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深人静了，焦裕禄独自坐在办公室，一边读着毛主席著作，一边回味着下乡后的收获。这已经是焦裕禄多年的习惯，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白天下乡调查研究，回来读毛主席著作，晚上‘过电影’，早上记笔记。”边读边想，焦裕禄陷入了沉思：兰考生产斗争上的三大“敌人”——风沙、内涝、盐碱、虽然已经被多数同志看到了，但究竟“敌情”严重到什么程度，我们还不了解。全县的沙荒、沙丘、风口，到底有多少？水的流向如何？哪里需要挖河开沟？盐碱地的分布和碱化程度怎样？这一切，我们心中没底，这仗又怎么打呢！他下定了决心，要把兰考1800平方公里土地上的自然情况摸透，亲自去掂一掂兰考的“三害”究竟有多大分量。
按照他的想法，县委先后抽调了120名干部、老农和技术员，组成一支三结合的“三害”调查队，在全县展开了大规模的追洪水、查风口、探流沙的调查研究工作。
一天早晨，焦裕禄带着“三害”调查队的同志出发了。他们迈开大步，登上了北大堤。眼前就是黄河故道，一眼望去，平沙无垠。村村落落，被早晨的迷雾笼罩着，迷迷蒙蒙，若隐若现，这时，只见西北方涌起一道赭黄色的沙柱，冲天而起，直冲云霄。沙柱渐粗渐大，在盘旋，在上升。过了一会儿，沙柱分成两路，一奔西南，一奔东南，迅速前进。焦裕禄指着西北方向，问道：“哪个村庄？”有人答道：“朱庵。”焦裕禄又问：“落到哪个地方？”这就没人能说清楚了。那就跟着撵呗。他们顺着风沙的方向，一直追到了胡集村西头。这时，风越刮越猛。焦裕禄把自行车放倒在地上，弯下腰，看了看地里的庄稼，吃惊地说：“哟，往北这片庄稼都被风刮平了。瞧，那一片连根都拔了出来。这家伙是厉害。”
随行的同志回答说：“这地方是风口。”
话刚出口，一阵急骤的旋风席地卷来，有的人急忙趴在地下。黄风过去，大伙的脸上，嘴上，粘满了泥沙。狂风像排山倒海样向南推进，风不停，沙也不停。大伙儿跟着风沙，向南狂追。阵阵飞沙像霰粒一样自天而降，撒在地上。落下的沙，在地上打个旋，又飞向天空，继续向南飞。大家穷追不舍，直撵到黄沙落定，才停了下来。此时已是天傍黑了。焦裕禄拍着手说：“好啊，风沙落地，咱也该落脚了。”
就这样，全县的“三害”调查队，在狂风里，扛着标尺，带着仪器，查清了全县从西到东，共有86个大风口、261个沙丘、63个沙群，还有十几条沙龙，危害农作物达30万亩。调查队把每个沙丘的方位、面积、高度，都画了图，编了号，成为治理风沙的依据，在沙区先治沙丘这个目标清楚地显露出来了。当大家坐下来，研究如何治理沙丘时，焦裕禄一个一个征求大家的意见。有讲造林固沙的，有说挖防风沟的，有说打防风墙的，意见很多。焦裕禄说：“这些办法都很好，就是慢了点。我们看着受灾的群众，再想想我们的责任，治沙的事，能不能快点？”
有人提出，外国有一种沥青固沙法，在沙漠地区，每亩沙丘上，需用30公斤沥青加以覆盖。焦裕禄听了，不禁哈哈大笑：“这个办法适合外国，不适合中国的兰考……咱们有的是人。咱们要发扬南泥湾精神，办法要到群众中去寻找。”
有一次，调查组的同志向焦裕禄汇报了一个情况：张庄附近原来有一个27户的彭庄，现在已经被沙丘湮没了。老贫农魏铎彬他母亲的坟就在这里，经常被狂风刮开，露出棺材。魏铎彬用一个早晨的工夫，挖淤土盖到坟上，淤土盖上以后，狂风再也吹不动了。
焦裕禄听了这个事例非常高兴。他霍地站了起来，提着笔，兴致勃勃地说：“这是个重要发现。一个人，一个坟，一个早晨，对我们是个很好的启发。我们要发挥集体的力量，一百人，一千人，一万人，十万人，孩子老婆齐上阵，大筐小筐往上端，担的担，挑的挑，抬的抬，扛的扛，凡是有淤土的地方，都采用淤泥盖沙的办法，干他一年、二年甚至三年的时间，准可以在兰考来个大翻身。”
赵朵楼的小面积翻淤压沙成功了，张庄大面积的翻淤压沙也成功了。这样，大家的信心就更大了。
接着，县委在这里召开了沙区的45个大队党支部书记会议，把这两处试验成功的办法向全县推广。经过一个冬春的奋战，全县为害最大的一些沙丘，全用淤土封闭了，又在上面种了各种树木。焦裕禄兴奋地看了一处又一处，他指着封闭了的沙丘说道：“沙丘为害数百年，现在我们给它贴上‘膏药’（盖上淤土），‘扎上针’（栽上树），从治病来说，这还只是个救急的办法。”
最后，焦裕禄总结出了二三条治沙经验：造林固沙，百年大计；育草封沙，当年见效；翻淤压沙，立竿见影。三管齐下，密切结合，才能根治风沙的灾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