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丝绸之路上的经济文化交流是全方位的，现存敦煌文献及敦煌石窟中，保存了大量古代科技方面的资料，真实反映了中国古代科技领域取得的成就，以及外国科技沿丝绸之路传播到中国的轨迹，对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我们摘其要者介绍如下。
1．农业科技
两汉以来，随着河西四郡的设立以及中原王朝一系列开发河西政策的实施，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也传到了敦煌。汉武帝晚年，赵过发明的代田法就在河西、敦煌推广使用。曹魏嘉平年间（249年—254年），担任敦煌太守的皇甫隆，在敦煌地区进行了许多农业改革活动。
《三国志·仓慈传》注引《魏略》称：“至嘉平中，安定皇甫隆代（赵）基为太守。初，敦煌不甚晓田，常灌溉清水，使极濡洽，然后乃耕。又不晓作耧犁，用水。及种，人牛功力既费，而收谷更少。隆到，教作耧犁，又教衍溉，岁终率计，其所省庸力过半，得谷加五。”由于先进的耕作技术的推广，敦煌农业生产水平显著提高，粮食产量增加了五成。耧作为播种工具，大约发明于汉代以前，汉武帝时，赵过在过去的耧的基础上，创造了更先进的能同时播种三行的三脚耧，即耧犁。皇甫隆在敦煌推广的耧犁，就是这种三脚耧。由于它能够适应敦煌地区的农作播种需要，因而在敦煌地区长期保留下来。这种先进的生产工具就出现在敦煌壁画中。莫高窟宋初第454窟东披《弥勒经变》反映“一种七收”的画面中，发现了一幅一个农民用一牛拉的三脚耧耕种的形象资料。用三脚耧播种时，只用一牛牵耧，一人扶耧；种子盛在耧斗中，耧斗通空心的耧脚，边行边摇，种子乃自行落下。它能同时完成开沟、下种、覆土三道工序，一次能播种三行，而且行距一致，下种均匀，大大提高了播种效率和质量。敦煌壁画三脚耧的出现，充分说明了自皇甫隆在敦煌教作三脚耧这一先进的播种工具后，一直为敦煌农村所使用。敦煌壁画三脚耧虽是宋代播种耧的形象，但它确实是汉代以来耧犁的延续。454窟壁画犁耧，是我国宋代播种耧的惟一形象资料，这不仅对我们了解敦煌及河西古代播种工具的应用情况有很大意义，而且对我国的农业考古和农业科技发展史的研究也是极其珍贵的资料。
唐代农业科技方面的一个主要成就，是曲辕犁的发明并应用。晚唐陆龟蒙在其所著《末耜经》中，记载了当时江东地区的一种耕犁，这就是后人所说的曲辕犁。唐以前的犁多为直辕犁，犁架庞大，调节耕地深浅的设备也不完善。曲辕犁改直辕为曲辕，犁架变小，轻便灵活，能够调节深浅，用一牛即可挽拉，从而改变了二牛抬扛的牵引方法。曲辕犁的出现，是继汉代犁耕发展之后又一次新的突破，在我国古代犁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陆龟蒙是晚唐时人，他所说的曲辕犁并非到晚唐才出现，事实上，曲辕犁在唐前期就已发明并在中原内地使用，这一点已为考古发掘材料所证明。曲辕犁发明后，很快传人敦煌，莫高窟第445窟盛唐壁画《弥勒经变》中，有一幅农作图中就绘有这种曲辕犁，它将我国发明曲辕犁的时代提前到公元8世纪，是我国农业科技史的珍贵资料，这也说明唐代河西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已和中原内地有相近的水平。
除此外，敦煌壁画中反映的耙、耱、铲、锄等农具都与我国内地使用的相同。收获庄稼的各式镰刀、飏谷工具在壁画中也有不少表现。多数收割画面中的镰刀，和出土的唐宋铁镰刀大致相同。敦煌壁画“农作图”中出现的13幅唐宋时期的打场图全用连枷，且都是将收割的庄稼平铺在场院地上一人抡连枷或两人对打。壁画中还绘制了权、木锨、簸箕、飏篮4种扬场工具。莫高窟186、240窟和榆林窟25、38窟，画男人用四齿、五齿、六齿权扬场；莫高窟61、240窟和榆林窟20窟画男人用木锨扬场；莫高窟9、12、61、98、141、148、156、186、196、200、202、231、232、240、386等窟中则都绘有妇女站在三脚凳和四脚凳上用簸箕和飏篮扬场的画面。在粮食脱粒和扬场中还有一件重要工具——扫帚。壁画中反映的扫帚是河西乃至西北许多地区都在使用的用芨芨草扎成的扫帚，用来打扫场院和扬场时掠杂物。上述这些扬场工具至今仍在我国农村广泛地使用。
敦煌壁画中还绘制了一些粮食加工工具。唐代以来，以水为动力的加工工具在敦煌地区普遍使用。敦煌文献中大量记载了唐代敦煌寺院水磨的经营方式，出租、收费、纳税等情况。敦煌水磨的样式已很难见到，但用人力加工粮食的石磨，却能在敦煌壁画中找到形象资料。莫高窟321窟南壁《宝雨经变》中，绘有一妇女用一只手操作的手推磨，这种小石磨和1972年在唐沙州城遗址出土的唐代小石磨大体相同。手摇石磨的操作使用了“曲柄摇手”，这是我国应用机械原理的一项重要发明。61窟西壁《五台山图》中绘有两个壮汉双手抱磨杆推的大石磨，元代藏族画家画的465窟壁画中，还绘有藏族石匠正在凿制石磨的画面。61窟《五台山图》中有一幅加工谷物的《踏碓图》，榆林窟3窟西夏《观音经变》画中，则对称地绘了两幅相同的《踏碓图》，465窟绘制的《踏碓图》侧旁，还贴有用纸写的汉藏文对照的“踏碓师”墨书题记，等等。①
总之，敦煌壁画中反映的农业科技远远不止这些，其他如狩猎、屠宰、放马、牧牛、驯虎、养鸭、挤牛奶、煮牛奶、制皮造鞍以及院落马厩、铡草、牲畜饲养等畜牧业生产生活方面的技术也在壁画中有反映。反映农业科技的有关敦煌壁画，不仅生动、形象地向我们展示了古代敦煌地区农业科技的发展水平，而且也成为我国古代农业科技发展史研究的极其珍贵的形象资料。
2．天文历法
敦煌文献及敦煌壁画中保存的天文学资料，不仅真实记录了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发展水平，而且也反映了古代西方国家的天文学成就沿丝绸之路向中国传播的轨迹。
天文学的基础是星象的观测。敦煌文献中保存了两幅精美的古代星图，一幅是s．3326《全天星图》，现藏英国图书馆；一幅是敦博76号《紫微垣星图》，画在《唐人写地志残卷》的背后，现藏甘肃敦煌市博物馆。其中《全天星图》大约绘于
①参阅王进玉：《漫步敦煌艺术科技画廊》第3页一9页，科学普及出版社1989年版。705年至710年，①图上绘有1359颗星，是世界上现存星数最多、也是最古老的一幅星图。
《全天星图》的成就在于，一是它囊括了当时北半球肉眼所能见到的大部分恒星。欧洲自公元前2世纪起至1609年发明望远镜之前，始终没有超过1022颗星的星图，我国古代天文学家在当时的条件下，观测出1359颗星，充分显示了我国古代高超的天文学观测水平；一是它的画法，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画法。《全天星图》从12月开始画起，根据每月太阳位置的所在，把赤道带附近的星分成12段，利用类似麦卡托（1512年～1594．年）圆筒投影的方法画出来，最后再把紫微垣画在以北极为中心的圆形平面投影图上。在欧洲，麦卡托投影被认为是由荷兰数学家兼地理学家克雷梅尔首创的，麦卡托即克雷梅尔的拉丁语名字。他在1568年刊印了第一幅“麦卡托投影”航海图。敦煌唐代星图的出现，说明中国天文学家使用圆柱投影的时间要比麦卡托早七八百年，可见敦煌星图在画法上是相当进步的。在这以前画星图的方法一直是以北极为中心，把全天的星投影在一个平面上；另一种办法是用直角坐标投影，把全天的星绘在所谓“横图”上。这两种方法都存在缺点。为了克服这两种画法的缺点，只得把天球一分为二：把北极附近的星画在圆图上，把赤道附近的星画在横图上。《全天星图》就是我们现在所知按照这种办法画的最早的一幅。这种办法一直应用到现在，所不同的是现在把南极附近的星再画在__一张圆图上。《全天星图》被发现后，引起了中外科技史专家的高度重视，英国研究中国科技史的专家李约瑟教授在其所著
①参阅马世长：《（敦煌星图）的年代》。《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文史·遗书编（上），第367页一371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中国科学技术史》第3卷天文学部分就复制刊登了这件星图，并给予高度评价。
《紫微星垣图》现藏存于敦煌市博物馆，原件高31em，残长299．5cm，1944年向达先生在敦煌从事考古发拙时从民间发现。向达教授将该卷文书定名为《唐人写地志残卷》，卷子背面另写有《占云气书》一卷，残存《观云章》、《占气章》两章。在《占云气书》的前面有一幅紫微宫图，即《紫微星垣图》。星图的画法是将紫微垣诸星画在直径分别为26厘米和13厘米的两个同心圆内。在紫微垣近闾阖门处标有“紫微宫”三字，垣的东西两侧分别标注“东蕃”和“西蕃”，意即“蕃卫”，内圆（即紫微垣）画成一个封闭的圆圈，垣的前后面都设有缺口作为垣门。图中的黑点表示甘德星，红色圆圈表示石申和巫咸星。根据其中传舍、八谷和文昌等星推测，这幅星图观测地点的地理纬度为北纬35°左右，相当于西安、洛阳等地。由于《紫微星垣图》比s．3326星图稍晚，所以绘得更加细致。
现藏于巴黎的P．2512文书，也是一卷重要的天文学著作。该卷残存内容有四部分：星占的残余部分；《二十八宿次位经》和甘德、石申、巫咸三家星经；《玄像诗》；日月旁气占。在《二十八宿次位经》之后有“白天皇以来至武德四年（621年）二百七十六万一千一百岁”的记载，表明这件文献抄写于武德四年，其成书则当在唐初或唐以前。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天文学体系在战国时期初步形成，当时有甘德、石申和巫咸三家，记录了各自对星宿的观察结果，并绘成星图，流传下来。至三国末年，东吴太史令（掌管星历的官）陈卓，把甘、石、巫咸三家的成果加以总结，纳入自己的书中，但陈氏的著作和甘、石等三家的原著都失传了。P．2512文书，记录了甘、石、巫咸三家内外官星283座，464颗，和《晋书·天文志》所记陈卓录的三家星数完全吻合，星座后有11项星占文字，可能来自陈氏著作，从而使人们对三家星经及陈氏著作有了大致了解。这也是现存星书中最早的写本。上述s．3326《全天星图》中就分别用红黑不同的颜色，标出了甘、石、巫咸三家的星宿，图中十二次起讫度和《晋书·天文志》所记陈卓的十二次起迄度完全一样，显然，《全天星图》与三家星图有渊源关系。
P．2512中的《玄像诗》，则是配合三家星经而作的五言诗，共263句。全篇通过浅显易懂的诗句，将天穹上各星座的位置的次序写入诗中，人们只要记住这些诗句，再去对照满天星斗，就可以记住全天主要星官。它反映了唐初天文学普及的情况。
由于天文学的基础是星象的观测，对古人来说，无垠的穹窿是那样神秘莫测，所以在世界各文明古国里，天文学往往和占星术混在一起。在敦煌所出星占文献中，也反映了这一现象。同时，在敦煌所出星占文献中，我们也看到了西方天文学影响的痕迹。
中世纪波斯人用巴列维语写成的《班达希申》（Bundahishn，意为“原初的创造”或“创世纪”）一书，一般认为成书于9世纪。该书中所讲的波斯星占方法，是以黄道十二宫即十二星座（山羊座、人马座、天蝎座、天秤座、处女座、狮子座、巨蟹座、双子座、双鱼座、水瓶座、金牛座、白羊座），与表示命运的十二位（寿命位、财库位、兄弟位、田宅位、儿孙位、奴仆位、夫妻位、临终位、迁移位、天央位、福德位、祸害位）相配合，以推算命运。值得注意的是，敦煌所出P．4071号中有类似的星命方术。P．4071号文书课命，引述《聿斯经》、《都利聿斯经》两卷，贞元中（785年—804年）都利术士李弥乾传自西天竺。此“都利”即中亚Talas河，Talas一带有源自波斯文化的粟特人的活动，而P．4071号课命文书的撰写者康氏，当为粟特人。在P．4071星命文书中我们看到两点与中古波斯文著作《班达希申》相近之处：其一，以黄道十二宫推命；其二，课文中的“财帛宫”等，相当于上述波斯文著作中的“财库位”第十二位。P．4071文书末行为“开宝七年十二月灵州大都府白衣术士康遵课”，说明宋开宝七年（974年）之后，波斯星占术已自西印度、中亚Talas河经粟特人传到了灵州及敦煌。那么，与琐罗亚斯特教有关的波斯星占术为什么来自西印度？原来，当波斯人多数改宗伊斯兰后，8世纪一部分信仰琐罗亚斯特教的波斯人来到西北印度，此种宗教在那里一直保存至今，这就是《都利聿斯经》来自西天竺的背景。P．4071号文书既有“八卦”、“分野”等中国文化，又有将黄道十二宫用于星占的波斯文化，从中我们看到了中国文化和波斯文化相生相成的情景。①
黄道是地球上的人看太阳于一年内在恒星之间所走的视路径。黄道两侧各八度以内的部分，称为黄道带，古人为了表示太阳在黄道上的运行位置，把黄道带分为十二部分，叫做黄道带十二宫，每宫30度，各用一个跨着黄道的星座作为标志，叫做黄道带十二星座。黄道十二宫体系起源于古巴比伦，形成于希腊，并由希腊传人印度，后随佛教传人中国。黄道十二宫的内容也出现在敦煌壁画中。敦煌莫高窟61窟甬道两壁系后代重绘（重绘时间有人认为在西夏，有人认为在元代），其中南壁绘《炽盛光佛》一铺，在《炽盛光佛》像两旁和后面有《九曜神像》，天空中有《黄道十二宫》图形。敦煌城南60公里的五个庙石窟，第1窟东壁正中绘有一幅《炽盛光佛》，上方两侧背衬中绘出黄道十二宫及二十八宿神像。据学者们根据敦煌壁画及新疆、宁夏等地发现的有关黄道十二宫的资料，认
①参阅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第59页～63页，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为这一体系是沿丝绸之路传人我国的。
天文和历法，在古代也是紧密相连的。敦煌文献中保存的历法写本，是研究古代历法的原始材料，现存敦煌文献中的天文历法写卷约有40余件，其形制、内涵为世人所瞩目。
在吐蕃军队占领敦煌以前，唐王朝的历法一直在敦煌地区使用。吐蕃占领敦煌以后，敦煌同中原王朝的联系被割断，难以得到中原王朝统一颁发的历日。吐蕃使用地支和十二生肖纪年，这既不符合汉人行之已久的干支纪年、纪月、纪日的习惯，也无法满足敦煌汉人日常生活的需要。于是，敦煌地区开始出现当地自编的历书。张议潮起义推翻吐蕃统治、建立归义军政权后，敦煌又回到中原王朝怀抱，但敦煌自编历书仍在民间继续使用。唐末、五代，敦煌再度脱离中原王朝控制，从现存敦煌文献来看，敦煌地区自编历日一直延续到宋初，前后达两个世纪。
敦煌文献中所存历日，既有当地的，也有来自中原内地的，其中绝大部分是敦煌自编的历日。来自中原内地的历日，现在可以确认的有3件。一件是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和十二年（451年）历，虽然此历内容极为简略，却是现存敦煌历日中年代最早的一件，也是现知惟一的北魏历日实物。更为重要的是，太平真君十二年的历日中保存着我国现知最早的两次精确月食预报，为汉简历谱和敦煌历日所仅见。①另外两件一件是唐中和二年（882年）的《剑南四川成都府樊赏家历日》，一件是《唐乾符四年丁酉岁（877年）印本历日》，也是现存敦煌历书中内容最丰富的一件。
敦煌地方自编的历日，现知最早的为《唐元和三年（808
①参阅苏雅：《北魏历书曾有精确月食预报——敦煌学研究新成果》，《光明日报》1993年7月18日第6版。年）戊子岁具注历日》，最晚者为《宋淳化四年（993年）癸巳岁具注历》，总计有30余件。这些历日繁简不一，书写格式也不尽相同。一般情况下，较完整的历日包括以下内容：（1）标题；（2）序；（3）历日。其中又包括月序，九方色，上月已过的节气，天道行向，本月神所在之位，吉时，日出日入的时辰，日期，干支，五行，建除，月相，节候，岁位，岁前，岁对等及其吉凶，昼夜时刻，人神所在，日游，蜜日（即日曜日）等，迷信思想和科学内容相互参杂。敦煌历日的朔日与同一时期的中原历不太一致，常有一到二日的差别；闰月也很少一致，比中原历或早或晚一二月。由于目前还不知道敦煌地方历日编制的依据，这种差别何以产生，尚无法说明，但是敦煌历日中的纪日干支同中原历十分一致，表明中国古代干支纪年纪日法的连续性。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来自基督教的星期制度最早引入我国历法是从敦煌历开始的。一星期的各日在敦煌历中依次称作：蜜（星期日）、莫（星期一）、云汉（星期二）、嘀（星期三）、温没斯（星期四）、那颉（星期五）、鸡缓（星期六）。至于这些名称究竟来自哪里，目前还没有统一的说法，就中西历法交流而言，仍有一定的意义。
敦煌历日在我国历法史上地位十分重要。在敦煌历日发现以前，我国传世的这方面资料很少，这批历日的发现，使学者们从中探索到古代历书发展演变的轨迹。从出土秦汉简牍看，那时的历日内容都很简单，到北魏时仍极简略。吐鲁番出土的《唐显庆三年具注历日》和《唐仪凤四年具注历日》内容已相对丰富起来，但大体只是同敦煌发现的简本历日相仿。唐末五代宋初敦煌繁本历日的内容大大丰富起来，基本上奠定了宋至清代历日的格局。敦煌历日所存的繁、简两种形制，恰好反映了古历由简到繁的演进过程。①
3．医药学
敦煌文献中的医学类写本，据目前所知，至少在60卷以上。如果再加上佛经等卷中的医药内容，则有近百卷之多。这些医药文献大致可以分为医经、本草、针灸、医方4类。
医经中主要有《内经》、《伤寒论》、《脉经》片断及《玄感脉经》 （P．3477）、 《明堂五脏论》 （P．3655）、 《五脏论》（s．5614）和《平脉论例》（P．2115）等。以唐代写本为多。如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自汉代问世以来，历经兵火战乱，或散或佚。后虽经宋朝林亿等人的整理，但宋本也已散佚，现存则多为明清刻本。敦煌本《伤寒论》是宋代整理编次前的《伤寒论》写本，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伤寒论》原卷抄写本，与传世《伤寒论》相异者70余处，可用以较勘今本《伤寒论》。敦煌本《脉经》，则保存了一些失传的诊法、药方和脉学理论，可以和《黄帝内经》、《难经》、张仲景《伤寒论》、王叔和《脉经》等脉学专著相印证。托名为张仲景所著的《五脏论》，汇集了隋唐以前医学界的一些精萃，收集了当时流行的国内外民间的一些医药经验。它以脏象为中心，并论及整体观念、病因病理、脏腑辨证、药物鉴定、常见病症的药疗等，是我国珍贵的中医药文献。
药物学在中国古代称为“本草学”，传说远古神农氏尝百草，古药物学也由此逐渐发展而来。敦煌文献中有6种古本草残卷，重要的有《本草集注》、《新修本草》、《食疗本草》3种。
我国最早的本草书，是相传为神农氏所作的《神农本草
①参阅邓文宽：《敦煌文献中的天文历法》，《文史知识》1988年第8期，第48页～53页。经》。《神农本草经》3卷是我国最早的药学专著，约成书于东汉末期，计收草药365种，以符合一年的天数。南朝梁时，陶弘景又增补了魏晋以来发现的医用药草365种，写成《神农本草经集注》7卷，载药730种，为梁以前本草学总集，有“本草正典”之称。可惜的是，《神农本草经》和《神农本草经集注》在宋代以后就失传了，人们只能在宋代《证类本草》中窥其概略。敦煌文献中的《本草集注》1914年被橘瑞超发现并携往日本，这部《本草集注》基本完整，使人们重新看到了1000多年前的古籍，了解到陶氏原书的本来面目，并可订正《证类本草》等书在引用陶注时的讹误，还可得知唐以前《本草集注》在药物学方面的贡献。
《新修本草》是唐显庆四年（659年）由国家颁行的我国第一部药典，由李勋、苏敬等人在《本草集注》的基础上编写成的，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药典，比欧洲最早的纽伦堡药典（1542年）早近900年。该书由本草、药图、图经三部分组成，这种图文对照的写法，也是开创了世界药学著作的先例。其本草部分，由陶氏书7卷增为20卷，药物增加到850种，收入龙脑、安息香、茴香、诃子、阿魏、郁金、胡椒等不少外国输入的药物。《新修本草》在两《唐书》尚有著录，但北宋以后也失传了，只在日本还有该书的部分残本。敦煌发现的两件《新修本草》写本现分藏于英、法两国，编号分别为s．4535和P．3714，虽是残本，但可以和日本传本互为补充，是非常珍贵的古代医籍。
《食疗本草》是唐人孟诜原著、经张鼎补充的我国最早的一部食品疗法专著。此书共收药物207种，以专讲动植物的营养和药用价值而独具特色。但此书在后世散佚，人们只能从北宋唐慎微所编《证类本草》的摘引中略知一二。敦煌发现的《食疗本草》残卷（s．0076），虽仅存药26种，但足以使人们目睹该书的原貌。残卷在26种药物中，每药都载以主治配方、服法、末附食忌、采集时月、炮制方法等，不少论述至今仍在临床使用，从中我们也不难看出唐人对食物疗法有一定的认识水平。
针灸方面比较重要的文献有《新集备急灸经》（P．2675）和《灸疗图》（s．5727、6168、6262）。从《新集备急灸经》的题记及序言中可知，此卷是唐咸通二年（861年）根据长安东市印本抄写的，其内容主要是汇集当时流行的诸家灸经，为偏远州县及交通不便之村坊草野疗疾治病所用。该卷正文部分画有正面人形穴位图的上半身，用引线标注穴名、部位、主治及灸法，共存17个穴位，下半身图形则缺损。后半部分记载针灸人神禁忌。《灸疗图》为一部绘有人体穴位的图谱，目前尚能辨认出的有18图。各图系全身正面或背面墨线图，每图前记有主治病症、所用穴名及灸法壮数，人形图内点记穴位，图旁用引线标记穴名和部位。《新集备急灸经》和《灸疗图》的重要性在于它记载了一些别的针灸医籍没有的内容，有些内容与现存的其他针灸古籍有不少相异之处，保存了很多不见于现存的历代针灸书中的内容，值得人们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敦煌文献中的医方约有30余种，共录药方近千篇，其中有的题有书名，有的为唐人选录署名医家的医方，大多则不知书名撰者。这些医方涉及内、外、妇、儿、五官等科疾病的治疗。如P．3930残卷主要录妇产、五官科方。妇产科有治女人难产、倒产、胎衣不出、产后腹痛、出血不止、小便不通、下痢等方；五官科有治眼热暗、眼赤热、眼中翳、鼻血不止、鼻疳、口疮、唇烂、口臭、齿痛、咽喉痛、喉痹、咽喉及舌肿、耳痛、耳中出血、耳中脓水出、耳聋、耳鸣等方。其中不少是沿用至今的良方。敦煌文献中的医方，是祖国医学中的宝贵遗产，有许多珍贵的医方在现代医学中仍发挥着作用，这一点已为近年来的科研成果所证明。①
在敦煌文献中的藏文写本中，还有一些古代藏医学的写卷如《藏医杂疗方》、藏文《火灸疗法》以及藏于北图的《藏文针灸图经》等。《藏医杂疗方》中不仅记载了各种疾病、症状、体征等49种，还记载了130余种药材及多种治疗方法。藏文《火灸疗法》（P．t．127、P．t．1044）的取穴法，具有较丰富的内容。两份文献所载的症状、病名、症名涉及到内、五官、骨伤、妇产、泌尿、儿科等，还有生理学、解剖学、病理学、诊断学等方面的丰富知识。《火灸疗法》的成书年代约为公元7世纪中叶至8世纪初叶之间，不仅是当今尚存的最古老的吐蕃医学文献之一，代表着这一时期吐蕃医学的发展水平，而且吐蕃时期的火灸疗法在其发展过程中与象雄（古地名，汉文史籍称为羊同，地在今西藏阿里地区）、突厥、波斯、印度等地的医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②另外，敦煌文献中的于阗文《悉昙婆罗》和《时缚迦书》则是印度医学的代表。这些对于我们认识丝绸之路上的科技交流无疑是大有帮助的。
敦煌医学不仅保存于敦煌文献中，而且在敦煌石窟中也有形象的反映。《佛说诸德福田经》中宣扬要“广施七法”，七法之三是“常施医药疗救众病”。敦煌壁画中的两幅《福田经变》描绘了“施医药”的场面。莫高窟北周296窟北顶东端的《福田经变》壁画，描绘两位家属扶着半躺的患者，医生在一旁精
①参阅赵健雄、徐鸿达、王道坤等：《敦煌石窟医学史料辑要》，《敦煌学辑刊》1985年第2期，第117页～121页。赵健雄、苏彦玲：《敦煌遗书医学卷考析》，《敦煌研究》：1991年第4期，第99页—102页。
②参阅罗秉芬： 《敦煌本吐蕃医学文献（火灸疗法>的研究》，《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文史·遗书编（上），第373页—387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版。心诊脉，身后有一人正在用药臼捣药。这是一幅难得的诊病施药的画面。莫高窟隋代302窟窟顶人字披西披下端的《福田经变》画中，也有施医药这一场景。这幅画分为两组，上组画一病人裸体卧席上，家属两人各执其左右手，医生正对患者进行治疗。下组画一赢弱裸体患者由家人扶持，前面有一医生正在调剂药物，病人身后站立一执药少女。这两个不同的医疗场景，显示着两个病人患有内症与外伤的区别。莫高窟唐代217窟有一幅《得医图》，它是根据《妙法莲花经·药王菩萨本事品》中的“如病得医”四个字描绘的。画中一患儿得了急病，母亲焦急万分，侍女请进一位快步赶来的老中医，医童手抱医疗用具紧跟其后，生动地再现了当时医生出诊的情况。敦煌壁画中的医疗场面远非上述几个，虽然它们都依佛经而绘，但无一不是当时现实生活的写照。这些画面和敦煌文献中的医学资料相结合，使我们对敦煌地区古代医学发展水平有了更加具体的认识。
4．数学
敦煌文献中的数学资料，主要是《算经》和《立成算经》，它们都是现存算书中最早的写本，为研究中国数学提供了许多重要资料。
《算经》（P．3349、s．0019、s．5779）为唐人写本，从内容看，主要引自南北朝人编的《孙子算经》。唐朝初年，此书和《夏侯阳算经》、《张邱建算经》一起，被列为学校中“算学”科的教科书，影响很大。但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孙子算经》可能经过后人篡改，和《隋书·律历志》引用的《孙子算经》的有关记载有相互矛盾的地方。敦煌本《算经》的发现，则使这类问题迎刃而解。《算经》中记录了我国古代筹算的一些基本知识，在该书中不仅对十进制有说明，而且对万万进制也有说明，其中记载了亿以上的计算单位，如兆、京、该、梓、让、沟、间、政、载、极等。这种进制反映了印度佛教文化对我国古代算学的影响。《算经》中还有多种度量衡单位的记载，对研究我国度量衡制度的演变也非常重要。
《立成算经》（s．930）为唐写本，是前人从未见过的实用性数学著作。中国古代演算数学题是用筹来算，不用纸笔，所以也就没有数码。这件《立成算经》抄本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出现了唐人手写的数码字。这些数码字没有表示空位的零号，是按算筹记数的纵横相间规则，记下了一系列数码，除个位数之外，还有两位数和三位数码。虽然还不能说这些数码在唐朝就用来作运算了，但却是宋代以后开始普遍运用数码的渊源，同时也有助于了解古代的筹算制度。①
5．造纸和印刷术
造纸术和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也是中国对世界 文明所做的最大贡献之一。敦煌文献的出土，则为我们搞清造纸和印刷术的发生、发展过程，提供了直接而有价值的物证。
造纸术自西汉发明，经东汉蔡伦改造之后，逐渐取代原来的竹木简及绢帛，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敦煌藏经洞可称之为世界上最大的古纸标本宝库。它保存了北朝至北宋期间的数万件古代写本和印刷品，由于它的连续性，从而为研究者提供了完整的纸谱；又由于它们在石窟中封闭近千年，避免了日光、空气、水分、细菌和蛀虫的侵蚀和破坏，因而十分完好，成为研究古代造纸技术的极好标本。
雕版印刷术是我国人民的伟大发明，然而，由于没有实物证明，加之年代久远，史籍记载缺乏，雕版印刷术究竟发明于
①参阅荣新江：《话说敦煌》第106页、107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何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幸的是，敦煌文献的出土，为我们了解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一般认为，雕版印刷术源于捶拓。敦煌文献中保存了三种初唐和中唐时期的捶拓本：唐太宗书刘瑕《温泉赋》、欧阳询书《化度寺邕禅师舍利塔铭》、柳公权书《金刚经》。这些原始的捶拓本，为研究雕版印刷术的兴起，提供了实物资料，以这些拓本参照文献记载，可知唐代捶拓法已相当普遍了。
捶拓法的广泛应用促进了雕板印刷术的发明。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年代，现已难以确认，专家研究表明，印刷术至迟在唐初就已产生，到了唐代后期，版刻已相当发达并逐渐普及。敦煌文献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现藏于伦敦的唐咸通九年《金刚经》刻本。此件原卷被斯坦因携往英国，翟理斯目录编为G．8083号，斯坦因原编木刻品号为sP．002号。卷子首尾完整，由7张纸接连而成，全长约488cm。首页为一幅印画，内容是释迦牟尼在给孤独园中说法图，接着便是《金刚经》全文，最后为“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和题记，时间为公元868年。这是现存世界上第一件有明确纪年的雕版印刷品，是印刷术发明于唐代的实物证据。且此件印品极为精美，首页印画刀法圆熟，线条婀娜多姿；经文字体苍劲有力，用墨浓淡适宜、清晰显明。从这件印刷品的成熟、精美程度来看，绝非雕版印刷初期所能达到者，说明至晚唐时期，雕版印刷技术已经相当成熟。另外，伦敦藏《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历》和《上都东市大刁家印历日》也值得注意，“成都府樊赏家”和“上都东市刁家”是当时两处私人开设的印书铺，地点分别为四川、长安，可见当时雕版印刷已比较普及了。
敦煌文献中所保存的晚唐、五代、宋初的雕版印刷品，为研究早期印刷术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
本世纪初，法国探险家伯希和来敦煌考察，在莫高窟464窟元代石窟中发现了一桶回鹘文木活字，计有965枚之多，被悉数携至巴黎，后有所流散，现藏于法国国立博物馆内。国内敦煌研究院也存有十数枚回鹘文木活字。回鹘文是维吾尔族古代历史上使用最广、保存文献较多的一种文字，早在公元8世纪至9世纪，就已开始为回鹘人所使用。9世纪中叶，漠北回鹘汗国在内忧外患的打击下崩溃，部众西迁，先后在新疆、河西走廊和中亚地区建立了高昌回鹘王国、甘州回鹘和喀喇汗王朝等三大割据政权。除喀喇汗王朝因受伊斯兰教的影响于10世纪中叶放弃回鹘文，采用阿拉伯文外，其余各回鹘汗国都继承了漠北回鹘的文化传统，回鹘文随之被广泛地使用于新疆及河西走廊一带，后又扩及中亚的某些地区，在13至15世纪间回鹘文被金帐汗国、察合台汗国和帖木儿汗国作为官方文字。大约从10世纪开始，回鹘人已从中原地区学会了雕版印刷技术，将之应用于回鹘文献的印刷。蒙元时代初期，吐鲁番地区已有了高度发展而分布甚广的印刷手工业。吐鲁番一带成为回鹘文化的中心。至于当时有无活字印刷，则不得而知。莫高窟发现的回鹘文木活字，则为这一问题找到了实物证据。①大家知道，活字印刷术是北宋时由毕升发明的。回鹘文木活字的发现，证明了维吾尔族先民在传播印刷术上的贡献，这就为丝绸之路科技交流平添了一段佳话。
敦煌文献和敦煌壁画中的科技史料远不止上述几种，如P．3303背残卷，详细介绍了印度制糖法，使我们从中了解到印度制糖法沿丝绸之路东传的情况；今藏敦煌市博物馆的《占云气书》，虽与行军占侯有关，但所保存的彩绘云图的文字说明，是气象学研究的珍贵史料；安西榆林窟第3窟东壁南侧
①参阅杨富学：《敦煌研究院藏回鹘文木活字》，杨富学、牛汝极：《沙州回鹘及其文献》第262页、263页，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千手千眼观音”壁画对称地绘有两幅“酿酒图”，对研究我国蒸馏酒的创始年代极为有用；同窟“千手千眼观音”壁画中还绘有两幅相同的“锻铁图”，对于研究我国古代冶炼手工业利用风扇鼓风的情况，也有一定的作用；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敦煌文献及壁画中的科技史料，已越来越多地引起了科技工作者的重视，这也正是敦煌作为丝绸之路咽喉之地，在科技交流方面为人类做出的贡献之一。
敦煌科技史料，既有明显的敦煌地方特色，又反映了中西科技在此交汇的特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许多方面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敦煌科技史料则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我国古代科技成就，对此，我们应当感到骄傲和自豪。今天，我国政府已将科教兴国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决策来实施，我们更应奋发努力，为把我国建成为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