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三叔何金石原本想当一名数学家，因为他的数学头脑发达，数学成绩一直在班上名列前茅，但那只是他少年时的梦想，他注定要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战争。我三叔是那种性格刚烈、想到什么就一定要做的青年，还在少年时候，在他身上就体现出对什么事情都很执着和很有顽强意志的一面，他什么都要赢，跳远、跳高都可以拿全校第一，这一切很自然地让他赢得了老师和一些同学的尊重。在学校里，他在同学中很有威望，说一句话就会有人听和响应，不单是他的数学成绩好，还因为他那双虎吊眼里射出的目光是不容置疑的。他说“走”，一大群男同学就会跟着他而去；他说“那有什么好玩的”，就没有几个男生跟着某男生提议的事情而动。我三叔身上的凝聚力和领导才能，在学校里甚至都超过了当年在明德中学敢于与赵恒惕的军警抗衡、因而赢得众多同学拥戴的我二叔。“九一八”事件爆发前，我聪明、高傲的三叔，心整个在学习上，“九一八”之后，我三叔就再也不愿坐在教室里读书了，“国都要亡了，还读什么书？”这就是我三叔对奶奶说的话。
那年七月，整个湖南境内大雨滂沱，连续二十天大雨下个不停，湖南的四条大河湘、资、沅、澧都发了疯，水猛涨，遍及五十多个县市。又跟当年皖系军队占据长沙时相仿，河上到处漂着尸体，人的尸体和动物的尸体在水上飘浮，都漂到街上了。那年月国家穷，政府又都拿着钱去购买外国人的军火和养军队，就没人疏理河道或修防洪大堤，几乎年年都要发一次大水，只是这一年的大水发得特别厉害，于是长沙城也变成了浑浊的水域。青山街都淹了，爷爷奶奶们只好收拾细软，搬到妙高峰上暂住。妙高峰上搭着很多棚，大家将就着挤在一起，竹铺啊门板啊塑料布啊摊在地上，拿衣服做枕头，就那么窝囊地睡着。
孩子们兴奋得要死，又可以不上学了，就天天跑到街上看大水，看大人坐在小划子里，于水中打捞一具具人或动物的腐尸或其它物件，一边惊呼。不到天黑，胜武、李文军和正韬、李文华及大金人影都没一个，急得他们的母亲嗓子都喊破，等找到他们，就有拳头或耳光的亲密接触。张桂花说：“玩玩玩，整天就知道玩。”李文华挣扎着从她母亲的手中跑开，问他母亲：“你打什么人？”梨花打李文军道：“这么大的水还去玩，怎么不淹死你！”李文军就用力推搡他妈，气愤地跑开。奶奶找到我大哥、二哥，手中的竹尺就劈下来，打在我大哥脸上，我大哥叫道：“哎哟——”奶奶说：“你个狗东西！”
好不容易大水退了，爷爷奶奶才带着一家人回青山街打扫着大水带来的脏物，待把一个家、一条街、一座城市匆匆清理干净，人们刚刚喘口气，“九一八”事件爆发了。日本军队突然攻占沈阳，不到一个星期，辽宁、吉林两省几乎都被日本军队占领。我三叔愤怒不已，脸上起了锅粑，拳头捏得绷紧的。他没想到日本军队竟敢如此明目张胆地侵略他的中国！他气得再也读不进书，读书是为建设国家而读，国亡了，读书还有什么意义？！他号召同学们跟他一起，举着标语，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在街上愤怒地游行。
过了几天，这个从来不懂音乐和艺术、简直是五音不全的何金石，居然在学校组织的讲演队里扮演日本人，端着杉木做的木头枪——为使木头枪逼真，还涂了黑漆，对中国同胞开枪，扮演中国同胞的同学在他嘴里发出的枪声中纷纷倒下，惹得一些愤慨的妇女脱下鞋子朝他脸上掷来，不到一分钟，舞台上就落下十几只新旧不一的绣花鞋。又过几天，他嫌演老百姓的同学演得不够好，又扮演老百姓。他临时找到一个叫化子，强行买下叫化子那身破烂不堪的衣服，还摘下叫化子戴的破帽子，又走进教务处，偷了瓶红墨水，跟着演讲队来到黄兴路上，演戏给路过的市民看。他演得很逼真，倒地时红墨水被他偷偷泼在身上和地上，弄得演出场上血湖血海的。这给了市民强大的刺激，一些市民就跟着学生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何金石自己却惹了一身虱子，奶奶把他引进理发店剪了个光头，回到家，叫他拿爷爷的剃须刀，自己刮了阴毛和腋毛。奶奶又和秋燕一齐动手，把他的衣裤、被子、垫毯放到锅里沸煮，待奶奶忙完这一切，来找他时，何金石已不见了。
就是那天，我三叔何金石被军警抓了。他领着他那班的同学，跟着众多愤怒的市民，一起冲进商店寻找日货，见日货就砸，还把阻止他们砸日货的店老板打得跪在地上求饶。军警闻讯赶来制止，我三叔却挺身而出，用他那颗光头抵着枪口说：“你们不去打日本侵略军，那就朝我开枪吧——你们。”军警见这光头少年如此不把他们放在眼里，还一副不怕死的相，就毫不客气地把这个疯子抓进军警局。奶奶刚和秋燕把煮得滚烫的被子挂到太阳下晒，就见几个学生跑来说：“何伯妈，何金石被军警抓了。”奶奶衣服也没来得及换，紧随那几个学生匆匆赶到军警局说：“我来领我儿子何金石。”军警局的人说：“何金石是你儿子？他蛮凶的。”奶奶说：“我何金石本来好好的，一听说日本军队侵占了东三省，人就疯了。”军警说：“日本军队侵占东三省，民国政府会想办法，他一个学生跑到街上闹什么闹？！”
军警把何金石带来，何金石阴着脸，谁也不理，军警要他写保证，保证从此不再上街闹事。何金石硬着脖子说：“不写。”军警冷笑道：“那你就别想走出军警局这张门。”何金石愤怒地盯着军警，“日本侵略军侵略我们中国，我们学生声援东北三省的老百姓，错在哪里了？”军警道：“你们不在学校好好读书，跑到街上寻衅闹事，这就是错。”奶奶焦急地看着儿子说：“金石你写啊。”何金石不屑地瞥一眼奶奶说：“我不写。”那军警是个军官，见我三叔嘴这么硬，火了，一拍桌子吼道：“看你能硬多久！不关你几天不晓得厉害！”
何金石因不肯写那份保证书，被军警局关了整整一个月，后来是学校老师出面交涉，交涉不成就联名信写给省主席何键，何键才命令军警局放人。何金石出来时人瘦了一圈，十几斤肉丢在军警局的黑屋子里了。但他也有收获，他在临时监狱里结识了一些反日情绪相当强烈的年轻人，他们放出来后就跑来找何金石，他们脸上有胡子，穿着肮脏的工作服，握着的拳头都比何金石的大。他们走进青山街三号，大大咧咧地问秋燕或奶奶：“请问何金石是不是住这里？”用不着秋燕和奶奶回答，何金石会迅速从他的房间走出来，笑着将他们迎进他的房间。有时候，他会留他们吃饭，有时候他却跟他们出去。他们成立了“湖南反日救国会”，何金石成了“反日救国会”里不多的几名中学生。他们要求民国政府奋起反击，为此组织了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示威的队伍走到何键的省政府前，站在省政府前怒吼。军警局的人赶来，驱赶他们，何金石又像当年他的三哥何金林样，挺身而出，厉声道：“为什么不准我们示威？”军警说：“你们扰乱了社会秩序。”何金石觉得社会秩序没有他们的抗日热情重要，“日本帝国主义都打到家里来了，为什么不给予还击？中国人就那么好欺负？”
军警局的人见何金石睁圆眼睛瞪着他，好像他就是日本侵略军，便给了何金石的脑门一警棒，“这就是还击！”何金石愤怒极了，朝着军警的脸上吐了口痰，军警没想到他竟敢当众啐他口水，跳起来，又在何金石的头上狠敲一棒，怒骂道：“你怕是想死了？！”这一棒下手很重，何金石一歪，栽在地上，血从他的头顶流出来，像一条鲜红的小溪。他的同学，还有救国会的工人都愤怒了，冲向军警，一场无法控制的械斗便在省政府前大打出手。
何金石醒来时躺在医院里，不光是他躺着，还有救国会的其他一些人和他的五个同学。他们说：“太可恶了，这是什么政府？只晓得欺负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何金石刚想说话，只觉得浑身巨痛。在斗殴中，他被好几只大脚踩了，肋骨被踩断两根，肱骨也踩裂了，还有腓骨踩碎了。他在医院躺了整整四个月，四个月里除了奶奶和秋燕时常送饭给他吃，救国会的人也天天来看他，勉励他积极与病体斗争，好早日康复出院。一天，一个喜欢他的救国会的女青年拿来一份《大公报》，报纸上刊登了“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中国第十九路军第七十八师第一五六旅顽强抗击日军的进攻，阻挡了日军企图侵占上海的阴谋。这让何金石深深觉得出了口恶气，他一掌拍在报纸上，报纸被他拍了个洞，“太好了，我要去打侵略军。”奶奶那天在病房里，腊梅花就在窗外开放，天空阴沉沉的，有一种药味儿在病房里飘来荡去。奶奶预感这个儿子又会像她的另外三个儿子样去打仗，忙感到不安地叫道：“你不要去，你还小，把身体养好，回校读书，打日本侵略军是你大哥他们的事。”
何金石觉得他妈太小看他了，便很凶地横他妈一眼，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妈，打日本侵略军是每个中国男人的事。”奶奶深感绝望地看着这个儿子，对送饭来的秋燕说：“男孩子有什么好养的？长大了没一个心里有妈。”秋燕的肚子里又有了孩子，她把篮子放下，“金石，你又惹你妈生气了？”何金石问她：“有红烧肉没有？今天我想吃红烧肉。”
何金石吃过秋燕送来的饭菜，再下床时就直接走出医院，去了救国会。救国会里有很多年轻人，都是长沙这片热土上长大的热血青年，大家坐在一起兴奋地讨论着，想象日本侵略军在十九路军的还击中抱头鼠窜的情形。我三叔突然提议道：“救国会的同志们，我们去上海参加十九路军去？”一时人都哑了，没有人响应他，只有一个年龄比他大两岁的女青年回答说：“我跟你去。”这个女青年就是拿《大公报》给他看的女青年，十八岁，是周兰女子中学的大龄女生，她用一双火辣辣的眼睛瞟着何金石，大家都注意到她的眼神了，那目光里充满爱，就笑。她脸红了，问其他人：“打日本侵略军，你们不去？”有几个青年说去，另一些青年却说：“恐怕我爹妈不会让我去。”何金石很感失望，想原来救国会里这些年轻哥哥的热情都是假热情，并没有几个青年像他一样是满腔热情的真爱国，他立即蔑视那些只会喊口号的青年说：“你们不去我去，我要参加十九路军，打日本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