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人的本性是注定要努力去追求圆善，则我们也必须设定：人的本性的认知机能的限度，特别是这些认知机能的相互关系，是适合于这目的的。“纯粹思辨理性的批判”已证明：思辨理性是完全不能满意地解决那些置于它面前的最重大的问题，虽然它并不理那些“来自这同一理性”的自然而重要的暗示，也非不理“它所能作的去接近那置于它面前的伟大目标”的重大步骤，自身达到此目标，（甚至以最大的自然知识之助也从未能达到）。那么，大自然只以继母的样式来供给我们所需的机能——在我们的目的上所需要的机能。
现在设想：在此事上，大自然已符合于我们的愿望，（那种开明之力），给与于我们，（设想是如此），尽一切可能将有什么结果出现？除非我们的全部本性真已同时起了变化，否则我们的爱好必首先要求它们自己满足，并且与理性的反省相连，在幸福之名下，要求最大可能而且最长久的满足；道德法则必继之说话，为的是要把诸爱好限于它们自己适当的范围内，甚至把它们隶属一较高的目的上，此一较高的目的决不注意及爱好。但是，设无那种冲突，即道德意向现在与爱好相对抗的那种冲突，代之而起的必是：上帝与永恒以其可怕的威严立于我们眼前。法则的违犯无疑可被避免；那被命令的东西也可被作成；但是，心灵的意向却不能为任何命令所注入，而在此情形中，行动的刺激必总是在活动着，而且是外在的，这样，则理性无需尽其全力以便通过法则的尊严之一生动的表象，去凝聚强力以抵抗这爱好。因此，大部分符合于法则的行动必只是从恐惧而作成，一小部分则只从希望而作成，但却无一是从义务而作成，而行动的道德价值必不存在。这样，只要当人的本性仍如其所是而不变，则他的行为必变成是纯然的机械，在此机械中，就像在一木偶剧中那样，每一事都做得很好，但在木偶中却并没有生命。
现在，既然在我们完全不如此，既然以我们理性的一切努力，对于未来也只有十分隐晦而可疑的透视，既然世界的统治者只允许我们去猜测他的存在以及他的威严，并不允许我们清楚地去看他的存在与威严，或去证明他的存在与威严；而另一方面，在我们之内的道德法则，没有以任何确定性的东西许诺或威吓我们，它要求我们对它有一种无私的尊敬，而只有当这种尊敬成为主动的而且是主宰的，这尊敬允许我们通过它而对于超感触者的世界有一展望（透视），而这展望是只以微弱的一瞥；只有这一切是如上所说时，才有一真正道德意向的余地，而理性的被造物才能成为值得来分享这圆善者，此圆善是与他人格的价值相对应，而不只是与他的行动相对应。
这样，自然研究以及人的研究在这里也可同样是真的；而“人们所依以存在”的，那不可究测的智慧其所否决者方面值得赞美，并不亚于其在其所赐与者方面值得赞美。即就其所赐与于人们方面说，只固值得赞美，就其所否决于人们方面说，他并非不值得赞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