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路边发现一所小草房，我命令一战士去找向导。屋里仅有一位白发老汉带一少女。当时老人卧病在床，可一听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来问路，当时披衣下床，要送我们过山。
同志们这时都饿得饥肠辘辘，渴得嗓子直冒烟，两腿也迈不动步了。可一看到朝鲜老人那义无返顾的劲头，啥都记了，继续顽强地跋涉。5个小时后，终于爬上了后仙游峰东侧的鞍部。脚下就是预定地点了，下山总比上山快，11月26日晨5时终于到达武陵里。此刻，离军首长规定的炸桥的最迟时间还有3小时。
武陵里位于后仙游峰西一条东西向的山沟里，沟口正值奔流南下的大同江。沿江东岸有德川去顺川的主要交通干线，并行的铁路和公路桥跨在沟底河口上，这就是武陵桥。在桥的附近、大同江西岸是悬崖绝壁高耸入云，所以，这座桥就构成了德川去顺川的咽喉。桥头筑有碉堡、营舍、铁丝网、敌军60余人守卫在这里。
部队行进到这里已经到了目的地，下一步就是炸桥。可是同志们实在是太疲劳了，连续行军作战40小时以上，其间仅仅休息4个小时，没吃到热饭，连冷水也没喝到。到了目的地，本应稍稍休息一下，可是我们不能！“8时前完成炸桥任务！”这个铁的命令，时刻在每个人的耳边震响。
这时，我清点了一下人数，除了郭兴运同志牺牲外，没有掉队的，也没有伤亡的。我稍稍提高了一下嗓门说：“同志们，我们的任务到这里已经完成了一半，还有另一半最重要的炸桥，现在还有两个多小时，毛主席、祖国人民、军首长正在等待我们的胜利消息，我们是毛主席的好战士，祖国的好儿子，我们一定要让他们听到胜利的爆炸声！”那时候，我们的心情你们今天的年轻人是体会不到的，在国外作战，一听到毛主席，一听到祖国人民这样的词儿，马上就会掉下眼泪，浑身就会发出无穷的力量。果然，战士们听到这里，都来了精神头儿，“刷”地从地上站起来，齐声说：“请首长下命令吧！我们决不会给毛主席、祖国人民丢脸，就是死了，也要把桥炸掉！”
于是，我布置113师侦察连以准备应付炸桥的情况为主，同时，要准备必要时打守桥之敌或炸桥，除一部分人做准备工作外，主力赶紧吃饭。军部侦察连除一个排担任来路方向的警戒、保卫电台外，其余都去打守桥敌人，炸毁武陵桥，并做好准备阻击南逃北援之敌。
命令下达后，军部侦察连长张思胜、指导员薛成高开始分工。薛指导员率三排警戒来路，守卫电台；四、六两个班执行炸桥任务；五班沿桥北头向上，从正面攻击敌人；一排主力从北山向西，断敌退路，两路夹击，歼灭守桥之敌，掩护炸桥。
当时，正是早晨6点多钟，守桥敌人60余人正在起床洗漱，桥头警戒发现我们运动的部队时，距离只剩100多米了，他们慌忙朝这边放了两枪，连碉堡也没来得及进去，就被我们的战士打死了。我们的部队奋勇向上，敌人一时不知所措四处溃逃，除伤亡、被俘外，少数散入北山。六班副班长姜兴玉率爆破组飞速奔向大桥。桥墩很高，有5米左右，战士们拿出软梯和树干还是不够长，为抢在敌人的增援部队前面，他们采取人叠人的办法，硬是把160公斤的炸药稳稳地放在了桥墩上，并连接好火具。
这时，支队的全体指战员都在焦急地等待爆破组的佳音，心悬得老高老高。
在六班奔往大桥的同时，三班长刘振率全班迅速渡河，向南去在公路两侧，占领了有利地形，其余各部也都控制了桥北路旁的制高点。
突然，由南面开来大汽车5辆，满载弹药，试图送往德川前线。汽车刚上武陵桥，就听“轰”的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大桥和先头汽车一齐被炸上了半空，化为一个巨大的黑烟柱。
大家的心都落了地，这一声是我们第二次战役胜利的佳音。
我低头一看手表，正是11月26日7时20分。
提前完成了任务，我太高兴啦！于是，我就端着枪从制高点向下冲去，和战士们一起攻打南逃的汽车、坦克。敌人数十架喷气式飞机由南边飞来，见地面乱成一团，黑烟腾空，即向公路和山上敌人反复扫射轰炸，敌人被他们自己人打得死伤惨重。
这时，我命令山顶上守电台的参谋秦刚向军部发报，报告桥已炸断的胜利消息。梁兴初军长问：“你们经理干什么呢？”当时为防敌人窃听，我和副队长周文礼在无线电话中不称队长副队长，而称经理副经理。秦刚回答：“他在前面跟敌人干上了。”又问：“前面情况怎样？”答：“打得很激烈！”刚说到这里，一颗炮弹打坏了无线电，联络中断。也就在这时候，一股敌人向秦刚他们所在的山顶攻击。秦刚带人组织反攻，我113师三排迂回到敌人侧后堵击，两下一夹，俘敌30余人，其余向北逃去。
武陵桥这个咽喉被我们紧紧扼住，南逃的北援的敌人都过不来，对我们38军顺利全歼伪7师起了重大作用。入夜的时候，武陵桥南北两面，大同江东西岸，都是一片火海。
这时，秦刚他们修好了无线电继续向总部汇报，梁兴初军长第一句话就是：“刚才怎么搞的？我替你们担心呢！”我回答：“报告首长，刚才是天线被打坏了！现在我们已胜利完成炸桥阻击任务！”梁兴初军长非常高兴，立即指示我取道龙源里，直插新安川以南地区，查明情况，断敌后路！
这样，我率部队又继续向前走了4个昼夜，又炸了两座桥，又打了3个漂亮的阻击战。
二次战役结束后，我们走了一个礼拜，才靠近军部。半路上遇到114师师长翟忠禹，他说：“你们这回任务完成得很好！我们刚从军部回来，志愿军司令部通报表扬你们了，彭总还说38军万岁呢！”回到军部，梁兴初军长见了我，上来就是一巴掌，大声大气地说：“嘿，好家伙！你们这回真行啊，把敌人搞了个一塌糊涂，志愿军司令部给你记了一等功！通报嘉奖！”大长脸笑得溜圆，像个孩子似的。那时官兵之间的关系真是亲兄弟一样，你看梁兴初骂起人来像个凶神，可是你有了成绩，他比你还高兴，反过来他也会狠狠地骂自己。彭总也是一样。关键时刻，他真像疼亲兄弟一样疼你啊，他说，电话突然中断，他紧张坏了，生怕我们出事。那是真感情啊！
这位张魁印老人滔滔不绝谈了一个多小时，把整个穿插炸桥讲得有声有色，但也只是讲战士们如何如何勇敢，惟独不谈自己。经我再三询问，老人家才勉强谈了自己的经历。
“我是山西平遥人，出身贫农。从小父母口挪肚攒地供我上学。16岁那一年，高小快毕业，赶上芦沟桥事变，我就在学校里搞抗日宣传。1937年参加晋绥新军，并加入了共产党的进步组织‘牺牲救国同盟会’。皖南事变后，到115师晋西独立第一支队一团，在教导处当学员。1939年到1940年间转移到山东，途中毕业，留在115师教导2、4团当测绘员。后来又当侦察排长、见习参谋、参谋。日本投除后，4团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后来又改为第四野战军2师4团，这时我任2师参谋。东北解放后随军南下，后来又到河南驻扎，这时我调到军部当侦察科长。后来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朝鲜四次战役结束后，调到志愿军司令部情报科当副科长，后跟梁兴初到‘西海岸部队指挥部’当情报科长，后来又到50军军部作训处当处长。接着又被梁兴初调回38军，送我到南京军事学院学3年。1965年调到黑龙江省军区任副参谋长，直到离休。 一生也得那么12块奖章，一等功勋章、二级国际勋章、二级自由独立勋章，这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为祖国为人民而战，这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军人的天职。”
“后来您又见到梁兴初将军了吗？”我问。
“‘文革’梁将军落难了，那些年一直没见到。‘文革’后梁将军复出，特意带家属到黑龙江，见了我，是老泪纵横啊，战友情啊，说不清楚！梁兴初将军是我见到的真正虎将，真正咬钢嚼铁的硬汉。他也是我们中国军事史上杰出的人才，了不得！我在他身上学了不少的东西，无论是做人，还是作战都受益不浅！”老人讲到这里，很动感情。深邃的目光里，似乎又出现了硝烟、战火、枪炮之声，还有生死与共的战友们。
最后他告诉我：“我最喜欢看《三国演义》，当军事教材片来研究，我到底还是个军人哪！”
谨以此文献给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六周年，献给光浑的“八一五”纪念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