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凉沮渠无讳逃离敦煌以后，同年（442年），西凉李暠孙李宝趁机返回，并派其弟李怀达为使向北魏请降，北魏任命李怀达为敦煌太守，任李宝为镇西大将军、领护西域校尉、沙州牧、敦煌公。444年，北魏将李宝召往平城（今山西大同），北魏从此直接控制了敦煌。
北魏控制敦煌以后，设镇敦煌，仍然将敦煌作为经营西域的基地。5世纪40年代，魏太武帝派成国公万度归率军接连向鄯善、焉耆、龟兹用兵，西域大部为北魏所控制，丝路南道打通，“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赴，胡商贩客，日奔塞下”①。但
①《洛阳伽蓝记》卷3。北道高昌以东还在柔然控制下。柔然是活动在北魏北部的游牧民族。魏太武帝晚年，北魏在西域强于柔然的优势逐渐动摇，到献文帝时，敦煌以西、葱岭以东的广大地区都已臣属柔然。5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是柔然称霸西域的时代。孝文帝延兴四年（474年），朝中屡次商议放弃敦煌，给事中韩秀坚决反对，孝文帝支持韩秀的建议，把敦煌镇升级，置都大将，以加强敦煌的防守力量。80年代，居住于阴山南北的游牧民族高车强盛起来，487年，柔然被高车打败，492年（孝文帝太和十六年），北魏10万大军进击柔然，柔然衰微，敦煌也得以安宁。
3世纪至5世纪，中亚、西亚及欧洲形势也发生了很大变化。330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在巴尔干半岛东部拜占廷建都，称为君士坦丁堡。395年，罗马帝国终因内部矛盾及日尔曼人的入侵，分裂为东、西两部分。东罗马帝国因其首都在拜占廷，又称拜占廷帝国，我国南北朝时期的史书称之为“大秦’、“拂蒜”。罗马帝国东部的安息（波斯）王朝，也被新兴的萨珊王朝所代替。226年，伊朗南部的波斯人（萨珊家族）阿尔达希尔率军攻占安息首府泰西封，建立萨珊王朝。这个王朝统治了4个世纪之久，直到阿拉伯帝国的兴起。萨珊王朝同拜占廷帝国之间为争夺商路进行了长期战争，最终是“萨珊王朝控制住了中国通中亚细亚、西亚细亚和通拜占廷的商队往来要道，萨珊王朝又将近东、印度和中国之间的海上居间贸易也攫归自己掌握”①。
在中亚地区，曾经盛极一时的贵霜帝国，3世纪以后，就逐渐衰落了，其西部领土，为波斯萨珊王朝所占据，其余则分裂为许多小国，如粟特、花剌子模、吐火罗等，大约在5世纪
①[苏]米·谢米·伊凡诺夫著、李希泌等译：《伊朗史纲》第29页，三联书店：1973年版。左右，这些地方又为噘哒所并。根据汉文史料，噘哒人最早称为滑，为车师别种，分布于阿尔泰山以南到天山东部的地区。直到4世纪时，□哒还是一个小部，臣服于柔然。大约在4世纪六七十年代，噘哒人离开故地，沿着月氏西迁之路，来到索格底亚那（粟特）。噘哒人占据索格底亚那以后，很快就南攻贵霜，5世纪20年代，占领其地。此后，噘哒人进一步征服吐火罗斯坦、巴达克山、克什米尔、喀布尔、健陀罗与旁遮普。向东则乘柔然衰败之机，占据塔里木盆地。正如《梁书》所言，噘哒“后稍强大，征其旁国波斯、盘盘、罽宾、焉耆、龟兹、疏勒、姑墨、于阗、句盘等国，开地千余里”①。在《梁书·滑国传》中噘哒又称为滑国，故有的专家认为莫高窟285窟发愿文、供养人题记及北周294窟供养人题记中的滑姓题记，很可能就是噘哒人在敦煌留下的踪迹。②无论是贵霜、噘哒，还是萨珊王朝，其统治者都从对丝路贸易的控制中获得巨大利益。里海沿岸的贸易港口都掌握在噘哒人手中，他们操纵着同伊朗、拜占廷、印度及中国的贸易；萨珊王朝控制着丝绸之路经过伊朗的一段，仍然充当着贸易中介的角色。巨大的商业利益促使中亚、波斯等国加强同中国的经济关系。因此，在北魏、西魏乃至北周时期，敦煌作为经营西域的基地，在丝路贸易中仍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北魏在灭北凉之前就与西域各国来往，灭北凉之际又俘获不少粟特商人。北魏灭柔然后，同西域的联系畅通，北魏政权的首都，成为各国商人云集的地方。波斯、噘哒的商人、使者
①王治来：《中亚史纲》第156页～157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②参阅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第52页—53页，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不断来北魏，这就使敦煌继续作为国际贸易的中转站，而保证其在国际商贸中的地位，我们从波斯银币在敦煌一带流通的情况可略见一斑。《隋书·食货志》记载，北周时“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事实上，不仅仅在北周时期，早在北魏时期就有西域金银币在河西流通。姜伯勤先生指出：“4至7世纪，在凉州即武威以西，包括敦煌、吐鲁番，曾存在一个允许西域通货的货币特区，拜占廷‘金钱’、萨珊波斯‘银钱’及粟特‘银钱’的流入，不但反映了中国在丝路贸易中的‘出超’态势，也折射出两汉至盛唐中国丰厚的国力。”①如据夏鼐先生的统计，在中国发现的波斯银币达1174枚之多。夏先生还指出，4世纪中叶，萨珊王朝的势力达到阿富汗境，中国很可能通过今新疆和阿富汗而和波斯已有交通。②历年来，波斯银币在新疆库车、吐鲁番、高昌古城，及青海、陕西、广东等地都有发现。但丝路重镇敦煌是否有波斯银币，过去一直没有发现。据报道，1988年11月在莫高窟北区洞窟中发现波斯银币1枚。莫高窟北区考古发掘主持人彭金章先生指出，这次出土的波斯银币“直径2．9厘米至3．1厘米，重3．88克，厚0．1厘米，从其特征看属波斯萨珊朝卑路斯王朝时期所铸造。这一发现，为莫高窟乃至古敦煌郡波斯银币的首次发现，它不仅填补了该地区考古发掘中波斯银币的空缺，同时也反映了中西交通以及商贸往来活动的情况”③。卑路斯（458年一484 ①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第3页，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
②参阅夏鼐：《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银币》，《考古学报》1974年第1期，第95页—98页。
③《敦煌莫高窟考古新发现》，《丝绸之路》1996年第1期，第13页。年）在位时，曾受制于噘哒，向其称臣纳贡，割地赔款，故噘哒能以其得自波斯的赔款，同中国进行贸易。这就使得卑路斯及其以前的银币大量流通于中国。敦煌出土的波斯银币来自波斯还是噘哒，尚难定论，但它却透露出了北魏时敦煌地区中西商贸的情形。
敦煌文献s．4528《仁王般若经》题记中，北魏建明二年（531年）元荣以银钱布施，其中有“以银钱千文赎，钱一千文赎身及妻子，一千文赎奴婢，一千文赎六畜”。敦煌流行银币，与它处在凉州以西的河西国际货币区有关，由于中原不以银币为通货，这些银钱多为西域银币，而一般都以波斯银币为标准货币。①
西魏、北周时期，随着突厥在我国北方的兴起及其向中亚的扩张，敦煌成为中原王朝关注波斯、噘哒、突厥等势力在中亚争夺的前哨。10世纪阿拉伯人麻素地（Mas’udi）《黄金牧地》一书中记载，在萨珊王朝库思老一世（ChoroesⅠ，531年—579年）时，中国皇帝曾遣使来波斯王廷。张星娘先生指出：“《周书》记波斯王遣使来献方物，而波斯史又记中国献方物于波斯，当时两国确有通好之使可无疑也。”②《周书》卷36《令狐整传》记载“波斯使主”曾滞留敦煌，可为《黄金牧地》作注脚。西魏大统十二年（546年），瓜州（即敦煌）张保起兵作乱，杀死刺史成庆，西魏政府无力派兵平叛，敦煌大族瓜州都督令狐整与当地豪杰并力逐走张保，稳定瓜州局势，一边推“波斯使主张道义行州事”，一边上报西魏政府。西魏政府
①参阅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第30页～34页，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
②张星娘：《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3册，第101页，中华书局1978年版。派申徽为刺史，授令狐整寿昌郡守。这说明，在西魏大统十二年前后敦煌地区动荡中，有一位“波斯使主”一度代行州事。
有关专家指出，西魏大统年间（535年—551年），敦煌所面临的政治形势是噘哒、突厥、波斯三大政治势力正在进行一场关键性角逐，525年至542年间，北魏宗室东阳王元荣被派驻敦煌任瓜州刺史，就与敦煌在经营西域方面的重要地位有关。546年前后，萨珊波斯正值库思老一世在位。当时是萨珊王朝极盛时期，库思老一世与突厥结盟，550年突厥灭噘哒，波斯得瓜分乌浒河以西部分。据此背景可知，“波斯使主”在敦煌“行州事”，反映出敦煌当时是西魏、北周与波斯交通及通使的一个重要门户。①
莫高窟296窟为北周时期的洞窟，北披东壁绘有一幅商旅图，它是根据《佛说诸德福田经》中“安设桥梁过度赢弱”一语画成的。图中作一桥，两支商队在桥头相遇，桥上为中原商贾，乘马赶着满载货物的毛驴，匆匆走上桥头；桥下胡商牵着骆驼等待过桥。丝路贸易内容出现在以宗教题材为内容的莫高窟壁画里，说明丝路贸易成为敦煌地区社会生活的基本内容，因此，画工在进行创作时，自然将现实生活的内容带到壁画中。这和史书记载中的“卉服毡裘辐凑于属国，胡商贩客，填委于旗亭”②的记载是一致的，也是北周时期敦煌地区国际商贸活动的真实写照。
隋唐时期敦煌作为国际商贸都会，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和兴盛。
北魏末年，突厥兴起于北方。6世纪中期，突厥开始强大
①参阅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第51页～54页，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
②《周书》卷49《异域传》。起来。522年，突厥可汗土门率其众进攻柔然，柔然汗国崩溃，突厥与噘哒直接为邻。550年，突厥与波斯联盟，瓜分噘哒领土，势力达到中亚，其领土从蒙古草原一直达到了波斯帝国的边境。强大的突厥不仅控制了中西商路，而且不断入侵中原，北齐、北周“争结姻好，倾府库以事之”。佗钵可汗经常对其部下说：“我在南两个儿常孝顺，何患贫也。”①突厥通过北周、北齐获得大量丝帛财富，并控制西域诸国，成为丝路一霸。并且，在粟特人的帮助下，突厥与东罗马帝国建立同盟，试图由它直接向西方出售中国丝绸。隋王朝建立后，隋文帝采纳长孙晟“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的策略，成功地分化了突厥，致使突厥分裂为东、西二部。东突厥沙钵略可汗臣服隋朝。在此情况下，隋王朝开始经营西域。
东突厥虽内附于隋，但在隋文帝统治时期，西突厥仍然控制着西域，青海一带的吐谷浑也常为边患。当时，西域商人虽然也进入河西贸易，却常受到突厥、吐谷浑的骚扰，即所谓“突厥、吐谷浑分羌胡之国，为其拥遏，故朝贡不通”②。严重影响了中原王朝同西域各国的贸易。为了打通国际商贸通道，进一步经营西域，隋炀帝即位后，于大业初年命裴矩前往张掖，主持同西域的贸易。
裴矩到张掖后，往来于敦煌、张掖之间，通过和西域商人的接触，了解西域各国的山川险阻，风俗人情，并撰写《西域图志》3卷，上奏朝廷。此书现在已经佚失，仅《隋书·裴矩传》、《北史·裴矩传》中保存了《西域图志》的序言。在序言中，裴矩详细记载了经过敦煌通往西域的三条主要干线，这三条干线是：
①《隋书》卷184《突厥传》。
②《隋书》卷67《裴矩传》。
北道：出敦煌至伊吾（今哈密），再经蒲类（今巴里坤）、铁勒部（指今萨斯克湖、阿拉湖至乌鲁木齐一带）、突厥可汗庭（今新源西），渡楚河、锡尔河而达于西海（今地中海）。在我国境内大致是沿天山北麓而至中亚。
中道：出敦煌至高昌（今吐鲁番），经焉耆、龟兹（今库车）、疏勒（今喀什），越葱岭，再经费尔干纳（今哈萨克斯坦境）等地至波斯（今伊朗）。在我国境内大致沿天山南路而至葱岭。
南道：出敦煌，经鄯善（今新疆若羌）、于阗（今和阗）、朱俱波（在今叶城南）、渴盘陀（今塔什库尔干），过葱岭，再经阿富汗、巴基斯坦至印度各地。在我国境内大致是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而至帕米尔高原。①
三条道路中的中道和南道，即汉以来的“丝绸之路”，而北道则是比中道和南道稍后开辟的中西交通要道。三条道路分别以伊吾、高昌、鄯善为门户，但“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②。这就清楚地说明了敦煌在中西交通中的重要地位和枢纽作用。
裴矩将《西域图志》呈给隋炀帝杨广，引起炀帝对丝路贸易的极大兴趣，亲自召见裴矩，询问西域情况，并将他升为黄门待郎。裴矩回张掖后，更加努力经营，对进入敦煌前往中原经商的人员，给予优待，提供各种方便，甚至提供沿途用费，鼓励商人到长安和洛阳经商。在隋政府的支持鼓励下，“西域胡往来相继”③，河西诸地商贸活动逐渐兴盛。在此基础上，
①参阅齐陈骏：《河西史研究》第169页，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②《隋书》）卷67《裴矩传》。
③《通鉴》卷180“炀帝大业三年条”。随着对吐谷浑用兵的胜利，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亲自出巡张掖，在燕支山（即焉支山，今山丹县南）下，高昌国王麴伯雅、伊吾吐屯设及西域其他27个地区的国王、使者、商人前来相谒。隋政府在张掖举行盛大的商品交易会。炀帝西巡，大大促进了丝路贸易的繁荣。前几年，甘肃省歌舞团演出了轰动全国的舞剧《丝路花雨》，其中就有以上述事件为内容的场面。
隋朝虽立国时间很短，但裴矩在张掖、敦煌一带的活动，却为敦煌在唐代成为国际大都会奠定了基础。
1921年，斯坦因在大型考古报告《赛林底亚（西域）》中，研究了莫高窟藏经洞所出佛经经卷丝织品帙子和佛幡中萨珊风格的织锦。他指出，“萨珊”型图案为7世纪或8世纪初中国生产的萨珊式织锦仿织品。对兽或对鸟形式是“萨珊式”风格织物的最流行和最主要的母题。而圆和椭圆的联珠，是织品装潢的波斯风格的正规的最具特色的面貌。莫高窟藏经洞所出的联珠纹锦的联纹饰，也见于隋代前后莫高窟的壁画边饰及人物的衣物装饰中。对此，关友惠先生在《莫高窟隋代图案初探》一文中指出“环形联珠纹是隋代边饰中的一种新纹样，它原是流行于波斯的一种纹样”①。值得注意的是，敦煌莫高窟联珠纹样主要出现于有隋一代，其时波斯正值荷米斯德四世（579年～590年）和库思老二世（590年一628年）在位之时，萨珊波斯文化在昭武九姓壁画、龟兹石窟艺术中有明显的影响，莫高窟联珠纹样多出现于此时绝非偶然。②这亦应是隋代
①关友惠：《莫高窟隋代图案初探》，《敦煌研究》创刊号，第32页～3-4页。
②参阅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第79页～80页，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敦煌地区丝路贸易的缩影。
唐朝初期，西域中亚一带都在西突厥控制之下，唐太宗即位之后，开始着手经营西域。贞观九年（635年），唐太宗命大将李靖、侯君集、李道宗等，分兵进击吐谷浑，伏允可汗兵败自杀，其子慕容顺率部投降了唐朝，解除了河西敦煌地区的外部威胁。贞观十三年（639年），唐太宗命大将侯君集出兵进攻高昌（唐西州，今吐鲁番），时高昌处在西突厥控制下，西域各地到唐朝的商人、使节途经高昌时，高昌王麴文泰派人加以阻拦，设置关卡，收取商税，从中盘剥，威胁丝路畅通。贞观十四年，唐平定高昌，在高昌设西州，置西州刺史，不久又在这里设安西都护府，镇守西域。接着，贞观十八年，唐军攻下焉耆，二十二年攻克龟兹，西域震动。各族首领摆脱西突厥的统治，结好唐朝，贡使通商，往来不绝。之后，唐政府将安西都护府从高昌移至龟兹，下辖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是为安西四镇，以控扼西境，保护商路。唐高宗初年，西突厥灭亡，702年唐在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设北庭都护，下统二州，昆陵、潆池二都护，及23个都督府①，管理西突厥故地。在中亚地区，高宗显庆四年（659），唐在粟特地区设置州县。龙朔元年（661），唐以王名远为吐火罗道置州县使，自于阗以西，波斯以东，设置都督府及州县数百②。中亚地区亦在唐政府管理之下，丝绸之路畅通无阻，这就为唐代敦煌商业贸易的繁荣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唐代敦煌，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商贸中心。在敦煌市场上，既有内地客商，也有来自东罗马帝国、阿拉伯、波斯、中亚及印度半岛诸国的商人。如沙州所属的石城镇（若羌），就
①《新唐书》卷43《地理志》下。
②《新唐书》卷43《地理志》下。是由善于经商的粟特人所建。敦煌文献S．367《沙州、伊州地志残卷》记载沙州西1580里（唐里，下同）有石城镇，此地原为汉代鄯善国之鄯善城，至“隋乱，其城逐废。贞观中康国大首领康艳典东来居此城，胡人随之，因成聚落，亦日典合城”。康艳典为商胡首领，来居此城，显然是出于商业利益上的考虑，他在石城镇西240里处先修了新城，后又建石城镇、蒲桃城、萨毗城等城镇。敦煌十三乡之一的从化乡，就是由陆续定居下来的粟特商人组成的。敦煌文献P．3559《唐天宝十载差科簿》中列举了“贰佰伍拾柒人从化乡”，从这250余人的姓名看，基本上都是康、安、石、曹、罗、何、米、史等昭武九姓（即粟特人）胡人，这就赋予了从化乡以粟特民族聚居的特点。这些移民大约于唐中宗景龙年中（707年—710年），由于西突厥内乱的影响，大量昭武九姓胡人便流寓于此，形成内附从化之乡，且由于胡商在敦煌的炽盛，移民势头一直持续到晚唐五代。大批粟特商人定居敦煌后，沙州官府把他们“当作慕义来归，从化内附者，在敦煌划出地域加以安置，并建乡设制，编入户籍”①。P．2748《敦煌廿咏》中有“安城袄咏”曰：“版筑安城日，神祠与此兴。一州祈景祚，万类仰休征。”安城也是粟特商人的社区，粟特人信仰妖教，因而在城中建有袄祠。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记，“兴胡泊”，“东西十九里，南北九里，深五尺。右在州西北一百一里，其水咸苦，非泉食，商胡从玉门关道往还居止，因以为号”，“兴胡泊”也是一处胡商的聚落。这说明敦煌作为从西域进入河西的第一大城，已成为各国商人云集之所。
敦煌地区不仅有许多西域商人的聚落，而且沿途还有不少
①陈国灿：《唐五代敦煌县乡里制的演变》，《敦煌研究》1989年第3期，第44页～47页。商人过往的驿站，据载敦煌周围有清泉、白亭、阶亭、双泉、悬泉、黄谷等20多个驿站和邸店，这就为来敦煌的商人提供了不少方便。敦煌市场上外国商人非常活跃，有许多外国商人在市场上开设店铺，敦煌文献《王梵志诗》说：“兴生市郭儿，从头市内坐，例有百余千，火下三五个，行行皆有铺，铺里有杂货。”“兴生胡”是六朝以来对西域胡商的称呼，从王梵志诗中我们不难看出敦煌地区胡商的活跃。吐鲁番文书《唐开元二十年（732年）瓜州、沙州给石染典过所》、《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正月西州百姓石染典买马契》两件文书记录了西州商人在河西瓜、沙两州的活动。石染典为西州商人，他带领雇工、家奴以及牲口，开元二十年三月到达瓜州贸易，又持瓜州发给的过所到了沙州。在沙州，石染典向官府申请去伊州贸易，也获批准。唐代敦煌地区商业贸易的繁荣，在莫高窟的壁画中也有反映。如217窟、103窟、45窟、85窟等。217窟南壁有一幅依《法华经变·化城喻品》而绘的佛经故事。画面上山峦重迭，群峰耸峙，河流蜿蜒，绿树葱笼，行进在旅途中的商队，有的在继续前进，有的疲惫不堪，下马歇息于路边。远处山间盆地有座巍峨的城池，那是商人们将要到达的目的地，长途跋涉的商人望着即将到达的地方，顿时精神焕发，欢呼雀跃起来。103窟南壁西侧壁画亦取材于《法华经变·化城喻品》。画面上山峦逶迤，树木掩映，身着各色服装的商人，有的赶着驮载丝帛的大象，有的牵着骡马……行进在商旅途中，商人除了西域人、中原人，还有南亚印度等国之人。45窟南壁的“胡商遇盗”图，取材于《观音经变》，画面上有一队胡商，为首者高鼻深目，他们的商队刚转过山头，山谷中冲出持刀抢劫的强盗，商人们心惊胆颤，露出惶恐、乞求的神色。如果我们拂去壁画中的宗教色彩，就会发现，它原来是唐代敦煌地区商贸活动的真实写照。
大量的商人汇于敦煌，在敦煌从事着中原和西域各地商品经营，使敦煌这个以中转贸易为特征的国际商贸城市空前繁华，真正出现了“兴胡之旅，岁月相继”①的局面。前言中引张籍《凉州词》以证丝路贸易之盛，唐诗人元稹诗曰：“狮子摇光毛彩竖，胡姬醉舞筋骨柔。大宛来献赤汗马，赞普亦奉翠茸裘。”用之形容敦煌，亦不为过。
晚唐至五代，敦煌属沙州归义军政权管辖。归义军时期，敦煌与西域及周边其他民族的商业贸易仍在继续。敦煌文献P．3569《光启三年（887年）官酒户马三娘龙粉堆牒》记载，归义军接待的使团有西州、庭州使团，楼兰地区萨毗使、回鹘使、凉州使等，P．3552《儿郎伟》亦云“于阗纳贡献玉玻璃”、“西州上贡宝马，焉耆纳送金钱”，足见晚唐五代，敦煌仍作为丝绸之路上重要的商贸城市。据李正宇先生研究，五代时敦煌城有康家店、赵家店、员昌店、博士店、汜法律店、汜押牙店、王富昌店、石家酒店、曹家店、安家酒店、罗家酒店、汜家酒店、丑子酒店等店铺字号。敦煌文献P．3644抄有反映这一时期敦煌店铺货买经营的诗，其一曰：“某乙铺上新铺货，要者相问不须过；交关市易任平章，买物之人但且坐。”其二曰：“某乙铺上且有：橘皮胡桃瓤，栀子高良姜，陆路诃黎勒，大腹及槟榔；亦有莳萝荜拔，芜荑大黄，油麻椒蒜，河藕拂香；甜干枣，错齿石榴；绢帽子，罗幞头；白磐（矾）皂磐，紫草芳苏；粆糖吃时牙齿美，饧糖咬时舌头甜；市上买取新口袄，街头易得紫绫衫，阔口裤，崭新鞋，大跨腰带拾叁事。”这两首诗可以称得我国最早的商业广告，从这家店铺所卖物品来看，吃的、用的、穿的、戴的、调味品、治病药等，一应俱全。货物有来自中原内地的，也有本地土产，更有来自西域及
①《旧唐书》卷94《崔融传》。至波斯的，如“诃黎勒”就出产于波斯，果实可入药。①这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敦煌商业繁盛的景况。
五代以后，随着中原王朝政治重心的东移，经济重心的南移，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陆上丝绸之路逐渐失去了它往日的辉煌，作为丝路重镇敦煌，这个国际商贸中心也随之变的沉寂、萧条。
①参阅李正宇：《叫卖市声之祖》，《寻根》1994年第4期，第42页—4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