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玉来看我们，八成是路过，平常他是电话都不打一个的，这些年他在外面打拼，并没打拼出什么结果，脸上就多少有些郁闷。白玉是长沙市最早一批骑摩托车的，但是他没有混出来，他不是那种一心要把自己发扬光大又野心勃勃的人，他平和、懒散、好玩、勇敢和仗义，但他不愿意为什么事情狠下心来艰苦奋斗。在我们这个家族里，他是典型的我行我素者，没人能改变他，劝也劝不醒。还在多年前，当郭承嗣对我嘀咕他的事时，我曾劝他别管那几个当年跟着他闹的朋友，但他不听，他把自己当政府，接济着那几个人。那几个人也乐于他施舍，天天坐在他酒店里等饭吃等酒喝，还要他提供一条条烟，到后来，被老婆抛弃的杨敬国索性睡到酒店里，把他的酒店当成自己的家。何白玉没有嫌弃杨敬国，心里总为自己没坐牢而他们分别坐了几年或十几年牢而感觉对不起他们，当杨敬国一脸郑重地提醒他“李大志的病可能好不了了，他死了，我们应该照顾好他女儿的生活”时，何白玉一脸义气地答“那当然”，转身便拿出一万块钱给杨敬国，让他去给李大志的老婆。早几年，王刚强猥琐着脸，吞吞吐吐地向他借钱给儿子买房子，他那天走不开，便从保险柜里拿出存折，把密码告诉王刚强，让王刚强去取三万块钱。王刚强却取了五万，他知道后，也只是打了王刚强一拳，没有过多计较，仍然同王刚强做朋友。但从那以后，何白玉再没想过要存钱，就还骑着那辆破摩托车，不像国庆，下海才几年就买了一处五室三厅两卫的大房子，又在上个月买了辆轿车。归结起来，白玉这些年的精力和钱财，大部分花在朋友和女人身上了，除了接济朋友，他见一个爱一个，只要有机会，就对身边的女人大献殷勤，如果对方接受他的殷勤，他会有更多举动，送花、送衣服，送名牌鞋。这些年里，他送给女人的手机不下十个，其目的是希望那些女人爱上他，可是没一个女人愿意跟着他一起慢慢变老，都看不得他把那几个已经“报废”的朋友视为知己，断然跟他拜拜了。
何白玉的那家酒店因修路被拆除后，他又在四方坪开了家土鸡店，这家饭店就没那家酒店气派，也没用那么多钱装修，将就着干。生意还勉强过得去。当杨敬国和王刚强又找来，围着他吃时，他索性把酒店交给这两人经营，好腾出时间、一心一意地找对象。去年，他跟一个结婚半年就离了婚的年轻女子同居，那女子比他小三十岁，他带来让我们见过，长着一双斜眼睛，嘴巴有点大，牙齿不是白的而是灰的，说话爱拿眼睛斜视别人。何白玉还真有跟她结婚相守到死的打算，还找国庆，让国庆去他家看如何重新装修房子，正在他作装修计划的节骨眼上，也就是上两个月，他发现她跟他请的厨师私通。厨师是个帅小伙子，身高也有一米七六，关键是人年轻。有天傍晚，何白玉去朋友家打麻将，本来是打算玩到凌晨，可还不到十点钟，其中一牌友的母亲突发心脏病，那牌友就急着往医院里赶去，何白玉自然也骑着摩托车回家。他用钥匙开门，门反锁了，拧不开。
他马上联想到曾经背叛他的小向，就大声喊门，女人隔了几分钟才来开门，一脸懒洋洋的，并不惊慌。他冲进房间，房间里倒是没人，他奔到晾台上，厨师弓腰躲在晾台上。他操起一张折叠椅砸向厨师，厨师用手臂挡了下，叫声“哎哟”，就猛地推开他，朝门外奔去。何白玉愤怒地一直追到楼下，折回来时，女人正收拾衣物。他愤恨地揪住女人的脖子，把女人顶到墙上。女人不怕地踹他下身一脚，还真踹在他下身上，他痛得叫了声，蹲到地上。女人说：“老子学过散打的，怕你吧？！”女人拿着自己的东西，走了。
何白玉的心灵上没设门，你随便就可以进去，取点自己想要的东西，甚至都不用打招呼就走人。当年何陕北就是这样的，郭承嗣也这么干了，他的一个个朋友和后来的一个个女人大多如此，步入他的心扉，弄点自己想要的东西，然后一走了之。他把这事讲完后，恨道：“当时我真想把她掐死。”他很忧伤，还十分可怜，人就有点憔悴、老态。说起来，上天还算对他客气，没让他受大难、吃大苦，即使当年把他抓进去，也没对他怎么样。但岁月也没怜惜他，在他脸上留下了很多道时光流逝的印渍，这印渍就是在他额头和两边鬓角上悄悄留了不少老年斑。我说：“看开点，再找就找个年龄跟自己悬殊不大的，一起过日子。”白玉晃晃他那颗悲伤的头，从他干燥的嘴唇里蹦出两个长沙底层人士常说的脏字：“找卵。”
命运好像在捉弄他，当然也在捉弄每一个人。文化大革命中，何白玉何等威风？别人不敢搞女人，他敢。他也是长沙市里第一批骑摩托车的，甚至是第一个一拍胸脯就叫人抬一台彩电走进李大志家、搬一只冰箱到王刚强家、送一台洗衣机给杨敬国的大方豪爽的男人。可是这后面的十来年，不知他在哪件事上冒犯了天神，上天不再给他好运。他跟小向没有孩子，与后面的女人也没有生子。他唯一的女儿何娟，如今在美国，边做学问边养育儿女，根本无暇顾及他。在社会上打拼和折腾这么多年的何白玉，如今年龄大了，也有了落寞感。曾经在他眉宇间聚集着的火焰，熄灭了。那个何白玉是可以把厂长拎到台上揪斗，可以一铁棍把工会赵主席打成傻子，还可以把李书记和保卫股刘股长从床上提起来，勒令他们站在房中央嗦嗦发抖的。那个何白玉可以踢一支扫把给老厅长，让老厅长去打扫厕所；可以把一卷白纸扔给办公室主任，让他拿毛笔抄写他写的大字报。那个何白玉瞪你一眼，会让你寝食不安，叫你连续三个月睡不踏实，晚上听见猫叫都怕得要死。如今的何白玉，像雾中的月亮，孤零零地落在水里，扔颗小石子进去也会泛起一大片涟漪。“叔叔，何娟叫我去美国，”他说，“要我去美国教我外孙外孙女说中国话。”我笑。白玉说：“我女儿，她小时候我可从没管过。”李佳大声说：“幸亏你没管……”李佳没把话说完，但意思已经到堂了。
日子一天天过，春天又来了，几只雏鸟在枝桠上尖叫，扇动着翅膀。山坡上的映山红开了。星期天，何懿一来就埋头学习。她这一年长了个头，有一米六五了，但苗条得像根豆芽，脸色有些紧张，这是她想考重点中学的高中，人突然发起狠来，我们说话的声音只能放到最小，稍大一点何懿就会尖叫：“爷爷奶奶、老奶奶，声音小点。”临近中考的那个多月，何懿不来了，她不来，高小霞就得在家里做饭给她吃。何懿发狠发晚了，就没考上重点高中。国庆说，如果没考上重点高中，放在普通高中读书，何懿会把自己的前途玩掉。何懿有点男孩子性格，大大咧咧的，这么大了，有时候脸都不洗就往学校跑，属于那种晚熟型的姑娘。国庆觉得这样的姑娘容易被别人影响，加上她玩的那几个伴都把读书视为一件烦躁的事，他决定把何懿送到英国去读高中，与那几个姑娘彻底隔绝开。国庆其实是受他表姐郭香桃和表哥郭承嗣的影响，郭香桃于几年前把女儿送到美国去接受高中教育，而郭承嗣却把儿子送到了德国。国庆不甘落后，把这两年赚的钱换成英镑，毅然将女儿送上飞往英国的飞机。
有天，李文军来借钱，脸色非常疲惫。自从他与王玉珍结婚后，他第一次一个人来。他直接从肿瘤医院来的，不幸的事情发生在王玉珍身上，她患了直肠瘤，查出来已是晚期。难怪王玉珍这两年人越来越消瘦，原来吃进肠胃的营养全部被癌细胞取走了。李文军一个人在医院里招呼王玉珍，我们要他请一个陪护，他不要。他住在医院，睡在医院，一间大病房里有四名肿瘤病患者，还有陪护和病人的亲属来来往往，当然就休息不好。妈看着满脸疲倦的李文军说：“你别把自己累垮了。”
我大哥留给王玉珍的钱都被王玉珍和李文军这十多年游山玩水地“游”掉了。李文军昨天已跟我们打了电话，李佳去银行取了三万块钱，把三万块钱拿给他，他接了钱，说：“我们的全部积蓄都用光了。”李佳问：“会有救吗？”李文军说：“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也不会放弃。”李佳留他吃饭，他没吃多少，说睡眠少了，上火、牙疼。他用鸡汤泡饭，好不容易吃了半碗，放下碗筷，坐在沙发上没一分钟就打鼾了。我们看李文军，他本来就老了，陡然觉得他更老了似的。他可能有半年没染发，头上已长出寸多长的白发，稀疏的白发颓废地垂落在脑门上，眼睛周围爬满皱纹，嘴角已下垂，歪着，嘴角的皱纹都与耳根接轨了。衣服皱巴巴的，还一脸疲惫和忧伤。李佳起身，拿床薄毯轻轻盖到他身上。我小声说：“他这一向在医院里招呼玉珍，太累了。”我把电视机关了，然而不到半小时，他醒了，蓦地瞪大眼睛说：“我得去医院。”他掀掉薄毯，与我妈打声招呼，匆匆走了。
一个月后，王玉珍死了，死在省肿瘤医院。李文军悲痛不已，哭得一口气没喘过来，休克了。医生把他抢救醒，他又捶胸顿足地哭泣，抱着尸体，要跟王玉珍一起死。医生和护士都感动得流了泪，觉得这个老头太痴情了，就给他一针镇静剂，让他昏睡，才把尸体从病房搬到停尸间。过了两天，何娟出现在医院里，身边站着个漂亮的小姑娘，还站着个很英俊的小男童。她一听说奶奶死了，就带着女儿和儿子飞来了。她女儿六岁，黑头发、白皮肤、蓝眼睛，却长着何家后代那种标签似的翘下巴。儿子四岁，比我们眼里任何一个小男孩都帅气，身上流着日耳曼人的血液，额头平整、宽阔，表情高贵、沉静，同他姐姐一样也是黑头发、白皮肤、蓝宝石一样的眼睛，也长着何家那种傲慢的翘下巴。他瞪着曾外祖母那张冰冻着的苍老的脸，问母亲：“妈咪，这个人是您奶奶？”何娟泪流满面，没听见儿子说话。六岁的女儿很懂事的样子拉弟弟衣袖一把，示意弟弟不要打搅悲伤中的母亲。何白玉反倒没有女儿悲伤，因为他经历过太多的分离死别，面对母亲辞世，他表现得比较平静。
青山街三号已经拆毁了，何娟就带着女儿和儿子住在我家。妈整天盯着这一对姐弟，说这对姐弟虽是混血儿，可是有很多地方还是像我们何家的人，脸形像，下巴更像，说话和站在一隅思考问题的样子也是何娟、何懿小时候的神态。妈常把这对姐弟搂在怀里。妈说，这个说话尖声尖气的小姑娘，有点像死去的老奶奶，额头、嘴唇、下巴都像，要不是眼睛是蓝色的，鼻子又高点的话，不就是她高祖母再世吗？姐弟俩时而讲英语，时而讲半通不通的中文，满屋子地跑，桌子、沙发成了姐弟俩的跳台，有天弟弟站到椅子上，爬到衣柜上去了，准备往下跳，吓得李佳大叫着跑过去阻止。那天，国庆打量着这个胆子大得没边的小捣蛋，对白玉说：“哥，你这外孙有点像爷爷。”白玉答：“我也觉得。”何娟带着女儿和儿子住了一星期，几乎天天带着小姐俩弟出门，去见她想见的同学。随后她走了，她丈夫打电话来，说家里的老三，整天吵着要妈妈和哥哥姐姐。她来的时候已怀了第四个孩子，回美国半年后生了。她打电话来，李佳很高兴，放下电话对我说：“何娟真行，又生了个儿子。”
自从王玉珍死后，李文军就住在我家了，因为李佳怕她哥一个人住在与王玉珍生活过的家会受不了散失亲人的痛苦。事实上，李文军确实深陷在痛苦的泥塘里不能自拔，像根木头样，要他吃饭他就吃饭，要他睡觉他才睡觉。这样过了半年，李文军似乎才喘过一口气来。一天，他深深地叹口气，脸色就转好了，不再是那种让人担心的土灰色，说：“要是我死在玉珍的前面就好了。”妈批评他：“你这是自私呢，你想死在玉珍的前面，你是要把痛苦留给玉珍。”李文军认识到自己不对就不再说这话了。
李文军住在这里，妈和李佳都高兴，因为我们可以一起怀旧。妈回想到什么会突然问：“文军，还记得一九三七年的时候吗？”或者问：“火烧长沙的那天晚上，多么吓人还记得吗文军？”或者说：“日本鬼子第二次攻打长沙时，你们把鬼子打退后，长沙的老百姓跑到街上敲锣打鼓地欢迎你们你还记得吗？”李文军回答：“记得记得，那时抗日，军民一致对外。”妈又继续回忆道：“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次年春节，老奶奶让我和张桂花包饺子给你和胜武等几个军人吃，有这事吧？”李文军说：“的这事，那饺子好吃，包了好多肉在饺子里。现在我还能回忆起那种味道。”妈和李文军、我，还有李佳，整天都是说过去的事，对眼前的事情根本就不关心。我们回忆一个个人，回忆得很伤感，但正因为伤感就进一步回忆，好试试我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到底有多大。我爹、老奶奶、爷爷、张桂花婶婶、梨花伯妈、我岳父、李雁军将军、二叔何金林、大哥何胜武、二姐何秀梅、堂弟何陕北和王玉珍，这一个个曾活着的亲人都是一本本书，一打开，都写着尖锐、复杂和隐晦的内容，又都藏着不少有趣的故事，只是三叔何金石烈士被我们回忆得较少，因为只有李文军小时候看见过他。我们每天都是同样的话题，不断重复地聊着，一点点地回忆，一点点地品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