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县域特点和实际，在农业工作中坚持“一线两片”战略布局。临大公路是积石山县的唯一一条贯通全县南北的交通大动脉，也是路况最好、通行能力最强的一条省道。沿途有自治县的南大门——别藏镇、北大门——大河家镇，以及居集镇、吹麻滩镇、刘集、肖红坪等重要集镇。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全县经济文化、商贸活动的中心线及经济带。近几年，各大集镇的区位优势和有利条件充分发挥出来，依托优势资源，交通运输、饮食服务、文化娱乐、商贸流通等迅速发展，民营企业扎根落户并快速发展。大型的、科技含量高的综合规模养殖厂比比皆是，福海粮油加工厂、进军药业、兴禹饲料等民营企业推动辐射南北两片，双低芥酸油菜基地、药材种植基地、千家万户牛羊养殖势头喜人，为发展清真牛羊肉食品加工业创造了原料基地。
沿积石山麓一带的南片高寒阴温地区，县里依靠45万亩天然优质草场，以参与式整村推进为重点，发彩陶王展草食畜牧业，建立畜牧良种繁殖基地，积极引进新疆细毛羊、甘肃高山细毛羊、山东小尾寒羊、宁夏滩羊等品种，开展细毛羊杂交改良。通过改良，全县绵羊的良种化程度、出栏率分别由1981年的5．4％、10．7％提高到2005年的79．5％、39．4％，个体羊毛产量由1．85公斤增加到3．27公斤，个体肉产量由18．8公斤增加到25．9公斤。这一良种改良技术的推广使全县畜牧业实现了畜牧良种化，并逐步向畜牧大县目标迈进。
沿黄河一带的北片及干旱地区，重点发展高效农业和以花椒、桃梨果品为主的经济林。在大河家、四堡子、银川等黄河沿岸河谷川水地区，发展塑料大棚、日光节能温室、果粮、果菜间作、水产养殖等“两高一优”农业。干旱山区大力推广集雨节灌、旱作农业，充分利用山坡、田埂等扩大花椒、桃梨果品栽植面积，将吹桥公路沿线的百里花椒长廊进一步拓展，扩大栽植面积，利用“中国花椒之乡”这张王牌，将花椒产业做大、做强。
通过全民义务植树、退耕还林还草、库区绿化、小流域治理等工程，对干旱山区大面积的宜林荒山荒坡实施综合开发，通过租赁、拍卖等形式，鼓励群众发展以花椒育苗、栽培为主的非公有制经济林。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对积石山麓一带，特别是以盖新坪林场为重点，进行封山育林、人工造林、野生动植物保护，使西南部山阴地区水源涵养能力进一生增强。实施“保护母亲河”行动，建设秀美山川、减少黄河泥沙量、造福子孙后代，对黄河沿岸及小流域的有效治理，实现生态环境的全面改观，使自治县呈现出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大好局面。
）第二节中国“彩陶王”的故乡
一、积石山县丰富的史前文化
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发祥地，彩陶文化是中华先民创造的震撼世界的古代文明。黄河流域丰富多彩的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辛店文化、齐家文化等古文化遗迹，展示了人类发展的足迹，昭示着西北往日的辉煌。积石山县出土的大量彩陶，其文饰线条流畅，雄浑古朴，精美绝伦，被称为“彩陶之乡”。七八千年前，我国大部分地区的远古人类进入了新石器时期，这时的原始居民的生活用具，主要是烧制的各种陶器。而马家窑文化的彩陶，绚丽多姿，以健康淳朴的风格，浓郁深厚的生活气息，精湛洗炼的处理手法，散发着强烈的艺术魅力，具有很高的艺术观赏价值，是积石山县古代文化的一朵奇葩。
二、中国“彩陶王”的故乡
在积石山县众多的文化遗存中，以马家窑文化最具代表性。马家窑文化的彩陶色泽深浓，以黑红色为主，纹饰繁多，图案多由曲条纹、涡纹、方格网纹、编织纹、锯齿纹和蛙、乌等造型组成，器型以壶、瓮、罐、瓶、盆、盂等为主，色泽斑斓，造型多样，制作精美，是中国彩陶艺术的瑰宝。1949年8月，积石山县安集乡三坪村园地咀出土的一件属马家窑文化的“双耳陶器”，以其精美绝伦的艺术造型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倾倒无数观众，被著名的历史学家、文学家、社会学家郭沫若先生命名为中国“彩陶王”。新中国成立后，积石山县人民怀着对新中国的无比热爱，将这件国宝捐献给国家，被珍藏在北京历史博物馆。从此使积石山县成为中国“彩陶王”的故乡。
一睹中国“彩陶王”的风采，真是一种精神的享受。请到典雅别致的积石山县民族博物馆来。这件被称为中国“彩陶王”的马家窑文化的彩陶瓮，通高49．3厘米，泥质红陶，黑彩，体型硕大，造型雄伟壮观，古朴典雅，从口沿至腹部有黑彩绘三层花纹，整个图案繁缛瑰丽，体形、彩绘、花纹协调细腻、优美真切，是我国目前已发现的彩陶中不可多得的珍品，被列为国宝。我们仔细观看“彩陶王”，就会发现它以点、圆、波纹、旋纹、直线纹搭配成图案，匀称得体。上口部图案是河水平稳流动，碧波荡漾的涟漪；中部是汹涌波涛翻卷的层层浪花和激流漩涡；下部平行直线构成了水波恬淡的温柔景象。祖先们将对滔滔大河的疑惑，形象、艺术地再现在日常生活用具上，使人们产生了无限的遐思。
“彩陶王”于1954年离开积石山县落户北京，在典雅别致的积石山县民族博物馆仍保留着一件“彩陶王”复制品。1990年10月，国家邮电部以中国“彩陶王”为图案制成特种邮票一枚发行国内外，使彩陶文化这一瑰宝大放光芒，更让“彩陶王”的故乡——积石山县锦上添花，名扬四海。
）第三节大禹治水和县域历史沿革
一、大禹治水
相传在4000多年前的尧舜时代，我国黄河流域连续发生大洪水。滔滔洪水淹没了平原，包围了丘陵和山冈，大批人口和牲畜死亡，房舍和积蓄也为洪水所吞噬。大水经年不退，灾民们扶老携幼，到处漂流。整个民族陷入空前深重的灾难之中。部落联盟领袖唐尧主持召开部落联盟议事会议，专门研究水患问题。大家一致推荐有治水传统的夏族首领鲧主持治水。鲧采用“堙障”办法，修筑堤坝围堵洪水。但是洪水如此之大，修筑的堤坝频繁地被大水冲垮。鲧耗费了无数的人力、物力，都无法制止水患，数年辛苦的努力付诸东流。尧的助手舜巡视各地，发现鲧治水无方，便把鲧放逐到羽山，将他处死在那里。
人们期盼着这条孕育了远古文明的河流能够安澜入海，为民造福。唐尧死后，虞舜继位为部落联盟领袖。经过部落联盟议事会的推荐，又派鲧的儿子禹继续治理洪水。禹联合了共工氏和伯益、后稷等许多部落，继续向洪水展开大规模的斗争。他吸取了他父亲治水失败的惨痛教训，改变单纯筑堤堵水的办法，采用疏导的策略。他以水为师，善于总结水流运动规律，利用水往低处流的自然流势，因势利导地治理洪水。为了掌握下游地区的地形情况，史书记载大禹“左准绳，右规矩”，“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带着测量工具，到各处勘察地形，测量水势。在此基础上，他带领群众，“疏川导滞”，根据地形地势疏通河道，排除积水，洪水和积涝得以回归河槽，流入大海。经过13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制服了洪水。“水由地中行，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于是，人民纷纷从高地下来，回到平原上。接着，禹又带领人民开凿沟渠，引水灌溉，发展农业，化水害为水利，在黄河两岸的平原上开出了许多良田和桑土，黄河由害河变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成为人民安居乐业的地方，成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大禹不仅聪明能干，更为可贵的是，他富于牺牲精神，勤苦耐劳，为天下人谋利益。治水工作艰苦而繁忙，他和涂山氏女结婚后的第四天，就离家去参加治水。他作为一个部落首领，“身执耒锸，以为民先”，亲自指挥和带领大家劳动。由于风吹日晒，栉风沐雨，他的脸孔都变黑了。由于经常光着双脚下水干活，他腿上的毛都磨光了。他就这样“劳身焦思”，在外面辛辛苦苦地干了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一心扑在治水事业上。
大禹治水传说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大禹治水的极地、源头在积石雄关——位于积石山县大河家镇关门。我国最早的地理书《尚书？禹贡》记载：大禹“导河自积石，至龙门，入于沧海”。《史记？夏本纪》记载：大禹“道河积石，至于龙门，．．…．入于海”。后人为纪念大禹治水的伟大创举和不朽功勋，在大河家镇关门村西临河台地上修建“禹王庙”来让中华民族子孙永远记住这位古代先贤。嘉靖《河州志》记载：庙宇“东向，中为殿六楹，设神位，肖像龛幕；后为寝殿八楹，左右各为庑，前后共十有六，绕以周垣，广一丈，计八十有五，袤二百丈，前为重门，各四楹，题额如制”。虽然几经历史沧桑、王朝盛衰，迭遭兵火，使当年的文物遭到毁坏，但是大禹治水的精神，却成为中华民族宝贵财富，激励着我们一代代人奋发进取。
二、历史沿革
积石山县开发历史十分悠久，自大禹治水开始进入人类文明时代。在禹的儿子启建立的夏前，积石山属于雍州地，商、周为羌、戎地，战国末期入秦国版图。秦昭王二十八年（公元前278年）秦置陇西郡，县境属秦袍罕县。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县地仍属陇西郡枹罕县。
西汉初，县地属陇西郡袍罕县。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取天水、陇西、张掖三郡各二县，置金城郡，县境属金城郡枹罕县。西汉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在今县地置河关县（今大河家乡康吊村），属金城郡。
东汉初，县地分属凉州刺史部金城郡河关、枹罕两县。建武十二年（36年）省金城郡入陇西郡，袍罕、河关县皆属之。中平元年（184年）十一月，陇西宋建聚众据枪罕割据自立，自号“河首平汉王”，设百官，改元自立30年。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遣夏侯渊率兵攻克袍罕，斩杀宋建，平定河关，渡黄河入小湟中，河湟遂安。
三、国时今县地属魏。
西晋初，属秦州陇西郡。西晋惠帝永宁中（301—302），凉州刺史张轨分西平郡界，置晋兴郡。在今县地大河家设临津县，属晋兴郡。
十六国时自治县境相继为前凉、前赵、后赵、前秦、后秦、西秦、后凉等
西秦永康元年（412年）二月，西秦徙都谭郊（今县境刘集乡崔家白崖古城），是年十月，西秦迁都袍罕。是年，设治城县，治所在今刘集乡境内，属建昌郡。乞伏暮末永弘四年（431年），西秦为夏赫连定所灭，县境遂入于吐谷浑，北魏太平真君六年（445年）县地入北魏管辖。西魏大统十二年（546年），河州刺史杨宽于凤林川（今刘家峡水库所淹没）置凤林县，县境东南东北部地面属凤林县管辖。北周时，县地分属凤林县和枹罕县。
隋初，县境属枹罕郡。开皇三年（583年）改枹罕郡为河州，县地属之，大业三年（607年），改河州归袍罕郡，今之县境为袍罕县统辖。
唐武德二年（619年）置河州，辖袍罕，县境属之。贞观五年（631年）置米州（今大河家古城）。贞观十年（636年）米州废，米川县改属河州。永徽六年（655年），米川县移于黄河以北（今青海省境），改属廓州。仪凤元年（676年）凤林县西移，更名安乡县（今安集乡境内），县地分属安乡、袍罕二县。天宝元年（742年），改安乡县为凤林县，改河州为安乡郡。代宗宝应元年（762年）县地陷于吐蕃。宣宗大中二年（848年），张议潮趁吐蕃内乱，率众起义，收复河西及兰、河、岷等十一州，县地归唐，不久，复陷于吐蕃。
宋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年），吐蕃角厮罗政权强大，控制河湟地区。英宗治平二年（1056年），角厮罗孙木征居河州，木征母弟瞎五七居县内银川（今银川乡）。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木征以河州归附，复置安乡郡，属熙州路。熙宁四年（1071年）木征叛，五年（1072年）宋遣王韶击败木征，置西河路。六年（1073年）五月，王韶与部将景思立等分道取河州，木征遁逃，王韶命景思立知河州。
金天会九年（1131年），金兵入陇右，取熙、河、兰诸州，河州入于金。金初，沿宋制，县地属临洮府河州。皇统二年（1142年）更临洮府为临洮路，仍属之。南宋宝庆二年（1226年）蒙古灭西夏后，攻克河州，县地入蒙古汗国。
元初属陕西行中书省巩昌路。元始祖至元六年（1269年）改河州为河州路，隶宣政院，县境属之。
明洪武三年（1370年），明将邓愈攻克河州。四年（1371年），置河州卫，受辖于陕西都司西安行都卫。六年（1373年）置河州府，领宁河、安乡二县，今县地属安乡县。成化十二年（1476年）改河州军民指挥使司为河州卫，复置河州。县境银川里、木叶里、吹麻里、样卑里皆属河州。
清初，县境属临洮府河州管辖。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废除明代里甲制，改设会社制，自治县地为西乡二十九会中的十八会。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移河州同知于循化营，设循化厅，今县境内别藏、红崖、端言、回回、迭古、仰化六部族，归其管辖。
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分甘肃省行政区划为七道，县地属兰山道河州。民国二年（1913年）北洋政府废府、州制，将河州改为导河县，县境属之。民国十八年（1929年），改导河县为临夏县，今县境中除别藏、小关、中咀岭、居集乡部分沿山地区属循化县外，其余均为临夏县辖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1949年8月至1958年，县境属临夏县。1958年底，临夏市、临夏县、永靖县合并为临夏市，县地属临夏市，1961年11月恢复临夏县建制，县地仍归临夏县。1980年6月14日，国务院批准成立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1981年9月30日隆重举行自治县成立庆祝大会，县城所在地为吹麻滩镇。到2005年底，全县有吹麻滩、大河家、居集、别藏4个镇，四堡子、刘集、石塬、柳沟、关家川、胡林家、安集、寨子沟、徐扈家、郭干、中咀岭、银川、铺川、小关十四个乡，共145个行政村，1个居委会、1296个合作社，总户数45854户。其中，农村户数44090户，少数民族23466户。总人口232611人，其中有农村人口223941人，少数民族122699人，有保安族14304人，东乡族18952人，撒拉族8256人，汉族109912人，回族74754人，土族5397人，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哈萨克族等民族共1036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