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雷雨顺的爱人刘秀芳
一九八三年一月十五日上午，我们在北京市结核病医院见到了雷雨预同志的爱人刘秀芳同志，她正在这里看护老雷。
刘秀芳一见到我们就说：“电台广播了老雷的事迹以后，这两天我们收到很多来信和电报，到医院来探望的人也增加了许多。我非常感谢组织上、医院的同志们和广大群众对老雷的关怀和照顾。”
刘秀芳也是一位中年知识分子，现在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任教。由于在教学和学术研究中取得了显著成果，她已经被学校评为副教授，正待有关部门审批。
雷雨顺和刘秀芳是在一九六。年相识的。当时，他们俩人都参加了“长江最大洪水预测”这一科研课题。在共同的工作中，他们产生了爱情，两年后结成伴侣。
我们请刘秀芳同志谈雷雨顺同志，她思索着，对我们说：“我们结婚后由于没房子就没在一起过，老雷六五年到气象局工作时给了房子，但接着就让他去搞‘四清’了，‘文化大革命’中我又下放农村。我们真正有个家是在一九七一年。老雷是一个事业心很强的人，他不随着潮流瞎转。在十年动乱时，有的人把业务书卖了，他不但不卖，反而买进了不少业务书。从一九七二年起他就把主要精力放到搞科研上面去了，他自学了日语，业务工作从未间断。那些年，他收集了很多气象方面的群众谚语，我帮他抄，整理了一箱子。他工作起来很刻苦，每天从早上六点一直干到晚上十一、二点，中午只有十几分钟的休息时间。
“我们俩都不会生活，各人有各自的业务，都很忙，家务事也弄不好。有一次老雷熬粥，往锅里放了好多团粉，结果煮成了一锅糨糊。他在生活上别无所求，吃穿很不讲究。衣服穿旧了、穿烂了，也不在意，就是不爱穿新衣服。他几乎不看电影，惟一的娱乐是在休息时间同人家下下围棋。他特别珍惜时间，最怕别人来闲聊天。可要是来找他探讨学术问题，那他是很热心的。
“为了节省时间，腾出更多的精力来搞业务，八一年的春天我带儿子到学校住集体宿舍，从此我们一家人一个星期团聚一次。日子过得很简单，家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就是在夏天，也是一个星期上街去买一次菜。”刘秀芳同志的话是那样朴实，就像是同我们谈家常。接着，她平静地继续对我们说：
“我和老雷的工资都不高，俩人都是每月六十几元。我们并没有感到过不够用，因为谁也没有时间去商店买东西，没有时间去花钱。老雷对时间抓得特别紧，他吃饭很快，吃完了就催别人快吃，因为他要洗碗，不愿意等着。他常说：向我要十块钱不可惜，向我要一分钟时间就太可惜了！
“我们的孩子从四岁起，就自己拿着小板凳，跟着邻居的孩子搭伴去看电影了，因为老雷和我都没有空带他去看。说实在的，在生活中，我不是一个好妻子，他也不能算一个好丈夫，但是我们都是为了尽量把工作做好。”说到这里，刘秀芳的眼眶有些湿润了。
我们都沉默了一会儿。接着，我们向刘秀芳同志问道：“这次老雷生病以后，您是怎么想的？”
刘秀芳说：“老雷到成都开会的时候，我不在北京，也在外地开一个会。我回到北京后不久，就传来了他在成都病倒的消息。组织上打电话让我去成都，我马上收拾东西准备去，这时，医院对抽出来的胸水进行化验，经检查诊断为肺癌，马上派人把他护送回北京了，这样我就没有去成都。组织上为老雷联系好了医院，我们学校对我的课程也作了调整。各方面都想得很周到。
“老雷这次生病，又是这种性质的病，我感到很难受。一是作为他的妻子，我没有照顾好他，我没有尽到责任。二是他的事业刚刚开头，他正当中年，该是好好干事的时候，就病倒了，这实在可惜。后来，看到老雷在医院的病床上还是想着工作，还为别的同志考虑科研课题，还听广播学习英语，还在考虑规划今后的工作；同时，组织上和很多的同志给予我们深切的关怀和帮助，这样，我就振作起来。现在，我除了在病房照顾老雷，还要抽空备课，每个星期我都要到学校去讲一个下午。我这样做，征得了老雷的同意。他很支持我，他对我说：‘你要做一些事情’。
“有人曾经对我说：现在你副教授也评上了，以后可以慢慢来了。我想，我们要避免无谓的牺牲，但是，还是要争取为人民为国家多做一点事。有的事情，是不能拖也不能慢的，一拖、一慢时间就过去了，在科学上，需要有一种冲刺的精神，我要向老雷学习，在科学的跑道上冲刺！”
刘秀芳同志的话，引起了我们长久的思索。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光阴如流水，倏忽即逝。没有奋发进取的事业心，没有重任在肩的责任感，没有乐此不疲的工作精神，怎么可能做好任何一项工作呢？马克思说得很深刻：“只有那在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雷雨顺同志在气象科研方而取得的突出成果，刘秀芳同志同人合著的数学专著和翻译的外国数学论著的出版，这些成就的取得，正是他们在科学的跑道上不断冲刺的结果。在我们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努力奋斗的时候，是多么需要雷雨顺和刘秀芳同志的这种“冲刺”精神啊！
（此稿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1983年1月16日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1月19日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播出。出版时作者进行了补充）
（作者徐永青徐景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