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学者，多精史笔，所以笔记文以史料笔记一类为最发达，且多记述作者或“亲历”、或“亲见”、或“亲闻”的本朝的轶事和掌故。例如，宋初郑文宝的《南唐近事》和《江南余载》、张洎的《贾氏谈录》，以及司马光的《涑水纪闻》、欧阳修的《归田录》二卷，都是史料笔记中较著名的作品。
南宋人笔记，以叙南渡以来朝政得失及士大夫言行的为最可取，于一事之始末细节，往往述说甚详，为史传所不载。如王明清的《挥录》、叶绍翁的《四朝闻见录》、岳珂（岳飞之孙）的《桯史》等，都颇有价值。
1947年9月12日，毛泽东在给儿子毛岸英的信中说：
你要看历史小说，明清两朝人写的笔记小说（明以前笔记不必多看），可托周扬同志设法，或能找到一些。
这里有两点引人注目：一是，对于青年人来说，毛泽东是主张既“要看历史小说”，也要看“笔记小说”的，这就实际上提高了一向不被一般人熟知和重视的笔记小说的历史地位，并肯定了它的思想和文学价值。二是，毛泽东认为读笔记小说，主要看“明清两朝人写的”，明以前的笔记“不必多看”，这是颇有见地之谈。大概毛泽东是考虑以前笔记小说志怪、志人、记史、考辨居多，离现实较远，而明清以来的笔记小说，一则盛行，再则较为贴近实际，似更宜青年人阅读。特别是清代，是各种笔记集大成的时代，清中叶以后，政治腐败，文网稍宽，海禁大开，外侮时至，于是笔记小说内述时事的渐增，谈洋务，记欧风，亦成潮流。这对于认识近现代史颇有借鉴意义。
毛泽东把明清笔记小说推荐给儿子读，显然是他希望下一代也能通过这些形象的历史故事，知兴亡，鉴得失，添文采，明事理，把握历史现象及其规律。而他本人，则更是孜孜不倦地阅读笔记小说，坚持终生。20世纪40年代，范文澜送给毛泽东一部《笔记小说大观》，他一直保存着，后来又带进了中南海。
毛泽东对历代笔记小说的重视，是符合他的性格和世界观的。毛泽东在古典文学领域，既是一个继承者，又是一个反叛者，他希望了解正史以外的声音，希望知道经典以外的“杂说”。而笔记小说，正是属“野史”、“野籍”之类。它们大多是信手拈来的历史片断，或亲历者的妙言精语，文直事赅，不虚美，不隐恶，又文笔潇洒自如，意味隽永，篇幅不长，自然朴实。可以摊开来仔细咀嚼，亦可供茶余饭后，行旅倥偬中，随手浏览。同时，还可窥见在其他典籍中看不到的睿智慧眼、真知灼见。
笔记小说也是国学中的一枝奇葩，但历来问津研究者甚少。毛泽东给予它的器重，留给后人多方面的启迪。我们今日研究国学，不能一味地经、史、子、集，而忽视了笔记小说的独特价值。
晚年最爱读的笔记小说
——毛泽东品读《智囊》
《智囊》是毛泽东晚年爱读的笔记小说之一。
毛泽东在逝世前曾阅读过两部《智囊》。这两部《智囊》都是木刻线装本。一部一直放在他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地的会客厅里。这个会客厅是毛泽东晚年经常会见外宾的地方，也是他读书学习的地方。另一部放在中南海增福堂毛泽东书库里。
放在游泳池会客厅里的这部《智囊》，据说是借章士钊的。这部《智囊》是木刻大字本，全书分为14个分册。
放在毛泽东书库的那部《智囊》，是20世纪50年代从中国书店购买的。这部书似清代重刻本，字刻得稍小些，全书亦分为14个分册，每册的封面都是用深蓝色的普通纸装帧的，本子显得有些破旧。
这两部《智囊》，毛泽东都反复地阅读过，大部分故事都作了圈画，许多地方还写有批语。
《智囊》是明代著名作家冯梦龙（1574~1647年）所著的。是我国古典智慧的集大成。书中故事，大多取材于经史典籍，亦有少量采自稗官野史，集中展现了古代中国人在治国安邦、治军用兵、断案决讼、平定动乱、经营产业、为人处世等方面的高超智慧。书中所收的千余则故事，读了之后，大多有利于启迪思考、增强应变能力。毛泽东之所以爱读这部书，应当说，这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智囊·上智部·通简·韩裒》中，有一则韩裒以毒攻毒的故事：
西魏文帝时，韩裒任北雍州刺史。此州盗贼很多。韩裒到任后，秘密地查访了盗贼的情况，原来都是州里豪富人家的子弟。韩裒表面上装着什么也不知道，对那些人仍然以礼相待，并将那些性情凶恶狡猾的少年全部召来，将他们都任命为捕盗首领，每人分片包干，有盗贼行窃而未抓获，就以故意放纵偷盗论处。
那些被委以重任的纨绔子弟都惶惶不安，连忙检举说：前次的盗案实际上是某某所干的。将作案人的姓名一一登记在本子上。
韩裒将这个本子拿过来藏好，在州府门上贴了一张布告：“凡是盗贼，可以马上来自首，过了本月不来自首的将公开处死，并没收他的妻子儿女赏给先来自首的人。”
十天左右，所有的盗贼全部都来投案自首。韩裒将登记簿取来一对，一点不差。因此全部赦免了他们的罪过，允许他们改过自新。从此后，再也没有发生偷盗案。
毛泽东读了这则故事，又用黑铅笔在本页天头上写了“使人改过”四个字的批注。显然，毛泽东对韩裒允许盗贼改过自新的做法是持赞许态度的。
对于有一般过错的人允许其改过自新，并给他们提供机会，为他们创造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条件，这是毛泽东一贯的思想和主张。
毛泽东阅读《智囊》和阅读其他古籍一样，总是密切联系现实生活和现实斗争，读的是古书，想的是今天，为的是今天，“古为今用”以求指导和服务于现实斗争。
《智囊·明智部·经务·徐阶》里说：
明世宗时倭寇蹂躏东南沿海，巡抚屡次告急，请求朝廷出兵，兵部尚书根据朝臣徐阶的意见，发精兵6000人，结果遇到敌人的伏击，军队溃败。当政的人把发兵看成是徐阶的过错。因此，徐阶上疏，大意说，按法律应当责罚州县的守令。军队的将校负责打仗，州县的长官负责防守，现在军队的将校打仗一旦失败，就要判死刑，而州县的长官平安无事；要是城池陷落，军队的将校又得判死刑，而州县的长官仅只是降职，这怎么能起到鼓励和惩戒的作用呢？能够支配百姓的是州县的长官。现在全国当兵的只占一，而当民的占百，我们怎能把打仗和防守的责任都责求军队的将校来完成呢？
毛泽东读了这则故事，特别是读了徐阶上疏的这番话，对重责守令还是重责军队的将校并没简单地表示肯定或否定的意见，而是首先将旧制度和今日的新制度进行了一番比较。比较之后，毛泽东批点道：
莫如今之军区党委制。党政军民统一于党委。
毛泽东认为，今日党政军民都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党指挥枪，军爱民，民拥军，党政军民一条心，这是我们的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可靠保证。
《智囊·闺智部》载有一则轶事：
监察御史李畲的母亲，素来以清素贞洁著称。一次，李畲派人送禄米到其家，其母让人重新称量了一下，结果多出三石。问其故，则答：“御史例不概”。不概，就是量米时不用平斗、斛用的小木板去刮。这样，每斗都冒尖装盛，自然就多出米来。其母又问脚钱多少，来人又说：“御史例不还脚车费”。于是，李畲母大怒，下令送还所剩米和脚钱，并将李畲斥责了一通。李畲便追究仓官的罪责。其他御史得知后也十分惭愧。
李畲之母冰清玉洁，不占公家便宜，不贪非分之财，十分可敬。而李畲得知情况后则严加追究，应当说也是能廉洁自律的。但是，毛泽东看了之后想得更深，看得更透，挥笔写下了“李畲应自科罪”的批语。
仔细品味毛泽东的批语，其中大有深意。“李畲应自科罪”，起码有三点值得注意：
其一，作风不细。古时官吏的主要收入就是俸禄，让人给自家送禄米却不检查过问一下，无端地多吃多占，即使是属下所为，自己不知道，也是不能开脱干系的。
其二，循例不当。不论是“例不概”也好，“例不还脚车费”也好，这些“例”都是不适当的。因为这一“例”便“例”出了特权，“例”出了贪污，有损官德，有污清名。李畲却没有看到这些制度规定的不合理性，单单处罚那位仓官，这就没有真正抓到要害，假若李畲预先知道这些“例”，更参与或默许这些“例”存在，则罪责更大矣！
其三，当其母举报了这一情况并责怪时，李畲不是从自身找一找原因，来一番反省，而是单单处罚别人，有推卸责任之嫌，不是领导人应有的风格和气度。而且，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不从制度上找弊端，不从根本上堵漏洞，那么，以后此类问题仍是不能得到有效解决的。
因此，毛泽东的批语“李畲应自科罪”，对于今日的各级官员来说，也是很有教育启发作用的。
毛泽东读《智囊》，从他在书上圈画和批注的情形来看，最爱读的还是《兵智部》中关于用兵的智慧。这个部分为不战、制胜、诡道、武案4卷，共收119个故事。这些故事，毛泽东都不止读过一遍，差不多都圈画过，在许多地方写了批注。
例如，在《智囊·兵智部·制胜·孙膑》中，有一段是讲唐太宗谈用兵之道的。唐太宗说：我常用我方的弱兵，去对付对方的强兵；用我方的强兵去对付对方的弱兵。对方在战胜了我方的弱兵之后，往往追逐我军不到几百步就止兵不前，因此我方的弱兵并未全军崩溃；而我方的强兵在战胜了对方的弱兵之后，必定要冲到对方战阵的背后，然后转过身来攻打对方，敌人没有不因此而全军崩溃的。冯梦龙认为，“盖用孙子之术也”。
毛泽东读了唐太宗的这段话后，写了一段批语，对唐太宗的用兵之道予以发挥和完善：
所谓以弱当强，就是以少数兵力佯攻敌诸路大军。所谓以强当弱，就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五六倍于敌一路之兵力，四面包围，聚而歼之。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
毛泽东的批语把什么叫“以弱当强”，什么叫“以强当弱”说得更加明白了，这实际上也是毛泽东本人在战争年月克敌制胜的一大“法宝”。
在读这则时，在孙膑对田忌阐述“攻魏救赵”战术那段文字旁，毛泽东用黑铅笔写道：
攻魏救赵，因败魏军，千古高手。
孙膑“攻魏救赵”的战术，毛泽东早在1938年5月写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就曾引用过，并将这一战术灵活运用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战场，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大胜利。军事天才毛泽东无疑也是“攻魏救赵”的“千古高手”！就连李世民、朱元璋这些“能军”的历史人物，在他面前也“略输”几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