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要依靠才能而不是心计来获得上司的信赖。精于才能,会使上司更加倚重你;工于心计,则会使上司对你加以防范。不过,不要有心计并不是绝对的。
世界上总有这么一种人,他们不愿意下苦功增长自己的才干,而是一门心思地想通过投机取巧的办法来达到目的。这种人的做法有时是很有效的,但决不是什么立身根本,也非处世正道。从短期看,工于心计者可能达到某些目的,但从长远看,实在舍本逐末,自取灭亡。所以,我们要奉劝做秘书工作的人,一定要把精力放在增长才干而不是经营心计上,只有这样,你才能长久、稳固地获得上司的信任。
这其实涉及到上司的用人标准和秘书的职能问题。
从历史上看,虽然用人标准因上司而异,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选贤用能。历代统治者都是强调德才兼备的用人准则的,在争夺天下的乱世之中,许多上司人物还提出“弃瑕取用”“用其所长”的变通标准,其基本思想就是:用人勿要求全责备,只要他有一方面的特长就可以了,甚至道德标准也可以降低。
例如,孔子的孙子子思曾向卫侯推荐过能将五百乘的人才苟变,但卫侯知其曾收过两个鸡蛋的贿赂,就不打算录用。子思劝他说:圣人用将,犹匠人于木,取其所长,弃其所短,故杞梓连抱而有数尺之朽,良工不弃。今君处战国之世,选爪牙之士,而以二卵弃干城之将,此不可闻于邻国也。卫侯闻言大悟,于是同意擢用苟变为将。此外,历史有名的“孟尝君用鸡鸣狗盗之徒”“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也都讲的是以才而非德为标准、不拘一格用人才的道理。
大凡上司用人,都是以才作为最重要的衡量标准的,如果德行也好,仁义礼智信五者兼备,那就更好;如果品德上有些污点,但若能控制得法,仍是可以予以任用的。虽然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用人标准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但是对“才”也是给以很高重视的。所以,作为一个秘书,除了要良好的品行外,就要注意增长自己的才干。
才干是做秘书的基本功,如果你不能胜任秘书工作,难以完成各项任务,办起事来,丢三落四,拖拖拉拉;传个话,天南海北,走弦跑调;写个材料,词不达意,文理不通;出个主意,云里雾里,不得要领。这样的事多了,就会招致上司的不满,又怎么能搞好关系呢!
上司们是很看重下级的才华的,但对于工于心计者却甚是警惕。所谓心计,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心里另有主意,另有算盘,而且深藏不露,不现于声色,不显于言行;但是;每一举动却又都是处心积虑,意味深长。这种人是很可怕的,故历来为上司所防范,所厌恶,因为这种人不诚实、不清澈,深不见底,常令人不禁与各种阴谋诡计联系在一起。
所以,秘书作为上司的身边人,一定要做到大智若愚,把精力投入到增长才干、做好工作上。心计过多反而会招致祸患,这正是所谓聪明反被聪明误的道理啊。
但是,这并不是说做秘书的就应该胸无城府,不讲究场合、不讲究分寸、不要随机应变地处理问题,我们只是想说,在才干和心计两者的地位上,我们要更注重前者,要以才干为本,心计要有,但不宜太过。因此,我们所说的不要有心计是相对而言的,是有条件的,不能绝对化。对于哪些事应该做,哪些事不应做,该做的事要怎么做才合适,何时做更妥当等等这些问题,都应有一个周到的考虑和权衡。
报纸上曾登载过这样一个故事。
某企业的办公室秘书倪海峰,做事认真,头脑灵活。平时就很注意收集本企业建国以来历年基本建设的统计数字,以及其他方面如目前各类在编人员数目、5年发展规划中的各种指标等。这些统计数字,为倪海峰随身携带,以备不时之需。
一次,董事长做演讲,临时需要两个数字,忙问身边随员。可是几个人所报数字相差甚远,该听谁的呢?此时,倪海峰不慌不忙地掏出了统计本,报出了董事长所需的精确数字。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向倪海峰投以钦佩的目光,董事长也对他另眼看待,认为他做工作实在是想得周到、干得好。无形之中,倪海峰在上司心中的印象大大加深了。
这个例子说明适当的心计是会助人的,会帮助你做好工作,密切同上司的关系。还有一个例子也说明了这一点。
一次,省委领导到某学院颁奖。颁奖结束后,省委的上司l临时要求与学院的几位领导谈谈工作。由于事先没有安排,一位院领导只好带领大家向小会客室走去。当领导到达时,发现会客室早已布置得井井有条,似乎早就有所准备。
原来,这一切都是随行秘书陈景涛安排的。当他发现省委领导要谈话时,立刻想到:会客室会不会锁上之类的问题。所以,他抄小路提前到达会客室,叫来服务员,安排好了一切。从而避免了领导吃闭门羹,也节约了时间。因此,陈景涛受到了领导的赞赏。
所以,我们说,秘书欲搞好同上司的关系,就应该做到工作优先,多长才干;心计居次,不易过多,并且要把心计更多地运用到发挥自己的才干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