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1～1912年， 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走向覆灭。
1862年， 清咸丰帝死后， 皇太子载淳（同治帝） 即位， 其母慈禧太后在大臣奕的协助下处死肃顺等辅政大臣， 开始了中国历史上近半个世纪的“垂帘听政” 统治。清朝在同治和其后的光绪二帝在位的时候， 大权全部落在慈禧太后手中。在她垂帘听政期间， 列强打开了中国大门， 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不得不承担巨额的战争赔款， 答应赔偿2亿两， 而这个数字是清政府一整年财政收入的2.5倍。《辛丑条约》中赔偿4.5亿两， 分39年偿清， 本息合计达9.8亿两。为维护其统治地位而对农民起义进行的镇压， 又使清政府的军费开支不断增加， 这些都加剧了财政困难， 使晚清政府的政权基础发生动摇。南有太平天国， 北有八国联军， 清朝的政局真可谓内忧外患。1912年1月1日， 中华民国在南京宣告成立。同年2月12日，清帝被迫退位。自入关以来， 清朝共历12帝， 享国共268年。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也就此被推翻。
慈禧皇太后垂帘听政
慈禧太后，于清宣宗道光十五年（1835年）出生，清德宗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二十二日去世，又称“西太后”“那拉太后”“老佛爷”，死后清朝上谥号为“孝钦慈禧太后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总共25字，为有史以来皇后身后哀荣之最。慈禧太后是清朝政府腐败、软弱、无能、残暴的代表，是清文宗咸丰十一年（1861年）至清德宗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间清朝的实际统治者。
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乳名兰儿，是安徽徽宁池广太道道员惠徵女。于清文宗咸丰二年（1852年）以秀女被选入宫，号懿贵人，因得咸丰皇帝宠幸，于清文宗咸丰四年（1854年）进封懿嫔。清文宗咸丰六年（1856年）生子爱新觉罗·载淳，次年进位为“储秀宫懿贵妃”。清文宗咸丰十一年（1861年）八月，咸丰皇帝病死热河，遗诏立载淳为皇太子，继承皇位。并任命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辅政。定年号“祺祥”，尊生母叶赫那拉氏为“圣母叶赫皇太后”。同年十一月，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发动政变，将八名“赞襄政务王大臣”分别革职或处死，改元同治。慈禧太后实行垂帘听政，实际控制了国家大权。
清穆宗同治十一年（1873年），清穆宗爱新觉罗·载淳成年，慈禧太后宣布撤帘归政，但仍把持朝柄。这是清穆宗爱新觉罗·载淳生平最郁闷的事了。不过慈禧太后权欲极强，在之后的清德宗光绪一朝也是把持朝政。次年，清穆宗爱新觉罗·载淳病死，慈禧太后立宗室爱新觉罗·载湉继承皇位，年号“光绪”，复行垂帘听政。之后，叶赫那拉氏成了秉掌大清国朝政40余年的圣母皇太后、人人都要向之顶礼膜拜的“老佛爷”。可惜、可叹、可悲的是在慈禧太后掌权的这段期间，大量的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将中国正式推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境地。
清末最有权势的太监李莲英
李莲英可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太监之一，是清王朝慈禧时期的总管太监，被人们呼为“九千岁”。连任了同治、光绪两朝内务大总管，是清末最有权势的宦官。
李莲英出生在清代的直隶省，也就是今河北省的河间府。根据墓志铭的记载，他9岁入宫，入宫后的名字叫李进喜，同治十年（1871年）左右，也就是他进宫14年的时候才由慈禧太后起名莲英。在慈禧太后与李莲英之间，几十年所形成的主仆关系与感情非同一般。慈禧太后有时还把李莲英召到她的寝宫，谈些长生之术，两人常常谈到深夜。
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政见不和，这是众所周知的。慈禧太后已经年迈，光绪皇帝虽然有病，但毕竟年轻，照常理讲，慈禧太后死在光绪皇帝之前是必然的。那么李莲英在慈禧与光绪之间采取什么态度呢？
李莲英在慈禧与光绪的斗争中，始终是慈禧的忠实打手，但在表面上，他对光绪深表同情。光绪被囚瀛台，慈禧故意派人给光绪送馊臭的食物，让光绪苦不堪言。李莲英看在眼里，就以请安之机，偷偷地在衣袖中藏些糕点带给光绪，使光绪感激不尽。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慈禧带王公贵族逃往西安。一路上，李莲英见光绪衣着单薄，当着众人的面，脱下自己的外罩给光绪披上。一路上问寒问暖，照顾得尽心尽力，连下人都为李莲英的善意所感动。
参与过维新变法的晚清文人王照曾经写过这样一首诗：“炎凉世态不堪论，蔑主惟知太后尊。丙夜垂裳恭待旦，膝前呜咽老黄门。”诗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庚子那年，慈禧率光绪和文武百官出逃后，第二年准备回京。他们走到保定住下。慈禧太后睡觉的地方，被褥铺陈都很华美、很珍贵，与在宫里差不了多少。李莲英住得稍差一点，但也很不错。而光绪皇帝睡觉的地方却很凄惨。李莲英侍候慈禧太后睡下后前来探望，见光绪在灯前苦坐，小太监无一人在殿内值班，一问才知道他竟然铺的盖的都没有，时值隆冬季节，没有被褥根本无法睡觉。李莲英看到这个情况跪下抱着光绪的腿，痛哭说：“奴才们罪该万死！”并且把自己的被褥抱过来让光绪使用。光绪回到北京以后，回忆西逃时的苦楚，就曾经说：“若无李谙达，我活不到今天。”（谙达，就是老伙伴或师傅的意思）李莲英不仅在处理慈禧与光绪关系的时候懂得赢得人心，而且也因为他善于笼络人心，所以有时尽管一文钱都不掏，却得了一个“体恤”下属的好名声。慈禧借六十大寿重建颐和园，但是由于工程紧张，园中有些建筑的装修还没竣工，六十大寿就到了。李莲英带慈禧在园中游玩时，故意绕着走，躲过还没修好的建筑。如果有些地面的方砖没有铺好，李莲英就紧走几步，站在缺砖的地方，用长袍遮住，挡住慈禧的视线。这一招掩饰使负责修建颐和园的官员感恩不尽。
袁世凯告密，维新变法失败
1898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在中国掀起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他们的活动得到光绪帝的支持，但光绪帝是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朝政控制在慈禧太后手中。光绪帝想借助变法来扩大自己的权力，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打击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势力。作为精于权术和政治斗争的慈禧太后，当然感觉出自己权力受到威胁，所以对维新变法横加干涉，肆意破坏。于是，这场变法运动实际上又变成了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的权力之争。在这场争斗中，光绪帝感到自己的处境非常危险，因为用人权和兵权均掌握在慈禧的手中，为此光绪帝忧心忡忡。有一次，他写信给维新派人士杨锐：“我的皇位可能保不住。你们要想办法搭救。”维新派为此都很着急，决定伺机发动政变。
正在这时，荣禄手下的新建陆军首领袁世凯来到北京。袁世凯在康有为、梁启超宣传维新变法的活动中，明确表态支持维新变法活动，并且也做了一些支持维新变法运动的事情，具有很强的欺骗性和隐蔽性。康有为曾经向光绪帝推荐过袁世凯，说他是个了解洋务又主张变法的新派军人，对袁世凯大加赞赏，并说如果能把他拉过来，荣禄（慈禧太后的主要助手）的力量就小多了。在当时，袁世凯已经具备架空荣禄的实力，甚至可以在必要的时候杀掉荣禄。光绪帝认为变法要成功，非有军人的支持不可，于是在北京召见了袁世凯，秘密封给他侍郎的官衔，旨在拉拢袁世凯为自己效力。
当时康有为等人也认为，要使变法成功，要解救皇帝，只有杀掉荣禄，而能够完成此事的人只有袁世凯。所以谭嗣同后来又深夜密访袁世凯。
谭嗣同说：“现在荣禄他们想废掉皇帝，你应该用你的兵力杀掉荣禄，再发兵包围颐和园。事成之后，皇上掌握大权，清除那些老朽守旧的臣子，那时你就是一等功臣。”袁世凯表面上热血沸腾，慷慨激昂地说：“只要是皇上命令，我一定拼命去干。”谭嗣同又说：“别人还好对付，荣禄不是等闲之辈，杀他恐怕不容易。”袁世凯瞪着大眼睛说：“这有什么难的？杀荣禄就像杀一条狗一样！”谭嗣同着急地说：“那我们现在就决定如何行动，我马上向皇上报告。”袁世凯想了想说：“那太仓促了，我指挥的军队的枪弹火药都在荣禄手里，有不少军官也是他的人。我得先回天津，更换军官，准备枪弹，才能行事。”谭嗣同没有办法，只好同意。
袁世凯是个心计多端善于见风使舵的人，其实袁世凯是想拖延时间，进一步察看事态和形势的发展变化。康有为和谭嗣同都没有看透他。袁世凯虽然表示忠于光绪皇帝，但是他心里明白掌握实权的还是太后和她的心腹荣禄等人，于是袁世凯又和慈禧的心腹们勾搭上了。他更加相信这次争斗占了上风还是慈禧，所以决定先稳住谭嗣同，再向荣禄告密。
不久，袁世凯便回天津，把谭嗣同夜访的情况一字不漏地告诉荣禄。荣禄吓得当天就到北京颐和园面见慈禧，报告光绪帝如何要抢先下手的事。这样，一场孕育中华民族富强希望的变法维新运动，就结束在一个擅长玩弄政治权术的袁世凯手中。
第二天天刚亮，慈禧怒冲冲地进了皇宫，把光绪帝带到瀛台幽禁起来，接着下令废除变法法令，又命令逮捕维新变法人士和官员。变法经过103天最后失败。康有为、梁启超逃亡到日本。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锐、康广仁、杨深秀在北京菜市口被砍下了脑袋。谭嗣同临刑前大义凛然，写下了“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悲壮诗句。大清王朝变法图强的一线生机就此被扼杀。
李鸿章签《马关条约》
日本明治维新后，一直向外“开疆拓土”，陆上西进的目标是朝鲜和清朝领土。清德宗光绪二年（1876年），日本强迫朝鲜签订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江华条约》。由此，日本侵略势力进入朝鲜。清朝与朝鲜有宗藩关系，日本极力破坏这种关系，在朝鲜造成与清朝的尖锐矛盾和多次冲突。清德宗光绪十一年（1885年）三月，中日签订《天津会议专条》，确立了两国在朝鲜的对等地位。此后，日本即有计划地大力开展了针对中国的扩军备战活动。
清德宗光绪二十年（1894年）春，朝鲜爆发东学党农民起义，朝鲜政府请求清朝出兵帮助镇压。日本政府表示对清朝出兵“决无他意”。但当清军入朝时，日本以保护使馆和侨民等为名派大军入朝，于当年七月二十五日突袭清朝北洋舰队，挑起中日甲午战争。战争打响后，两国海军进行了黄海大战。陆上战斗日军从朝鲜打到奉天（今辽宁），占领大片领土。
清德宗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初，日本又侵占山东威海。清政府无心抗战，一再求和，最后派直隶总督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前往日本马关，与日本全权代表、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和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议和。
清德宗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三月二十日，中日双方在春帆楼会见。李鸿章要求议和之前先行停战，日方提出包括占领天津等地在内的四项苛刻条件，迫使李鸿章撤回了停战要求。后李鸿章回使馆途中突然被日本浪人刺伤，日本担心造成第三国干涉的借口，自动宣布承诺休战，双方签订休战条约，休战期21天，休战范围限于奉天、直隶、山东各地。此时日军已占领澎湖，造成威胁台湾之势，停战把这个地区除外，保持了日本在这里的军事压力。日方提出十分苛刻的议和条款，李鸿章乞求降低条件。后来，日方提出最后修正案，要中方明确表示是否接受，不许再讨论。在日本威逼下，清政府只得接受。同年三月二十三日，李鸿章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是清德宗咸丰十年（1860年），中英、中法等《北京条约》以来外国侵略者强加给中国的一个最不平等条约，它使日本得到巨大的利益，也适应了帝国主义各国向中国输出资本的愿望。条约签订后，由于俄、德、法三国的干涉，日本将辽东半岛退还给中国，中国付给日本“酬报”银3000万两。
《马关条约》对中外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中国方面看，首先，割地赔款，主权沦丧，便利列强对华大规模输出资本，掀起瓜分狂潮，标志着列强侵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大大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中国国际地位急剧下降。中国人民挽救民族危亡的运动高涨，资产阶级掀起了维新变法运动和民主革命运动，中国人民自发反抗侵略的斗争高涨，如义和团运动。
对日本而言，得到巨额赔款和台湾等战略要地，不仅促进了日本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而且便利了日本对远东地区的进一步侵略。
对远东局势来说，加剧了帝国主义列强在远东的争夺。三国干涉还辽事件明显地反映了列强在侵华问题上既相互勾结又相互争斗。
《马关条约》与《南京条约》相比，赔款金额更加巨大，其他条件更苛刻。
第一，《南京条约》规定割香港岛给英国，而《马关条约》割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给日本，而辽东半岛是北洋门户，与山东半岛相合环抱渤海，南端是旅顺军港，割让辽东半岛直接威胁了京津地区的安全。台湾是中国沿海第一大岛，包括本岛、澎湖列岛及其他大小岛屿70多个，与福建省隔台湾海峡遥遥相对，具有极重要的战略地位和经济价值。日本占领台湾，不仅是掠夺了资源的宝库，而且又是侵略清朝东南沿海各省的基地。
第二，《马关条约》的赔款数额更大，2亿两白银，而《南京条约》赔款是2100万银元。巨额赔款严重破坏了中国财政，大大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负担。清政府当时的财政收入，一年不足9000万两。为了偿付赔款，除了加紧搜括人民外，只得大借附有苛刻条件的“洋债”。这笔巨额赔款，相当于日本全年收入的3倍多，其85％被日本政府充作军费，日本迅速发展成军事帝国主义，成为侵略中国的主要敌人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