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中有些“有名气”的人兼课。一般说，教学水平也不一定很高。北洋的毕业生所以能有些真才实学，恐怕和这种严格要求是有关系的。北洋的同学，平时很少到校外去活动，顶多偶尔到东北城角大胡同等处转转；大部分同学也就是晚饭后到校旁的桃花堤上走走，一听到上课的钟声（7点钟），便急急忙忙赶回去，不敢稍加停留。在北洋上学，头一年降班的相当多。正因为要求严格，所以基本学科的基础打得比较牢固，这一点给张含英的印象很深刻。
北洋当时与别的学校不同，它接受了美国教育的影响。由于教员很多是美国人，所以不是间接影响，而是直接影响，把美国大学教育的一套搬了过来；不但在课堂上讲授的是美国教材，课外还介绍了不少欧、美科技发展的情况，使学生的思想开阔，扩展了知识面。
优美、恬静的学习环境
张含英在北洋大学读书的时间不长，但对它却有着深厚的感情。他说，回忆60年前的往事，恍如昨日。北洋大学是正式的名称，天津市民习惯叫它“西沽大学堂”。西沽桃花堤，风景宜人，是天津八景之一。沿着曲折的北运河堤岸，春日的桃红柳绿，吸引了多少游人。校门巍峨的钟楼和那金光闪闪的几个大字，每次看到都使他停足注目不已。
走进校门，路两旁高耸成行的白杨树，哗哗作响，使人心情愉悦；悠扬的钟声，引导着师生的学习和工作。张含英回忆说，这种优美、恬静的学习环境，他在国外也很少见过。在这里，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青年时期。
北洋大学创办以前，在我国还没有一所本土大学；嗣经盛宣怀奏请，清政府批准，在1895年10月2日创立北洋大学。这所大学的创立，为我国高等教育史写下了其第一章。所以，此一大学的创立，不仅是此一大学值得纪念的事，也是我国高等教育创始的纪念。
北洋大学创校之初，首设立法律、土木、矿冶、机械学门，嗣曾一度增师范学门及语文班，未几均停。后于民国九年（1920），与北大法、工两科相互交换；北洋法科始行停办，自此乃变更为纯工科大学。
北洋大学位于天津北郊的西沽，距离天津闹区虽不算远，也有7－8里的路程。因为没有公共汽车可乘，过去到那里去的人，除了自己乘坐汽车外，多半是乘坐天津卫人称为“胶皮”的人力车。
出天津闹区，向北郊行，在经过乡村中一个市区附近名叫小王庄的闹区村庄后，就逐渐步入了一条名叫“大学道”的宽敞公路。凡是到这里的人，都会很自然地想着，前面不远，将会到达一所我国的大学。走上这段大学道不久，首先通过一座“明德桥”；再前行，当绕过一个弯后，遥遥地看到在密茂丛林中点缀着巍峨的各种房舍，就意味着这将是大学道终点上的高等学府了。
在将到学校门口的时候，还要越过横跨北运河上一座木造排架的“新民桥”。过了桥转弯就到了庄严的“至善门”。进门就是当时在天津的我国唯一工科学府——北洋大学。
从上述这一连串的安排，很可以想到这个学校里的作风。《大学·章句》的解释（“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至于至善”），虽不是这个学校遵奉的圭臬，而大学章句的精神，确是她所一直都在追求的目标。
这个学校位于天津附近的郊区，虽没有像国内其它有名学府桥舍的气魄、房屋的阔绰；然而在纯自然的环境中，有着整齐的房舍，也可看出这里环境的朴实无华。从北洋校歌“花堤蔼蔼，北运涛涛”的前两句歌辞中，就可以想到这里织绘着多么自然的一幅图画。天津近郊，每年阳春，桃花盛开、游人如织的西沽桃堤，北运河上经常映出夕阳孤舟的帆影，间或奏着泛舟荡桨、具有韵律的舟子高歌，以及许多高耸入云的密茂松林。你将可以想象，这对于一个倦读的学子，是具有着怎样的诱惑！更使在久别后的游人，会产生怎样的回味！
赵天麟校长：“实事求是”的提出者
1912年4月，根据国民政府教育部令，北洋大学堂改名为北洋大学校，1913年又改名为国立北洋大学。次年，赵天麟被任命校长。赵天麟（1886—1938），字君达，天津市人。他是北洋大学堂第一批派往美国的留学生，1909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取得法律博士学位，并被授予哈佛大学金钥匙一枚。回国后，赵天麟初任天津耀华中学校长。
他回到北洋大学后，总结了“北洋”近20年的办学经验，概括出“实事求是”四字，遂为“校训”，承袭至今。秉此精神，赵校长将学生自行购买教科书改为“贷书制”，学生的教科书和绘图仪器等可向学校借用。用完后若个人愿留下，可交半费；否则由学校收回，交下一届学生借用。此法深受学生们欢迎。
北洋大学历来课程繁重，影响了体育锻炼的时间。赵校长还倡导体育锻炼，增强学生体质。规定每一学生按其自身的身体健康情况，自选一种以上运动项目进行锻炼；然后由体育教员检查体格变化进展情况，至达到一定的标准。并在体育设施方面也进行了充实。由此，北洋体育运动之风兴起。
此外，他还重视实践环节，组织建设一批实验室——矿物实验室、岩石实验室、试金实习室、冶金实验室、金图实验室、定性定量及工业分析实验室、选矿实习室，矿山模型室、化学实验室、物理实验室、天平室、制图室、水利机室、测量仪器室、机械实习室、工科实验室及机械工厂等，还有各种陈列室——自然地质标本陈列室、矿物及岩石标本陈列室、经济地质标本陈列室等。设备之齐全，当时名列全国之首。
该校图书馆的藏书也得到了极大丰富，馆藏有中西书籍1万多册，中、西版刊物100－200种；另设法律研究室，室内各种刊物增至3670余册。拥有图书量，在全国高校中名列前茅。
值得一提的是，1937年校庆时，正值天津沦陷时期。赵天麟校长在校庆大会上悬挂中国国旗，率领大家高唱国歌，引起日本侵略者的怀恨，次年被日本宪兵枪杀，时年52岁。
停办法科，专办工科
1917年，根据蔡元培的意见，国民政府教育部对北洋大学与北京大学进行科系调整。北洋大学改为专办工科，法科移并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工科移并北洋大学。任海牙国际法庭正法官的王宠惠、法官徐谟、参加“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成员王正廷等，均出自北洋法科。停办法科，曾被形容为“失去一翼”，遗患深远。但究其自身原因，当年北洋校内的确弥漫着工科为主的氛围。
张含英就是此年考入北洋的。次年，北大最后一批工科学生转入北洋。北大从那时起就没有工科了，而北洋也没有法科了。
1920年，随着最后一班法科学生毕业，北洋大学进入专办工科时期，设有土木、采矿、冶金3学门科。直到1929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大学组织法》，因而北洋大学改称为国立北洋工学院。
五四运动后全体学生被开除
1919年，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广大同学卷入到了爱国的热潮中。天津学生受到北京的感染，基于爱国热情，学生运动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这和当年在天津南开学校读书的周恩来总理、邓颖超大姐有密切的关系。
张含英觉得，天津掀起这样大规模的运动，不是偶然的。他回忆说，拿自己来说，本来是个只知死读书的人，一心只想学点本事，建设国家，算不上个革命青年。可是当运动一起来，他却被时代的浪潮卷了进去，自然而然地行动起来，参加了游行和其他活动。
“五四”运动打破了北洋校园的平静，陈泮岭、孙越崎等学生领袖以及曾养甫、叶秀峰等人组织游行、罢市，一时间颇为活跃。张含英记得，那时白天出去游行，晚上在化学教室——那是个梯级教室里开会。他当时不是活跃分子，只是个一般的参加者，总是坐在后排。
在开会时，他时常看到有两个男青年走进来，坐在最前排靠门口的座位上。没等开完会，他们就先走了。他曾问过那两个人是谁？同学告诉他“南开的”。这印象非常深刻。他知道，这个运动不是北洋自发的，而是有组织的。
1919年暑假后，运动还在继续。赵天麟校长对学潮倍感困惑，因此去职，由冯熙运继任，而冯熙运同样面临着这个问题。冯熙运（1886—1951），字仲文，我国第一批经济法专家。1905年考入北洋大学堂，攻读法律；1907赴美留学，先后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律系、芝加哥大学研究院，获法学博士学位。1920—1924年任北洋大学校长。冯熙运以强压手段命令复课，并因参加爱国运动的学生拒绝写悔过书，即取消211名学生的学籍，占到在校学生总人数的62.8%，此举史所罕见。
冯熙运校长上任不久，学校挂牌出来，将学生全体开除；如有愿意回校继续读书者，便要递“悔过书”。张含英虽然很愿意读书，对北洋大学的感情又很深、很浓，但五四运动是关系国家兴亡的大事，是正义的行动，而学校当局对之则采取这样的敌对态度，十分气忿：既然参加运动没有“过”，为什么要递“悔过书”？他毫不犹豫地吐出了一个字：“走！”
下一个问题，便是转向何方。虽然想到五四的策源地——北京去，但还有待联系。适在这时，北京大学的中学同学传来喜出望外的好消息：北大当局表示，“北洋来多少，北大收多少”。于是，他就转到了北大物理系。除了在马神庙理科活动以外，他还常到“红楼”的文科旁听。
那时，北大旁听不受限制，可以自由出入。有的教室站满了人。不过，张含英在北大只学习了1年多，就得到山东省的留学生补助费，到美国留学去了。
【名家小传】
张含英（1900—2002），字华甫，山东菏泽人。中国久负盛名的水利专家，中国近代水利的开拓者之一，著名教育家。
张含英之父张建基思想比较开明，家境虽然并不富裕，但很重视对子女的培养。因此，张含英从小就被送入学校受正规教育。1918年考入北洋大学土木工程系，次年由于参加“五四”运动而被校方开除，转入北京大学物理系。1921年考取山东省官费留学备取生，于当年夏天赴美国入伊利诺大学土木系，半工半读，3年结业，获荣誉结业证和土木工程学士学位。接着又到康奈尔大学研究院学习1年，获土木工程硕士学位。1925年学成回国，即投身治水实践，先后担任青岛大学、北洋工学院、南京中央大学教授与北洋大学校长，黄河水利委员会秘书长、总工程师、委员长、顾问，扬子江水利委员会顾问。1950年以后，长期担任水利部和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兼任部技术委员会主任，任中国水利学会第一、二届理事长等职。198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94年退休。
在长达70多年的水利生涯中，张含英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在学术上卓有成就，先后著有《治河论丛》、《黄河志——水文与工程》、《水力学》、《历代治河方略述要》、《黄河治理纲要》、《防洪工程学》、《水利概论》、《工程与水利》、《明清治河概论》等著作。上世纪90年代还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水利卷编撰工作。2002年12月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3岁。
黄汲清在北洋大学、北京大学：热爱地质，踏遍山川
“手把锤子出大门，上高坡，下深谷，越大山，爬峻岭，前行前行复前行。
“美丽的化石，整齐的地层，复杂的是褶皱，逆掩的是断层；
“风吹，雪舞，日晒雨淋，还有毒蛇猛兽，老二强人（指土匪）；
“不必怕，不要紧，我们都是征服自然界的人。
“前行前行复前行，莫忘积石西倾和秦岭，莫忘长白与大青。
“横断山高，贡嘎峰峻，祁连积雪厚，天山明月照坚冰。
“锤子在手囊在背，前行前行复前行，莫辜负少年好光阴。”
这是70多年前，年轻时代的黄汲清写下的一首山歌体的言志诗篇。据说，每当行外人对黄汲清痴情于地质投来疑惑的目光时，他总是打趣地说：“久于爬山的人为什么这样不怕吃苦呢？其实我们的苦是有限的，而乐是无穷的。我们的乐是无所求于人、无得失之念存于心，是乐也，诗人之乐也！”
少年志向高，飞蛾向光明
黄汲清出生在四川省仁寿县一个当地颇有名望的书香之家。他出生那天，正值天井中牡丹盛开、花团锦簇，身为乡间秀才的祖父便为他取名为黄德淦。
黄汲清自幼聪明好学，成绩优异，深得祖辈们的疼爱。因家境富裕，长辈疼爱，书香熏陶，黄汲清的童年，不仅拥有良好的智力教育，德行教化也渗透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中。三国、水浒、西游、红楼等古典名著爱不释手；农夫一年四季在水田里劳作，“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艰辛，也深深地植入了小黄汲清的心里。
黄汲清的父亲虽是清末秀才，但后来又从成都的通省师范毕业，受过新式教育，因此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他经常向孩子们讲述慈禧太后的荒淫、愚昧，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维新。少年时代的黄汲清，已将《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以及梁启超主编的《大中华》等书报作为经常的读物。特别是读到梁启超的《中国魂》，使黄汲清深受震撼，暗暗立志要为中华民族争光。
一次，老师在课堂上提问“飞蛾扑火”的寓意，同学们都回答是“自取灭亡”之意，唯独黄汲清回答：“不畏牺牲，向往光明。”
另一次，黄汲清见到同学有一本《中国地理图册》，爱不释手，借阅时还细心地一个省、一个省描绘在薄纸上，珍藏起来。当时的中国国土形似一片秋海棠叶。从此，这片“秋海棠叶”就深深地印在了少年黄汲清的心中。
中学时代，黄汲清就读于成都省立第一中学。这是一所名校。学习期间，黄汲清深受新文化和“五四”运动影响，深感四川一地的闭塞。他想，要吸收新知识、扩大新视野，必须东出夔门、北上京师。
在北洋大学闹学潮被开除
1921年夏，年仅17岁的黄汲清约上几位同窗好友，背上行囊出发了。伫立船头，望大江东去，不觉武汉已隐隐约约现在天际。
当时的武汉关是英租借。在长长的跳板尽头，英国关员手持钢钎，凡见中国旅客，便将钢钎插进行李，锦缎、夏布被戳得百孔千疮、毛絮乱飞。这一幕幕，深深刺痛了黄汲清的心。他不禁自问：衰弱的中国何时才能自强自立，挺起脊梁，不受外国人的欺凌啊？
来到北京，黄汲清的志向是报考北京大学。但时值暑假，北大尚未开始招生，黄汲清只好去了天津报考北洋大学，并被录取。北洋大学是一流工科大学，对学生要求极严，特别是数学、英文等课程尤其严格。在这里，黄汲清打下坚实的学业基础。
当时的天津，是中国北方第一大商埠，英、法、日租界占了大半个市区，而中国北方的军阀又连年混战不休，天津一地洋人、恶势力异常嚣张。其时，“五四”运动余波尚存，青年学生的爱国救国热情未减。梁启超、顾维钧等充满激情的爱国救亡演讲，再一次感染了黄汲清。黄汲清作为学生代表，在闹学潮中冲锋陷阵，惹怒了校方。校方要求学生们写悔过书，黄汲清坚持无过可悔，而被开除学籍。这是黄汲清人生的第一次转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