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33 年刚年满十三的妥欢帖睦尔，这位身份可疑的皇子，被莫名其妙的立为元朝皇帝，是为惠宗。他统治的帝国已经有很长时间处于紧张状态，一部分原因是统治集团内部有复杂的特殊的矛盾，另一部分原因则是中国本身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虽然尚没有立即垮台的迹象，但具有一定讽刺意味的是，在所有元朝皇帝当中，他这个末代皇帝在中原统治的时间反而最长（1333—1368）作为壮志未酬的统治者，他这一朝政治生活的整个特征为明代的创建者朱元璋提供了鲜明的反面教材。其实从妥欢帖睦尔曾经把年号改为与世祖忽必烈相同的“至元”就不难看出他也想要开创千秋基业，重塑祖辈们的辉煌。妥欢帖睦尔在中国，至少在中原的统治到1368年结束。1370年他死于漠南。
1、身世之谜：元惠宗是赵宋后代吗？
关于妥欢帖睦尔的出身，现在还不能够完全肯定。1340 年他正式宣布他是忽必烈的合法后代，是忽必烈的第六世孙，是被刺杀的明宗和世与哈剌鲁妃的长子。而早先文宗图帖睦尔发出汉人儒生虞集起草的上谕，称妥欢帖睦尔并不真是明宗和世的儿子，这是根据妥欢帖睦尔的乳母的丈夫的说法。
权衡的《庚申外史》中说
元惠宗妥欢帖睦尔是宋恭帝之后。此事的原委如下： 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正月，宋恭帝随谢太皇太后投降。二月，他和母亲全太后及随从被押离临安北上，五月到达大都，被元世祖忽必烈降封为瀛国公、开府议同三司检校大司徒。至元十九年（1282）底，恭帝又被迁居上都，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代。至元二十五年（1288），恭帝已经18岁，元世祖担心留着他将成为后患，准备除掉他。他得知这消息后，请求脱离尘世，永生为僧，以绝元世祖的疑虑。元世祖应允，于同年12月遣送他入吐蕃，习学佛法。
从此，他长期居住于西藏萨迦大寺，更名为合尊法师，号木波讲师，过着清苦孤寂的庙宇生活，终日以青灯黄卷为伴，潜心于学习藏文，研究佛法。多年的苦读，使他通晓了藏文，贯通了佛学，成为佛门学问僧，一度担任过萨迦大寺的总主持。他进而从事佛经的翻译，译成《因明入正理论》、《百法明门论》等经文问世，被藏史学家列入翻译大师之列。据说，恭帝在西藏为僧时，一次，元朝皇族赵王经过寺院，见他年老孤单，颇为同情，留下一回族女子与他作陪，延祐七年（1320年），回女生下一子，正巧元明宗经过，感觉此地有王气降生，便找到宋恭帝的住所，要了这刚生下的婴儿去作为养子，取名为妥欢帖睦尔，就是日后的元惠宗。另外的版本与此说主旨皆近似，只有一些细节上的差别，有的更是说惠宗北归后残元的皇位继承者都是赵宋的后代！
《元史》上记载，妥欢帖睦尔是元明宗落魄的时候生的。元文宗得了帝位之后，把妥欢帖睦尔流放，而且宣布元明宗没有当皇帝以前就一直否认妥欢帖睦尔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元文宗放这种空气出来，当然是为了否定妥欢帖睦尔的皇位继承权。
我们当然可以说汉人杜撰这些关于元惠宗的出生传说，无非是一种狭隘的大汉族情绪，认为蒙古“异族称王”是没有正统性的。另外，明成祖朱棣在观看历代帝王像时，见到元惠宗画像时惊异地说：他怎么不象元朝列帝而象宋朝列帝？其实令人讽刺的是这位从侄子那夺得不义皇位的明成祖也被人怀疑为元惠宗的遗腹子，这些说法虽不能尽信，但正所谓无风不起浪，况且正是自己身世确实有令人怀疑之处，才会引来后人的猜疑！元惠宗和明成祖这对传说中的父子都是如此。若是妥欢帖睦尔真是宋恭帝之子，朱棣又真是元惠宗的遗腹子，则无非天下又姓了赵而已。历史传说也许不太令人信服，但有时这些传说确实能给历史带来无限回味。不管怎样，元惠宗的出生仍是迷雾重重，但不论生于何处，是何人之子，这些并没有阻止他后来登上大元皇帝的宝座！
宁宗死后，燕铁木儿再次提出立文宗之子燕铁古思为帝的请求。然而，皇太后却再次予以反对，仍以燕帖古思年幼为名，而主张重立明宗长子、被谪放到广西静江的妥欢帖睦尔为帝。由于皇太后的坚持，燕铁木儿不得已，派人前往广西，将妥欢帖睦尔接到大都。是时，宫内、朝中为立帝之事大概争论十分尖锐。主管天文历法的太史官又扬言，妥欢帖睦尔不可立为帝，“立则天下乱”故而拖延达半年之久，其事仍没有定论。直到燕铁木儿病死，燕铁木儿死前得到允许将其女儿嫁给妥欢帖睦尔，在皇太后的主持下，才于至顺四年六月，为妥欢帖睦尔举行了即位仪式，是为元惠宗。并且再次效仿武宗、仁宗兄弟相授之法，立下协定，惠宗死后，皇位将传于文宗之子燕帖古思。
至顺四年（1333）六月八日妥欢帖睦尔被带到夏都上都，立为元朝的第十位皇帝，是为惠宗。因其生于庚申年，时人呼为庚申帝。后因退避而去，被朱元璋加号“顺帝”故汉文史籍称其为元顺帝。笔者以为元顺帝这种说法所说约定俗成，但其实有很浓的胜王败寇以及大汉族情绪，故本文出于尊重传主，文中仍通称为惠宗）惠宗即位后，以伯颜为太师、中书右丞相，燕铁木儿弟撤敦为太傅、左丞相，燕铁木儿之子唐其势为御史大夫，立燕铁木儿之女答纳失里(又作伯牙吾氏)为皇后。十月，改至顺四年为元统元年。
2、报仇？夺权？革新
他名义上统治的那片国土已经有很长时间处于紧张状态，一部分原因是统治集团内部有复杂的特殊的矛盾，另一部分原因则是中国本身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虽然尚没有立即垮台的迹象，但具有一定讽刺意味的是，在所有元朝皇帝当中，他这个末代皇帝在中国统治的时间反而最长。惠宗一开始扮演的是临时傀儡的角色。他是一个13 岁的孩子，又没受过训练，从法定意义上讲还是非正统的，自然容易被取代。后来他曾说当皇帝的最初几年总是处于“深居宫中，每事无所专”的畏惧状态，这话在一定程度上是真实的。他的统治在不稳固的基础上开始，却维持了一个长时期的统治，即使这一统治或多或少有点被动。
自从惠宗登上皇位，就面临着来自两方面的威胁。一方面，是宫中的势力。文宗后卜答失里被尊为太皇太后，仍称制临朝，而其子燕帖古思，则被立为皇太子，作为皇位的直接继承人。另一方面，是朝中的势力。是时，燕铁木儿虽然已死，但是他的家族仍掌握着帝国的大权。这两股势力影响之大，足以左右政局，而不把这个年仅14 岁的小皇帝放在眼中。
惠宗虽然年幼，却已是饱经磨难，心思缜密。对于这两股威胁他的势力，准备一一除去。他首先对准的目标，就是骄横跋扈的燕铁木儿家族。撒敦、唐其势等人都曾参与了扶立文宗的军事政变，并都立有汗马功劳，故而对其骄横跋扈的种种行为，文宗是可以容忍的。到惠宗即位后，情况已有很大不同。燕铁木儿一方面有着毒杀明宗的嫌疑，另一方面，又在惠宗即位时加以阻拦，新仇旧恨集于一身，惠宗自然对这个家族毫无好感。
伯颜和燕铁木儿家族，本来就平分朝廷大权，只是伯颜较燕铁木儿稍逊一筹。但此时燕铁木儿已死，惠宗便有意打破原来伯颜略逊于家族的状态，重用伯颜，激化两个家族的矛盾。当时代表蒙古贵族的伯颜家族对代表钦察贵族的燕铁木儿家族十分不满。惠宗即位后，任命朝中的另一重臣伯颜为中书省右丞相，以代替燕铁木儿的位置。这使唐其势等人极为不满，于是扬言：天下本我家天下也，伯颜何人，而位居吾上！并准备仿效其父燕铁木儿的方法，再搞一次政变，将惠宗及伯颜除去。燕铁木儿之弟答里此时知岭北行枢密院事，抚军和林，掌握重兵。唐其势欲借助漠北的兵力，里应外合，发动政变，废掉惠宗，拥立燕帖古思。
元统三年（1335 ）六月底，唐其势与答里等人联系之后，自率亲兵冲入皇宫，准备发动政变。但是，他的阴谋已经被惠宗、伯颜等人得知，早有防备，遂被捕获，旋即诛杀。不久，惠宗又将皇后伯牙吾氏迁逐出宫，伯颜遂在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境内）民舍中将其毒死。参与政变的同谋宗王晃火帖木儿自杀，皇后也被伯颜株杀，答里等人起兵反抗，不久失败，亦被捕杀。至此，唐其势政变失败，这宣告了曾经在文宗朝至惠宗初期显赫一时的燕铁木儿家族的覆灭。权臣燕铁木儿一系的势力基本上被翦除了。
燕铁木儿家族覆灭后，惠宗仍处于文宗系皇太后卜答失里和伯颜相结合的宫廷势力的重重包围之中。不过，随着实力的增强和年岁的增长，他已不能坐视于皇太后的称制和伯颜的专权了。惠宗利用重臣伯颜的力量，除去了有杀父之仇燕铁木儿一系的势力。没想到，却招致伯颜一系势力的迅速扩张。为奖赏伯颜的功劳，惠宗赐其世袭“答剌罕”之号，又诏命其为大丞相，独专政柄。
伯颜有相当狭隘且强烈的惟蒙古贵族独尊的意识，他独相期间，变乱旧章，倒行逆施，特别是要求在政治、军事两方面都严格实行民族区分。推行了两项不得人心的政策：一是罢科举。伯颜作为蒙古蔑儿乞部的贵族，在守旧贵族的支持下，极力反对采用“汉法”科举取士。在伯颜的怂恿下，惠宗于至元元年（1335）诏罢科举。废科举的同时，下令将各处原供应儒学学校的庄田田租改为禁卫军的军费。二是仇视汉人。惠宗即位以来，元朝各地起义，时有发生。而伯颜当政。却误认此种现象为汉人、南人反抗蒙古统治之种族斗争。故对汉人、南人之防范与压迫，复旧令重申，且变本加厉。
伯颜势力之盛，上追当年之燕铁木儿，有过之而无不及。伯颜曾与宗王彻彻笃有怨，于是奏请惠宗将其赐死。当惠宗尚未同意时，就擅自传圣旨将彻彻笃杀死。又曾奏请贬黜宗王帖木儿不花、宽彻普化等，也是还没等惠宗同意，就传旨而行。对于权臣伯颜的跋扈行为，惠宗当然不能容忍。但是，就连惠宗身边的侍从，也有许多是伯颜的亲信。惠宗的一举一动，都在伯颜的监视之下。要想除去伯颜，十分困难。况且朝中，已经没有其他大臣的势力足以和伯颜相抗衡。
正当惠宗一筹莫展时，有伯颜之侄脱脱，自幼学习儒术，以忠君报国为己任。在与惠宗交谈之间，多次表示愿意忠君报国，虽大义灭亲亦不足惜。于是，惠宗命自己的亲信世杰班、阿鲁二人与其相结交，共谋除去伯颜之策。
至元六年（1440）初春，伯颜依照常例，请惠宗一行出巡柳林行宫，打猎为乐。脱脱等认为这是除去伯颜的好机会，于是让惠宗推托身体有病。伯颜又请皇太子燕帖古思同行，得到惠宗同意，遂率众出城。脱脱等人立刻命令自己的亲信卫士把守各个城门，然后连夜在皇宫中起草诏书，宣布伯颜的罪状，同诏表示只处罚伯颜一人，决不牵连他人。将其贬黜到河南行省。又乘夜将皇太子接回城中。
第二天一早，惠宗派亲信赶到柳林，宣布诏书。伯颜闻讯，派人回城询问被贬原故，脱脱站在城上，劝其卫兵皆散去。伯颜又请求在贬往河南之前，面见惠宗，亲自辞行，也被脱脱所拒绝。此时，伯颜统率的各卫亲军闻讯后，纷纷回到本卫，不再听从伯颜指挥。伯颜无奈，只得上路。手下众多亲信、卫兵等，一哄而散。这个不可一世的权臣就这样被黜免了。未几，惠宗又下令，将伯颜流放到南恩州的阳春县安置。伯颜羞愤交加，病死在流放途中的龙兴路（今江西南昌）的驿舍之中。
此时年轻的惠宗利用朝中大臣之间的矛盾，连续除去燕铁木儿、伯颜两大官僚集团的势力之后，将中央政府的权力收归己有。在罢免伯颜之后，下一个清算目标便轮到文宗系的势力了。早在至元二年（1336）初，惠宗下令，追尊帝生母迈来迪为贞裕徽圣皇后。至元三年（1337）春，又将死去的幼弟懿璘质班追谥为“冲圣嗣孝皇帝”列入祭祀列祖列宗的太庙之中，庙号“宁宗”这些做法，多少意味着一些对文宗一系迫害明宗一系的反抗。然而，因其合于典制、礼法，又令文宗后卜答失里无懈可击。
待到至元六年（1340）惠宗除去权臣伯颜后，势力日益强大，于是，开始对文宗一系的势力加以翦除，以报当年的杀父之仇。同年六月底，惠宗下诏书清算了文宗系的罪恶，把这以前文宗系强加给他的诏书统统推倒。诏书认为文宗“谋害了明宗，又列举了文宗后对自己的迫害，便下令，将文宗之神位从太庙中除去。又下令，将文宗皇后卜答失里贬置于东安州（今河北廊坊市）文宗皇后不久死去。而文宗之子，时已被立为皇太子的燕帖古思，则被流放到高丽（今朝鲜）去，以报当年自己被流放到高丽大青岛之仇。然而，燕帖古思还没有来得及到达高丽，就在流放途中被杀死。”
惠宗在即位后的7 年之间，逐步掌握了宫中、朝中的大权，先后除去了燕铁木儿、伯颜及文宗皇后等异己势力，开始成为整个帝国的真正统治者。于是下令，改元“至正”准备作一番大事业。时掌有中书省大权的重臣脱脱，也能尽力辅弼，并实行了一些利国利民的政策，颇有中兴之望。
一、恢复科举取士制。元代科举自延祐开科以后，三年—科，从未间断。自延祐至于元统，共开七科，取录五百三十七人。元统年间，伯颜为相，废止科举，引起了汉人社会和士大夫阶层的普遍不满。这时候蒙古人、其他外族人与南、北汉人上层之间文化、社会关系方面曾经十分单一的民族划分早已变得模糊了，它已随着复杂的民族融合而不复存在。为宽慰民心，笼络汉族士大夫，脱脱采纳吴直方的意见，从至元六年(1340)十二月，开始恢复科举取士法。当年，依科举例入会试，中者取一十八名，终惠宗至正之世，直至元末，共开九科，取士六百六十多人。
二、崇尚儒术，提倡文治。与伯颜劝惠宗“休教读汉儿人书”形成鲜明对照，这时辅佐他的大臣多是对提倡儒学有浓厚兴趣的人。脱脱幼年“就学”及长师从儒士吴直方。任御史大夫时，就劝惠宗要仿效古代帝王“日与大臣宿儒讲求治道”这一阶段在文治方面的重大建树是，撰成了宋、辽、金三史。探修三史之议，早在世祖朝就提出来了，仁、英、文朝曾讨论过，但都因三方谁为“正统”的问题无法解决以致迁延岁月未能开局。在惠宗亲政，脱脱“更化”的政治形势下，至正三年（1343）开始纂修辽、金、宋三史。脱脱任都总裁官，铁木儿塔识任总裁官。由于脱脱果断地确定了“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的原则，使三史修撰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三、兴利除弊。为减轻百姓负担，缓和社会矛盾，争取民心。脱脱又“开马禁，减盐额”至正三年（1343）奏准减免明年田租之半。鉴于两浙、均盐额累增而课愈亏，又奏准江浙、福建岁减十三万引。
四、广开财源 治理黄河。脱脱认为增加土地、盐业、商业等传统税收的税率是不可行的，这些税收大多都在不断收缩。接着是至正十年（1350）底决定印行新纸钞（但却并没有财源作后盾）至正十一年（1351）首批就印行了价值200 万锭的纸钞，政府就靠这些纸钞的流通来支付劳工与材料的费用。政府急迫地应付了经济问题之后，于同年宣布了治理黄河的计划，决定重修黄河下游河道，使之再从山东半岛以南入海。反对此计划的意见不少。脱脱和他的同僚也很清楚，还从没人干过这样的工程。但在通过发行纸钞而筹集的资金基础上，同年五 月就开始了黄河河道工程，同年十二月胜利完工；17 万兵士与乡民参加了修河。欧阳玄代表官方撰写《至正河防记》从技术上详细描写了水利工程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以示庆贺。
但是，好景不长，纸钞政策的失败，与此同时，与黄河工程有一段距离的淮河流域1351 年夏发生决口。民众的起义接二连三，这些起义迅速扩展，成为全国性的社会大爆炸。这时惠宗由于受到奸臣哈麻、宦官朴不花等人的迷惑，整日醉心于声色之娱，无心理政。大元帝国面临着全面的危机和严峻的挑战！
3、人祸：天子的堕落
惠宗的腐化 惠宗在即位之初尚年幼，又无实权，故而当有明宗旧臣向他献计说：天下事重，宜委宰相决之，庶可责其成功。若躬自听断，则必负恶名。惠宗乃听信了他的话，朝中大事，皆命众臣掌管，而自己深居宫中，无所事事，坐享其成。时有权臣伯颜等把持朝政，自然不用他费心。及除去伯颜和文宗皇后卜答失里等异己势力后，朝中大事，皆由丞相脱脱主持，大有中兴之望，未几，脱脱被谗言诬蔑以及牵涉进宫廷斗争被挤出中央政府。于是朝权开始混乱。是时，宫内的宦官势力，由于受到宫廷政争的影响，也迅速增长，甚至有的大宦官，竟然被赐封为三公之一的司徒。
元惠宗被传统史书描写为无道昏君。他的罪状主要是不务正业喜欢作木匠活，好女色。史载：惠宗心灵手巧，极为喜爱手工艺制作。于是宦官们迎合其爱好，在皇宫内的太液池里打造龙舟，请惠宗亲手设计图纸。所造龙舟，船身长40米，宽7米左右。船上布置有五彩金妆，又有龙头、龙爪、龙尾等。每当船在湖中行驶，其龙首、眼、口、爪、尾皆动，十分精巧。惠宗及宫内妃子、宫女、宦官等，乘船往来于太液池中，岁时嬉戏，以为乐趣。
惠宗又很精通机械传动工艺技术，自制有七宝宫漏。此宫漏高约2 米左右，宽1米有余。下部有木柜，柜中装有大小水壶，注水其中，转运以计算时间长短。柜上设置有佛教仙地三圣殿。又有手捧时刻筹的玉女，持钟、钲的神人。每当到了时辰，玉女即从水中浮出，以显示其筹。而神人则自行击钟、钲以报时。柜两侧又有瑞兽及飞仙人，也都随着时刻自动舞蹈。惠宗既醉心于高超的“鲁班”之艺，自号“鲁班天子”自然无心过问国家大事，任由奸臣们肆意胡为。元惠宗之后，喜欢做木匠，不喜欢做皇帝的还有一位，就是明朝的天启皇帝。
更有甚者，元朝诸帝皆笃信佛法，有的官员和宦官于是打着尊崇佛教的幌子，诱导惠宗大行淫乐。哈麻就私下向惠宗介绍印度佛教中的“运气术”又号“演揲儿法”哈麻之妹婿秃鲁帖木儿又进上藏僧所传之“秘密法”惠宗为其所惑，乃“广取女妇，惟淫戏是乐。由于惠宗醉心于声色之娱，故而对哈麻等奸臣，宠信无比。任其胡为，即使谏官屡加弹劾，也百般包庇。惠宗为了肆行淫乐，又在宫中大兴土木，拆毁清宁殿前的旧帐殿，改建为百花宫，令宫女三圣奴、妙乐奴、文殊奴等在其中演习“十六天魔舞”又命宦官长安迭不花统领其事。
此后，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亦被其术所迷惑，曾在清宁殿中观习其法，并声称：李好文先生教我儒书多年，尚不省其义。今听佛法，一夜即能晓焉。父子、君臣同行淫乐，且上行下效，君臣无道，国运日衰。
政治状况的腐败 惠宗时的朝廷之中，众大臣为了争权夺利，相互之间有的结党营私，为己谋利；有的激烈攻讦，排除异己，党争纷仍。别儿怯不花则与太平等结为私党，把持朝政。到至正九年（1349）脱脱被惠宗召回，复入中书省为右丞相，乃贬谪太平于陕西，别儿怯不花出居般阳。时又因哈麻亦仇视别儿怯不花等人，脱脱遂与其相结交。不久，二人又结怨，哈麻反被脱脱逐出中书省，任宣政院使。及脱脱率大军南下镇压农民起义军时，哈麻乘机复入中书省任职。并在皇后奇氏面前屡出谗言诋毁脱脱。惠宗不明真相，于是将脱脱罢官，未几流放于云南大理，家产被籍没。哈麻又遣使将脱脱毒死在云南。
此后，太平复被召入，重任中书省左丞相，主持朝政。及皇后奇氏与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预谋逼迫惠宗禅位，找太平商议，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但太平态度暖昧。皇太子由此而生忌恨，乃欲除去太平。太平被迫称病辞职。朝中大权，遂落入皇太子之党羽搠思监手中。其后，帝党、后党为争权而公开火并，搠思监被孛罗铁木儿等所杀。朝政大乱，直至亡国。
在惠宗一朝，中央政府大官僚们为争权夺利而打得不可开交。同时，地方政府中的中下层官僚们，则在为搜括百姓钱财而“努力拼搏”上级官吏搜括下级官吏的钱财称为“拜见钱”官吏转任搜括属下吏民的迎送之钱称为“人情钱”逢年过节搜括百姓的钱财称为“追节钱”日常办事而搜括百姓之钱财其名目更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另外，由于受到中央政府党争激烈的影响，地方官吏的委任，已不是用政绩的优劣来作为衡量标准，而是根据年龄的大小，年老过65 岁者优先委任。这些老官上任之后自然要尽力搜括，力求搭上敛财的末班车，以免年老退休而无权再敛民财。
中央各部之官因争权激烈，而无暇顾及地方官的委任，使各地之地方官吏多有缺额，部分地区政府的各种职能之间瘫痪。如当时在山东任职的官吏苏天爵就曾上书论及山东阙员的严重情况。仅山东一省，即缺宣慰司之宣慰使2 员，各总管府之总管5 员，各知州3 员，这严重地削弱了元朝的统治力量，特别是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量渐渐减弱，这是元末农民起义得以蔓延至全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发行纸钞政策的失败致使政府所印钞币迅速贬值，贬值最后带来的损失直接转嫁到广大百姓的头上。如惠宗在后至元四年（1338）曾下令，印造钞本百二十万锭。到了至正十二年（1346）印钞之数已多达200 万锭。到至正十六年，再猛增到600 万锭。这些元朝政府发行的纸币，已经是一钱不值。当时百姓对于元朝政府的腐败，作有《醉太平》小令一首，给予深刻的揭露。词曰：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作官，官作贼，混贤愚，哀哉可怜！
政府的腐败已经让元帝国的行政能力大大降低，若不改革随时就有崩塌的危险。正所谓祸不单行，长年的自然灾害更让元朝政府顾此失彼，难以招架。
4、天灾：全国性的自然灾害
在惠宗一朝，由于统治者的腐化堕落，地方官吏的贪婪无能，故而无法组织有效的农业生产。百姓在沉重的赋税剥削下，已是难于维持生计。再遇上较大的自然灾害，简单再生产也遭到破坏，只得流离失所，典妻卖儿，甚至出现“人相食”的惨状。而惠宗在位的36 年中，自然灾害又频繁发生，更加重了广大百姓的痛苦。
当时为害最深的自然灾异，主要是水涝、旱灾和地震等。如后至元元年（1335 ）江西大水灾，百姓饥荒，元朝政府出米7.7 万石以赈灾。至元二年（1336）三月，陕西又大旱，刮暴风，麦粮受损。五月，南阳、邓州等地又大霖雨，湍河、白河泛滥，大水为灾。同年，江浙各地大旱，自春至秋而无雨，饥民多达40 万户。政府用于赈饥的粮食达10 余万石、钞40 万锭。至元三年（1337）北方地区，包括大都、河北、河南诸处，又因大霖雨而发生严重水灾。
不久，大都又发生了强烈地震，连续6 天不止，所损人民甚众。面对连年的自然灾害，惠宗并无具体的抗灾措施，只是在至元六年，以地道失宁（指大地震）蝗旱相仍为名，下了一道“罪己诏”这对于自然灾害，毫无限制作用，对于人民的饥饿，亦毫无补救作用。此后，自然灾害仍频频肆虐。
至正三年（1363）夏秋之间，河南大霖雨，百姓受灾，政府被迫出粮10 万石以赈之。翌年夏，黄河泛滥，平地水二丈”山东曹、济、兖诸州，皆受其害，民饥相食”不久，江南部分地区又刮起暴风，发生地震，海水溢上岸，造成大灾难。到至正八年（1368）全国又多处出现大灾害。大都下暴雨，连城墙都被冲垮。广西山崩，漓江泛滥，特别是黄河、汉水等大的河流，一旦泛滥，就给百姓带来巨大的灾难。至正九年，各地皆发大水。黄河北溃，又南溃，逐渐酿成大面积的水灾。接着，长江、汉水、蜀江也都泛滥。元朝政府调集大批劳力，对黄河进行整修，筑堤护民。至正六年，立河南山东都水监，专掌治河之事。到至正十一年，元朝政府调动十几万民工、军卒，完成治理黄河工役，惠宗命立《河平碑》以昭其功，但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却是无法弥补的。由于各地的自然灾害频繁所带来的严重恶果，导致了农民的大量破产，被迫为“寇”为“盗”当时的官吏就多次上言：各处水旱，田禾不收，湖广、云南盗贼蜂起”连年水旱，民多失业”等等。惠宗虽然连下诏令，减免受灾处的田租等税收，并由政府出面发粮赈济部分重灾区的饥民。这些权宜之计，都是治标不治本的，它救得了一时之饥荒，却根本解决不了众多百姓的生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即将爆发，但是孰胜孰败，本来是难以意料的，但元朝内部各种政治势力的纷争无疑将胜利的天平倒向了起义军一方。
5、内忧：皇太子的夺权之争
指定继承人 早在成吉思汗四出征讨时，就规定凡被其征服之民族或国家，多遣美女、公主贡上，任其收入后宫。蒙古统治者乃将这些进贡或是掠夺来的女子分别供养，形成许多各自独立的斡耳朵。但是，得以被立为正宫皇后的，则多半是自古即与之通婚的蒙古弘吉剌部的妇女。作为初期既已臣服的高丽，曾被迫多次向蒙古统治者进贡女子、内侍等，以充后宫之用。但是，却一直受到歧视。在世祖忽必烈时，曾明令高丽女子出身低贱，不准立她们为后妃。这个传统大概一直被以后的元朝皇帝所尊奉。
到惠宗即位后，这种情况已发生了变化。是时，政局主要被文宗后卜答失里和权臣燕铁木儿族系所把持，故而选定燕铁木儿之女答纳失里为皇后，这一举措，完全是出于特定条件下的政治需要。不久由于燕铁木儿家族政变失败，答纳失里亦被杀。
不久，惠宗又册立新皇后，所选之伯颜忽都，乃弘吉剌氏，为武宗之侄孙女。虽出身于名门，却毫无骄横之态，极守妇道。惠宗之册立伯颜忽都为皇后，乃是遵奉祖上之惯例。但是不久，却又册立高丽女子完者忽都为第二皇后，这一举动直接违背元世祖忽必烈的训典。
惠宗之所以有此“逆举”主要是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宦官势力的强大。蒙古立国之初，大概尚不知“宦官”为何物。及忽必烈入主中原，做了一统天下的皇帝也就承袭了中原王朝历来沿行的这一制度。时皇宫之中所用宦官，仅数人而已。由于政府职能、内廷事务的增多，至惠宗即位时，宦官已猛增至上千人。有元一代后宫皇后多掌有实权，其行使权力多通过宦官，遂使宦官势力大增。而是时，任徽政院使的大宦官秃满迭儿又正好是高丽人，他自然要凭借自己的势力和便利条件，扶持本族人在宫中的发展。
其二，是完者忽都（又称奇氏）确实“长的十分迷人”在高丽时，她本出身低贱。被送进皇宫后，也只是一般的侍女，主要负责惠宗的饮茶之事。因其年轻美貌，又极聪明，再说惠宗曾经在高丽流放过，故而得到惠宗的宠爱，关系越来越亲密。惠宗对奇氏宠爱，就想续立奇氏为皇后，乃因权臣伯颜的极力反对，而暂时告罢。
其三，是出于“皇储”的关系。惠宗立伯颜忽都为后，生子名真金，2 岁而夭亡。而奇氏，生子为爱猷识理达腊。又有三皇后木纳失里未生子。惠宗若想要立皇储，只有奇氏之子一人而已，别无选择。自古“母以子贵”惠宗既然只能立爱猷识理达腊，也就必然要册立其母奇氏为皇后，而甘冒违背祖训的“罪名”
至正八年，监察御史李泌虽然抬出世祖忽必烈的誓言，来反对册立奇氏为皇后的做法，却没有被采纳。惠宗反而在此后下令，命翰林国史院、太常礼仪院等官员，拟定奇氏祖上三代之谥号、王爵，来加以尊崇，抬高奇氏的地位。与此同时，爱猷识理达腊被立为皇储之事，也逐步成为事实。
惠宗命爱猷识理达腊学习畏兀儿文字，汉字，并请名儒李好文等出任太子谕德、太子赞善等职，加以辅弼。惠宗又为爱猷识理达腊建立了詹事院，至少有83 名官员与办事人员。此外，爱猷识理达腊的独立办事机构掌管着一个礼仪卫队以及两个卫军机构，爱猷识理达腊个人有250 名怯薛歹。他们得到2.75 万锭的补助，而奇氏则得到10 万锭以上。爱猷识理达腊还有特权任命自己的宫员。1354 年年底爱猷识理达腊被授权审理所有上报他父皇的官方奏折。总之，妥欢帖睦尔在很大程度上在皇宫内创造了一个新的、大的、昂贵的、有影响的政治中心，以他指定的继承人为首。
到至正十三年，惠宗正式册立爱猷识理达腊为皇太子，出任中书令、枢密使，并诏告天下，而以重臣脱脱为太子詹事之官。母宠子立，母以子贵，再加上宦官势力的大力扶持，不久，皇太子的势力迅速发展，开始向惠宗发起挑战，从而引发了又一次激烈的宫廷政争。
帝党、后党之间的“文斗” 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对权力的欲望也在日渐增长，急切地希望惠宗能将皇位“禅让”于他。至正中期，已经主持国家大政。皇太子的心腹搠思监乃与大宦官朴不花相勾结，控制中央政府，他们倚仗着有皇后奇氏及皇太子的庇护，于是结党营私，胡作非为，四方警报、将臣功状，皆抑而不闻，内外解体”以此来隔绝惠宗与政局之间的联系，将其架空，为“禅让”作准备。时朝中大臣，又多畏惧后党势力，由此而依附于搠思监、朴不花的官员，十居其九。
对此事有所警觉的惠宗乃任命其母舅老的沙任御史大夫，作为“帝党”的首领，掌握中央的监察大权，以此来和“后党”势力相抗衡。
至正二十三年（1363）老的沙为了打击“后党”的势力，首先将目标对准了皇后奇氏的老同乡大宦官朴不花，命其属下监察御史也先帖木儿等人上章，弹劾朴不花等人的“奸邪之罪”并请将他们的官职予以罢黜。但是，由于皇后、皇太子的包庇，不仅没有将朴不花等人治罪，反而将也先帖木儿等降职。老的沙并不善罢甘休，又命其手下治书侍御史陈祖仁、侍御吏李国凤等再次上书，予以弹劾。御史台大小众官，为表示反对朴不花之坚决态度，集体辞职。皇太子见事态已经闹大，恐怕收不了场，于是，一面命朴不花暂时辞去官位，以避开众人之锋芒。另一方面，则准备攻击 “帝党”的首领老的沙。在皇太子及皇后奇氏的一再反对下，老的沙去职，被封为雍王。老的沙被迫离开都城，前往封国。“后党”在此回合的交锋中取得了胜利。
不久，在皇后奇氏的扶持下，朴不花又官复原职。而皇太子又诬告老的沙图谋不轨，连同收留他的大将孛罗帖木儿一同削去官职，仍遣老的沙西返封国，而命孛罗帖木儿交出军权，发配四川。但是同时，惠宗却已有密诏传给孛罗帖木儿，令其保护老的沙。孛罗帖木儿因有惠宗撑腰，拒不交出手中的军权。
时又有蒙古宗王不颜帖木儿、秃坚帖木儿等，出面为孛罗帖木儿、老的沙等人鸣不平，以辩其诬。惠宗又乘势下诏，命孛罗帖木儿等官复原职，并将“后党”的搠思监流放于岭北的大漠之地，而将朴不花流放于甘肃，以决民愤。但是，二人在皇后奇氏及皇太子的庇护之下，仍然留在京城。帝党”后党”两大势力集团之间的争斗，已经从京城扩展到外地，并且已由掌权之文臣间的“文斗”扩展到掌握军权之武将之间的“武斗”两派之间的争斗，只有付诸刀兵相向的激战，才能够最后分出胜负。这也是蒙古统治集团内部在临灭亡前的最后一次争权大激战。
干戈相见：武斗 帝党、后党在朝中争权不已的同时，又都勾结驻外武将为其强援。当时帝党老的沙与驻军于大同的孛罗帖木儿相交甚密，在惠宗的支持下投到孛罗帖木儿军中，以求庇护。而后党则以驻军于太原的扩廓帖木儿为外援，与帝党相对抗。
至正二十四年（1364）四月九日，孛罗帖木儿首先发难，命秃坚帖木儿率军进犯大都，攻入居庸关，号称要“清君侧之恶”皇太子命京中部队迎击，大将也速见寡不敌众，半路退兵。皇太子被迫率帖身侍卫逃出京城，从古北口直奔东北方的兴州、松州一带。秃坚帖木儿率军列阵于京城北郊。惠宗派人前往劝解，秃坚帖木儿声称，必须得到搠思监、朴不花二奸臣，然后才肯退兵。于是惠宗乃将二人交出。
秃坚帖木儿随即率军入城，受到惠宗的优待。然后，回师大同，斩杀搠思监、朴不花。秃坚帖木儿退军后，皇太子回到京城，见朴不花二人逮走被杀。于是命令扩廓帖木儿向孛罗帖木儿进攻。扩廓帖木儿乃兵分三路，向孛罗帖木儿进攻。并派大将白锁住率军万人，协助皇太子保卫京城。孛罗帖木儿见状，乃率大军倾巢而出，与老的沙、秃坚帖木儿等一同杀向大都。七月中旬，孛罗帖木儿军再次攻入居庸关，与皇太子所率白锁住之军相遇，皇太子之军“皆无斗志”两军交锋后，大败而逃。直奔扩廓帖木儿军中，以求得庇护。
七月底，孛罗帖木儿、秃坚帖木儿及老的沙等率军进入京城，惠宗在宣文阁设宴加以款待，以庆祝帝党所取得的重大胜利。不久，惠宗又下令，命孛罗帖木儿为中书省左丞相，老的沙为中书平章政事，秃坚帖木儿为御史大夫，中央政府大权，乃尽入帝党手中。然而，由于后党的主要首领皇太子出逃在外，帝党并没有取得最后胜利。同年十月，惠宗下诏，命躲在扩廓帖木儿军中的皇太子回京，皇太子不仅拒不从命，而且在积极筹措反攻事宜。
这时，扩廓帖木儿却乘孛罗帖木儿等人进占大都、根据地空虚的机会，一举攻占重镇大同，然后乘胜东来，对大都城进行围攻。而孛罗帖木儿正分遣秃坚帖木儿率军前往上都，消灭异己势力，一时未能回军，故而实力不足，被迫应战。于是孛罗帖木儿遣大将也速率军出战。但是，也速在出京之后，却背叛孛罗帖木儿，投向扩廓帖木儿。
孛罗帖木儿又遣手下骁将姚伯颜不花率军出击，却在通州遭到也速军的偷袭，兵败被杀。惠宗见孛罗帖木儿屡败，度其大势已去，于是在宫中将孛罗帖木儿斩杀。老的沙也被砍伤，逃出宫中，直奔上都，与秃坚帖木儿相会合。孛罗帖木儿被除去后，后党的势力再度恢复。不久，皇太子在扩廓帖木儿的重兵扈拥之下，回到大都。帝、后两党之争，后党最终取得了胜利。不久，老的沙、秃坚帖木儿等亦被擒杀，帝党全军覆没。
皇太子在两度出逃，重返大都后，仍念念不忘逼惠宗“禅让”之事。原想借助扩廓帖木儿的大军胁迫惠宗让位，但是扩廓帖木儿并不赞同，率军至京，离城30 里即驻营不前，以示无意相助。不久，皇太子将扩廓帖木儿排挤出京，命往江淮镇压农民起义。皇太子虽夺位不成，却也重掌朝中军、政大权。然而，天下已经大乱，农民起义军风起云涌，遍及全国。而各地之军阀势力也自成一系，为保存实力，拒绝元廷之调遣，并相互为抢占地盘而争斗不息。
6、外患：元末人民大起义
北方红巾军 黄河自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年）决口夺淮之后，泛滥成灾。仅元代决口就达200余次之多，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同时给政府的财政收入也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因此，治理黄河始终是元朝政府的一大问题。惠宗时的治水官贾鲁1348年提出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是加固北面的堤坝，以达到防止决口的目的。这个方案用工较少。第二个方案是一边加固河堤一边疏通河道，以达到将黄河引回故道的目的。第二个方案被当时的复相脱脱采纳。
至正十一年（1351）惠宗派人强征15万农民修治黄河。河工们负担繁重的劳役，口粮经常被克扣，还要遭到无理的鞭打和刑罚，怨恨情绪增长。北方白莲教的领袖韩山童和刘福通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发动反元起义。他们暗地里凿了一个独眼石人，刻上“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的字样，预先埋在将要开挖的河道里。河工们挖出了独眼石人，非常惊讶，以为天下真要反了。韩山童、刘福通见时机已经成熟，便在河北永年县白鹿庄聚众 3000人，杀白马黑牛宣誓，准备起义。韩山童被推为明王。他们一律以红巾包头，称为“红巾军”。
由于消息走漏，韩山童被俘遇害，刘福通逃回颍州(今安徽阜阳)，五月，刘福通率众起义。尔后率部西进河南相继攻克项城(今河南项城南)、罗山(今河南罗山)、真阳(今河南正阳)等地，队伍迅速发展至十余万人。在刘福通起义的影响下，大江南北许多地方相继爆发了人民的反元斗争，其中主要的有：徐州的李二(芝麻李)、赵均用；濠州的郭子兴、孙德崖；湘汉流域的布王三、孟海马；湖北蕲、黄的彭莹玉、徐寿辉等，均属红巾军系统，诸多起义军中以北方刘福通，南方徐寿辉两支为最强。这两支起义军的发展，将元统治区切成两段，使南北隔绝，有力的打击了元朝的统治。除此之外，还有淮东张士诚起义军。
刘福通所部起义军在河南取胜的同时，徐寿辉将所部兵分两路，一路逆江而上，攻克武昌、江陵等地；一路则顺江而下，攻取长江中下游一些州县后，进军福建和浙西。七月，攻克江南重镇杭州路。与此同时，李二所部义军占领了徐州及周围一些州县，将元朝赖以南北联系的主动脉切断。起义军节节胜利，使元廷为之震动，急遣丞相脱脱率大军南下，击败李二部，复占徐州，打开了南北通道，并乘势集江南数省元军再克杭州路，尔后对起义军展开全面反攻。在元军的强大攻势下，起义军节节败退，徐寿辉部被迫退出长江中、下游，活动于湖泊和山区。刘福通虽仍立足于河南，但限于极小地区之内。起义斗争转入低潮。
为彻底消灭起义军，元廷又于至正十四年（1354）派脱脱统兵40万，向淮东张士诚部发动进攻，张士诚仅率数千人坚守江苏高邮一个多月，脱脱率40万大军驻兵城下，高邮正危在旦夕时，脱脱受到中书平章哈林等弹劾，被免职流放，元廷另以河南行省左丞相太不太花等代领其兵。由于临阵易将，指挥失当，官军溃散。高邮之战使元军元气大伤。为张士诚所乘，夺取整个淮东地区后，南渡长江，进占浙西大部。
其它各地起义军亦趁机造势，主动出击，徐寿辉部重新占领了湖广、江西大部；郭子兴部将朱元璋率一部南渡长江，攻占江苏南京等地，并占领了江东和浙东大部。经三年激战，元军主力受重创，丧失了军事优势。至正十五年（1355）二月，刘福通迎立韩山童之子韩林儿为帝，号小明王，国号宋，奠都亳州，改元龙凤。尔后刘福通率部相继攻占邓、许等州，势力益增，众至三十余万。至正十七年（1357）六月，刘福通以河南为基地，分兵三路北上伐元；西路军由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等率领进军关中，直逼长安，受阻后，兵分两路，一路转入四川，一路西进攻取灵武；中路军由关先生、破头潘等率领转战于河北、山东等地，并一度攻保定，威胁大都，后由大同转战塞外，于至正十八年（1358）底攻克元上都开平。旋转战辽东，攻克辽阳，东入高丽；东路军由毛贵率领下由山东北上，直逼大都，威震京师，后恐孤军深入，退回山东。
此次北伐虽由于战略不明确，各部协调不够，未能推翻元封建王朝的统治，但刘福通攻占了汴梁(今河南开封)，控制了中原及北方诸多地区，从根本上动摇了元朝的统治基础。
如上节所述，此时的元中央朝廷正在进行激烈的武斗，统治集团的内部倾轧更趋严重，军阀混战的局面时有发生。在镇压农民军的过程中，元朝宿卫军、镇戍军几乎消耗殆尽，元朝此时便注重对民间地主武装的使用，尤其是对镇压起义军有功的军队将领和地主武装首领，进行迅速提拔。靠募兵起家的察罕帖木儿、答失八都鲁、李思齐、张良弼等逐渐崛起，形成了新的军阀集团，基本上成为元军主力。元廷这一新的军事措施，使北方起义军陷入被动局面。在新的形势下，刘福通未能及时调整战略部署，依然分兵出击，至兵分势寡，加之起义军将领之间互相残杀，削弱了自己的力量，给元军以可乘之机。孛罗帖木儿围剿山西北部及塞外起义军，至正十九年（1359）察罕帖木儿攻陷宋政权都城汴梁，刘福通、韩林儿顽强抗击后，突围南走安丰(今安徽寿县)。至正二十二年（1362）察罕帖木儿遇刺死后，扩廓帖木儿继为统帅，率军继续镇压山东境内的起义军，未几，山东境内起义军即被镇压下去，河南全境和山东大部又陷入元军手中。黄河以北的起义斗争再次转入低潮。元统治集团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内部矛盾加深，新兴的将领拥兵自重，互相吞并，从而更加激化了元朝内部的矛盾，北方出现了军阀连年混战的局面。
南方朱元璋 在北方军阀连年混战的同时，南方各起义军得到了迅速发展，逐渐形成了各政权割据的局面。此时朱元璋占据集庆后改集庆为应天府，但四面受敌，东有元将定定扼守镇江，东南有张士诚占有平江(今江苏苏州)、常州(今江苏常州)和浙西地区，东北有地主武装青衣军张明鉴占据扬州(今属江苏)，南面有元将八思尔不花驻屯徽州，西面有徐寿辉占有池州。
为解决来自诸多方面的危胁，朱元璋先后派兵攻占了镇江、江阴，使势力范围得到了扩展与巩固。尔后集中力量打击孤立无援的浙东元军。为巩固占领区和继续发展壮大势力，朱元璋采纳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策，经四、五年的努力和准备便开始进行统一江南的作战。朱元璋根据当时形势和自己处于陈友谅和张士诚两大势力之间的处境，制定了先西后东，先强后弱的战略方针。至正二十年（1360）闰五月，陈友谅杀徐寿辉，自立为帝，国号汉，改元大义。是月，陈友谅率l0余万大军顺江而下攻应天，朱元璋采取诱敌深入之策，以伏兵击败陈友谅。至正二十三年（1363）二月，张士诚派吕珍围攻安丰，安丰粮尽援绝，刘福通战死，朱元璋闻讯率部往援。三月，朱元璋渡江，三战三捷，解安丰之围。四月，陈友谅乘朱元璋率主力往救安丰，江南空虚之机，以号称60万的大军于十一日围攻洪都(今江西南昌)。朱元璋得讯后，于七月亲率舟师号称20万往救洪都。两军会战于鄱阳湖上，朱元璋军采用火攻，陈友谅兵败身亡，主力伤亡殆尽。至正二十四年（1364）二月，朱元璋攻克武昌，陈友谅之子陈理投降，陈友谅的大汉政权灭亡。
朱元璋攻取武昌后，旋又攻占襄阳等汉水流域和要点，全部控制了长江中游。为稳定江汉局势，又与四川明玉珍通好。然后转兵东向攻张士诚。朱元璋根据张士诚占领区南北狭长，中隔长江，南北兵力应援不便等弱点，制定了“先取通泰诸郡县，剪士诚肘翼，然后专取浙西”的战略方针。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十月，徐达、常遇春率水步骑军，水陆并进，进攻淮东(参见两淮之战)。朱军进展顺利，迅速占领泰州、高邮、徐州等地，从而占领全部淮东，完成其攻取淮东剪其羽翼的作战步骤。至正二十六年（1366）八月后，朱元璋又先后攻克湖州、杭州等重镇，对平江形成北、西、南三面合围之势。
此时，元惠宗封扩廓帖木儿为河南王，代替太子亲征，管辖或统领关陕、晋冀、山东等处一应军马，诸王各应总兵、统兵、领兵等官，凡军民一切机务、钱粮、名爵、黜陟、予夺、悉听便宜行事。扩廓帖木儿的权力之大使他几乎成立了一个独立的小朝廷。
至正二十六年（1366）二月，扩廓帖木儿回到河南，他设立分省机构、以调度各处军马，并准备南下进攻朱元璋。由于他资深位尊，引起李思齐、张良弼等人的嫉妒。张首先不听从他的调遣。三月，扩廓帖木儿派关保、虎林赤率兵进攻张良弼。李思齐、脱烈伯、孔兴等联合出兵援救张良弼。七月，扩廓帖木儿又派竹负等率兵与关保部等合攻张良弼。张良弼、李思齐等联合抵抗，对关保形势十分不利。由于李思齐等也没有做好准备，于是他主动请求惠宗下诏双方和解。
至正二十七年（1367）正月，李思齐、张良弼、脱列伯等会盟，推李为盟主，共同抵抗扩廓帖木儿。五月，两军对峙于华阴一带。八月，惠 宗诏令皇太子总领天下军马；扩廓帖木儿守潼关以东，进攻江淮；李思齐守凤翔以西，进攻川蜀；张良弼进攻襄樊。惠宗下诏罢免扩廓帖木儿太傅、中书左丞相等职位，只保留河南王封爵，并要他将军队交给别的将领。扩廓帖木儿对此仍然置之不理。 至正二十八年（1368）正月，下诏剥夺扩廓贴木儿封爵采邑，命李思齐等率军讨伐扩廓帖木儿。不久，扩廓帖木儿军自泽州退守晋宁。
正当元朝统治者内部争斗越演越烈时，朱元璋于1367年秋，攻破平江城，张士诚被俘。在这种形势下，浙东方国珍被迫向朱元璋请降，朱元璋基本上统一了江南，决定南征北伐同时并进，以北方为进攻重点，开始了北上伐元的战争。
朱元璋北上灭元 1368年正月，朱元璋称帝，国号明，年号洪武。三月，徐达挥师由山东向河南进军，攻占汴梁。四月初八，徐达军自虎牢关（今河南荥阳西北）西进，在塔儿湾（在今河南偃师县境）一举击溃托音特穆尔率领的元军 5万，迫元梁王阿鲁温于洛阳投降。接着，徐达、常遇春分兵攻占嵩(今河南嵩县)、许(今河南许昌)、陈（今河南淮阳）汝（今河南临汝）诸州。朱元璋主力徐达兵团已先抵淮安，攻占了山东全境。
朱元璋北伐军抵达河南时，李思齐、张良弼致书扩廓贴木儿，希望和解，然后退回陕西。五月，朱元璋抵汴梁督战，并与诸将商讨下一步作战计划。徐达根据元廷外援已绝的军事形势，建议乘势直取元都，朱元璋表示同意。七月，北伐大军会集德州，步骑舟师继续沿元修新运河北上，连战皆捷，下长芦，克清州，至直沽，大都震惊。鉴于形势，惠宗和太子撒消大抚军院，将讨伐扩廓帖木儿之事推到知大抚军院事伯颜帖木儿等人身上。同时恢复扩廓帖木儿的一切官爵和权力，希望他率部抵抗明军。但为时晚矣，此时的元军阵脚大乱，已无力抵抗北伐明军。七月二十六日，扩廓帖木儿自晋宁退守冀宁。二十八日，当明军击败元军万余人，占领通州后，元惠宗认为气数已尽，否定了有的大臣死守大都，以等援军的建议，带着后妃和太子等一应人马在夜幕中退出大都，逃往上都开平。八月，徐达率北伐明军进入大都。
元廷北迁至上都开平不久，元惠宗妥欢帖木儿即命扩廓帖木儿率兵出雁门关，由保安州经居庸关进攻大都。明将徐达趁扩廓帖木儿出兵大都之机，率军突袭太原。扩廓帖木儿至保安州得到这一情报，马上还兵救太原。前锋上万骑兵与明军激战，不分胜负。扩廓帖木儿在城西安营扎寨欲与明军决战，扩廓帖木儿部下却暗投明军作内应，明军夜袭扩廓帖木儿军营，大败其军。扩廓帖木儿仅率十八骑北走大同。就这样，蒙古统治者退出中原，元朝在全中国范围内的统治到此结束。自成吉思汗至此，共15帝、163年；自世祖定国号起，共11帝、9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