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外逃和花钱躲避兵役外，当地老人还谈到其他三种办法：一是改变年龄，由于兵役年龄是在18～45岁，所以年纪大的改大，年纪小的改小。在当时，许多人的年龄也无法确定。以前考察年龄的唯一根据是家谱，但在动荡年代，不少家谱毁于兵祸，已无从查找。所以许多人知其伪报，却也查无实据。改动几岁，通常也看不出来。二是找个差事当，如情报员、科员、乡丁、保丁、区队长、文书、乡干、副官等，这些一般还能免夫免税，拿薪晌。许多人后来有了历史遗留问题，和当年取巧逃役不无关系。此外就是混个文凭，山里国统区的国民小学因此挤了好几百人。据说真正的学生恐怕不到一半，很多人早就不是学生，他们名为读书，实为在“拉丁区”躲壮丁。
农民之所以热衷于逃避兵役，未能积极抗日，至少有以下几点原因：
其一，麻木于兵祸。
晚清以降，中国已是“全国皆兵（祸）”。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运动，从辛亥革命到紧随其后的军阀混战与北伐战争，然后是国共之间的混战（围剿与反围剿），直到日军大军压境，这片土地早已经被打得千疮百孔，成为名副其实的“热土”。如此混战局面，再有理想的政府恐怕也只能是勉力维持，而民众更是苟全性命于乱世。
不幸被拉去当兵的人，没什么文化和背景，多是些生活中的失败者、铤而走险者。在军阀混战、党同伐异的时代，他们更像是私人武装，只知道冲锋陷阵，一旦不幸战死沙场，却不知道究竟为何牺牲。一切正应了明恩溥当年的嘲笑——量身高只量到肩膀的中国士兵是“除了脑袋，其他地方都可以派上用场”。而被打得溃不成军的，又化作土匪，深入浅出，成群结队祸害百姓。从兵乱到匪乱，毕竟这都是些有枪又有组织的人，到哪里都可以胜过手无寸铁的涣散的一群。如时人所说，兵匪自是希望天下越乱越好，“譬如拾柴枝的人，为要给拾得盈握盈筐的柴枝，就唯恐天不打飓风，而为了飓风倒塌的屋宇，毁伤的人畜，他是不管的”。
而农民，注定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一群。他们更习惯于在自己的小圈子承受人生的意义，更愿意花更多时间关心猪栏里的猪仔，而不是谁来坐江山。你可以说这些人自私、短视、不求长进，但这确实是生活给予农民的经验，谁当皇帝都一样。除了让自己活下去，对其他事他们早已经无能为力。面对逆境，他们将所有不幸与痛苦委之于命运，“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这种宿命感同样被他们用来思考国家的命运：中国人被日本人打，是命里注定的事情；日本人杀到中国来，只怨中国人命短；至于这个国家是不是该绝，自有命运安排，用不着自己操心。
由于战时的统制经济与日军对部分交通的封锁，战争所给予农民的是买不起食盐、卖不出谷米，是整个生活的举步维艰。既然战争如此残酷，那么眼下最重要的事情，就不是参战，而是让这种“全国皆兵”的战乱早点结束。
其二，重文轻武。
虽然胡适等知识分子希望中国政府富国强兵，建立起“有兵的文化”，但这个愿望一直没有实现。从整体上说，中国人重文轻武，向往和平，信奉“好铁不打钉，好汉不当兵”。
而这种倾向，到清末尤其严重。由于清朝属异族统治，兵源愈发稀少，而且良莠不齐。1793年，据马戛尔尼使团第一次访华时的观察，许多士兵与其说是军人，不如说是民兵或者农民。除了重大场合身着制服外，他们平时穿得同普通百姓一样。他们更多是在和平时期起作用，但缺乏战争要求的勇气和纪律。更有意思的是，见到特使时他们不是拿火枪而是拿扇子致敬。“当我们突然出现时，他们便匆匆忙忙换上制服。但穿上制服后，他们更像是要登上舞台而不是去进行军事操练。”在镇江，有2000名士兵进行军事操练，但是装备只有弓箭、刀、剑和几条火枪。头盔从远处看金光闪闪，但是走近了让人不得不怀疑它们是涂了漆的皮革，甚至是用经过烧煮的纸板制成的。五颜六色的制服、衣冠不整的形象，没有一点尚武的气派。马戛尔尼使团虽然无功而返，但是他们通过“北上”与“南巡”，已经看到所谓“大清帝国”不过是一座“雄伟的废墟”。
在佩雷菲特看来，“30万满人现在之所以能成功统治千倍于他们的汉人，只是因为他们夺取了一个未作变更的机器——天朝官僚制度，该制度控制了一个永恒不变的等级体系，而且大家各司其事：皇帝负责统治，内阁负责管理，官吏负责行政事务，农民负责种地，工匠负责制造，商人负责做生意。这套机器像精巧的天使运行仪一样环环相扣，咬合得很完美。”（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只是，稍有点动荡，无论是内力（太平天国），还是外力（鸦片战争），这个帝国便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了。更可笑的是，当英法联军攻入北京时，在城头抵挡西洋炮弹的竟然是一些纸龙与符咒。
其三，受制于贫困。
如前文所述，自然灾害、洋货倾销以及连年混战是农民走向贫困的主要原因。这里仅以养兵为例，看农民有多少负担。根据1929年的一份统计，当年中国兵额达220多万，军费开支占到全国支出的92％，而世界五大强国的合计兵额也不过206.6万。据估算，养活一个士兵每年要花费200元，而每个普通壮年人在家一年只需40元生活费，且不说他一年因为生产建设尚有收入，仅就消耗而言，一个士兵花去的费用相当于居家农民的五倍。如此穷兵黩武，怎能不国弱民穷？
抗战之初，有学生下乡动员农民，但当后者从学生口中得知抗日“短则一二年，长则三五年”时，第一反应却是：“我们不被日本人打死，也要饿死了。” 如果被劝急了，农民还会反问：“我们这座山，几坵田，烂屋壳，也怕日本人抢去不成？”对此，来自城里的青年学生是既感慨又同情：“抗战需要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但农民有农民的难处，他们今天捐了手里仅有的五毛钱，明天早上便没钱买盐了；他一天不上街卖菜，一家几口便活不下去。为此，他们想方设法逃避兵役和劳役，有的后来甚至会为了少量钱财为日本人卖命。”
甚至，当学生要求农民报名参加训练时，有些农民也很不以为然：“我们每天都做得两头黑，哪里还有时间受军事训练？……你们有钱人，读书不管家，要操练就操练。”虽然未必是对学生有意见，但是这些为生活所迫的农民对国家的现在和未来缺少感情却是真实的。
是的，爱国很好，混个英雄还可以光耀门楣，流芳百世，可是爱国同样是件十足奢侈的事情。生在这样一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国家”、“民族”与“主义”等都是些遥不可及的概念，既不能当饭吃，也不能当衣穿。对于许多活得朝不保夕的穷人来说，“救亡图存”不是什么大道理，它首先是要让自己和家人能够活下去。
其四，不公正的社会难于凝聚民心。
一个长期缺乏公平正义的国家，无疑难聚民心。这也是导致农民消极抗日之关键。虽然此时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办刊、办报、组织Party，时而下乡演说，也算是做了不少启蒙与救亡的工作，却又显得那么格格不入。一些宣传抗日的学生被人讥讽为多管闲事、标新立异、借名逃难。据1938年出版的韦健夫编《怎样动员千百万农民》一书介绍，在武昌甚至还有村民殴打大学宣传员的事件发生。打人者说：“你们还是帮助政府压迫我们，我们先打死了你们再打日本人去。”如此挫折，让宣讲者欲哭无泪。
中国城乡之间的这种脱节与隔阂，让我想起发生在古罗马的一则故事。据说有位巡游作家在西班牙西部的一个小镇里给当地居民背诵悲剧中的一段独白，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是戏剧的小镇居民竟然把戴着面具、穿着厚底靴的演员当作妖怪。
为什么农民会麻木于时局，会消极抗日，甚至连抗日宣传都要抵制？体验了乡村生活的城里学生不忘抱以理解之同情：“他们并不是没有热情与力量，实在是所有的热情与力量都被生活的圈套笼罩住，被社会的势力磨洗掉了。”而这“社会的势力”，曾经和正在给底层民众追加多少不公与不义！正是这些不公与不义，瓦解了一个本应存在的命运共同体。你说国家危在旦夕，可农民因疾病、扰乱、贫穷困苦而危在旦夕的时候国家又在哪里？你说新生活将要开始，可农民整天接触的都是些具体的柴米油盐、五谷六畜，是“义不容辞”的乡镇保甲，是厚此薄彼甚至可能公报私仇式的抽丁以及勒索式的救国公债，是各路兵匪城管一般追得大家鸡飞狗跳，是免缓了兵役的公子哥继续游手好闲，而平时作威作福的官老爷们大难临头各自飞。既然有吃有喝的乡村领袖们都不愿做救国的栋梁，贫苦农民就更无本钱和热情单兵抗日了。
就征兵而言，虽说政府标榜“三平原则”（平等抽签，平等负担，平允免缓），实际上很难落到实处。在农村，除了乡镇保甲人员和乡丁保丁，再除去念书的学生和公教人员以及有枪的流氓地痞，所剩壮丁本来无多，最后大量兵役任务就只能是落在那些老实本分的庄稼汉身上。从这方面说，又必须承认，尽管农民“消极抗日”，但最后在战场上舍生忘死的，其实多半还是农民。
现在有“农民工”，过去有“农民兵”。在风雨飘摇的二十世纪里，许多中国农民便是这样被时代的风浪连根拔起，最后又悄然回到了农村。像曾经血战台儿庄的农民将军仵德厚一样，打过蒋介石，打过共产党，打过日本人，打过内战，出狱后又回到老家种地、养羊三十余载。尽管命运各不相同，绝大多数农民兵都是生得寂寞，也死得寂寞。
对于农民来说，最让他们担惊受怕的是，不管什么单丁独子，或全家生活所靠，一经拉住便要捆绑送队。不消多久，在饥寒拷打之下，“壮丁”就变成“瘦丁”，“瘦丁”就变成了“死丁”了。可怜这些用农民血汗雇来的农家子弟，还没有见到鬼子，便先牺牲了。而原来的家庭，在主要劳力被抽走后，生活立即成了问题。正因为此，一些农民宁可倾家荡产，凑钱雇人冒名顶替，也不愿一家人生死茫茫，两头受难。
重庆《商务日报》曾经刊载一份调查，某县应征者93％出自五担租以下的农民。在一些地方甚至还出现了“壮丁公司”，聚集一批流氓地痞去抓人。如果哪个地方缺壮丁，可以直接到这里来买。如此气势与排场，当不逊今日北京抓捕访民的安元鼎。至于那些“冒牌壮丁”，自然没有心思上战场。他们只想着中途能够侥幸逃脱，与妻儿老小团圆，或找机会继续冒名顶替。
其五，政府弱于组织动员。
当年的国民党要员常常有一种耻辱感，因为日本嘲笑他们所领导的中国是群“无组织”的乌合之众，而非一个可以被尊重的现代国家。为了让这个国家变得有组织，找得到组织，为此孙中山从苏联照搬了党化教育。与此同时，世纪之交从美国舶来的地方自治思潮继续发酵。
两者近乎天然矛盾，各谋发展也都并不理想。关于这一点，只要看看当年陈炯明与孙中山的冲突即可略知一二。前者，陈炯明在《中国统一刍议》中力陈：“党化教育更属荒谬绝伦。盖党者不过团体之谓，绝无神妙之说。”（更别说国民党后来的“清党”在客观上清出了未来取而代之的反对党）。后者，正是因为陈炯明主张联省自治、拒绝出兵北伐，才使他因为“背叛国父”而被定性为“叛党”。这一定性，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国民党人当时对地方自治的真实态度。虽然三十年代国民政府“积极训政”，在不少地方推行地方自治，但终究刚刚开始，只是一个试验与探讨的阶段，这和美国独立战争之前的乡镇自治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而在政党竞争中，国民党终于失去大陆，败走台湾，更与以下两个因素有关：一是其精英政治时与底层脱节；二是理论宣传输于对手。两者合而为一，即国民政府对底层社会的动员能力弱。
孙中山曾将三民主义对接到“民族问题联俄、民生问题容共、民权问题扶助工农”，但在后来的权力争夺中，国民党很快与共产党分道扬镳。前者政治基础主要是社会精英，而后者走的却是底层路线，直至有朝一日终于星火燎原。
而孙中山之所以希望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最主要是想借此新鲜血液振兴国民党，让“新青年”改造“老同志”。孙中山认为共产党人有“明确的思想和无畏的勇气”，是他所需要的“真正的革命同志”。北伐前后，当时的三大党中，青年党以《醒狮》为旗帜，共产党以《中国青年》和《向导》为阵地，借“主义之争”争夺群众，而此时的国民党几乎没有与“在野党”相提并论的理论基地，其党报如《广州民国日报》和上海《民国日报》所侧重的更多是新闻而非宣传。有时，《民国日报》甚至还会照搬《向导》上共产党人的言论，以此作为全党学习材料。对于相关批评，国民党也只是偶尔抗议。（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
了解中国近现代史的人知道，在1925年下半年至1926年上半年期间，毛泽东曾一度接替汪精卫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兼任机关报《政治周报》的主编。此前毛泽东还在上海给组织部长胡汉民做了一段时间的秘书。如前所述，1922年，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孙中山响应共产国际的号召，抛弃了以往国民党《规约》中关于“党员不得兼入他党”的规定。随后，当年著名的共产党领导人如陈独秀、谭平山、林祖涵、瞿秋白、蔡和森、毛泽东、张国焘等及大批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先后加入了国民党，并可保有“双重党籍”。此时，国民党号称有20万党员，而中共党员不过400多人。
至于再后来两党格局的变化，早已广为人知。我曾读过三四十年代不少知识精英与国民党政治精英的政治主张，他们无不大谈国家建设，许多人也在身体力行，有些言论至今仍不失其先进性，然而其政治动员的力量，甚至不如我无意间寻到的一本内战时期东北局宣传部编发的《农村政治课本》。理论动员不如利益动员，后者循循善诱，直接告诉你为什么穷，蒋介石有多坏，国民党为什么不抗日，以及成立农会、参加革命将获得怎样的好处。而且，言必称“咱们穷人”，亲切近乎耳语，更别说配合土改、阶级斗争还有各种“艺术宣传”。
对于艺术与宣传的关系，在《西行漫记》一书里埃德加？斯诺曾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解释：“很多人会说，‘为什么把艺术扯了进去？’但从广义来说，这就是艺术，因为它为观众带来生活的幻觉。”而这方面，国民党政府并不擅长。
国民党弱于宣传与组织，这在动员抗战时同样暴露无遗。比如，不少官员自视过高，以为下到基层督促抗日是自降身份；许多乡村，甚至包括县镇的政府所在地，在抗战已经搞了一年半载后都没有一张动员的墙报。政府动员的人浮于事让许多下乡学生抱怨：“上面要求下面做动员，下面也说要动员，但是奉令是一回事，组织又是另一回事。乡绅垄断乡政，只顾忙自己的事。”甚至，“这些人不但不能真正帮上忙，反而可能成为一种阻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