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在全世界的知名度非常之高，可以说是声振寰宇，光被五洲。有些外地人不知道甘肃，也不知道兰州，却都知道敦煌。在中世纪的世界文化艺术史上，再也找不出任何一个地域、城镇能像敦煌那样形成那么庞大那么辉煌的综合性文化艺术群体，能像敦煌那样集中反映了印度文化、中原文化、西域文化交汇的特征，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历史、艺术等各个方面，其丰富与精湛，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它展示出世界三大文明的融合，展示出佛、道、儒三家文化精神的共存，展示出诗、词、歌、赋、音乐、舞蹈、戏曲、建筑、雕塑、壁画、书法等艺术门类的有机结合，显示出如此的包孕深厚和博大辉煌来。从美学角度去考察，敦煌写卷格调清新，傲然独立，且与敦煌壁画在审美情趣上有一种同步的现象。可以说敦煌的壁画、雕塑与写经都具有十分可贵的艺术价值与历史价值。
“敦煌写经”是用书法的形式保存了丰富的佛教经典、儒家和道家的经典，再现了在雄厚的本土文化大背景之上的综合性文化艺术群体。敦煌遗书绝大部分为古代写本，且以写经为主。就目前所知，敦煌写经最早的写于公元305年，最晚的写于公元1002年，前后跨度近700年，历经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等朝代，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这段时期中国书法的发展演变情况。这些遗书，内容庞杂，包括佛经、儒道家的经典、历史文献、文学作品等。大多数是民间的写经生所书，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各个时代除了那些著名的书法家以外，还有大量的优秀的民间书法家存在。他们创造了很多不朽的书法作品，而这些作品不亚于名家之作。要讲存世的墨迹，其数量之多，更令人兴奋不已。这些名不见经传的民间书法家，还不同程度地对当时的文人书法家产生过一定影响。敦煌写经的发现，对我国书法史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敦煌遗书到底有多少件呢？目前还无法完全统计，一般说法有5万多件，存于甘肃的大约700多件。
在筹建兰州碑林时，一开始就想把敦煌写经刻石上碑，供世人瞻仰，那是有重大意义的。如此之举，一是考虑到敦煌写经在书法艺术上的崇高地位；二是因为举世闻名的敦煌就在我们甘肃，是甘肃历史文化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不能不有所展示。尽管今天在兰州碑林里只是展示了一小部分敦煌写经碑刻作品，但它们却形象地告诉我们：艺术在互相交融与撞击以及不同元素的组合中，改变着它原有的结构和素质，从而组建起新的形态，而择优的组建则又会诞生出新的艺术形态。这种综合的艺术则是从艺术的综合中发展得来的。
敦煌卷子的书写者，大都是被人雇用的写经生，或一般庶民，因此实用性很强，简便、易写、易识、整齐、规范，是其主要目的和原则。但熟能生巧，久书成艺，其中就蕴含着极为质朴的审美趋向，形成了独特的书法风格。其突出的民间性，成为古代民间书法之大成。在表现上自然，质朴，自由率意，不矫饰做作，不故弄玄虚，机动灵活，简单易懂，约定俗成，富于创造的乡土气息，泼辣大胆，不受任何法度约束，形成一种与宫廷、士大夫书法截然不同的形态。它们比较翔实、清晰地反映了我国汉字演变的脉络和发展的轨迹。反映了中国书法与宗教艺术，特别是与佛教艺术的血肉关系。同时，它们在书法上兼收并蓄，将宫廷上层、诸多名家的书法成就与庶民百姓的书法艺术实践熔为一炉，创造出大量的书法杰作。因此可以说，敦煌写卷与敦煌壁画是敦煌艺术中珠联璧合的灿烂珍宝。
兰州碑林中镌刻的敦煌写经，共计66块。其中晋1块，西凉2块，北魏11块，西魏4块，北周2块，南朝3块，隋4块，唐39块。每块标明题目、时代和编号，便于查找，也是爱国主义教材。如有些编号为伯多少号，斯多少号，就是说，这些写经被伯希和、斯坦因盗往国外。每块石高70公分，宽90公分，厚6公分。总标题《敦煌写经》四个大字和前言，都是由郑汝中先生撰文并书写的。如果加上这两块，敦煌写经部分，共计68块。现在，都镶嵌在草圣阁第二层。
当然敦煌书法的研究才刚刚开始，其艺术价值与历史地位，以及对当代与今后书法研究与实践的重要价值，还有待于专家、学者们更加深入的研究与探索。兰州碑林选取其最具代表性的极小一部分，刻石上碑，旨在扩大敦煌学的影响、弘扬敦煌艺术的光彩。
简书
简书，也叫“汉简”，是西汉时期用墨写在木简、竹简上的文字。
简书没有东汉的隶书那么成熟，但看起来却会给人一种质朴奔放的艺术美。如从出土的《流沙坠简》、《居延汉简》、《武威汉简》、《武威汉代医简》等书写风格来看，有的自然生趣，落落大方，粗犷朴实，变化流速而不拘束；有的笔画刚劲，使转流动，飒爽多姿；有的波磔奇古，形意翩翩；有的古朴而风韵飘逸；有的若篆若隶，自由奔放，浑然而一体。
陈列在兰州碑林的汉简刻石有甘肃出土的王杖简、天水秦简、居延汉简、敦煌汉简、悬泉汉简、玉门汉简、甘谷简等等。它们在笔法上大都运用藏锋和中锋，小字用指处较多，因简书中皆是小型字体；大字写出了“蚕头燕尾”的笔画特征，顿挫分明。但多数为小字，皆承袭篆书笔法，加之草率急就，起笔时用逆锋不甚明显，甚至有些字也用露锋起笔。使其结体一改秦隶取纵势的特点，而用正面取横势；章法布局，不受界格所囿，规整中又出现不规整，纵横飞动，极富变化；在墨法上也是讲求质朴而豪放的气势。从书体的演变来说，简书的出现，不仅对隶书成熟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且也为今草开创了先河。展现在观众眼前的，在出土于武威的汉简就包括了“仪礼简”、“张长史简”、“医药简”、“玉杖诏书令”等。这样丰富多样的简牍书法，以勒石形式直观地展示出来，这是在全国其他任何地方都难得一见的。其实把汉简书法移植到碑上，让其流传后世，是兰州碑林的首创。其价值一是正确反映了汉简的学术地位，包括文物价值和历史价值；二是汉简的精美书法，包括书法史的研究价值和书法实践价值；三是对这一国际显学的普及价值，让更多的人通过碑林认识汉简，了解汉简；四是对“简牍之乡”的宣传价值，让国人乃至世界了解甘肃，了解甘肃的历史。
汉简在书法领域也有极高的价值。一是在书法史和书法源流方面占有重要的位置；二是汉简书法所表现的艺术性。过去人们在研究、临摹汉代书法时，大都是汉代遗留下来的汉碑刻，如《张迁碑》、《礼器碑》、《曹全碑》、《西狭颂》等。至于秦汉时期民间流传使用的字体，极为罕见。以前也有过不少文字资料，但都是刻在铜器或砖瓦上的。直到汉代简牍的出土，才使人真正见到了当时人们使用的书体墨迹。简牍所经历的年代是久远的，上起战国，下至西晋十六国，约七百余年。这些书体，在书法发展上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目前我们所见到的时代最早的简是战国竹简，其次是睡虎地秦墓竹简，书体仍属篆体，或者篆隶相杂，称为古隶或秦隶的。从秦隶到汉隶是书法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变革时期，它上承前代篆书的规则，下启魏、晋、南北朝、隋、唐真书的风范，同时还发展了草书体。如《居延汉简》，可称为简中之冠，年代早，数量多，内容丰富，其中篆、隶、真、草都有，且风格多样，为研究西汉书法提供的资料也最为丰富。这些简牍是一些工匠或普通劳动者书写的，看起来生气勃勃、自由流动，呈现出多种书风，具有高度的艺术性。
现在刻在碑林的秦汉简牍，共计7个部分62块，计天水秦简4块；居延汉简18块；敦煌汉简5块；悬泉汉简5块，其中放大的两块；武威汉简24块，其中仪礼简10块，玉杖十简1块，玉杖诏书令册4块，医简9块；玉门汉简3块；甘谷汉简3块，其中放大的两块。除此之外，还有为显示汉简编排形式而刻制的居延汉简1块，悬泉出土的纸文书1块。这些石刻，大的高150厘米，宽50厘米，厚6厘米；小的高70厘米，宽50厘米，厚6厘米；纸文书长160厘米，宽75厘米。如再加上赵正撰文并书写的总标题《秦汉简牍》和前言两块，整个秦汉简牍部分，共计66块。
《淳化阁法帖》
明代肃王翻刻的通称“肃府本”或“兰州本”的《淳化阁帖》，是我国书法史上现存的时代较早、摹刻精致、保存良好、颇具影响的一部大型法帖原石，兰州碑林不能不展现这部陇上引以自豪和骄傲的书法珍品。
在谈及我国书法艺术时经常提起《淳化阁法帖》来。它是这样一回事：宋太宗赵炅于淳化三年（992年）出内府所藏历代墨迹，命翰林侍书王著编次摩勒。大臣登二府者赐一部，此即《淳化阁法帖》，略称《阁帖》。因是朝廷所拓，不同于民间，故不及百年，原拓已极难得。然王著学识不足，采择不精，标题多误，且编次杂乱，为后世所非难。此帖全十卷，采择古代帝王以至唐人之书。二王，即王羲之、王献之的墨迹最多，占大半。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肃宪王绅尧令温如玉、张应召摹刻上石，未成而薨，世子识铉接着完成。先后历时7年，用富平石144块刻成，藏于肃府东书园遵训阁，视为珍宝。现存141块，藏于甘肃省博物馆。石高27．4厘米～34．5厘米，宽36．5厘米～40．7厘米，厚5厘米～8．9厘米，大都为两面刻字，也有仅刻一面的。
倪苏门《古今法论》说：“淳化帖在明朝，惟陕西（注：当时陕、甘尚未分省）肃王府翻刻石最妙，谓之肃本。从宋拓原本双钩勒石，所费巨万。今市本相去天渊。”陈奕禧《皋兰载笔》称：“初拓用太史纸，程君房墨，人间难得。拓工间有私购出者，值五十千。”郑学孚也说过：“明翻刻阁帖，以肃府本为最佳，跋语亦最多。”今存肃府帖初拓本，笔力遒劲，纸好墨匀，清新悦目。人称“新旧不爽，毫发俱在，与宋本无异”。
在《淳化阁帖》中，载有被誉为草圣的东汉大书法家张芝的一笔书和有“银钩虿尾”美誉的西晋大书法家索靖的隶草。
《肃府本淳化阁帖》又名“兰州本”、“遵训阁本”。明肃庄王朱模受封兰州时，太祖（朱元璋）曾赐以《淳化阁帖》真本，万历时（1573—1620年）洮岷道张鸣鹤得“李子崇藏本”，又于皋兰（今甘肃省兰州市皋兰县）得“材官本”，借肃宪王朱绅尧赐帖校对，因请温如玉、张应召双钩，宪王乃令刻石，未成而薨。世子识铉费时七年踵成之，计用石144块，纸253张。初拓用太史纸程君房墨，今极难得。卷首标题为行书，卷末隶书题“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乙卯岁秋八月草莽臣温如玉张应召奉肃藩令旨重摩上石”。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洮岷道陈卓补之。
它们被专家们认为是兰州碑林的镇馆之宝。
率真奇崛翰墨独运的龙源
龙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太吴伏羲氏乃龙之始祖，甘肃是龙的故乡。传伏羲生于成纪。人首蛇身，继天而王，以龙纪官，遂有盛德，为后世祖。其作网罟、养牺牲、画八卦、造书契、制嫁娶诸端，功耀天地宜可征信也。考诸史册舆图，古成纪地在甘肃。故吾陇长期以来尊崇伏羲，因及神龙。龙源之建，良有益也。正因如此，在白塔山下，黄河之滨，金城关旁，白马浪西，建起了一座临河的公园，名日“龙源”。
兰州龙源从2000年10月开始策划。2001年3月，王国文受众委托，向省委、省政府领导呈送请示报告，即蒙欣然批交兰州市。兰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将其列为黄河风情线建设项目，同年7月龙源建设组织委员会宣告成立。由是在省、市政府支持下，开始选址建设，2002年3月正式开工。其间，多得社会有识之士鼎力赞襄，专家学者稽考论证，艺术家们热情参与，新闻媒体宣传推动。组织者、设计者、建设者们集思广益，博采众长，克服困难，通力合作。2004年市政府再次投资二期工程，建设了“千龙字碑廊”等景点，终于2004年11月28日克竣其工。占地20余亩，东西长300米，南北最宽处60米的龙源多数景观项目完工，向社会开放。
龙字书法汇萃一园
龙之图腾，来自远古：龙之形象，变化无穷：龙之精神，传于万代；龙之崇拜，盛于古今；龙之文化，高古深邃。而究其源，则龙之传说，贯于黄河；龙祖伏羲，源在陇上。故龙源之建，创白兰州，实乃三陇之瑞，盛世之征也。斯园之成，必将以其主题之宏大，创意之新颖，底蕴之深厚，以及环境之优美，交通之方便诸端，而蔚为陇上之光，从而发挥激励我中华民族奋发向上之动力也。
龙源其景观设置，居中为王国文草书“龙”铜雕，屹立于八卦台上，象征人文初祖；其西巨龙横空出世，石破天惊：其东龙生九子圆雕挺立，栩栩如生；其北下沉广场伏羲、女娲功德浮雕，呈现人类始祖肇始文明；陇上百余名书家所书龙文、龙诗石刻引经据典，声情并茂，以证龙文化之源远流长。由东而西，龙图腾浮雕，内涵丰富，瑰丽多姿；镌有1470个龙宇的千龙宇碑廊气势磅礴，琳琅满目：龙凤呈祥金属透雕雍容华贵，流光溢彩，展示龙文化之灿烂辉煌。龙亭鸟革置飞，龙池波光潋滟，园林建设与雕塑景观融为一体。入此园中，大河奔流，神龙飞腾，芳草葳蕤，移步换景，赏今怀古，怡情益志，诚乃洋洋之大观也。
“千龙字碑廊”汇集我国从古至今1470个书法“龙”字，形成一座长110米的龙书大观，堪称全国之最。其以龙为立意，借龙为契机，在如龙的母亲河边做足了“龙”文章。兰州龙源汇聚了全国最多的龙文章、龙诗词、龙绘画、龙书法，龙雕刻等等，不一而足。形成了在整个龙源“处处有龙，景景现龙”的独特景观。它以龙为主题，融和中华民族古今龙文化之大成。龙神为一身，融历史、哲学、美学、文学于一体，借以表现丰富的龙文化内涵。2005年开工的三期工程将使龙源的面积扩大至百亩。即龙源将向东西两侧延伸，东延至白马浪，西延至六号园，使面积扩大为百亩规模。初步计划在白马浪建造大型龙马和白龟，体现河图洛书的传说故事。建伏羲广场，塑伏羲和女娲雕像，利用白马浪对面的公路墙做成甘肃最具特色的伏羲园。在六号园建一座大型的九龙壁或直径9．9米的九龙球。
远眺龙源，只见其背靠巍巍的白塔山，面临波涛滚滚的黄河，依山傍水，主题雕塑“龙源”巍巍屹立于诸多景区建筑群之中，气势宏伟，宛如巨龙昂首，吞吐风云，吸引着人们情不自禁地走向前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