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电影《吉鸿昌》中吉鸿昌的女儿吉瑞芝
客厅的南壁，悬挂着英雄的遗像，表情庄严威武。紧挨着的是一幅雄劲的书法—“国魂”。那是英雄当年为阵亡战士写的，后来，竟也成了为自己而写的。
凝视着英雄的照片和手迹，我的耳畔仿佛响起了那个铿锵有力的裂石之音：“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我仿佛看到吉鸿昌横刀跃马，率领抗日盟军驰骋在塞外沙场上那壮观的场面。厮杀声，呐喊声，蔽日的旌旗，喷涌的鲜血，弥漫的硝烟。
历史是不朽的，哪怕是它留下的几个符号，也能唤起人们的回顾、景仰，甚至唤起一种悲壮的情感。更何况英雄的女儿正坐在这个客厅里呢！
她就是这个房间的主人吉瑞芝。一位62岁的老人。她高高的个子圆脸，有一双极传神的笑眼。虽是62岁的老人，可言语、动作却都还是年轻人的。
“我个人，没有什么好写的，我看你还是多写我父亲。我不是英雄，我只是英雄的女儿。按说，我已过了激动的年龄，可是，每当说起父亲，我还是很激动的。为追求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他付出的真是太多太多。父亲是祖国的儿子。无论什么时候，只要这样的人多起来，国家和民族才有振兴富强的希望。《吉鸿昌》这部电影，应该说是很成功的。但还有许多我父亲感人的故事没有写进去。当年我父亲为向蒋介石请缨抗日，宁愿抛弃高官厚禄甘当一名小兵，以此作为条件向蒋介石求情，可最后换来的却是打发他出国考察。父亲到了国外，依然四处为中国抗日奔走呼号，发动广大爱国侨胞积极为抗日做贡献。有一次，在纽约他陪我母亲到邮局寄东西，遭到洋人的白眼。他气愤地对我母亲讲：“你看他们鄙视的目光，不屑一顾的劲头，真是岂有此理！东西不寄了，走，回去！这时旁边一个不三不四的人说：‘你自报是日本人就会受到礼遇的。’父亲当时火冒三丈地说：‘你觉得中国人比他们矮一截是不是？丢人是怎么着？我认为中国人顶天立地，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感到无尚光荣。作为中国人要有中国人的骨气，怎么能在外国人面前摆尾乞怜呢！’回到旅馆后，他找到一块小牌，工工整整地写上‘我是中国人’五个字别在胸前，昂首挺胸地走在马路上。这些故事讲起来，是非常感人的！可是我们现在的一些青年，爱国意识太差。动辄就是外国如何如何，好像他们不是中国人似的。出国深造要是能回来服务祖国建设，那当然是有出息的孩子。可是一去不复返，都去搞洋插队，丢下祖国不管，那就很不对头了。我们现在搞爱国主义教育，就是要唤起青年一代的爱国意识，让他们懂得祖国的含义。”
作为著名抗日英雄的女儿，作为天津市政协常委，吉瑞芝没有名人的架子，没有高干的气度，身上洋溢着的都是浓烈的激情，使我很快就受到感染、受到震动，同时，又使我怀着极大的兴趣去浏览她的成长史。吉瑞芝是1932年出生的，两岁的时候，父亲吉鸿昌就牺牲了。为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母亲变卖了家产，带着她四处流浪。这期间，虽经地下党组织及吉鸿昌生前好友、部下的多方照顾，但由于在敌占区生活，仍然是困难重重。
吉鸿昌就义前曾留下遗嘱，委托好友著名教育家喻传鉴负责孩子的教育。喻先生不负重托，免费送吉瑞芝上了天津的浙江小学和南开中学，使吉瑞芝受到良好的启蒙教育。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了，吉瑞芝和母亲结束了15年的颠沛流离的生活，回到了党的怀抱。在天津解放的最初几天，天津市军管会参谋长王世央，经过一番周折，终于找到她们一家。他端详着胡洪霞带来的吉鸿昌的照片说：“你是吉大嫂吧？可见到你啦！在进城之前，南汉宸就委托薄一波同志和我寻找你们娘儿几个。怎奈遍寻无着，偌大的天津市，找起来真难啊！”
“王老弟，”胡洪霞不由得哭出了声，“15年啦，鸿昌牺牲后，在敌占区我们受尽了屈辱和磨难，但是我没有辜负鸿昌的嘱托，已把孩子抚养成人。这不是，我们的女儿瑞芝跟我一起来了！”
“好啊，吉大嫂，你给党交了一份合格的答卷，有功之臣啊！孩子是我们革命的后代呀！”
“这些年我盼星星，盼月亮，盼来了解放，盼来了亲人。王老弟，请你给我安排个工作，不怕你笑话，闺女失学了，家里也揭不开锅了。”
“吉大嫂，鸿昌烈士为国捐躯，他英勇不屈的献身精神，为党和全国人民所敬仰。烈士为之奋斗的目标实现了。你的工作、生活以及孩子上学等等，都不成问题。党组织和人民政府都要管起来。先不要忙于找工作，先把身体调养好，孩子继续上学！”
1953年，毛主席亲笔为吉鸿昌烈士签发了光荣纪念证。吉瑞芝和她的母亲更加感受到了党和国家的温暖。
吉瑞芝中学毕业后，组织上决定派她去留学，但是由于当时母亲身体不好，极需有人照顾，她不得不放弃了。后来她被分配到天津师范学院做秘书工作，同时完成了大学的学业。
当然，在她的成长过程中，除了党组织和学校的关怀教育外，母亲胡洪霞严格的家教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胡洪霞女士是一个深明大义、自立自强的女性。当年为支持吉鸿昌组织抗日同盟军，她毁家纾难，将全部嫁妆和家私都卖掉来补充军费的不足，曾在抗日同盟军中传为美谈。在狱中，她和丈夫表现得是一样的宁死不屈。在流浪的生活中，虽历经沧桑，但仍顽强地带着孩子生活。这些都深受党内外同志、朋友的敬重。解放后，组织上安排她做青少年工作。从1950年到1970年，20年间她跑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对广大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50年代后期，她撰写《吉鸿昌就义前后》一文，向青少年再现了吉鸿昌烈士“我为抗战而死，死得光明正大，不能在背后挨枪”的凛然正气。对待自己的孩子，她更是严上加严。她经常教育吉瑞芝“不能以烈士之后、名门之后自居，要多做工作，要有正义感、要爱国”！今天吉瑞芝到了花甲之年，仍然兢兢业业地为党为国家工作，这都和母亲当年的言传身教有关。
近几年，吉瑞芝为了使父亲当年在家乡办起的“鸿昌学校”办得更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为了在学校建食堂，让孩子们吃饭时有个遮风避雨的地方，她跑了省里，又跑北京。她说，我不能像父亲那样为学校捐很多钱，但我可以捐上我的一颗心。如今“鸿昌学校”终于有了食堂，操场上也铺上了红砖，吉瑞芝讲起这些来，心情显得格外舒畅。
我和吉瑞芝正唠着，推门进来一位中等身材的老者。“这是我老伴郑慈云，也是扛过枪打过老蒋的，当年曾和杨子荣在一个小分队剿过匪。解放后做天津市电信局局长工作，现已离休。我们是1956年结婚的，我们感情很好。1991年我们老两口合作写出了一部39万字的《华夏忠魂—吉鸿昌传记》。”
吉瑞芝说他们有3个孩子，大儿子郑吉平在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做记者，大女儿郑吉宁做医生，小女儿郑吉安是部队的少校。现在他们都已成家立业，“另立门户”，偶有孙子孙女们过来，给他们老两口增添一点含饴弄孙的天伦之乐。
但吉瑞芝实在是忙得很，除了要在政协里参政议政外，还要经常去各地参加各类活动，像母亲当年一样，为青少年的教育尽心尽力。她对这项工作可谓“乐此不疲”，“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它关系到我们国家、社会、民族的面貌、性质。我愿意把这一工作做到底，我的父亲、母亲他们在九泉之下也会赞同我的这个选择的。我就是要像鲁迅先生讲的那样，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大家共同为这个国家负起责任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