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四川封建社会经济文化最为繁荣的时期之一。在经济上，西蜀四川和东南江浙是两颗明珠。尽管四川内部经济发展不平衡，但就整体而论，四川仍然是全国最为发达的经济中心之一，很多经济部门的发展程度都居于全国的前茅。四川人口，在北宋崇宁元年（1102）达198万户，到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发展到266万户，占南宋全国人口的20％以上，成为清朝前期以前四川历史上最高的人口数。宋代的四川是全国农业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南宋时期，四川负担川陕战场的军粮占全国军粮总数的三分之一，有力地支援了南宋的抗金抗蒙战争。四川年产茶叶3000万斤，超过了全国其他地区茶叶产量的总和。宋朝还在四川建立茶马司，利用川茶与西北少数民族交换战马，解决了战马来源。手工业中的纺织业、酿酒业、制糖业、造纸业、印刷业，都在全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井盐生产也有飞跃发展。商业繁荣、交通发达。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北宋四川“交子”，在世界上最早发明和使用了纸币。在文化方面，宋代则是四川文化史上光辉灿烂的时代。我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唐宋八大家，苏洵、苏轼、苏辙父子即居其三。李焘、李心传、范祖禹、王称、李攸、彭百川等都是杰出的史学家，他们的著作，一直是后人研究宋朝历史最基本的史籍。陈抟、张栻、魏了翁对理学的产生、形成和确立，都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医学上的唐慎微，数学上的秦九韶，都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宋代的大足石刻，更是我国石窟艺术的明珠。
元代则是四川历史上经济文化发展的低潮时期之一，经过宋末四川长达半个世纪的战争破坏，四川已是城池毁坏，田野荒芜，人民死亡、流散，1282年“四川仅12万户”。尽管元代四川某些经济部门有了新的发展，并超过了宋代水平，但就整体而论，经济上始终没有恢复到宋代的水平，在全国的经济地位大大下降。其文化方面的成就，也远不如宋代之大，可称颂者寥寥无几。
明清时期 明王朝建立后，朱元璋于1371年讨平夏明政权，四川归于明朝统治。明朝在成都设置承宣布政使司，总管四川政务。从1370年到1391年，朱元璋将其子分封全国各地，世袭为王，以保朱明王朝永不灭亡。1371年，朱元璋将第十一子朱椿分封为蜀献王，派到成都，建立蜀王府。朱椿以礼教守西陲，“蜀人由此安业，日益殷富”。明朝还在四川少数民族地区推行土司制度，任命少数民族首领、酋豪为当地官吏，对本部落本地区实行世袭统治，强化了中央政权对少数民族的控制。
晚明时期，由于政治腐败，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加深，加上万历到崇祯时期四川连年灾害，饿殍遍野，赤地千里，城野半空。四川人民为了生存，奋起反抗，不断发生民变、兵变和农民起义。1633年，张献忠率农民起义军入川作战。1644年，张献忠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明朝在四川的统治宣告终结。
在明朝统治时期，四川的经济文化比元代有了很大的发展。四川的人口，在1372年仅8.4万户，1393年达到215917户，146万余口，1578年达到300余万口，两百年间人口大约增长了7倍。四川的耕地面积，1372年为112033顷，1578年达134827顷。四川的纺织业，形成了成都、嘉定、顺庆三个丝织中心。万历年间，四川的棉花种植面积达29万亩，接近全省总耕地面积的3％，仅次于江苏省。棉纺织业也相当发达。井盐业更是超过了元代的发展水平，洪武时期（1368—1398）四川每年产盐1012万斤，嘉靖年间（1522—1566）增至3570万斤。其他如陶瓷、冶炼、商业贸易都有了很大发展。在文化上，明代四川书院达到54所，私塾、义学也发展起来。这一时期，四川涌现出了不少杰出人物，杨慎是杰出的文学家和思想家，唐甄是著名的哲学家。明代川西古刹龙藏寺的壁画、平武的报恩寺、四川键为的罗城，都是雕塑和建筑艺术的珍品。
1644年清王朝在北京建立后，于1646年派兵入川，张献忠战死，大西政权在四川仅存两年。从此清朝开始对四川进行统治。但大西军余部联合南明永历政权，继续进行抗清斗争，并曾一度几乎控制全蜀地区，直到1664年清军才相继肃清了四川的抗清势力，统治了全川。但紧接着在1673年，吴三桂又发动了“三藩之乱”，反抗清王朝。吴三桂率军从云南攻入四川，1674年“全川悉陷”。清军和吴三桂的叛军又在四川进行了长达七年的战争，到1681年，吴三桂兵败自杀，清王朝在四川的统治才彻底巩固，四川的社会才基本安定。
清王朝在四川政局稳固的基础上，为了消除少数民族地区土司的叛乱和虐毒土民，从1726年起开始在四川实行改土归流，改土官为流官，废除土司的世袭制度，建立州县制度。清朝先后在酉阳、石柱、建昌、天全、巴塘、杂谷脑等地废除了土司制度，建立州县制度，并在乾隆年间平定了反对“改土归流”的大小金川的叛乱。改土归流进一步强化了中央政权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促进了这些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清朝中叶以后，四川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广大贫苦农民不堪天灾人祸之苦。1796年爆发了川、楚、陕、甘、豫五省震惊全国的白莲教大起义，历时九年，到1804年四川的白莲教起义才被镇压下去。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为了反抗英军的侵略，曾抽调川军出川抗击英军。随着列强侵略和封建压迫剥削加深，特别是清王朝为了支付巨额的战争赔款，成十倍成百倍地加重了对四川的掠夺，激化了四川的社会矛盾。从1854年起又爆发了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其中以1859年—1865年的李永和、兰朝鼎的农民起义和1862年太平天国石达开部队进入四川作战的规模为最大。这些起义斗争虽然被清王朝镇压下去，但四川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始终没有停止。随着帝国主义宗教的、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势力侵入四川，四川人民又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以反“洋教”为主要内容的反帝斗争。捣教堂、杀教士，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清朝末年，随着民族危机和阶级矛盾的加深，四川也开展了维新变法运动，杨锐、刘光第就是为全国戊戌变法而牺牲的“戊戌六君子”的成员。在北方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四川的义和团运动则方兴未艾，并提出了“灭清剿洋兴汉”的斗争口号。迫于四川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日益深入发展，清政府也在四川实行“新政”的骗局。但适得其反，它更促进了四川人民的觉醒。1911年四川的保路运动和武装大起义，不仅埋葬了清王朝在四川的统治，而且导致了武昌起义的成功。从此我国封建王朝统治宣告结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