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沦陷区的“公民课”给了我一种荒诞的印象，而残酷的年代就是这样的荒诞。无论多少生命灰飞烟灭，无论多少家园被拆被焚，这世界总会有人，因为无知或者势利，去粉饰太平，标榜文明，声称其所处的社会正在走向前所未有的伟大与和谐。所以，你会在沦陷区看到“松竹梅岁寒三友，中日满东亚一家”、“拥护和平新政府，健全东亚共荣圈”这样的春联。
而最是荒诞的，莫过于日伪政府向沦陷区居民广为散发的一幅宣传画：一位带着女儿半坐在床头的摩登女郎，伸出洁白如雪的胳膊，对着一群行走在暗夜里的队伍隔空喊话：“你们难道不晓得你们妻儿们，天天夜夜盼望着你们回家么？快快停止抗战回家中！”
强奸犯告诫受害者的家属须知怜香惜玉！世界上还有比这更滑稽的事情么？谁都明白，如此宣传的目的旨在瓦解中国抗日军民的斗志，然而它既无信用，也无其他实质性的作用。更不难推断的是，从逻辑上说，上述床头美女的呼唤似乎更适合瓦解日本军人的斗志。毕竟，这些手握长枪、客场作战、把全家压缩成一张照片装在胸前口袋里的侵略者，也会思念亲人，也有妻儿远在故土等着他们回去。人生既如白驹过隙，何苦还要费时费力于“鬼子进村”，又何苦非要在异国他乡为一个并不存在的理想杀人放火，直至终于落了个魂断异乡？
可惜当年的日本没有托马斯？科温那样的议员，否则他一定会因为反对这场非正义的战争而这样质问他的日本同胞：“难道在我们的国家已经没有了埋葬死人的空间了吗？”
和平的奴役
地方沦陷后，尽管有许多小孩为日人所杀，但自从汪精卫政府在日人刺刀下“安了民”，那些来自东洋的杀人机器、“马背上的恶魔”，对他们这些小孩的态度表面上好了很多。有位老人回忆，当时他还只是个少年，有一天在路上遇到了一群日本兵，就在他学着大人慌忙作揖并招呼“先生哪！”的时候，其中一位日本兵就拿出台湾的花米种和一些雪白的米，说：“小孩子，你们是良民，汪精卫主席叫你们回家种田。”据说，原先没有安民时，路都不敢走，“日本佬安了民以后就太平了一点，就敢走路了。有些好的日本佬在铺子里叫我们吃糖，‘咪西，顶好！吃啰！’”
有时候，日本兵还会将小孩拉上马背，骑上一段时间。或者让在街上要饭的小孩摔跤，谁赢了就给个牛肉罐头，输了的则只给一把米。当年在街上讨生活的年轻人，回想起这些往事，都说是“到日本人那里要饭”。通常长相好的、干净的孩子会得到优待，而长了瘌痢头的、比较脏的则被驱赶甚至被殴打。
就像姜文的电影《鬼子来了》里挂甲台村的村民一样，如果生活只是循着如此缓慢的节奏进行，乐声喧哗，没有屠杀，没有以命相搏，天真的孩子们还会坐在村口等衣着光鲜的异乡人发糖吃，你会相信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在中国的这个角落已经或者正在完成。这些温顺贤良的农民，有朝廷而无国家观念。对他们而言，外敌入侵亦无外乎乱世一种，只当是蒙古人灭了宋朝，满洲人灭了明朝，当那些在血腥的屠杀中幸存下来的人，接受了“和平的奴役”，也便慢慢认同了日本人对民国这个“朝廷”的侵占了。
只是历史并没有简单地重复。传媒通讯的发达、知识分子的广泛参与、政党政治的介入以及中国成为二战之局部，使日军不可能像以往那样只需推翻一个朝廷便可以收获一个国家了。更重要的是，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清朝灭亡，灭的终究是家天下。而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开始的中国革命，不是简单地割去中国人脑后的家天下的猪尾巴，而是让共和的观念渐渐在精英人群的心中生根发芽。中国已不再是谁家的天下，更非异邦的天下，而是自己的天下。绝大多数政党，最初革命的目的也在于建立一个现代国家。
在欧美国家讲到战争与和平时人们通常会想到“枪炮与玫瑰”，而这些日本兵带给中国的却是“枪炮与糖”。日军侵华，之所以一边杀人越货，一边鼓吹甜蜜的事业，争做“遣糖使”，无外乎这些糖对“沦（陷区）二代”有麻醉作用。然而人类终究相信良善美爱，这些糖和日本天皇可怜可耻的梦想一起，最后也都化成了污秽。
“闻道有先后”
故乡天下沦陷。现在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虽然绝大多数并没有在日本人控制的学校里上课，但他们至今还记得一些简单的日语——准确说是一些简单的词语，比如“麻吉”（好朋友）、“哟西”（很棒）、“米西米西”（吃）。不过，对于曾经生活在日人刺刀下的人们来说，最能让他们记住的日本话，往往都与其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痛苦记忆有关。
据说，当年过日本人的哨棚（岗哨）时，男男女女都要“脱裤子检查”。小孩也要，怕的是裤裆里放枪。通常情况是，在离哨棚两三米的时候，日本兵用手一指，进进出出的人就要脱掉裤子并转个身让他看，而查证的日本兵终日像个泥菩萨一样坐在台子上。需要牢记的是，在递交良民证之前，一定要先给那个假泥菩萨敬礼叩头，否则就会挨打，严重的甚至会被杀头。
见证或者亲历类似恐怖的事情多了，住在街上的人便会热心地将自己的痛苦经验告诉偶尔进城的乡下人。据一位住街上的老人回忆：“过哨棚时，有些乡下远处的人不晓得，我们就告诉人家，对日本佬要礼貌，要给他叩头，叩了头就不打你。有的日本佬打人，还会先问你要怎么打。如果是‘山边新交’，是巴掌打，‘磨林新交’是拳头打，而‘南破新交’是用脚踢。打完后还会问‘你的明白？’”
不少老人回忆往事时都会谈到这些词语。听到类似的故事，类似的细节，我偶尔会想到这样的场面：这些苟全性命于刺刀之下的乡亲，当年也曾坐在一起讨论日语里某个叽里呱啦的词语的具体含义，然后去指导别人，让自己的痛苦经验化做一种先于他人了解或掌握的知识，只当是“闻道有先后”，慢慢地大家也就彻底麻木了。
这种联想多少有点残酷，但它并非不真实。由于日本人长期盘踞县城，只是偶尔下乡打掳，街上人所见证的事情、可以交流的信息远比乡下人多。在乡下，人们甚至不知道“太君”的意思。难怪某村妇女这样回忆1945年日军撤退时的情景，当时她已经有20多岁——“中国兵来了，还和日本佬两边联合起来吃酒，我们地方办酒接待日本佬，就中国太君、日本太君那样叫的，中国兵和日本人在一起吃酒，吃完就散掉了，日本佬走日本佬的，中国兵就在这里驻扎下来了。”
回想当年之饱受欺凌，老人们痛苦如昨，听者又何尝不是如此。几年间，当我一次次回归乡野，走访并接触到有关当年的一些口述历史，最让我心难安者，除了无穷具体的苦难，还有另一个“发现”，那就是当地农民见到日本兵时喊得最多的竟是“先生”，而不是“太君”。而在此之前，由于受了无数抗日片的熏陶，我一直以为中国良民遇到这堆杀人机器时喊的都是“太君”。
有人考证说，“太君”一词属中国制造，是某些爱拍马屁的中国人为日本军官特别发明的。这样也好，无关紧要，你只当“太君”是个新的物种。然而千真万确的是，当日本兵强奸妇女、焚烧他们的房屋时，当地村民不仅向“太君”求情，还会撕心裂肺地哭喊，“先生哪，先生哪……”有个村子，在知道日本人第一次要来时还摆出一幅“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架势，组织了一堆人在村口放鞭炮迎接。待日本人进了村子，这些人还在不停地说“先生来了，先生来了……”殷勤如此，整个村子还是被虐杀近半。
据我所知，除非遇到教书先生，这些土生土长的农民一生中是很少有机会称别人为先生的。可怜这些乡民，高贵地活在自己家中，却又卑贱地活在这个世界上。他们卑怯地将来自遥远世界的陌生人称为先生，一厢情愿地认为这些人知书达理有教养，是一群比自己富贵且有出息的人。然而很不幸，正是这群与他们素昧平生的“先生”，手握刺刀，足行万里，摧毁了他们的家园乃至生命。
“先生哪，先生哪……”无论是田间地头，还是市井街衢，这样的求饶让人何等心痛！在那里，我听到的不是两个国家的战争，而是弱者无力回天的呼喊、细若游丝的求救，是纯朴乡村对文明世界的彻底绝望与嘲讽。在这样一个世界，强者总是不遗余力地驯服弱者，希望他们毕恭毕敬，然而所有的苦难无一不在重申，如果不能保卫自己，弱者对强者的尊敬从来一文不值。
3.阴阳界上的乡村
永修隶属九江，紧邻南昌。西北是云山（又称云居山），属绵延于湘、鄂、赣三省的幕阜山脉之余脉，东北则是水域宽阔的鄱阳湖，连接高山大湖的是一条横穿永修全境的修河，经过县城后东行30公里，即由吴城注入鄱阳湖。
谈到这条河，我忍不住要多说几句。由于没有桥梁，直到2000年老家一带的农民都只能通过摆渡到县城。最难忘的是我小时候，村里人包括我的父母为了将各自种在池塘里的一点蒿笋挑到县城里卖，凌晨两点便要开始赶路，待赶到河边扯着嗓子叫醒船家，终于过了岸，还得挑好长一段担，才能赶上早市。这算是村里人唯一的一点副业，其时路上的艰辛劳苦，现在想起都令人心痛。好在虽是夜里渡船，村中父老一切安好。
但我知道，这条河是淹死过许多人的——且不说抗日时期在这里沉落了多少日本人和中国人。我曾经在民国图书《农村生活丛谈》（1937年申报馆发行）中读到作家汪锡鹏的一篇文章，里面提到他与修河摆渡人的一段对话。船家抱怨世道不太平，自己不单是招呼客人渡河，“还要招呼客人能渡过河去”。上了船却又过不了河的人有两种：一是穷人，唉声叹气，一时想不开，只好寻死；二是富人，一年到头在镇上大吃大喝，待上船后又醉醺醺往河里掉。而且类似悲剧“多的是，天天有，年年的这个时候有”。
可叹的是，类似悲剧并未终结。直到2000年，我还听到有农家妇女因为还不上贷款，当着同船的前来清收的乡干部的面，直接跳进了滔滔河中央。
关于修河，二十世纪有三个地方尤其值得记载：
一是从1958年“大跃进”开始，政府在20多年间先后征调了包括小堡村村民在内的七万民工，在山里将河拦腰截断，终于建成了亚洲最大的土坝水库——柘林水库。想必是受了新安江水库更名为“千岛湖”的启发，又靠着庐山，为开发旅游，这片有着997个山岛的水域近年有了“庐山西海”的美名，吸引不少天南地北的人前来观光戏水。
二是前文提到的修河保卫战。1938年10月，冈村宁次率部兵临修河以北，占据了县城。为保南昌，蒋介石调集十几万部队布防在修河南岸。怎奈苦守数月，迫于敌人的迫击炮与毒气弹，又逢天降大雨，国军终于在转年3月功亏一篑。这年春天，日军若蝗虫过境般席卷修河南岸，烧杀奸淫，无恶不作。没过多久，待攻下南昌，便又扛着膏药旗继续南下西进，只留下一小股部队驻扎在县城。
三是涂家埠铁桥的历史。据我所知，早在南昌起义之前，涂家埠就已经通了火车，叶挺和贺龙率领的起义军当年便是通过这条铁路（南浔线）赶到南昌给自己的胳膊扎上白毛巾的。
关于这段铁路的历史，郭沫若曾经写过一篇《涂家埠遇难记》，当时他是北伐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8月3日，正在九江的郭沫若在得知南昌起义的消息后，立即同李一氓、阳翰笙等人，坐上铁道上的“手摇车”往南昌赶。不料到涂家埠车站时，里面已挤满了由南昌北逃的程潜、朱培德的兵。他们被起义军缴了械，在弄清郭沫若的身份后，这些人立即舞动乱拳飞腿，将郭沫若从月台打下铁轨又从铁轨打上月台。
据说，这场混战不仅让郭沫若丢了北伐时期的一些日记，还丢了挂在腰间和藏在皮箱子里的不少支手枪。在“遇难记”的末尾，郭沫若不无感慨地说，“这武器没有成为人民的武器，而成为反人民的武器了。”
1904年，南浔铁路开始由商办江西铁路公司集资兴建，1907年1月开工，1916年5月竣工，它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几段省内铁路之一。然而，据《永修县志》记载，仅是铁路线上的涂家埠铁桥便在北伐、抗日和解放战争期间先后数度被破坏：
民国十五年，当北伐军进攻南昌时，破路队农民每夜手持铁锄钢铲，破坏南浔铁路和桥梁，截断敌军交通，阻止敌人援军，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民国十六年，“八一”起义前夕，铁桥曾遭到南昌朱培德军队的破坏。
民国二十七年，日军陷马垱，中国军队为阻止日军南下，6月13日，下令停止南浔铁路运输，17日开始拆毁南浔线铁轨，并炸毁全线66座大小铁桥。涂家埠铁桥桥墩炸塌。钢架坠入河底。
民国三十四年，日本投降前夕，南浔线铁轨被拆除并交付浙赣线使用，南浔铁路被破坏殆尽。
1949年5月，国民党军队溃逃时，将桥南第三孔，62.5米穿式桁梁炸毁。南端大桥坠入河底，北端钢梁横于桥墩，大桥支离破碎。
据当地老人们说，有一次炸桥时，附近一头老母猪的肠子都被震了出来。
“两个朝廷”
1940年，也就是民国二十九年、昭和十五年，日本人告示安民，附近农民都被要求到县城照相、领取“良民证”。而原国民县政府此前早已转移至西北的群山之中，并留有自卫队和特工队（当地人称之为“老便”）继续抗日建国。由于同时受着两个政权的管辖，又同时为两个政权站岗放哨、交钱交粮，做“双料国民”，小堡村周围一带农村便成了当地有名的“阴阳界”。“阴阳界”一词，既是政治地理概念，同时因为“阴阳两隔”等俗语，难免给人一种命悬一线的阴森之气。当然事实也是如此。
按当时乡下人的说法，现在正在“改朝换代”，有两个朝廷、两个国家，一是民国，二是昭和，而民国在阴界，昭和在阳界。境内修河，虽不若台湾海峡宽阔，从此也有了自己的“两岸三地”，即河北的日占区、山里的国统区和河南的阴阳界。此时的中国，虽然没有从国内政党中发展出两党制，但在阴阳界却有了日本党与中国党轮流执政，日本党管白天，中国党管黑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