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业务的实质是洞察风险并对其进行有效的控制。在商业银行进行业务经营的各个环节，风险都随之存在。因此，国际化经营的过程也是一个风险控制的过程。从事国际化经营的银行面临更加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式，存在的风险因素更多。即使有良好的业务运行机制和先进的业务管理手段，如果没有更好的风险控制机制，也会给国际化经营的银行带来严重甚至是灾难性的后果。
）第一节 巴塞尔委员会《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
是中小商业银行监管的指导原则
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国际银行业经营方式日新月异，金融创新层出不穷，1988年的《巴塞尔协议》在实施过程中暴露除了许多缺陷和不足。在此背景下，巴塞尔委员会于1999年6月制定了新资本协议草案第一稿，经过反复修改，至2004年6月26日通过巴塞尔新资本协议。
巴塞尔资本协议的发展与完善反映了国际银行业的一系列变化。2006年我国银行业将全面对外开放。我国银行要在更加复杂的国际环境下生存与发展，必须充分认识国际银行业的新“游戏规则”--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并做好相应的准备。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提出的新资本协议经多次修改后即将全面实施。经过全面修改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是国际金融环境不断变化与银行业风险监督不断完善的产物，该协议的实施将对国际银行业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我国实现金融业的全面对外开放后，必然要逐步实行新资本协议提出的相关规则。我国银行业必须充分认识和把握该协议的实质与要求，并作好实施该协议的各项准备。
一、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三大支柱”与主要内容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考虑到了银行业近年来的发展变革，特别是银行混业经营、资产证券化等新业务、新产品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涵盖性。在银行风险管理上，它综合考虑了各种风险，推行全面风险管理的理念，使资本水平能够更真实地反映银行风险；采取更加灵活、更加动态化的规则，重视定量（资本计算）和定性（对监管过程、银行管理体制的要求和利用市场约束规则）方面的结合，定量的方面更加精细化。它进一步强调了银行内控机制建设的重要性和基本要求、监管当局的准确评估和及时干预、银行资本透明和市场约束。它充分考虑到不同性质银行间的差别，突破了传统银行业限制，从机构和业务品质能力方面，推广了经典的最低资本比例的适用范围，这为金融业合并监管的形成确立了重要的政策基础。
与1988年的《巴塞尔资本协议》相比，在运用范围上，新协议将非十国集团成员国、地区性监管团体及国际商业银行等包括在使用对象范围内，运用于所有国家和地区，增强了新协议的国际运用性。在内容上新协议高度浓缩了巴塞尔委员会近年来在监管领域的成果，是在巴噻尔委员会以往发布文件基础上的提高。最为重要的是，新协议强调了“三大支柱”在现代监管体制中的作用。支柱二“外部监管”和“支柱三”为支柱一“最低资本要求”的补充手段，三个支柱必须协调使用。这是新协议区别于1988年《新资本协议》的核心所在。
1．支柱一：最低资本要求
支柱一—最低资本要求仍然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资本的定义、风险资产的计算及8％最低充足率。其中，资本的定义和8％的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不变，最低资本充足率计算公式中的分子（总资本）亦保持不变，但其分母改为：信用风险的加权资产与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所需资本的12．5倍之和。计算公式为：银行资本充足率=总资本／[信用风险加权资产+（市场风险资本+操作风险资本）×12．5]。同时，新协议对信用风险的衡量及风险资产的计算方法做了重大的修改。
首先，新协议调整了计算风险资产的所谓“标准方法”。1988年的《巴塞尔资本协议》在计算资本充足率时，资产（包括对政府、银行、企业的债权）的风险权重主要根据债务人所在国是不是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来区分。而新协议则是根据外部评级的结果来确定风险权重：（1）对政府主权债权，按照新的计算方法，即便是经合组织成员国政府，如果它的外部评级信用等级低，银行对其债权的风险权重也要提高；而对于外部评级信用较高的非经合组织国家政府，银行对其债权的风险权重可相应降低。（2）对银行债权，新协议提出了两种选择：一是以所在国政府债务的风险权重为基础，相应提高一个档次；二是直接以银行自身的外部评级结果为依据确定。（3）对企业债权，新协议建议一般为100％，但对于信用评级特别高的企业（AA一以上），权重可以是20％；而对于信用等级特别低的企业（B一以下），权重将是150％，
其次，除上述计算风险资产的标准方法外，新协议还提出了其他替代方法。例如对于一些十分先进的银行，新协议允许他们使用内部评级方法计算风险资产；对一些高度发达的银行，适合在风险管理中运用信用组合风险模型。
2．支柱二：外部监管
第二大支柱--外部监管是要求加大银行监管机构对银行的监管力度，同时严格控制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以确保银行有严格的内部控制体制。其基本原则有四个：一是银行应参照其承担风险的大小，建立起资本充足整体状况的内部评价机制，并制定维持资本水平的战略；二是监管当局应对银行的内部评价程序与资本战略以及资本充足状况进行检查和评价；三是监管当局应当根据银行的风险状况和外部经营环境，要求银行保持最低水平的资本充足率；四是监管当局应对银行资本下滑的情况及时进行干预。
3．支柱三：市场约束
第三大支柱--市场约束是要求市场力量来促使银行稳健、高效地经营以及保持较高的资本充足水平。因为市场的奖惩机制有利于促使银行更加有效地分配资金和控制风险。市场约束作用得以发挥的前提是提高银行信息披露的水平，加大透明度，也就是要求银行提供及时、可靠、全面、准确的信息，以便市场参与者据此做出判断。新协议规定，银行应及时公开披露包括资本结构、风险状态、资本充足率、对资本的内部评价机制以及风险管理战略等在内的信息，披露的频率为至少一年一次。
二、新旧巴塞尔资本协议的内容变化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与1988年的旧资本协议相比，在内容上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更新：
1．监管框架更完善与科学。
旧资本协议在信用风险的监管上是以单一最低资本金为标准的。新资本协议除继续这一要求之外，还增加了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和市场约束来对银行风险进行监管，以提高资本监管效率。新资本协议形成了现代金融监管体系的“三大支柱”，是资本监管领域的重大突破。这“三大支柱”在金融监管体系中扮演不同角色，最低资本是核心，金融部门的监督检查与市场约束是最低资本的必要补充手段。
“三大支柱”在现代金融监管中共同发挥作用是新资本协议与旧协议区别的核心所在。
2．风险权重的计量更准确。
1988年的旧资本协议决定风险权重的标准是以是否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成员国，成员国的风险权重是零，非成员国则为20％。这种划分标准深深的打上了“国别歧视”的烙印。而对企业无论其信用如何，风险权重均为100％的“一刀切”方式有悖于实际情况。新资本协议则使用外部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来确定主权政府、银行和企业的风险权重。除此之外，此三大主体风险权重的确定还需与若干国际标准相连。如银行的风险权重要与巴塞尔委员会的《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挂钩，证券公司的风险权重则要与证监会国际组织的《证券管理的目标和原则》相连。
3．风险认识更全面
1988年的旧资本协议主要考虑信用风险，而新资本协议则认为银行面临着三大风险：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其他风险（包括利率风险、操作风险、法律和声誉风险）。新资本协议指出的风险几乎囊括了银行所要面临的一切风险。并且新资本协议对各种风险都相应有一个资本标准要求。
4．新资本协议的主要创新--内部评级法
所谓内部评级法，就是以银行对重大风险要素的内部估计值作为计算资本的主要参数，从而极大地提高了资本对风险资产的敏感度。内部评级法由三大关键要素构成：风险构成要素、风险权重函数和资本充足率最低要求，其核心是对风险构成要素的评估。按照风险构成要素评估是由银行本身还是由监管当局进行，内部评级法有内部评级初级法和内部评级高级法。这要求银行本身必须加强内部风险管理。
新资本协议力图更加全面而敏感地反映银行风险，以实现继续促进金融体系的安全性与稳健性，促进公平竞争，提供更加全面的风险处理方案，使处理资本充足率的各种方法更为敏感的反映银行头寸及其业务的风险程度等主要目标。
三、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对中小商业银行的影响
根据我国银行业的现状，全面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将会对我国银行业包括中小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水平、海外经营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1．资本金严重不足。
由于自有资本金较少，伴随着近几年银行资产的迅速扩大，我国中小商业银行均不同程度地存在资本充足率不足的问题。新协议实行后，资本金的问题将会更为突出。
2．新协议将使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处于不利竞争地位。在新协议中，巴塞尔委员会在评级方法上向银行及监管当局提供了多种选择方式。这将使全球银行业在不同的监管原则、内部控制及风险评估制度下，采用不同标准的风险衡量体系，出现事实上的不平等竞争及不可比问题。中小商业银行由于规模较小、内控机制不健全，难免会遭受不利的评价和不平等待遇。
另外，新协议的实施把国际评级机构提到了一个很高的地位，并列举了标准普尔、穆迪和惠普三家公司作为例子。由于这些国际评级机构均来自欧美国家，它们号称全球统一的评级标准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非常不利。以他们的评级结果当作衡量资本的依据，难免会产生不平等竞争。
四、我国银行业迎接新资本协议的准备
由于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不是国际法或国际公约，对各国政府、银行监管当局及商业银行并不具有强制约束力或法律效力，各国或经济组织对新资本协议的态度有所差异。
我国银行业在2006年底开始实施新协议的几年内，仍将继续执行1988年的老协议。但新资本协议代表监管理论中的先进理念和发达国家商业银行逐渐完善的风险管理最佳实践，将会得到更多国家和地区认可，新资本协议终将发展成为国际协议和国际标准。我国大陆在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中未受到较大冲击，与我国金融业当时对外开放程度不高、没有完全融入国际金融环境有直接关系。如今，我国已加入WTO，到2006年我国金融业将全面对外开放，外资银行将把触角伸人中资银行业务的每一个角落。所以我国银行业必须做好应对新“游戏规则”带来的全面挑战的准备。
1．必须提高我国银行资本充足率
最低资本充足率是新资本协议的“三大支柱”的核心。若采用新资本协议的计算方式，中资银行就面临着不及格的危险。针对中小商业银行规模扩张迅速，资本充足率偏低的现状，应积极借鉴国际经验，制定相应措施，提高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水平。我国银行一要从内部补充资本：强化内部约束，提高资产质量，加大处置不良资产力度，改善经营状况，增强自我积累能力，提足贷款损失准备；二要利用外部渠道补充资本，如力促股东增加资本，引进战略投资者，发行长期次级债券、可转债，符合条件的商业银行还可发行股票等。
2．必须切实完善我国银行监管制度和提高银行监管水平
由于我国目前还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阶段，长期以来形成的计划经济体制烙印在短时间内无法根除。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我国现行的银行监管制度是以行政监管与人治监管为主体，这与新资本协议要求的权威性与法治监管制度有相当大的差距。据统计，上世纪90年代我国约有30％的不良资产是政府为了推动经济发展或制造个人政绩，命令银行给个别项目放贷导致的；10％的不良资产来自于地方行政环境和法律环境。因此我国必须转变监管意识，更新监管理念与知识，完善监管法规与制度，改进监管方式与方法。
3．建立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确保银行经营活动的有效性
首要的是尽快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构建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和内部风险管理机制。要根据国际银行业的先进水平和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要求，从组织、流程、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等方面，提高业务的风险管理能力。这个框架的形成必须依据各家银行现有的实际状况及监管环境的要求，循序渐进地推进其实现。由于这项改革会涉及整个管理架构的问题，因此，这个过程标志银行脱胎换骨的经营体制转变和经营理念转变，而领导层理念的转变必须先行。
4．必须逐步提高我国银行风险管理能力
我国银行风险管理框架是建立在1988年1日资本协议基础上的，但定量管理还只是停留在资产负债指标管理与头寸匹配管理上。这种定量管理远落后于新资本协议的要求。另外，我国银行的风险管理主体不明确，缺乏风险管理的组织制度保障。在我国银行坏账的构成中，20％的坏账是由银行内部管理问题导致的。因此，必须转变我国银行长期以来形成的“重业务发展，轻风险管理”的偏颇认识，树立现代的风险管理理念；完善我国银行风险管理制度建设，建立全面的风险管理体系；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加强对风险的管理。
5．必须加强我国银行专业人才的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