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求是一个主体通过有关某种自身力量的未来结果的观念，而对自身力量的自决。通常的感性欲求叫意向。欲望不把力量用来创造对象，这是希望，希望可以针对着主体感到自己没有能力得到的对象，这时它就是一种空幻的（无用的）希望。能够把欲望立即变为对所欲望者的追求，这种空幻的希望就是企望。尚未确定对象，而只是驱使人走出他当前的状态，并不知道究竟要走向何方的那种欲求茫然的追求，可以称为飘忽的希望（没有什么能满足它）。用主体的理性很难或完全不能克服的意向就是情欲。相反，在当下直接状态中的愉快或不愉快的感情，当思考（有关我们是应当放任还是拒绝这种感情的理性观念）尚未在主体中使之恢复正常受激情和情欲的支配固然总是心灵的病态，因为两者都排除了理性的控制，按程度来说两者都是同样炽烈的；但谈到它们的性质，则两者根本上是相互各异的，无论是在预防办法上，还是在精神医生将会采取的治疗方法上都不同。
激情是使心灵失去自制的那种感觉的突袭，所以它是冲动的，也就是说，它使感情迅速膨胀到不可能进行思考的程度（它是不审慎的），并不减少内心冲动的强度而采取不动激情的态度，这是健全知性的淡泊。头脑清醒的人所具有的这种品质是不让自己的冷静思考被那种强烈的冲动所打扰。震怒的激情没有在当时一下子干出来的事，人是再不会去干的，而且很容易将它忘掉。仇恨的情欲却为自己选择时机，以便站稳足跟，窥视敌手。一位父亲或教书先生，只要他听完了道歉（而不是辩解）而当时忍住了火气，那么他就不会再进行处罚。迫使一个怒气冲冲闯进你的房间，在激怒中对你出言不逊的人规规矩矩地坐下来，如果你做到了这一点，那么他的责怪就已经缓和下来了，因为从容地坐谈是一种松弛，它是与横眉怒目的表情和站着喊叫不相容的。相反，情欲（作为属于欲望能力的心绪）是可以拖时间的，也是带有思考的，尽管为了达到其目的它也是炽烈的。激情的作用好比一阵冲毁堤岸的波涛，情欲的作用则像一条越来越深地淹没河床的河流；于身体的影响上，激情好比一次中风，情欲则像一场肺结核或黄萎病；激情犹如一觉可以睡醒的昏醉，虽然随之而来的还有头痛；情欲看上去则像是吞了毒药的病相或畸形的样子，它需要一个内心的或外在的精神病医生，但这医生多半开不出彻底根治的药，而几乎总是只开得出镇静止痛剂。
在激情很多的场合，情欲通常是很少的，如法国人由于其性格活泼而情绪多变。与此相对照的是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还有印度人和中国人），他们心怀怨毒策划着复仇，或是在爱情上坚定不移直到颠狂的程度。激情是开诚布公的，反之，情欲是阴毒而隐秘的。中国人指责英国人暴躁易怒“就像鞑靼人一样”，而英国人指责中国人是地地道道的（但却不动声色的）骗子，他们不让这种指责在自己的情欲中造成任何一点干扰。激情有如酒醉酣然，情欲则可看作一种颠狂，它执着于一个观念，使之越来越深地盘踞心头。爱一个人也许还能够同时保持正常的视觉，但迷恋一个人却不可避免地对所爱对象的缺点视若无睹，尽管通常在婚后过了一个星期，这个对象就使他重新恢复了视觉。经常被像一阵谵妄症一样的激情侵袭的人，哪怕这激情是良性的，他也类似于一个精神失常的人。不过，由于这很快又使他感到懊悔，所以这只是一种被称为不审慎的突然发作。有些人甚至可能希望自己能够发怒，苏格拉底就怀疑过，发怒是否有时也有好处。但在如此的控制力中怀有激情，以致于可以冷静地考虑是应当发怒还是不应当发怒，这看来总有某种自相矛盾之处。反之，没有人希望有情欲。因为，如果人能够自由的话，谁愿意把自己束缚于锁链之中呢？
不动心的原则，即哲人必须永远也不激动，甚至对他最好的朋友的不幸也无动于衷，这是斯多葛派的一个极其正确崇高的道德原则，因为激情（或多或少）使人盲目。大自然仍然把这种素质植入我们心中，这是大自然的智慧，要在理性还没有达到足够坚强之前，暂时地施以约束，即在内心向善的道德冲动之上，再加上活生生的生理（感性）刺激的冲动，以作为理性的临时代用品，因为除此而外，激情就其本身而言任何时候都是不聪明的，它使自己没有能力去追求自己的目的，因而故意让激情在心中产生出来是不明智的。但理性却仍然可以在道德——善的观念中，通过把理性的理念与隶属于其下的直观（例证）联结起来，而产生出意志的某种活跃（在向群众、甚至向自己内心作宗教以致于政治的演说时），这样，理性就可以不是作为激情的结果，而是作为激情的原因而在善的行为中灌注生气，同时理性却一直还在施行着约束，而产生出一种向善的热忱，只不过这种热忱终归还是只能属于欲望能力，而不能算作一种更强烈的感性的感情，即激情。
如上面说过的，在足够坚强的灵魂那里的某种不动心的天赋就是幸福的淡泊（在道德意义上的）。具有这种禀赋的人虽然还并不仅仅由于这一点而成为一位哲人，但却天生具有比别人更容易成为一位哲人的优越性。
一般说来，问题并不在于形成激情状态的某种一定的感情太强烈，而在于通过思考把这种感情与所有他当时一切感情（愉快的或小愉快的）的总和作比较做得还不够。一位富翁，当他的仆人在节日里端盘碟时笨手笨脚地打破了他一只漂亮而珍贵的高脚玻璃杯时，如果他能在这一瞬间把这一种快乐的损失与他作为富翁的幸运所带给他的一切快乐的总量相比较的话，他就会把这个事故不当一回事了。但他现在完全放任自己在这一个别事故上的痛苦感情（而不在思想上很快作出那种比较，）所以毫不奇怪，他于是产生出这样的心情，好像他整个的幸福都失去了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