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陇东的整风运动和精兵简政
【抗日根据地的严重困难和党的十大政策】 1941年和1942年，是我国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原因有5个方面：一是日寇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大批劳力被屠杀或抓走，牲畜、粮食被掠夺，从根本上破坏了生产力；二是国民党顽固派对抗日根据地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三是华北地区连续遭到严重的自然灾害，出现饥荒，加重了解放区财政经济的困难；四是解放区党政军组织机构过于庞大，根据地经济承受力过重；五是在共产党内部还存在着某些不良作风，干扰着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由于上述原因，全国解放区面积缩小，人口由1亿下降到5000万以下，八路军由40万减少到30万，新四军由13．5万人减少到11万人。抗日队伍曾经到了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菜，没有纸，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子盖的地步。
为了克服严重困难，巩固解放区，坚持抗战到底，中国共产党制定并实施了著名的十大政策，即：对敌斗争、“三三制”政权、减租减息、精兵简政、拥政爱民与拥军优抗、统一领导、发展生产、整顿“三风”、审查干部、时事教育。在十大政策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是整顿“三风”和大生产运动，这两个中心环节是坚持抗战到最后胜利的精神基础和物质保证。
整风运动是从1941年底延安高级干部整风学习开始的，1942年在全党展开，1943年10月，整风进入总结提高阶段。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整风运动的结束。这次党的整风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其中，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是整风运动的中心内容和主要任务。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一个创举，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的丰富和发展。
1941年，毛泽东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受到解放区军民的热烈响应。陕甘宁边区率先实践，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亲自参加生产劳动，部队、机关、学校和广大劳动群众一齐动员，掀起了以农业为主的大生产运动的高潮。在王震领导的三五九旅的带动下，陕甘宁边区从1940年到1942年共开荒188万亩，增加细粮47万石[注]。到1943年，产粮184万石，除自足外，尚余22万石；1944年产粮203万石，余粮28
[注]陕甘宁边区建设厅于1942年3月22日颁布边区度量衡统一办法，规定从当年5月1日起，尺用正裁尺，斗用30斤斗，秤用库平16两秤。以下文中所列度量衡单位，均属统一后的标准。万石。从而大大减轻了人民负担，增强了部队实力。大生产运动是一个伟大的壮举，它为我党积累了经济建设的经验，形成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
【陇东的整风运动】 陇东的整风运动是从1942年3月开始的。这年2月下旬，关中分区党委在马栏召开扩大会议，传达精神，安排整风。3月18日，陇东特委召开整风学习动员大会，马文瑞作动员报告，陇东分区机关和各县、区干部整顿“三风”运动陆续开始。整风中，每天集中学习三四小时，主要学习中共中央宣传部指定的毛泽东的《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22个文件。为了加强对整风学习的领导，陇东特委成立了总学委会，各县委也成立了学委会，两级都办了干部学习班，开展了以整顿“三风”为内容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
陇东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党的队伍迅速壮大起来。许多新人党的同志缺乏革命实际斗争的锻炼和考验，思想上存在着许多不正确的东西，这就成为党内不正之风滋长的条件。同时，由于陇东较为封闭，文化教育相对落后，这就使一些革命历史较长的党员干部认识受到各种限制，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明显存在着。另外，陇东地处抗战后方，国民党顽固派不断派遣特务混入根据地和革命队伍内部，用各种方式对革命队伍进行分化瓦解，有的党员在这种新的斗争形势下经不起考验，丧失了革命立场，产生了十分恶劣的影响。由于上述原因，在陇东党组织内，一些党员干部身上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歪风比较严重地存在着，干扰着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
陇东分区各级党组织在认真学习整风文件的基础上，针对党内存在的三股歪风，展开了全面的思想检查和工作检查。整风运动采取的主要方法是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运用党中央整风文件的精神来检查党员思想作风上的错误，查找不正之风存在和滋长的根源。具体方法是学习和教育相结合，反省与批评相结合。在反对主观主义方面，主要批评和纠正了存在于老干部中的经验主义和新干部中的教条主义倾向；在反对宗派主义方面，主要批评和纠正了某些党员干部存在着的个人主义、本位主义以及闹独立性的倾向。同时，还开展了反对党八股的斗争。在这次整风学习中，陇东分区还在各级党政机关中开展了对官僚主义、自由主义以及贪污腐化和落后意识的斗争。对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既进行了严肃批评，又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帮助他们认识并改正错误。
1943年1月，陇东特委改为陇东地委。为了纠正和克服党内存在的不良倾向，地委在深入进行思想教育的基础上，制定了工作制度、纪律原则、奖惩条例和政务人员公约，有效地纠正和克服了党内的不良思想。同年5月，陇东地委贯彻延安高干会议精神，安排各县重新集中整风学习，在领会文件精神的基础上，联系实际进行反省。9月6日，地委举办整风学习班。由于受延安“抢救失足者”运动的影响，在干部中大抓“特务”，使许多同志受到打击和伤害，仅新宁县就逮捕关押了20多人，华池县代理县长第五汉杰被迫自杀，全区105人被迫“坦白交待”，从而使陇东的整风运动一度步入歧途。10月，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等9条方针，及时纠正了反特扩大化的严重错误，陇东分区的整风运动又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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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次整风运动，广大党员干部普遍地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进一步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方向，坚持和发扬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统一了思想，促进了陇东分区各项工作的顺利完成，为战胜严重困难和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陇东抗日民主政府的精兵简政】 陇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后，陇东分区的各级党组织和各级抗日民主政权逐步建立健全，党政干部人员也相应有了较大的增长。但是随着严重经济困难的到来，“鱼大水小”的矛盾就明显地突出起来。因此，遵照中共中央关于精兵简政的重要指示，为克服根据地严重的物质困难，适应变化了的客观情况，陇东分区结合整风运动开展了精兵简政工作。
为了切实搞好精兵简政工作，陕甘宁边区政府于1942年1月发布了《关于各级行政组织区划编制的规定》的通令。通令根据边区各分区人口、地域、自然、经济状况与政治环境等条件，划分了不同等级，并以此编制配备各级干部和工作人员，将超编的人员精减下来，使行政机构真正做到少而精。陇东分区被划分为甲等，关中分区为乙等。两分区对所属各县也划分了等级，庆阳为甲等，华池、新正为丙等，环县、曲子、新宁、镇原、合水县为乙等。各区乡也划分了等级。从而为简政工作的顺利进行做好了准备。
第一次的精简整编工作于1942年2月告终，第二次于1943年5月结束。两次精简整编的内容，主要是裁减不必要的机构，合并性质重叠的机构；下放干部，裁减冗员；按不同等级配备行政机构干部和工作人员。陇东分区专署将下设的处一律改为科；将原来的一（民政）、三（教育）科合并为民教科，二（财政）、四（经建）、五（粮食）科合并为财粮科，保安科改为保安分处。这样，原来包括秘书室在内的7个科室单位合并缩小为3个科室和一个分处单位；原分区交通运输局和调查站等单位撤销，陇东卫生所与三八五旅部队医院合并，分区税局与庆阳县税局合并。后又根据需要恢复了粮食科，成立了分区邮电局。各县政府机关在精简中将一、三科合并为一科，二、四科合并为二科，取消秘书室，设政务、事务秘书各一人及事务人员若干人，管理各项具体事务。分区专署原有工作人员44人，经过合并精简机构后，配备干部25人，事务人员6人，精简13人；各县行政机构经过精简后共配备干部112人，事务人员35人，精减64人，行政工作人员均有较大幅度的减少。如华池县县级单位精减干部20人；新宁县县府编制25人，区级24人，精减干部22人；合水县县府编制33人，区级28人，精减13人，其中4名送延安学习，7名调动工作，2人到行政村工作。陇东分区在精简各行政机构的同时，对群众团体的专职人员也相应有所减少，如陇东分区工会在原有脱产干部60人中减去40人，并取消区工会主任一职。在精减上层的同时，下放干部，加强基层。分区专署于1942年5月专门召开各县一科科长联席会议，决定：加强区乡级干部，县级机关编减的人员一律调到区乡去；举办行政人员训练班，训练强有力的区乡干部，提高原有区乡干部工作质量；建立正规而定期的会议、汇报、检查、文件保管等制度，以期行政工作规范化。同时，送一些文化较低的年轻干部到学校学习；对回乡务农的干部拨出经费或发放贷款扶持他们安家立业；对一些年纪较大、身体较差、不能坚持工作的干部安置休养，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困难。由于处理慎重，安排适当，编余人员高兴地服从了组织的安排。
陇东分区经过精兵简政，既使上级组织变得精干合理，又使基层政权和生产部门的工作得到了加强，不仅战胜了严重的物质困难，减轻了人民群众的负担，解决了“鱼大水小”的矛盾，而且增强了党、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通过精兵简政，还健全了工作制度，严明了行政纪律，改进了工作作风，使根据地的人力、物力、财力充分发挥了效益，政权进一步巩固。
）第二节 陇东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
【陇东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 1940年以后，国民党蒋介石不仅对边区加紧军事“围剿”，而且实行经济封锁。他们断绝了对八路军的一切供应，禁止任何粮食、物资流入边区，企图困死共产党和八路军。为了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陇东分区党政军民贯彻党中央、毛泽东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工作的总方针，响应“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执行边区政府以农为主，发展经济的生产自救方针，从粮油、贸易和开办手工业方面人手，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取得了巨大成绩，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巩固了抗日民主政权。
从1941年开始，陇东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便大规模地开展起来。党政军民一齐动手，上山下乡，开垦荒地。在以自愿结合为原则的前提下，有30%的农村劳方参加了变工队、扎工队、互助组、唐将班子、请牛会、伙种队等劳动互助组织，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劳动效率。各级政府还教育和帮助农民改革旧的耕作制度，改良耕作方法，兴修水利，扑灭害虫，提高农作物产量。同时实行新开垦荒地三年免征公粮、奖励劳动英雄、安置移民、改造“二流子”等政策，鼓励和扶持农民发展生产。
在边区政府的领导下，陇东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取得了显著成绩。1943年6月，陇东分区所属6县就新开荒地158841亩，超过计划98241亩；驻军开荒14772亩，地方各机关开荒1916亩。加上1942年开垦荒地50616亩，全区共开荒226145亩，使耕地比原来增加了10％，年增加细粮5万石。在开荒种粮的同时，分区还发动群众种植棉花和蓝（一种可以染布的植物）等经济作物。全区推广了庆阳三十里铺植棉模范王敬唐的种棉技术。庆阳、合水、镇原3县1943年就织布32452丈，赤城区纺线业发展快，有377名纺线妇女，282架纺车，纺出的线和织出的布占3县总数的一半以上。到1944年，全区种棉3万亩，收棉花30万斤，蓝1000亩，有纺织妇女1．4万人，当年织布5．6万余匹（一匹为4．2丈），大大缓解了布匹紧缺的困难。同时重视发展畜牧业，全区养牛、驴、马等大牲畜近14万头，养羊68．7万只。新宁县二区三乡，建立革命政权前全乡只有4头驴，建立革命政权后逐年发展，到1942年，全乡有大家畜168头，1943年又发展到452头，1944年发展到861头。合作贸易事业也呈兴旺景象。到1944年，开办陇东分区土产公司、盐业公司以及德丰源、庆丰源、新丰源等各种字号的商店140余处。曲子县党政军3个商店组成的曲子联店，1944年全年贸易总额2．5亿元边币，纯利4205万元边币（边币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于1941年2月所发行的仅限于边区境内使用的货币，开始与国统区发行的法币等值，后比价有所变化），其效益为陇东各商店之冠。与此同时，地方手工业得到了蓬勃发展。兴办起了制药厂、制毡厂、造纸厂、火柴厂、香烟厂、肥皂厂、木炭厂、醋厂，制革、农具、酒坊、染坊、裁缝、砖瓦等军民联合手工业不断增加。组织运输队39个，投人运输的牲口876头，运销食盐72547驮。在经济工作中，陇东各级政府执行边区政府关于公私兼顾、互助合作、团结内部、一致对外的经济斗争的基本方针，掌握食盐和土产等外销物资，实行专卖与统销，坚决取缔走私，建立边币、法币交换所，禁止流通法币，并提高边币对法币的比价，鼓励商人到边区贸易。这样，使边区军民的日常生活和生产需要得到满足，边区经济大大活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