恋人那种落寞愁怅、若有所失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北图玉91（8317）《七阶礼佛名经》背亦有一首五言诗：“那日（？）头见，当初便有心。数度门前过，何曾见一人。”和上首诗有异曲同工之妙。P．3305《论语序》下题：“可连（怜）学生郎，其（骑）马上天唐（堂），谁家有好女，嫁以（与）学生郎。”则将青年学生对爱情婚姻的向往表白得更加直露。类似这种由学生自己创作的爱情诗，在整个敦煌学郎题记中并不多见，但毕竟是“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情窦初开的学郎们，总是掩饰不住内心的躁动和不安。“爱情”这一永恒的主题，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会使人产生无限的向往，何况他们已经到了婚嫁的年龄。①更为可贵的是，除了敦煌文献外，我们已很难找到由在校学生自己创作的爱情诗，笔者孤陋，这些在敦煌文献中出现的学生诗题，恐怕在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中也是仅见，这使我们对中古时期的学生生活又多了一层了解，并从中感受到了唐代婚姻的开放风气。
同学问相处久了，相互间的关系总是有亲有疏。共同的志向，共同的爱好，很容易使关系亲密的同学走到一起，于是在学生中也产生了金兰结义的现象。S．2894（5）《辛延口曹愿长盟书》记：“开宝悟（五）年癸酉岁正月廿日净土寺学郎辛延口、曹愿长二人等同心一会，更不悔番（翻）悔记。”这里癸酉岁应为开宝六年（937年）。在敦煌学郎题记中，有关学生结盟的题记仅发现此一件，结盟的原因和目的尚不清楚，但此卷另抄有几件开宝五年（972年）的社邑文书。笔者认为，敦煌地区的学生结义，除受古代结义风气的影响外，更重要的是与敦煌地区民间结社的普遍有关。至于唐宋时期敦煌地区究竟有无学生结社，因无史料佐证，我们已很难判断了。
三
唐宋学校教育，学生入学，首从识字、习字开始，因此，习字成为学童学生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习字的目的有二，一是巩固所识之字，一是练习书法。唐宋时期，由于纸张缺乏，学童习字大多利用废弃的官私文书的背面，因而不少敦煌文献的背面，都有学生习字，习字的底本有《千字文》、《百家姓》、“上大夫”等，还有以佛经为底本习字的。学童最初习字，务
①唐初规定男20娶，女15嫁，到唐中叶玄宗时，降为“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听婚嫁”（《唐会要》卷83“嫁娶”）。求简单易学，如“上大人”即是学童习字之法，P．3145“上大夫，丘乙己，化三千，七十二，女小生，八九子，牛羊万……”P．3806“上大夫，丘乙己，化三千，七十士，二小生，八九子，可知其礼也。”由于这些字笔画简单，易记易学，又能练习基本的文字笔法，成为唐宋时期敦煌地区流行的习字方法之一。据学者研究，不仅敦煌一地如此，其他地区也是如此。在宋、元、明、清的有关笔记中，都论及“上大人，丘乙己”，说明这一习字之法相传久远。①s．2703文书所存学童习字，则更有助于我们认识唐宋时期敦煌学童的识字教学。
s．2703正面为唐代官府文书，有天宝八年（749年）及乾元元年（781年）款署，卷背习字，据李正宇先生推断为吐蕃管辖敦煌前期。②此卷今存83行，每行3至27字不等，共1448字。其中某童所写者1291字，某老师所写者157字（包括老师所书范字、日期及批语），习字日期为某月18、19、20、21、22、23、24、25、26等9天，其中21、22、23日已不存，实际仅存6天日签。其中“二十四日”日签残失，所存6天日签的顺序，因断残而被后人错接。习字底本为梁周兴嗣《千字文》。今残存“光、菓、珍、柰、李、菜、重、芥、薑、海、醎、腾、致、雨、露、结、为、霜、金、生、丽、水、玉、出、崐、岗等26字。
通过对此卷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唐代学童习字的大致过程。唐代学童习字，基本上是每日必修，日日不间断。每日写3至5字，每字反复练习30到100遍。其方法是，先由老师写
①参阅刘铭恕：《敦煌遗书丛识》“上大人，丘乙己跋”，《敦煌语言文学论文集》第51页—55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②参阅李正宇：《一件唐代学童的习字作业》，《文物天地》，1986年第6期第15页。出日课范字，范字一般写3至5字，每行顶端和中段各安排一个范字，每一范字之下留出一定的空白，供学生摹写。每日练字完后，交由老师批阅。老师在批改学生作业时，要在日课作业的末尾写一个“休”字，这和今日老师批改学生作业时，写一“阅”字大体相类。有的时候，老师还对学生的习字加上批语，以鼓励或批评学生。如本卷就保存了老师对某学生习字的批语“渐有少能，亦合甄赏”8字，意思是“逐渐有了进步，应当给予奖励”。短短几字，既表达了老师对学生的鼓励，也表明了老师教学认真负责的态度。因而，这件残卷成为我们考察唐宋学生生活的珍贵文献。
随着书法水平的不断长进和知识的增加，进入高年级后，抄写教材也成为学生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唐五代时期，虽然印刷术已问世，但并未普及，学生所用课本仍然主要靠抄写。学生抄写教材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为自己读书而抄，如散665《论语集解卷第一》末题“大中五年（851年）五月一日，学生阴惠达受持诵读，书记。”s．707《孝经》末题“同光三年（925年）乙酉岁十一月八日三界寺学仕郎，郎君曹元深。”曹元深即曹氏归义军第三任节度使。P．3691《新集吉凶书仪》末题：“天福五年（946年）庚子岁二十六日，学士郎吴儒贤诗（书）记耳续（读）诵记。”P．3886“维大周显德七年（960年）岁次庚申七月一日大云寺学郎邓清子自手记。”P．2718《茶酒论》开宝三年壬申岁（927年）正月十四日知（伎）术院弟子阎海真自手书记。”s．5441《捉季布传文》末题： “太平兴[国]三年（9r78年）戊寅岁四月十四日，汜孔目学士郎阴奴儿自手写《季布》一卷。”s．4307《新集严父教》末题：“雍熙三年（986年）岁次丙戍七月六日安参谋学仕郎李神奴写《严父教》，记之耳。”等等。另一种情况是为别人抄写，抄写时要收取一定的费用，至于每份教材收取多少费用，已无材料佐证。P．2825《太公家教》末题：“大中四年（850年）正月十五日，学生宋文显读，安文德写。”S．705《开蒙要训》末题：“大中五年辛未三月廿三日，学生宋文献（宋文献疑即宋文显）诵，安文德写。”s．2614《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并图一卷》末题“贞明七年（921年）辛巳岁四月十六日，净土寺学郎薛安俊写张保达文书。”等，由于许多题记并未注明由谁抄写，我们很难判断哪些教材是由学生为别人抄写的，但从下文我们可以知道，不少学生所读的课本，是由别人抄写的。
由于抄写课本是一件极为枯燥的事，因而学生在抄写之余，难免要发发牢骚，以排遣心中的烦闷。如有的学生就抱怨别人拖欠抄写费用，s．692《秦妇咏》末题：“贞明五年（919年）己卯岁四月十一日墩煌郡金光明寺学生安友盛写记今日书写了，合有五斗米，高代（低）不可得，环（还）是自身灾。”北图宿字99（8374）《五言诗一首赠上》：“写书今日了，因何不送钱？谁家无赖汉，回面不相看。”有的学生则不愿认真抄写，P．2621《事森》末题： “写书不饮酒，恒日笔头乾（干），且作随疑过，即与后人看。”P．3305《论语序》下题：“今朝闷会会（愦）（愦），更将愁来对。好酒沽五升，送愁千里外。学生李文段书一卷”，“写书不饮酒，恒日笔头干；且德（得）随意过，有错没人看。”北位68（8442）《百行章》一卷尾题：“写书不饮酒，恒日笔头干，且作随宜过，即与后人看。”可见，唐宋时期，敦煌学生在学习或抄写之余，也饮酒以取乐，兴趣来时，若不饮酒，就不愿认真抄写，即便抄写，也马马虎虎，敷衍了事，出现错误也不愿纠正。当然，也有的学生比较谦虚，抄写完了，写上几句自谦之词，P．3322《卜筮书》末有庚辰年（860年）正月十七日学生张大庆题记：“首（手）恶笔若（弱），多有厥错，明师见者，即以却口。”P．3780《秦妇咏》卷末显德四年（957年）学士郎马富德题记：“手若（弱）笔恶，多有厥错，明书（师）见者，决丈五索。”更有的学生，抄写完毕之后，在剩余空白处特意写上或抄上几句诗，如前引P．3322《卜筮书》末题记就写有“书后有浅（残）纸，不可别将归，虽然无首（手）笔，伍（祗）作五言书（诗）。”接着抄有相传为武则天所作诗：“明招（朝）游上远（苑），火急报春知。花须连夜发，莫伐（代，即待）晓风吹。”P．3192《论语》卷末亦写有“书经有截纸，不可到时归。虽然无手笔，且作五言诗。”接抄七言诗一首：“卅十余年在战场，百年生死位（为）君王。肜弓岁岁恒（看）月，金钾（甲）年年镇被霜。”这些诗句，反映了抄写者的真实情怀。
学生毕竟是学生，在学习之余，他们也常常搞些恶作剧，或嘲讽老师，或戏谑同学，天真顽皮，跃然纸上。唐政府规定，学校每十天为一旬假，估计敦煌地区学校也大体如此。因而学生们在紧张、繁重的学习之余，希望早日放假，以便轻松轻松，缓解一下紧张的学习情绪。P．2622《吉凶书仪》末题：“竹林清郁郁，伯（百）鸟取（趋）天飞，今照（朝）是我日，且放学生郎归。”在吐鲁番出土阿斯塔那363号墓文书有唐景龙四年（710年）卜天寿写卷抄有五绝一首： “书写今日了，先生莫咸池（嫌迟）。明朝是贾（假）日，早放学生归。”可见，希望早日放假，犹如今日学生期盼早过周末，成为古今学生的共同心理。P．T27卷背抄有两首学郎诗，则是学生嘲讽老师之作。其一曰：“阿师本是阎家儿，解甚不知得处书（诗），今朝遣人轻轻问，后问之时心莫疑。”其二曰：“先生本是口口歌，逐日书字甚要他。写经早炒不得吃，三时趁时费鞋靴。”看来这位阎先生不是教学方法不得当，就是学识真有问题，否则，学生不会如此嘲讽他。学生一边嘲讽老师，一边又在同学中以自己读书之多作炫耀，P．3486《开蒙要训》背题：“须（谁）人读自书，奉上百疋罗。来人读不得，回头便唱歌。”另一位学生李再昌则夸奖学郎张富千的聪明用功：“学郎大歌张富千，一下趁到《孝经》边，《太公家教》多不残，□猡□儿实乡（相）偏。”（s．728《社司转帖》）。有的学生还趁同学不注意，便在他的课本上写上几句诗，搞恶作剧：“今日书他智（字），他来定是嗔。我今归舍去，将作是何人？”明知同学知道后要生气，却又装作一本正经。还有的学生拿同学开玩笑，如：“学郎汉，郭会昌，看看一似憨头狼。世间薄酒总饮尽，—朝出来褥（辱）城隍。（P．T27卷背）”这些即兴之作，散发出浓浓的学生味，天真朴实，把学生的淘气顽皮一下子展现在我们面前。
唐代，驱傩作为军礼之一种，是指在岁末除夕举行的驱逐旧年鬼魅疠疫，迎接新年福韦占吉祥的礼仪制度。这种礼仪制度在唐代后期也发生了变化。就敦煌而言，傩礼在实施过程中，和敦煌地区的民俗相结合，成为一种大众化的仪式，不仅逐鬼，而且加进社会人事。每年的驱傩礼仪，实际变成了岁末狂欢，这一热烈的场面，也有敦煌学生加入其中。
唐宋敦煌地区驱傩活动，由各傩队负责进行。州、县及节度府各有官办的驱傩队，坊巷有民办的驱傩队，佛、道、袄寺有寺观驱傩队。据《通典》卷133《大傩》条记载，唐代州县官办傩队由方相（领队）、唱率（领唱）、侲子（合唱队）、杂职（乐队等）组成。驱傩合唱队的假子，据有关文献，敦煌则由学生担任。如：
若说驱傩弟子，国内最是英灵。今夜殄除灾孽，合得金盏银瓶。诸人总莫悭惜，子孙总得高荣。阿姨拟与疋帛，阿耶（爷）和遗绠缇。如此儻（赏）设学士，万代富寿利（勒）铭。（P．2058背《驱傩儿郎伟》）
学郎不才之（致）庆，敢请宫（供）奉。（S．2055《儿郎伟》）
从兹学童祝愿，社稷劫石同阶。（P．4055《儿郎伟》）“学童”、“学士”、“学郎”，是唐宋敦煌地区对学生的称谓（包括官私学校学生）。由于傩队既有官府所办，也有民间及寺观所办，所以，李正宇先生认为，官办傩队中的侲子，由官学生充任，坊巷傩队的侲子则由乡学或私塾学生充任，佛教团体组织的驱傩队，由寺学学生充当，不同的是，敦煌地区傩队中的“侲子”，一般都称为“儿郎”而不叫“侲子”，敦煌文献中的《儿郎伟》即是傩队儿郎们的唱词。①学童所唱的“儿郎伟”既有驱逐鬼魅和祝愿来年平安祥和的内容，也有反映当时社会生活和重大政治事件的内容。驱傩活动开始时，各种驱傩队伍同时出发，声势浩大，鼓乐喧天，穿街走巷，士人百姓，争相观看。同时，由于驱傩队伍经过化妆，扮演不同角色，边行进，边歌舞，又有鼓乐伴奏，把驱傩活动从古老的礼仪制度变成全民性的岁末娱乐活动。对敦煌地区的学生来说，参加驱傩活动，既是一次了解社会的社会实践活动，又是在寒假里参加一次放松身心的娱乐活动。可以想见，在欢乐热闹的驱傩仪式上，学生们的心情一定是快乐无比的。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唐宋时期学生生活有如下特点：（1）社会思潮和社会现实影响着学生的价值观念及行为取向。（2）尽管如此，学生们毕竟生活在校园里，尚未真正体验到社会的复杂和人生的甘苦，因此，学生们的思想观念及行为方式虽然充满激情，但仍显得单纯、幼稚，带有浓厚的学生味。所以，当他们步入社会，感受到人间冷暖，世态炎凉，变得成熟起来
①参阅李正宇：《敦煌傩散论》，载谢生保主编《敦煌民俗研究》第135页～136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后，他们也为自己学生时期的幼稚而可笑。归义军时期的历法专家翟奉达，晚年在读到自己学生时期的诗作时，感慨地写道：“幼年之作，多不当路，今笑今笑，已前，达走笔题撰耳，年廿作。今年迈见此诗，羞煞人，羞煞人。”正好代表了那一代人对自己学生生活的反思。（3）现有的材料还不能全面反映唐宋时期的学生生活，但从前面的叙述中，我们仍能感觉到唐宋时期学生生活的宽松和自由。（4）唐代诗歌的繁荣为世人所共知，诗歌的普及也为人们所熟知，但由学生创作的反映学生生活的学郎诗，在别处并不多见，而唐宋敦煌地区的学郎诗，正好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唐代诗歌的繁荣。（5）在学郎诗中，有的是在学生中普遍流传的，如“写书不饮酒”、“高门出贵子”、“悠悠天上云”等，体现了学生的共同心理。（6）学生抄写的课本，多为正楷书写，水平高下不一，从总体上看，还显得稚嫩，不成熟，和写经书法相比，相去甚远。但这些课本为我们保存了唐宋时期的学生书写真迹，却又十分珍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